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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医学发展，呈现出一个相对错综复杂的局面，中医学的传统理论和实践经验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和检验，已臻于完善和成熟，无论是总体的理论阐述，还是临床各分科的实际诊疗方法，都已具备了相对完善的体系，而且疗效在当时的条件下是非常卓著的，与世界各国医药状况相比也是略胜一筹的。但是，清代统治者对内高压统治，对外闭关自守，政权日趋保守，造成故步自封、因循守旧的社会思潮进一步加剧，中医学的若干创新发展犹如昙花一现，湮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暴露，反清斗争接连不断，加上帝国主义入侵，中医学受到歧视，面临重大危机。
乾隆皇帝继续实行奖励垦荒、减免捐税的政策，在位期间不仅解决了中国历史上游牧族与农耕族之间日久的冲突，而且采纳了一系列政策来发展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和交通，巩固了多民族统一，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
在统治政策上，雍正的励精图治为乾隆留下了几千万两的国库存银，因此乾隆即位后不久，便下令免除了老百姓在清雍正十二年（1734）以前欠下的税银，施以宽大之政，罢开荒、重视农业、免除赋税等举措不仅减轻了底层老百姓的负担，而且为他赢得了爱民如子的名声。
在经济上，乾隆继承康熙、雍正两朝的政策，比较重视农业生产。他相信“民为邦本，食为民天”“务本足国，首重农桑”，要求北方向南方学习耕种技术。以前贵州遍地桑树，但不养蚕纺织，他责成贵州地方官向外省招募养蚕纺织能手传授技术，责令地方官注意植树造林，做好水土保持，并且鼓励开荒，扩大种植面积，资助甘肃贫民前去地广人稀的乌鲁木齐垦种。同时，乾隆重视发展商业并给予宽松政策，规定商人到歉收的地方销售粮食可以免关榷米税，允许百姓贩运少量食盐。但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大大降低，社会发展停滞不前。
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西方文化和思想随之入侵，西方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知识，比如天文、地理、医学、化学等，都得到了系统的介绍，不仅开阔了国人的眼界，改变了传统的自然观，而且新知识、新技术被运用到生产中，促进了社会发展。西方思想的传入对中国思想界风气转向的影响也是不可忽略的。清代的学术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在学术界成就了所谓的“朴学”，即实事求是，就事论事，有一分资料说一分话，治学态度严谨。在这种学风的影响下，医学界的发展出现了极大转向，总体来看这个时期的中医学术趋势有两个方向。
其一，注重证据，每一次的议论都必有对应的证据，不尚空谈，方证对应派兴起，比如柯韵伯提出：合此证即用此方，不必问其为伤寒、中风、杂病也。今人凿分伤寒、中风，不知辨证，故仲景佳方置之疑窟。但是，这种学说有一个特点就是不问疾病的原因，只专注辨证，忽略了辨因，使得中医学几千年以来的整体观、天人合一观都不能很好地保存，方证对应学说发展到最后既不需要阴阳五行，也不需要天人合一之类的中医核心思想。
其二，由于实事求是并不能解释所有的医理，于是一部分人会只求方证对应，不管作用机理，只要对证则可用药，另一部分人会穷究医理，于是就有了气化学说。后来，气化学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发展主要从两方面进行，一方面是经方派的气化论，另一方面是温病学派的兴起。其实，这两个流派成为后世主要流派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医学问题不可能用西方实证主义思想或者清代考据的思维解决。
