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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明初，国家百废待兴，遗留的问题诸多，包括战后生活设施重建、社会生产发展、军事振兴、经济复苏、百姓安抚等。战乱之后，必有疫病，环境破坏加剧及卫生条件变差，加速了疫病的流行，加快了医家对病因学的研究，促进了当时温病学的发展。同时，战争导致军队死伤无数，骨折筋断是战场上最常见的疾病之一，通过对大量伤员进行救治，临床医生对骨伤科疾病的诊治能力得到了提高，这也为骨伤科的发展提供了实践基础。明代是中医学发展的鼎盛时期，此时的中医药发展受到了政治经济、儒家文化、理学兴起、世医制度、医学教育等多方面的影响。明代建立后社会稳定，经济稳步发展，百姓安居乐业，使中医学各科综合汇通，创新发展，大量医学全书、专科典籍的著成对后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明洪武年间（1368～1398年），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税收制度，不仅使战后初期百姓的生存压力减轻，而且使政府凭借这套税制长期保持收支盈余和财政储蓄。同样，朝廷在社会复苏工作，如垦荒开田、兴修水利、轻徭薄赋、增长人口等方面，均采取了积极措施，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更为重要的是，明太祖以前朝为鉴，深知出兵讨伐、再行战事会使尚处于襁褓时期的国家再陷险境，于是乎下令曰：朕闻王者使天下无遗贤，不闻无遗利。今军器不乏，而民业已定。无益于国，且重扰民。
天下始定，民力财力俱困，需休养生息，明太祖制定了一系列政策，要求当朝官员以身作则，为政清廉，大力发展农业经济，提高土地利用率，致力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释放奴隶与战犯，鼓励百姓从事农耕；兴修水利，治理黄河，明史曾记载太祖诏河南参政安然发民夫三万人塞之。农具的发展，如手摇小型水车、拔车，疏利水田的膛钉、藤刀，耕种旱地的漏锄等，使传统农业经济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
明代建立之初，因战争导致能够从事社会生产的劳动力严重不足，同时疫病流行，急需发展医学和培养人才。明太祖时期，朝廷设置了不同品阶的医学提举司，后改为太医监，此后又提高太医院官员的官位，将太医监改名为太医院，于1373年设立了宦官机构御药局，负责皇室用药的收集管理工作，同时为补充太医院人才，令官外行民间，访天下名医，精通医术者可进朝供职，亦可由州府职官保举名医，考核通过后选用供职，不过者治罪连坐，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当时太医的质量。太祖五子朱橚（周定王）主持收集，教授滕硕、长史刘醇等人执笔汇编了当时最大的方书《普济方》。李时珍在任职太医院期间，深入研究和分析历代相关医籍，发现本草专著的作者对许多药物的认识仅停留于纸上猜测，且专著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错误，于是为亲自实践，辞职入深山中闻气味、尝百草、观疗效，历时27年完成了临证用药旷世之作《本草纲目》。
