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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乾盛世”时期，经济发展呈现出良好的态势，农业、手工业和对外贸易快速发展，商业贸易十分繁荣，各种商品行销海内外，四方流通，联系更加密切，同时推动了思想文化的传播。在人口增长方面，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全国人口突破一亿五千万，后雍正即位，进一步施行“摊丁入亩”政策，等同于取消了千百年来实行的“人头税”，其结果是全国人口大大增加，至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突破三亿大关，约占当时世界人口的1/3。“康乾盛世时期”，清代的领土几经扩张，到清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形成了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史称“汉、唐以来未之有也”。国家的统一稳定使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联系得到了加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医学的发展。在思想方面，为了巩固统治，康熙等人大力推行宋明理学，把孔子，祭朱熹，将其列入十哲，并亲撰“圣谕”用以弘扬。雍正还规定《圣谕广训》必须家喻户晓，人人都要能够背诵。儒臣大受宠用，《朱子全书》《性理精义》等四处发送。尽管在康熙晚年发生过南山案，但对反清思想，康熙在大部分情况下还是以宽容的态度对待，不少著作，比如僧函可的《千山诗集》、顾炎武“违碍之处触目皆是”的《顾亭林诗文集》和王夫之的《读通鉴论》都陆续结集出版，同为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黄宗羲在其著作《留书》和《明夷待访录》中激烈批判清朝统治者，但在晚年一改“太平有策莫轻题”之初衷，书中称清朝为“圣朝”“国朝”，称康熙帝为“圣天子”，称清军为“王师”，甚或一改《明夷待访录》之用中性干支纪年而采用清朝正朔，以致有学者指出，进入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江南大部分儒士的态度逐渐转变，放弃了反清斗争并且承认清朝统治的合法性，这对社会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统一等诸多因素促进了医学事业的发展。清康熙年间有不少精通医术的传教士，如张诚和白晋等，向中国传授西方医学，并且被容许入职朝廷、建立实验室传授解剖学知识。法国传教士巴多明用满文翻译人体解剖学方面的著作，并命名为《钦定格体全录》，巴多明和白晋也在康熙的支持下翻译出了有关人体血液循环的著作，并且在北京传播相关知识。西方传入的医学知识和理论亦引起了中医学界人士的注意，比如清初刘献廷研究过《人物图说》等西方医学著作，乾隆年间著有《医林改错》的医学家王清任亦十分重视解剖学：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由于传教士内部存在争议，罗马教皇发出“禁约”，并两度派特使晋见康熙，要求改变利玛窦的传教法度，禁止中国天主教徒参与祭孔、祭祖等，于是遭到康熙斥逐，最后下谕：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但实际上，传教士仍在中国各地活动。雍正时期，广东、福建等省地方官屡有与外国人士相关的负面报告，情况已与康熙时期有所不同。后来，朝廷又考虑到边疆之患及思想体制淆乱，于是下令闭关锁国，商人及知识分子一概不准到海外贸易、考察。
在上述背景下，清代前中期的医学发展呈现出了比较错综复杂的局面，中医学传统的理论和实践经过长期的历史检验和积淀，至此已臻于完善和成熟，无论是总体的理论阐述，还是临床各分科的实际诊治方法，都已有了完备的体系，而且疗效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卓著的，与世界各国医药状况相比还略胜一筹，尤其是温病学派的形成，在治疗传染性热病方面，对降低死亡率、预防传染起到了积极作用。其中，通过人痘接种预防天花方法的大力推行，更是中国乃至世界医学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解剖学的革新趋向也说明了中医学在努力寻找新的突破口。但是，长期的闭关自守、浓厚的尊经风气使这一时期的医学停滞于既有的“完美”，未能真正全方位地有所突破。西医学传入的势头在清初之后不久就低落下来，新鲜的知识和观念没有机会进入我国社会，这种冲击到清代晚期才真正到来。中医界在寻找多途发展，但时机还没有成熟。