晚清时期的“西学东渐”让中国第一次正视西方文明，西方医学在此背景下传入中国。1835年，美国传教士伯驾（1804—1888）在广州创办中国近代第一所教会医院——博济医院。伯驾在华的医疗活动有着明显的帝国主义侵略目的，其后继者，博济医院院长嘉惠临也是一名传教士，他在评价伯驾时公然宣称：在西洋大炮无能为力时，伯驾的医刀劈开了中国的大门。伯驾在我国第一次使用乙醚麻醉实施手术，深得患者信任，为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打开了局面。此后，教会医疗事业在中国逐渐发展壮大。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西方列强纷纷派出传教士到中国各地传教，在传教过程中以医师身份为掩护的不在少数。
19世纪下半叶，越来越多的传教士深入我国内地传教，他们翻译出版西医书籍和报刊，并创办一系列教会医学院校和护士学校。教会医疗事业是晚清影响力最大的西医事业，它与其他因素一同影响了我国人民西医观的演变。正是在晚清时期，在西医的冲击之下，中医一统的局面被打破，从而形成了近代中国医药观的多元化格局。
鸦片战争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是中医发展近乎停滞，甚至濒临灭亡的阶段。随着西方文化的侵入，部分国人盲目向西方学习，中医骨伤科受到歧视，基本上处于自生自灭的境地，仅靠祖传或师承延续下来，在此期间涌现出了一批伤科名家，对骨伤科理论与技术的继承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医骨伤科领域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
理论方面，晚清名医唐宗海对骨伤血证探讨最深，其在《血证论》中指出：跌打折伤一切，虽非失血之正病，而其伤损血脉，与失血之理，固有可参，因并论之。凡跌打已见破皮出血者，其症“无偏阴偏阳之病”，务从止血为安，“则存得一分血，便保得一分命”。唐宗海倡导治骨伤血证当以补气止血、祛瘀生新、消瘀定痛、通窍活血为法，对后人有很大影响。民国时期骨伤科名医王子平、李广海、高云峰、刘寿山、陆银华等，无不遵其旨意而发挥于临床。对此，上海石氏伤科总结道：理伤仅用外治，气血难复，恢复不易；仅用内治，则筋骨不正。理应调气血，壮筋骨，内服外敷、针刺手法、央缚活动、相互参用，使疗效显著而少后遗、复发之虞。石氏伤科侧重于气血之中的“气”，认为气血兼顾、以血为先是临床常用的治标之法，以气为主的气血兼顾为刻刻留意的固本之计。
诊疗技术方面，晚清名医唐宗海认为，凡失血家忌汗、吐之法，当以和法“为血证之第一良方”，擅长运用小柴胡汤达表和里，升清降浊。安徽徽州名医江考卿在其所著的《江氏伤科方书》中提出了通过检查骨擦音鉴别骨折的方法。晚清名医赵竹泉在其所著的《伤科大成》中记载了一种通过观察指甲颜色来判断伤情轻重的方法：以我手指甲，掐其手指甲，放手易还原色者易治，少顷始还颜色者伤重，手指甲紫黑色者不治。陈风山、金倜生编写的《伤科真传秘抄》中就要求学骨科者必须十分熟悉骨骼的形态和结构，要求学生在黑夜里用手摸骨骼标本时能正确分辨是何骨。魏指薪就擅长用摸法来判断骨折、骨碎、骨歪等不同，以及筋歪、筋断、筋走之差异，甚至一些经X线检查未见异常的患者，在魏氏的手摸之下都能够得到及时、正确的诊断。出身于骨科世家的林如高自幼练功，将气功运用于骨伤整复的手法之中，提出了触摸、拔伸、持牵、按正、提托、推挤、摇转、反折、理筋、分骨十法，手法熟练，讲求重而不滞，轻而不浮，柔中有刚，刚柔相济，在民国中期即已名传海外，被誉为“整骨神医”。四川名医杜自明，擅长手法治疗，其针对治筋伤难于治骨伤的特点，治骨伤常用牵、接二法复位，用挤、靠二法固定，治筋伤则用点穴按摩配合弹筋拔络，获得了显著疗效。以手法治疗著称的还有北平名医刘寿山，他强调伤科治疗“七分手法三分药”，在骨折复位方面，以“拔不开则按不正”为指导思想，贯彻“欲合先离，离而复合”的原则，这不仅符合骨伤的机制，也暗含辨证原理。刘氏治脱臼，强调一个“摘”字，即用摘法解除关节两端的重叠交锁，以利复位。这些简明之要诀，易于学习者掌握和运用，有利于中医骨伤治疗水平的整体提高。近代中医骨伤科重视内外并治，比如赵廷海主张在整复固定前使用麻醉镇痛药，如消风散、住痛散等，甚至可加痹药（指川乌、草乌等具有明显镇痛麻醉效果的药物），整复后予活血住痛散等活血通络，促进骨伤愈合。王子平就曾集古人之精华，根据自己长期的实践经验，创编了“祛病延年二十势”功法，为骨伤科常见疾病的防治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借鉴方法。