早在洪武年之前（1368年前，吴元年间），朱元璋设国子学，后增设北京国子监，学子人数众多，逐渐发展至府州县遍设学府，教育的普及不只促进了医学的传播，更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明初的印刷术在继承元代技术的基础上有所改进，15世纪末铜活字印刷术的出现，以及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流行的套版印刷术，给医学典籍的传承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历史长河，斗转星移，不同文化深入交融，全国各民族之间，以及与世界的交流使人们的意识形态发生了改变，经济、文化、科技得到了空前发展。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繁荣共同造就了明代盛世。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传统思想和社会秩序逐渐遭到冲击，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也呈现出一种异于往常的状态，明代的社会风气空前奢靡，人们不再满足于山珍海味和服饰华丽，大量僭越行为出现，文士之人不以写欲为耻，这种奢靡之风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传染病的传播，同时反向促进了当时各医家对传染病的研究。
明初出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得社会稳定繁荣，为对外开放与交流奠定了基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出口贸易，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随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逐步发展，明代具备了对外开放、对外贸易的基本条件。当时，朝鲜与我国的医学交流密切，常聘请医生前往朝鲜诊病，并派本国医生前来求教。朱元璋称帝后，我国与日本的物资交流络绎不绝。郑和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航海家之一，在近30年的时间里，先后到访30多个国家和地区，打通了印度洋航路。郑和七下西洋，得益于罗盘等的发展与造船技术的提高，扩大了明代的政治影响和对外贸易规模，促进了中药材的交流，从国外带回了苏木、硫黄、琥珀、胡椒等。此外，西方的传教士相继访华，带来了海外的医学知识，尤其是解剖学的传入，影响深远。
宋明时期是中国医学理论史辉煌的时期之一，伴随着哲学思想的变革与动荡，先有先秦诸子百家思想与秦汉医学的融合，后有宋明理学与医学的结合，都促进了医学思想的哲学化进程。
明初理学兴盛，以朱熹学说为主流。理学的兴起对中医学的影响，较先秦诸子百家有过之而无不及。“太极”的发展使得朱熹理学的发展达到高峰，太极为理，天地运作之本源，世间万物之法则。朱熹关于太极、理的动静，以及气之动静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医基础理论在当时的发展。纵观明代哲学家的思想，“一元论”即理气合一，得到了极大的推崇。张景岳的医学思想深耕于此，始于《黄帝内经》的元气论，立足于理学思想，指明了气的本质和基本属性，将气视为万事万物的本源。阴阳一体的思想在张景岳的医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证明。在当时，理学思想进一步促进了“阴阳一体”“阴阳对立”“水火命门”的发展。