清代前期由于国家局势相对稳定，江南鱼米之乡有比较厚重的经济基础，再加上经济重心由南向北移动，促进了江南小商品经济的发展热潮，为农业及商业发展提供了非常必要的人力资源。清代前期江南经济飞速发展，与天时、地利、人和均关系密切。明代末期各种战乱的主战场基本上都在北方，南方地区受破坏的程度比较轻，再加上自古以来南方经济都要强于北方经济，所以清代建立之后江南地区的经济水平依然稳步上升，手工业比较发达。《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祖父就曾是康熙时期的江宁织造，而曹家也因此成为当时社会中的权贵阶层。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清代的丝织业在手工业中占比非常大，并且还因此形成了很多丝织业重镇，比如江宁、苏州、杭州、佛山、广州等地，就都是当时的重要丝织品生产基地。当时的皇室成员及达官贵人，无论是官服还是常服都以绫罗绸缎为原料，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江南地区的经济收入。在丝织业如火如荼发展的过程中，江南一些地区的棉织业也日益火爆。在这种商业需求的刺激之下，棉织业生产工具也得到了很大改善，这就直接促进了棉织业产能的提升，进而为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于清代瓷器和丝织品驰名中外，所以当时江南沿海地区都出现了对外贸易，景德镇瓷器，以及河南、东北的棉花，都曾经作为商品出口境外。当然，苏州地区的丝、棉织品，以及南京的锦缎等，都曾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宠儿。实际上，清代前期江南商业繁荣，最突出的体现就是出现了地域性商业团体，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浙商、徽商等，就是当时社会中比较活跃的商业团体，时至今日依然在为经济发展做贡献。钱塘自古繁华，江东子弟多才俊，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江南文化孕育出一代代的豪杰才俊，江南医学流派便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清代康熙时期以来，医家尊崇经典，呼之而起的经典医书注家盛极一时。他们做了大量考证与注释工作，对古典医籍的整理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明嘉靖以后，蜀、闽两地的书坊受到战乱等因素的影响，其刻书业已式微，逐渐被繁华富庶的江浙地区的书坊代替。明万历到崇祯的数十年中，南京、苏州一带的刻书业迅猛发展。据缪咏禾《明代出版史稿》所考，明代民间书坊有400余家，其中杭州有36家，金陵有104家，苏州有67家，可见杭州、南京、苏州三地的书坊数量约占全国书坊数量的一半。但是，明代金陵书坊的刻书活动在明代初期并不活跃，可考书坊不足10家。据《中国印刷史著录》记载，到了明代嘉靖、万历年间，金陵书坊有93家之多，“多于建阳9家，更远远超过北京”，当时金陵的书坊大多集中在三山街至内桥一带，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载：凡金陵书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学。由明至清，南京的三山街一带容纳了数十家声名远播的民间书坊。清初孔尚任所作《桃花扇·逮社》对三山街书坊盛况有这样的赞誉：天下书籍之富，无过俺金陵；这金陵书铺之多，无过俺三山街。据《江苏刻书》统计，明清江浙一带的书坊众多。总而言之，明代中叶以来，江浙地区的书坊刻书业十分发达，对知识、文化的普及与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满足了社会大众不同层次的需求。