清代中期至民国时期，骨伤科专业的医家人数增多，一些内科医家也开始转向骨伤科，临床经验不断积累和丰富，另外医学基础理论的发展，尤其是朱丹溪的气血学说、赵献可的命门学说、张景岳的温补学说、王与的法医学等，直接指导了骨伤科的诊疗，促进了浙派中医骨伤科的进步，使浙派中医骨伤科得以迅速发展，并开始形成两大医派。
一派受薛己学术思想的影响，在注重骨伤科手法的同时，强调八纲、脏腑辨证，用药以平补为主，故称平补派。陈文治在理论上宗薛己之说，结合自己的临床体验，强调治伤以补气养血为主，但对骨折脱位的治疗创新不多。胡廷光，字耀山，遵《医宗金鉴》为经，以诸家为纬，博搜伤科诸要，更参以家传之法，汇辑成《伤科汇纂》。胡氏在宗薛己平补学说的基础上，不囿于成方，还收集了当时的民间验方、单方。胡氏在骨伤科手法上多有创新，弥补了陈氏的不足。在诊断上，胡氏提出了功能检查手法，比如肘关节脱位复位后使用的合掌检查法，较原有的摸法更为全面。在固定方法上，胡氏对关节部位的骨折外固定提出推膝盖骨归原的方法，成为后世治疗髌骨损伤的常用之法。对于肩关节脱位，胡氏首次提出使用车转法治疗。胡氏所绘的十四幅骨折脱位手法复位图，是中医骨伤科史上一套比较完善的骨折复位图谱。
另一派为少林寺派，以经络穴位为诊断依据，强调手法复位、点穴疗法及功能锻炼，以武术接骨为主，代表人物为赵廷海、陈元赟等。赵廷海，字兰亭，收集了流传于民间的技击家跌打秘方，于清咸丰二年（1852）编成《救伤秘旨》。书中介绍了拳击伤、骨折的处理步骤和治疗方剂，治疗手法颇有创新，比如对于肋骨骨折，赵氏主张复位后“不必夹”，用粘膏固定，此法至今仍应用于临床。对于足踝关节骨折脱位，赵氏提出超关节的外固定方法。同时，赵氏认为对于手臂骨折应采用功能锻炼的方法。该书载有“十二时气血流注歌”，介绍了36个穴位的救治方药，用药精练，还收载了“少林寺内外损伤方”6首，书后附的“轻重损伤按穴治法”记录了34大穴位伤损按穴治疗的方法，是对少林派伤科经验的高度概括。陈元赟，原名珦，字义都，杭州人，将中医骨伤科知识传播到日本，被日本人民誉为“介绍中国文化之有功者”。
这一时期浙江中医骨伤科的两大医派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汲取了对方的长处，出现了逐步融合的自然倾向。例如，胡廷光的《伤科汇纂》曾收录《陈氏秘传》的内容，而《陈氏秘传》的内容与少林寺僧异远真人的《跌损妙方》相似，赵廷海曾对胡氏治疗颈椎骨折脱位损伤的“汗巾提法”作了改进，创“绢兜牵引复位固定疗法”。随着对外开放的实施，西洋武器传入，习武之风转弱，两大医派最后融合为既重手法又重内治的伤科新派，涌现了大批伤科名医和著作。遂安余俊修，字兆秀，著有《跌打精英》一书；乌程（今湖州）汤御龙，字茶光，治病多巧思，亦工诗文；海宁许梿，字叔夏，曾著《折骨补遗考证》；绍兴俞应泰，字星阶，著有《伤科秘诀》；黄岩沈国才，字楚藩，《黄岩县志》谓其“得伤科手术于闽人，接骨续脉，奏效如神”；浦江洪继凭（1833—1898），尝从太平天国军队学得伤科整复手法，传之于世，遂有名望。
浙派中医骨伤科迅速发展，形成了以家传为主要传承方式的骨伤科世医家族。
顾氏伤科始于清康熙年间，第一代创始鼻祖顾士圣，最早承袭于少林寺武派，兼收南北伤科，原是医学武功兼长，以疗伤膏药闻名遐迩。擅伤科，调筋接骨，应手捷效，子孙承其业，到第五代开始传医弃武。顾氏数代行医，第五代传人来风公将先祖们的医案整理归纳，写成了《顾氏医录》家传本。第六代传人杏元、杏庄、杏春、杏林兄弟皆得其父真传，杏庄所著《祖传药录》为顾氏伤科增色不少。杏庄长子仁瑞、次子仁生亦皆能绍祖业。