明初实行开放包容的民族宗教政策，在当时多民族并存的社会背景下，对安抚民心、维护社会稳定、巩固政权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朝廷以儒家学说为主要指导思想，但也有对佛家、道家的扶持和崇奉政策，从明太祖的《三教论》中可看出其政策是比较宽容的。道家的养生术与炼丹术蕴含着当时较为先进的医学知识，丹药的发展推动了外科“枯痔药剂”及“砷汞”等化学药品提炼技术的发展。同时，朝廷允许修建寺院、道观，对僧人与道士一视同仁，并制定了宽松的律法，促进了当时文化交流的发展，求学者可通过拜师、交游等途径分享有限的资源，为明初各医学流派的传承、交流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宋金元时期医学发展呈现百家争鸣、蓬勃发展的局面，涌现出了一批医学成就极高的医家，为明代的骨伤科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们重视病因的发展、手法的创新、医疗器具的改善、方药的总结，不仅继承前人的学术思想，还不断地提出新的理念，形成不同的思想流派。此时期是我国骨伤科发展进入鼎盛阶段的开端。
当时关于骨伤科的学术观点之一便是“折伤专主血论，非如六淫、七情，有在气、在血之分”，这一观点出自明代李梴的《医学入门》。《玉机微义》对此也有相关阐述：外受有形之物所伤，乃血肉筋骨受病……所以，损伤一证，专从血论。当时的骨伤科对“瘀”的病机认识进一步加深，强调有瘀血就不能生新血，从而提出“瘀不祛则骨不能接”。活血化瘀这一核心治则也反映在中药内治、外治法上，表现为在当时的方剂中，大多纳入活血化瘀药，如当归、乳香、没药、苏木、川芎、白芷、桃仁、红花、血竭等。外治法种类繁多，比如骨折初期常用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类药，损伤后常选续筋接骨类药用于修复，损伤后经脉痹阻不通时常用温通经络类药，另有止血收口、清热解毒、生肌类药等。
明代伤科医著众多。于永乐年间问世的《普济方》汇总了15世纪以前的伤科方药，并首次介绍了12种骨折脱位的复位与固定方法。治疗肩关节脱位的手牵足蹬法流传至今：左肩脱落者，用左足蹬定，右肩脱落者，用右足蹬定，拿住手腕近肋，用力倒身扯拽，可再用手按其肩上，用力往下推之……用软绢卷如拳大，垫于腋下。又如：凡胸前跌出骨不得入……却以手于其肩掬起其胸脯，其骨自入。该法用以治疗胸锁、胸肋关节脱位及前肋骨折移位。该书还详细记载了桡骨远端骨折手法复位的要领及夹板固定方法。
明嘉靖二年（1523），异远真人所著的《跌损妙方》记载了全身的57个穴位，并以经络穴位、气血转输为诊疗思路，偏重于研究手法诊治伤科疾病，推崇循穴治伤，首创“血头行走穴道”和“致命大穴”的论点，其“用药歌”对后世骨伤科影响重大，临床上常用川芎、乳香、没药、苏木、木香、乌药等活血行气药物。不同于异远真人等人，以薛己为代表的医家多论述伤科内伤医案，薛己所著的《正体类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骨伤科内伤专著，是平补派的代表之作，强调整体观念，提倡用药温补，反对用药寒凉。书中记载：且肢体损于外，则气血伤于内，荣卫有所不贯，脏腑由之不和，岂可纯任手法，而不求之脉理，审其虚实，以施补泻哉。薛己认为，肢体受到损伤，气滞血瘀于内，则营卫失调，脏腑不和，虽可用手法等外治法促进损伤愈合，但同样不能忽视脉象、虚实辨证对疾病诊治的指导作用，强调八纲辨证、脏腑辨证，用药主张补益气血、调补肝肾，而行气活血次之。书中亦载有外治之法，如外敷、外洗、吹鼻、点眼、掺药、擦药、灸法、熨法、搓揉、按摩、推拿等十余种。在附骨疽、多骨疽的治疗上，薛己将中医辨证引入伤科临床，以“托”为贵，并贯穿温、清、消、补、下、和各法，编撰的《外科枢要》根据附骨疽的不同分期采用相应的方药，另有针刺排脓、隔蒜炙等外治法。