《中国古代书坊研究》道：官刻与私刻基本上不供应市场，且刻书的内容、范围、种类都比较局限，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大众对文化知识的渴求。书坊刻书立足于市场和社会各阶层对书籍的需求，其最大的特点是社会性。书坊刻书不仅种类多、数量大，而且营销四方，流传各地。正是书坊的社会性使大量古医籍得到了整理与刊刻，对中医学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从坊刻书籍的内容来看，大体以通俗文学作品及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实用书为主，这使中医古籍的刊刻与传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明代中期以后，民间书坊大规模地刊印了内容丰富的医籍。明代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收录的医籍多达500余种。明代金陵周日校、十竹斋、唐氏富春堂、雷鸣、吴县陈长卿等书坊刊刻医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据《江苏刻书》所考，明清时期江浙地区书坊所刻医书达65种，其内容涉及医经、医案、方书等各个方面，在江南地区，坊刻医书已经成为医籍出版发行的生力军，且以方书、本草著作的刻印量最多，在临证各科中，以儿科与妇产科著作数量为多。明清时期江浙地区可谓名医众多，医派林立，本草学和临床学尤为突出。由此可见，明清时期江浙地区书坊刻书的活跃，医学典籍的大规模出版对江浙地区医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以出版市场为导向的书坊，还大规模地刊印了养生医籍。
清代早期，顺治和康熙都曾优渥礼遇明末来华之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等，康熙甚至请他们入宫讲学，使自己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通科学知识的皇帝。汤若望除被授钦天监实职外，还得到了正一品的荣誉。传教士带来了西医学知识，与中医学知识有了广泛的交流。同时，清代早期的医学教育开始普及，分为内教和外教两种。在医学分科方面，顺治时分为大脉、小脉、牛痘、伤寒、妇科、溃疡、针灸、眼科、口腔科、骨科等科，清嘉庆二年（1797）牛痘并入小脉，口腔科和喉科合二为一，清嘉庆六年（1801）骨科划归上驷院，清道光二年（1822），由于朝廷认为针灸不适用于君王，遂颁旨禁止太医院设针灸一科，清同治五年（1866）七科统一治疗，改为大房脉（伤寒、妇科合并）、小房脉、外科。太医院的教学内容主要是《黄帝内经》《本草纲目》《伤寒论》《金匮要略》及与本专业相关的医学书籍，后来增加了《医方金镜》，并逐渐作为主要教材教授。三年学习期结束后，由礼部官员主持考试，通过考试的学生被标注为博士，没有通过的学生继续学习。未学一年以上者，季度考三次，已名列第一者，缺粮可报礼部补充，不再考。虽然清代地方也设医学，并规定了考试制度，但小范围的政府设正部，州设典部，县设训部，各有一个名额，均未能入。清雍正元年（1723），各省督抚受命，请教为医官，各省一个，准持三年。在此期间，若工作勤恳谨慎，品德正派，则升至太医院，授御医，本省其余医务人员另选，予以补充。
中医学由自然哲学、医学科学和医疗技艺三个要素组成，对清初医学的影响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说明。
第一，对中医学自然哲学的影响。明末清初社会动荡，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伟大的先进思想家，如方以智、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唐甄、颜元等，他们批判宋明理学，阐发“经世致用”，认为应学习、征引古人的文章和行事，以治事、救世为急务，反对当时伪理学家不切实际的空虚之学，对后人影响很大。明清之际，以顾、黄、王为首的思想家，在批判总结以往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将“问学与德性并重”，力斥空谈，倡导务实，大兴考据。