顾氏伤科整复脱臼强调理、捺、端、入，正骨注重柔、拔、捏、合。常用手法有捏挤压揿、提掣复平、对捺挤压、拉颤压纳、推送抱合、屈伸牵捺、挤捺分骨、折旋矫正等。擅长应用小夹板，重视“动静结合”。内治详辨证，重气血，并用家传秘方所制的损伤膏、接骨膏、消瘀清凉膏、活血壮筋膏、陈伤膏、风湿膏等进行治疗。
濮氏中医始于清道光元年（1821），传承至今已有八代，创始人为生于清嘉庆元年（1796）的濮守恩。濮守恩，字继荣。清道光元年（1821），濮守恩在浙江省孝丰县安家落户，悬壶乡里，开“濮济生堂国药号”，济生即普济众生之意，是行医的准则。他对内、外、妇、儿、针灸、推拿、骨伤等科都十分了解，是个全科医生。
濮守恩发现，山区农民劳作时跌打损伤的病例较多，腰背疼痛、筋骨劳伤发病率也很高，于是他采用内外结合的治疗方法提高疗效，联合针灸、推拿治疗，加上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的中草药外敷或内服，这就是濮氏治疗骨伤疾病最早、最基本的方法。濮守恩开创性采用“取火”的方法，将熊熊燃烧的烈火直接拍击在患者肢体上，治疗痹证及外伤后遗留的麻、肿、痛症。
章氏骨伤科源于多山沿海、湿气重的浙江东南地区，章氏中草药内服或外敷具有祛瘀止痛、温经通络、促进骨折愈合的作用，针对沿海地区的湿邪有独特疗效，有南方地域特点，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章氏骨伤科始创于清道光三年（1823），至今已200余年，传承七代，在正骨手法、中药内服、中药外敷、杉树皮固定治疗风湿痹痛及骨折筋伤等骨伤科疾病方面独树一帜，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成为骨伤科的一大流派之一。
清道光元年（1821），章正传得云游武僧传授伤科，以外疗为主。清道光末年（1850），其子章如奎在黄岩开设保春堂伤科。第三代传人章玉堂总结出了一套内外兼治的理、法、方、药，将中草药与祖传的指法点穴相结合治疗软组织损伤，治疗创伤患者时用儿茶煎汤冲洗清创，用珍珠散生肌收口。
章氏骨伤临证时注重整体观，重视脏腑、气血等关系，重视摸诊，强调手摸心会、筋骨并重，有独特的点穴理筋手法，还总结出了“正骨十法”，认为施术时手法要柔和、轻巧、沉稳、准确，达到“法之所施，病人知痛骨已拢”的境界。
张氏骨伤是浙江富阳人张永积在清道光年间创立的，以手法整复、杉树皮夹板外固定、百草伤膏治疗为特色。张永积（1788—1862）始创张氏骨伤，距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张氏骨伤逐步形成了以“整体辨证、手法整复、杉皮固定、内外兼治、筋骨并重、动静结合、功能锻炼”为特点的骨伤诊疗体系，正骨手法独特，中医药特色明显，大幅降低了治疗费用，社会效益显著。
张氏骨伤主要通过言传身教、父子传承、师徒代传而延续。一代又一代的传人在临床实践中不断成熟与完善诊疗体系。手法整复、祖传百草膏（或金黄散伤膏）外敷、杉树皮夹板外固定疗法，堪称张氏骨伤的“治伤三鼎”。
茶亭伤科由永春和尚始创于清同治九年（1870）。《萧山县志》记载：茶亭伤科，清同治九年，由永春和尚主持，历时百余年。传说，久治不愈的疮疡经永春治之，方可药到病除。永春还设普济茶汤会，建凉亭施香茶，茶亭之名妇孺皆知，茶亭伤科亦由此得名。永春拥有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怜贫恤苦，疗效良好，故在民间一直享有较高的声誉，诸暨、绍兴、义乌，以及富阳、余杭等周边地区的患者常慕名前来求医。
永春和尚，俗名柳溪，1832年生人，原籍台州。少时师从名医，修得精妙岐黄，习得精良武功，因在当地毙死恶徒，流落至绍兴，隐姓埋名，以乞讨度日。1870年，柳溪在绍兴街头遇见贩卖土纸的萧山后溪人汤怡林，用草药治愈其头顶久治不效的疔疮。数月后，柳溪按照汤怡林所留地址寻至萧山后溪，宿入静修庵，落发为僧，号永春，开始施德行医。