明代著名医家王肯堂所著的《证治准绳》中包括杂病、类方、伤寒、疡医、幼科、女科六科内容，首载椅靠法复位治疗肩关节脱位，此法利用杠杆原理整复肩关节脱位，沿用至今。书中首次提出：唯宜先逐瘀血，通经络，和血止痛，然后调气养血，补益胃气无不效也。书中还提出对于损伤三期，应分别采用攻、和、补的治则。
凤阳门骨伤流派形成于明初至明隆庆五年（1571）。该流派医者当时于阵前救治明军骨伤将士，因此朱元璋对此门派十分重视，使其发展成明初至中后期的主流宫廷正骨流派。凤阳门师传秘籍《铜人簿·千手大法》中记载了正骨手法，其特点为灵活多变、实用性强。当时关于开放性骨折的治疗，已经形成了早期的无菌观念，诊治伤口时会用消毒后的器具剔除腐肉死骨，再给予化腐生肌的药物促进愈合。凤阳门骨伤流派学术思想流传至今，后世对其治疗骨伤科疾病的思路进行传承并加以研究改善，形成了该流派的临床特色，如凤阳门千手大法治疗科利斯骨折，手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膝关节筋伤、锁骨骨折、肩关节周围炎（简称“肩周炎”），生肌散治伤，等等。
明代不仅形成了系统的中医学理论，而且医学分科进一步细化，越来越多的医家从事骨伤专科，促进了骨伤科内治法与外治法的蓬勃发展，不同流派的伤科学术思想交流融合，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完善的骨伤科诊疗方法，对浙派中医骨伤科的兴起产生了巨大影响。
浙江地处东海之滨，钟灵毓秀，人杰地灵，经济繁荣，文化传承历久弥新，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浙江中医药事业源远流长，可追溯至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外科工具，黄帝时期的桐君著有《桐君采药录》，唐代宁波籍陈藏器著有《本草拾遗》，宋代青田陈言著有《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元代有著名医家朱丹溪。浙派名医人才辈出，流派众多，诸如远近闻名的丹溪学派、永嘉学派、绍派伤寒、钱塘医派等，按临床学科分类涉及内科、妇科、伤科、儿科、骨伤科等。
明代是浙派中医骨伤科兴起的开端，在众多专科学派中脱颖而出，许多医家在其著作中将伤科独立成篇，并系统地论述了骨伤科相关疾病的病因病机、治则治法。自唐代始有蔺道人撰写的《仙授理伤续断秘方》，该书是目前已知最早的伤科专著。此后的宋元时期虽然医学仍高速发展，但是伤科专科论著寥寥无几，仅见《世医得效方》流传下来。明清时期，逐渐出现了多部伤科专著，如明代青田刘伯温所撰《秘传刘伯温家藏接骨金疮禁方》《金疮秘传禁方》《刘伯温先生跌打损伤秘方》等。关于上述医著是否均出自刘伯温之手，或是以刘伯温为名，现已经无法考证，但刘伯温作为明太祖朱元璋的军师，有“军中子房”之称，协助朱元璋平定天下，曾向民间广泛征集治伤秘方，并亲自将来自全国的伤科秘方编撰成册，为后世骨伤科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
戴思恭（1324—1405），字原礼，号肃斋，婺州浦江（今属浙江省诸暨市）人，著有《秘传证治要诀及类方》《本草摘抄》《类证用药》《推求师意》，校补有朱丹溪的《金匮钩玄》等。早年弃儒学医，师从朱丹溪，其对六郁辨证有其独到的见解，其著虽未系统论述骨伤科相关疾病的治则治法，但深刻地阐明了郁证引起的升降失常可导致周身疼痛及关节肿痛，对伤科及内伤杂病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郁者，结聚而不得发越也。当升者不得升，当降者不得降，当变化者不得变化也，此为传化失常，六郁之病见矣。气郁者，胸胁痛，脉沉涩；湿郁者，周身走痛，或关节痛，遇阴寒则发，脉沉细……名医赵献可，字养葵，自号医巫闾子，鄞县（今属浙江省宁波市）人，其命门学说对后世骨伤科的发展起到了指导作用。