钱穆对此评论：……智（方以智）崛起崇祯中，考据精核，迥出其上，风气既开，国初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扫悬揣之空谈。考据之风也影响到了医学领域，大量的医学类书和丛书出现，其中类书有《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520卷、《医宗金鉴》90卷、《四库全书》医家类191部等，个人丛刊有《张氏医书》7种、《徐氏医书》8种、《冯世锦囊秘录》4种、《黄氏医书》11种等。不少医家对古典医籍进行了整理，如汪昂的《素问灵枢类纂约注》、张志聪的《黄帝内经素问集注》、徐灵胎的《难经经释》、喻嘉言的《尚论篇》等。
第二，出现了大量医学科学方面的论说著作，这里仅以方以智的贡献来说明。方以智先对古代医家的学说提出了疑问，他说：河间、子和、丹溪、东垣、立斋今如聚讼，气有余即是火，而又曰火与元气不相立，何以决之？阳气若天与日，人身以阳气为主。医又言真阳、真阴、真火、真水；实则不二不一，果何以决之？十一脏取决于胆心，无原而用心包，曰心主，曰中，曰小心，曰命门相火，同耶？别耶？又说：虞天民变命门为中枨。而《人镜》分左肾、右命门，何以决之？方以智认为对此应该深入探讨，穷究其本，比如各医家对命门的位置说法不一，他参考了《铜人明堂之图》等，认真研究后认为：命门一穴，在脊中行督脉第十四椎下陷中两肾之间，与脐相对。夫两肾者，乃生命之蒂，至阴之位也，虽为水脏而相火寓焉。盖太极之理，静为动，本阴为阳基，故冬至子之半，一阳生于至阴之下也。方以智对明代医家虞天民“两肾总号为命门”之说深得其旨，同时指出《脉诀》中“左为肾，右为命门”的说法是荒谬的，是“误以穴名为脏”而出现的错误。在各家关于命门位置的不同观点中，方以智的看法对医学界有很大的启发。
第三，各医家在医疗技艺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李延昰补订的《药品化义》，提出了“辨药八法”，一曰“体”，即燥、润、轻、重、滑、腻、干；二曰“色”，即青、黄、红、白、黑、紫、苍；三曰“气”，有膻、臊、香、腥、臭、雄、和；四曰“味”，即酸、苦、甘、辛、咸、淡、涩；五曰“形”，即阴、阳、木、火、土、金、水；六曰“性”，即寒、热、温、凉、清、浊、平；七曰“能”，即升、降、浮、沉、定、走、破；八曰“力”，即宣、通、补、泄、渗、敛、散。但当验具体时，观其色，臭其气，嚼其味，这是定法。然不能不臭其气，嚼其味，须煎汁尝之，唯辨此四者为先，而后推其形，察其性，及走经主治之义，就很详尽。书中还指出：医家用药，如良将用兵，药品是兵，主将练兵，必先分别武艺，区别队伍，知其膂力伎俩，可使破敌奏功……余则更加参订，分气血肝心脾肺肾，痰火燥风湿寒，各为一门，逐门之内，排款有序，使良工用药且当，功邪补益，不致混淆。
在18世纪，百科全书非常流行，当时出版的一部重要类书是《古今图书集成》（1723年），由蒋廷锡等受命编纂，共520卷，内容辑录有古典医籍的注释、临证各科诊治、医家传略、医学艺文与记事等。另一本清政府命令纂修的医学丛书是《医宗金鉴》（1742年），由吴谦等人对18世纪以前历代重要的医学著述加以校订、删补，并进行节录编辑，全书共90卷，分15门，包括医学理论、各科诊治、方剂、针灸与运气等内容。1749年起，清代“太医院”规定《医宗金鉴》为医学生教科书，至今仍是重要的参考文献。
当时医家撰写个人专著亦是时尚，用以陈述自己的医学见解，比如张璐（1617—1700）的《张氏医通》（1695年）主要推崇“温补学说”。各类医学基础书籍也相继面世，比如程国彭的《医学心悟》（1732年）一书，简明扼要地论述了中医四诊、八纲、八法及临床各科的诊治，李用粹的《证治汇补》（1687年）也是一部内科诊治专著。这些专著都推升了中医学的发展，推动了各学科的发展与细化。