茶亭伤科自创建以来，一贯注重继承传统的正骨经验，经过几代人的不断实践和积累，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结合现代技术，推陈出新，在诊疗方面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对于骨伤疾病，茶亭伤科擅长运用手法正骨、自制“敦煌消肿四黄膏”“永春膏”外敷、小夹板外固定及方药内服等方法进行综合治疗，以获得不开刀、疗程短、痛苦少、费用低的佳效。在治疗筋伤疾病时，茶亭伤科充分应用针灸、推拿、穴位注射、小针刀、牵引等诊疗方法，配合经方内服，通过内外兼治的方法获得独特的治疗效果。
陆氏伤科曾被誉为“浙东第一伤科”，始于清顺治年间（1644～1661年）。陆银华，号延鋆，生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宁波人。银华幼承庭训，从父习文练武，深得家传之秘，又涉猎诸多名家著作，对叶天士、王清任学说尤为深研，悬壶未久，便已渐露头角，声名日噪，求诊者与日俱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陆银华对医术更是精益求精，整骨上骱，手法娴熟，常能解除痛苦于须臾间。陆银华晚年医名大噪，闻名遐迩，求治者日以百计，危重伤损，多能化险为夷，特别是对头部内伤、“海底”伤、胸胁内伤等的诊治，环环相扣，自成一体，以“心脑并论”“治心为先”为理论基础，创制了以镇心安神功效为主的琥珀安神汤，用于治疗头颅内伤，疗效卓著；对骨折的治疗提出了“静如磐石不移，动似钟摆有律”的原则，即在骨折整复后，为有利于骨折愈合，防止重新移位，可采用具有良好固定性能的杉树皮做夹板固定，但静中要动，要有节有律，要依次、渐进活动，这是加速骨折愈合和功能恢复的重要措施；对骨折内治法提出了“血溢宜止勿迟疑，活血祛瘀紧相连，补肝益，肾调气血，不碍脾胃惜后天”的原则。陆银华从游者甚众，桃李遍布省内外。陆氏伤科蔚然成派，子侄辈皆传其业，并有医名。
李氏骨伤科始于明崇祯年间（1628～1644年）。李汝安，生于1909年，李氏骨伤科第12代传人。李汝安先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毕生坚持出诊、上山采药，每逢端午、七夕、重阳等都要陪伴母亲炮制祖传末药，配制药丸、散剂、膏药。在母亲的精心培养下，李汝安对李氏骨伤科特色医疗心领神会，医德、医术日渐提升。经过几十年的临床实践与不断探索，李汝安在骨伤科领域迅速崛起，进一步把祖先开创的李氏骨伤科特色医疗推向了一个新的起点。李汝安声名鹊起，求治者应接不暇，在方圆数百里颇有声望，其临床应用的正骨、理筋手法日臻完善，尤其是其倡导的“三眼齐对”立体思维方式对骨伤科临床诊疗影响深远。
清末至民国时期，时局动荡不安，中医学发展一度停滞不前，但同样涌现出了许多富有创新精神的伤科医家，他们强调实践，不断提出新的理论和观点，在伤科领域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推动中医骨伤科学更趋完善。
清代中期至民国时期（1912～1949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从鼎盛到衰退的动荡不安时期，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随着西方文化的入侵，中医受到歧视，骨伤科面临危机。那时的人们常将骨伤科医生视为“走江湖卖膏药之下九流”，浙派中医骨伤科处于花叶凋零、自生自灭的境地。在此期间，骨伤科著作甚少。中医骨伤科的延续以祖传或师承为主要方式，医疗活动只能以规模极其有限的私人诊所的形式开展，这种私人诊所在当时不仅是医疗单位，也是教徒授业的教学单位。借此，许多宝贵的学术思想与医疗经验才得以流传下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浙派中医骨伤科的传承和发扬保留了可能。清代中期至民国时期较著名的流派，诸如宁波慈溪劳氏伤科、宁波江北陆氏伤科、绍兴顾氏伤科、湖州安吉濮氏伤科、台州章氏伤科、杭州富阳张氏伤科、杭州萧山李氏伤科等，各具特色，在当地影响深远。
（金红婷 姚新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