《医学折衷》成书于1396年，作者为明代徐用诚，字彦纯，浙江会稽人，立论以《黄帝内经》为本，旁采金元诸家，书中涉及痿证、损伤等17门，后刘宗厚仿其体例续增疮疡、虚损、腰痛、痹等伤科相关内容，改名为《玉机微义》，全书知识内容广博，多次复刊。《医学折衷》已亡佚，《玉机微义》流传至今，现存版本20余种。明刻本《玉机微义》于明正统元年（1436）刊行。由于年代久远，其序、跋已残佚，卷端不著撰人，先后由日本学者及我国清末学部参事罗振玉收藏。1981年，天津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曾购得明正统陕西官刻本一部。徐彦纯在对腰痛的病因研究方面参考了《黄帝内经》“诸经皆致腰痛”的观点，除此之外，还引用了《脉经》中对腰痛的论述并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如“腰痛为虚宜补”等。腰痛的治法除注重针刺法外，还提到了治风、治寒湿、治风寒湿、治湿热、攻下、理气、理血、通关节、补益9种治法。
张景岳（1563—1640），本名介宾，字会卿，号景岳，别号通一子，因善用熟地黄，人称“张熟地”，浙江绍兴府山阴（今属浙江省绍兴市）人，明代杰出医学家，温补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创始人。其所著的《景岳全书》中属于现代慢性筋骨病范畴的中医病名包括风痹、腰痛、胁痛、鹤膝风、痿证、痉证、中风、非风、虚损等。书中记载了有关痹证的内治法：诸痹皆在阴分，亦总由真阳衰弱，精血亏损，故三气得以乘之。张景岳提出治疗痹证时不要一味祛邪，要注意培护真阳，补养气血：是以治痹之法，最宜峻补真阴，使血气流行，则寒邪随祛。若过用风湿痰滞等药，而再伤阴气，必反增其病矣。对于慢性筋骨病的论治，书中强调：虚弱者，理宜温之补之，补乃可常用。对气血亏虚者，张景岳创立了大补元煎、五福饮、七福饮等诸多培补气血之方剂，重用熟地黄、人参、当归及血肉有形之品，扶阳的同时又重视阴中求阳。张景岳论治慢性筋骨病崇尚温补，提出“阳非有余，真阴不足”的观点，强调元阴元阳的重要性，主张滋养补益，反对寒凉攻伐。张景岳亦擅长用灸法，《类经图翼》云：凡用灸者，所以散寒邪，除阴毒，开郁破滞，助气回阳……经脉痹阻不通，气血运行不利，不通则痛，正是痹证的主要病机特点之一，用灸温之可通行血脉而除痹，选穴多以气血充沛的足太阳膀胱经穴为主。张景岳将宋明理学引入医学思想领域，认为“万事不能外乎理，而医之于理为尤切”。由此，中医学发展不再过分注重对方剂的研究，逐步向病理学时代发展。张景岳治病但求其本，治学严谨，有深厚的儒学功底和宽阔的学识，对中医学事业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
杨继洲，又名济时，明代三衢人（今浙江省衢州市），出身于医学世家。历代医家观点不同，或针重于灸，或灸重于针，或独重方剂，而杨继洲倡导临床治疗须针、灸、药三者并用，灵活采用相应治法，以取得最佳的疗效。杨继洲在家传医书《卫生针灸玄机秘要》的基础上，结合其临床经验加以拓展，并附其诊疗病案，撰成《针灸大成》一书。该书医案部分内容丰富，涉及内、外、妇、儿、骨伤科，书中记载了手臂屈伸不利、腰痛、两腿风、痹证、痿证等骨伤科相关疾病的内容。《针灸大成》中与腰痛病有关的针灸处方条文共87条，如《针灸大成·刺腰痛论》24条、《针灸大成·骨空论》1条、《针灸大成·缪刺论》2条、《针灸大成·胸背胁门》4条、《针灸大成·手足腰腋门》8条等，临床治疗遵循少而精、执简驭繁、针药并用的原则。《针灸大成·玉龙歌》云：膝盖红肿鹤膝风，阳陵二穴亦堪攻。《针灸大成·八脉图并治症穴》曰：肾虚腰痛，兴动艰难——肾俞、脊中、委中。闪挫腰痛，起止艰难——脊中、腰俞、肾俞、委中。虚损湿滞腰痛，行动无力——脊中、腰俞、肾俞、委中。杨继洲亦擅长艾灸治疗腰痛，如《针灸大成·马丹阳天星十二穴治杂病歌》云：承山名鱼腹，腨肠分肉间，善治腰疼痛……针七分，灸五壮……昆仑足外踝，跟骨上边寻，转筋腰尻痛……针五分，灸三壮。