南宋和金对峙时期，建都临安（今杭州），政治中心南移，经济文化中心也随之南移，江浙地区逐步成为医学知识传播、学术交流的重要区域，也是江南医药文化的首善之地，直到明清，江浙苏杭一带都是全国医药发展的中心。明清时期是中医学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此时期基础理论与临床医学的发展和创新，对明清医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为江南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明清时期是中医骨伤科学的兴盛时期，这一时期的骨伤科医家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清代医学的承前，不是简单地继承前代成果，而是对过去的文献加以整理、校订、研究和归纳，提出了新的理论和治疗方法，形成了不同的骨伤科学术流派，如以内治为主的“平补派”、以手法治疗为主的“武术伤科派”等。手法、固定和功能锻炼是治疗骨伤科疾病的重要方法，清代骨伤科医家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对上述方法进行了改良，促进了骨伤科的发展，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夹板超关节固定法，这种固定方法既可以维持复位效果，又不完全固定关节，获得了良好的功能恢复效果。所谓启后，是指在治疗实践的基础上发展中医学，赋予它生机和活力。
中医学在清代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是因为在清代鼎盛时期，全国人口已多达1亿，人口的急剧增多使得疑难杂症也越来越多，医生有了更多的病例进行研究。清代的医生可以将医书中的各种药方都进行试验对比，一时间竟排除了许多缥缈无用的古方。人口的快速增加，患者的增多直接导致看病用药的成本下降，因为生病的人大多不富裕，用不起名贵的草药，所以医生只能放弃古方中的一些名贵中草药，转而从普通草药中寻找效果更好的来代替。这种无意之间的做法使得中医学越来越接近生活，许多简单便宜但效果良好的药方得以流传。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医生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清代的医生还发起了打破门户的运动，这是因为在以前医学并没有被归纳成系统的知识体系，大部分医生的知识来自自己的父亲，这种只传给自己后代的做法严重限制了中医学的发展。清代名医叶天士认为这样只会误人性命，于是拜访数十位名医，集百家之长，同时也将自己的家学传给了其他医生。
清代早期是浙派中医骨伤科兴盛的高峰，浙派中医骨伤科在众多专科学派中脱颖而出，许多医家在其著作中将伤科独立成篇，经济发达的浙江也涌现了不少著名的伤科流派。
陆氏伤科，在清顺治年间（1658年前后）由陆士逵创立。陆士逵（字鸿淅），陆氏伤科始祖，幼年于少林寺习拳术，精通武艺，曾为皇上侍卫，明末清初为避战乱随父躲至江南隐居，而后远走他乡，留居宁波行医。陆士逵初居慈溪陶家山宋湾村，后迁至鄞县城区宁波江东百丈街，平日以石碗铁筷进餐，用铁烟管吸烟，均取其重而练臂力。据传，陆士逵轻功能立于纸灯笼上，硬功可指捏竹碎，壮年时北游齐赵，广交奇术异能之士，得秘方，后专事伤科，用“麻药水”“麻醉剂”减轻患者手术时的痛苦，又自制伤膏、散剂，疗效甚佳，其方守秘甚严，从不示人。陆士逵钻研《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旨》等经典，融汇临证心得，著有《伤科》一书，详述诸损伤疗法，对皮伤缝合、脱穴复位、骨折正原等诊治的记载尤详。另著有《医经通考》，考证各经典医籍条文，为医界所推荐。陆氏伤科重视望、问、触、摸、叩手法的运用，以及火罐、银针、三棱针、艾等传统治疗工具的应用，以此为基础进行“骨折整复，理筋续骨”，再辅以祖传加味补阳还五汤等秘方内服，以善治内外损伤而盛誉浙东，曾被誉为“浙东第一伤科”。
劳氏伤科是浙东中医骨伤的主要流派之一。“劳氏伤科”创始人劳双龙著有《劳氏家宝》一书，据《中国医籍大辞典》记载，该书成书于明嘉靖六年（1527）。该书主要阐述了伤损证治、用药要诀、接骨入骱手法，失枕、刀斧磕伤等的治法，全体骨数、穴道、摘《洗冤集录》尸格及《考骨图》致命处和验证吉凶等，并载有治伤内服、外用方八十一首，内容丰富，对伤科基本理论、解剖、病因病机、辨证、脉候、治则、穴位、方剂、手法、绑缚、预后、禁忌皆有论述，现存1927年抄本，藏于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除该书外，尚有《劳氏伤科祖传秘方》等其他劳氏伤科手抄本。
清康熙年间，詹锦鹤传承父辈医技并将詹氏中医骨伤疗法发扬光大。詹氏骨伤以詹氏中医骨伤疗法的独特手法整复、杉树皮小夹板外固定、中药内服外敷的治疗方法为特色，其独特的正骨手法主要包含手摸心会、牵拉扶正、拔伸牵引、侧方推挤、前后提按、屈伸展收、挤夹分骨、环抱扣挤、成角反折、回旋反绕、摇摆触碰、纵向叩击。詹氏骨伤中医特色显著，疗效确切。