明代已有骨伤科专著出现，刘基（1311—1375），字伯温，浙江青田（今属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人，元末明初政治家、文学家，明代开国元勋。《秘传刘伯温家藏接骨金疮禁方》序曰：我太祖临戎则心苦，有切肤之痛，故恒破钱粮巨万，招致方外名人及诸奇医，并求接骨出镞、内伤跌仆、金疮种种异术，遍寻起死回生之妙诀，不待言而心恳切矣。又择选经验者，录出成帙，藏之禁中，以为国家征伐斗战之备用。该书详细论述了骨折的各类整复、固定方法，以及内服方药。书中提出用“拔捺法”治凡手腕出骱者，医人用左手仰掌托捻被伤手臂，又用右手在下节近手处骱一把，拿定其退缩，尽力一扯，即入故位。书中还记载了有关肩臂脱骱的复位方法。对于骨折跌出皮肉之外者可采用“修整法”，用麻药麻定后用锉刀锯齐。书中在“夹缚法”部分论述了用杉木皮缚定伤处，此法沿用至今。书中亦有对清创缝合术的描述：凡伤气喉者，先用银丝缝好，外用草药敷之，日换二次。“宜忌类”对使用宜忌进行了论述：凡浑身无辜作痛，宜服排风汤。凡服伤损药，须忌生冷、牛羊一切发物……书中亦有根据损伤部位、症状等分类论治的内容，如行血归经散用于打血海者，四骨散用于治跌打损伤之后筋骨疼痛不能伸缩者，地龙散用于夹打不痛者并治筋骨疼痛，趁痛丸用于跌仆损伤及走注历节诸风、软风疼痛者。《金疮秘传禁方》同为刘基所著，首次记载了用手触摸后的骨擦感对诊断骨折的意义：凡左右损处，只相度骨缝，仔细捻捺忖度，便见大概。
张时彻（1500—1577），宁波府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张家潭村（今属古林镇）。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任职兵部尚书，其所撰写的《急救良方》是一本兵家伤科相关的急救手册。书中有关于“救木石压死，并跌伤从高坠下跌死”“扑打坠损，恶血攻心，闷乱疼痛”等治疗方法的论述。
明代已有骨伤科专科流派形成，如绍兴“三六九”伤科、宁波劳氏伤科、嘉兴罗氏伤科等，它们的发展历经数百年，名噪江浙一带。绍兴“三六九”伤科，原名“下方寺里西房伤科”，源于少林。该流派创始人稽幼域，河南开封府人，自幼随少林武师徐神翁习武学医，随宋高宗迁都南渡至杭城，“三六九”伤科在稽幼域去世后传于其子绍师，直至明清宏达祖师授业于南洲和尚，再传于张梅亭、王春亭。梅公自幼好学聪敏，独得寺庙住持秘传。相传其每逢农历、一“四、七”在家中坐诊，“三、六、九”至绍兴游诊，此为“三六九”伤科名称之由来。“三六九”伤科学派现存的医书有稽幼域所传《下方寺西房秘传伤科》，张梅亭著、王俊林修编之《下方寺西房跌打大成》，另有《下方寺里西房伤科秘本》《里西房方药集》及其他零星抄本。“三六九”伤科不仅有骨折、脱位复位等方法的论述，还有开放性骨折的治疗方法。其所传医书记载有类似现代医学“骨折对位对线”“植骨术”“夹板固定”等概念，如《伤科秘本》所述，“凡跌打损伤，骨入出内外，折断处两头必如锋刃，或长短不齐，不能复入者，用麻药麻定，方用挫之，或用小铜锯锯齐，然后按入敷药、膏药外用，棉纸数层，再用粉厘板夹好”。“凡跌打肿，患处或不令人着摸……如骨内有声，便知骨碎，用刀割开，如有血来，再用止血散，并麻药住，然后取出碎骨，以别骨补好，狗骨可代，羊骨可代……”再者，《跌打大成》中记载了关节骨折脱位等复位固定技术，如下颌关节脱位、肩关节脱位、髋关节脱位等，复位方式众多，内外兼治。“三六九”伤科受少林派伤科的影响，注重气血转输的同时，按经络穴位分治损伤，“伤骨必亦伤筋，肾藏精，精生髓，髓养骨。筋伤则内动于肝，骨伤必及于肾”，认为损伤致气血瘀滞，骨折必定损于肝肾，治疗以调气血，补肝肾。此外，“三六九”伤科还有种类繁多的方药剂型，包括内服外用的汤剂、丹药、丸、膏、酒剂、散剂等。