王宗茂少年时曾到嵩山少林习武，后来到泉州南少林任教习，寺僧大多武医兼通，因此王宗茂精通武术伤科，擅长伤科医术，善于利用当地草药治病。王宗茂结合南北派正骨术，于温州瑞安创立南拳伤骨科王塑薪堂学派，治疗骨伤疾病时运用触摸、连接、端挤、提拉、按压、揉摩、推、拿捏等手法正骨复位，用竹片、杉树皮固定，加以牵引悬吊，配合使用中药外敷、内服，以及隔物灸。
绍兴“三六九”伤科最早起源于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鼻祖嵇幼域著有《秘传伤科》，他的儿子嵇绍继承父业，一直到明清时期，由其传人宏达法师授衣给南洲和尚，再传给张梅亭。张梅亭每逢农历二、五、八到萧山出诊，一、四、七在寺中，三、六、九在绍兴城中，所以绍兴人民称此流派为绍兴“三六九”伤科。“三六九”伤科以少林武术为基本功，用药强调内治与外治相结合，内治调气扶正，外治活血散瘀、接骨愈伤。现存祖师嵇幼域的《秘传伤科》，张梅亭门人整理的《下方寺西房跌打大成》手稿5卷，以及《下方寺伤科》手抄本。
金华黄氏伤科学术根基深厚，源于少林、武当流派，其学术理论独树一帜，具有独特的正骨经验和用药特色。黄氏伤科临证重视内外兼治，形成了以手法复位、小夹板固定、功能锻炼、药物内服外敷为体系的骨伤科治疗方法，在浙江中西部地区影响甚大。
清代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医疗卫生机构，专设太医院，御药房。太医院作为独立的中央医疗机构，为皇后和宫内人员诊病、备药，还负责其他医疗事务。起初太医院设一院（正五品），左右院各判一人（正六品），负责太医院事务，由10名御医、30名官员、40名博士组成，在掌管自己的事务后，医院官员的人数有增无减。清雍正八年（1730）增设30名食医，清乾隆二年（1737）又设准食医为规。太医院官士习业，御医、吏目、医士、医生各专一科，其中还特设正骨科，同时大力组织编纂本草书及方书，大量校勘古医籍，发展医学教育，组织编撰了《医宗金鉴》，成为学医人的必修书目，也造就了许多儒医兼备者，为医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御药房是供应宫内所需药物的炮制及各型成药加工制备的机构，于清顺治十年（1653）设立，由总管首领内监管理。清康熙三十年（1691），裁总管首领内监，改派内管领一人，副内管两人兼管。药库，也称生药库，由医士中选委二员管理，买办药材，两年换，升授吏目。凡各省出产药材至地方，每年照例解运药材，交纳药库，由管库委官验收贮存。所有药材均由药库进口，经掌管药库的医官检验，由御用药房的“苏拉大夫”或民间招募的“闽大夫”切割加工后备用。这些机构大多为统治阶级服务，但客观上培养了医学专科人才，传播了医学知识，促进了医学发展。为了缓解阶级矛盾，清代统治者、地主、士绅纷纷兴办养老院、普安堂、育婴堂、粥厂等，收养弃婴、无行为能力的婴儿和无依无靠的体弱老人，对清初的社会安定和医学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清代早期，朝廷鼓励学术探讨，并时常资助大型文献的编纂，因此当时有大量全书、类书及丛书刊行，著作颇丰，学术研究深入医学的各个领域，对清初医学的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从结构上来说，清代的“接骨”“金镞”“疮疡科”“正骨科”“伤科”均属于中医骨伤科的范畴，这一时期是中医骨伤科发展的成熟兴盛时期，涌现出了许多在学术上卓有成就的医学家及骨伤科专著。这一时期的骨伤科医家不仅对前人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归纳，还结合自身实践撰写了许多骨伤科专著。可见，清代早期各医家对人体内在骨骼解剖结构的认识已经非常系统和深入，骨伤疾病的诊断思维至今仍指导着临床实践。各医家在这一时期对正骨手法、固定器具、固定方法的总结和革新，以及对方药内治思想的拓展，极大地促进了中医骨伤科的发展，使我国古代中医骨伤科的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
（全仁夫 姚新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