劳氏伤科起源于明嘉靖年间（1527年以前），历经近500年的传承，在宁波乃至浙东地区享有较高的声誉。《余姚县志》记载：明代尚有……劳双龙等人皆以医术名闻于两浙。劳氏伤科的创始人为浙江余姚（今属浙江省慈溪市）人劳天池，著有《劳氏家宝》一书，成书于明嘉靖六年（1527），其学术思想源自《黄帝内经》《难经》及《仙授理伤续断秘方》等。该书主要阐述伤损证治、用药要诀，以及接骨入骱手法、失枕、刀斧磕伤等治法，对伤科基本理论、解剖、病因病机、辨证、脉候、治则、穴位、方剂、手法、绑缚、预后、禁忌皆有论述。对于解剖方面，该书充分借鉴了《洗冤集录》中的相关内容，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于脉候，该书认为脉候可反映患者病情的严重程度：刀斧磕伤头颅额角者，防其身发寒热，一见即以金疮药封之，护风为上，尤须诊脉，沉细者深而易治，洪大者危而难医。该书记载：凡踢打跌仆损伤，男子伤上部易治，伤下部则难治，因其气上升故也。妇人伤下部者易治，伤上部则难治，因其气下降故也。凡伤须验在何部，按其轻重，明其受伤之久新。男子气从左转属阳，女子血从右转则属阴。要分气血论之，此症既受，必伤脏腑，脉络又伤，验其生死迟速，然后看症用药。上述所讲即凡受伤者，要明确其受伤的部位、损伤轻重程度，辨明新伤与陈伤，兼顾气血辨证、脏腑辨证，充分了解患者的预后，才可对症下药。《劳氏家宝》内容丰富，极具学术特色，注重整体辨证，将辨气候、辨损伤部位、辨损伤轻重、辨气血与脏腑、辨预后相结合，不仅继承了《仙授理伤续断秘方》的七步辨证法及《世医得效方》辨部位损伤的方法，而且形成了自己的整体辨证法，后世医家根据其用药经验，总结归纳出不同时期应采用不同的损伤内治法。
罗氏伤科历史悠久，起源于山东，明末崇祯年间（1628～1644年），先祖南迁至浙北嘉兴县（今属浙江省嘉兴市），延续至今。第一代传人罗格仪自幼因家境贫困而外出打工，逢东家聘拳师授武于二子，罗格仪用心观摩，私下勤练。拳师又精通医术，精通于跌打损伤的治疗，罗格仪细心学习，后获得拳师指点，医术大有精进，且掌握伤药的应用，不久便辞工返乡，返乡后于清嘉庆年间（1796～1820年）在嘉兴创立罗氏伤科，服务乡里，自此“罗氏伤科”声名渐起。第四代传人罗振玉（1892—1975），字昆仑，生于嘉兴，继承家学，熟谙伤科医理，擅长接骨上骱，其平生写就《骨折篇》文稿及医案数册。他治学勤奋，医德高尚，为人温良恭俭，深得病家推崇。1956年，浙江省卫生厅（现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聘请罗振玉到浙江省中医院组建中医伤科。罗振玉将其自创的伤科药膏贡献给医院，成为浙江省中医院的经典膏药方——散瘀膏。散瘀膏可用于各种跌打损伤，以及伤后夹风寒外邪、筋结、筋粗、拘急、酸痛、闪挫伤筋、关节扭挫、触痛拒按，亦可用于骨折、脱位之固定。问世半个多世纪，至今仍深受好评。
罗振玉医技高超，正骨手法巧妙，擅长“四两拨千斤”，讲究筋骨并重，凡遇骨伤，摸其伤肢即可知晓是骨折还是脱臼，是横向还是纵向。除正骨手法外，罗振玉还充分运用膏、丹、丸、散剂和杉树皮夹板等，综合治疗骨折、软组织损伤。其用药特点为注意养胃，少而精练。罗振玉临床治疗通常只用八味药，因此杭城百姓称其为“罗八味”。
不同于历代伤科专家推崇的“专从血论”，罗氏伤科认为损伤不仅要从瘀论治，还要从湿而论，并贯穿伤科诊治的全过程，提出了治湿十法。湿邪既是病理产物，又是致病因素，致病广泛。湿邪为患，夹风、痰、瘀、热，易致筋骨疼痛，腰骶重着，关节酸痛、肿大、屈伸不利。治湿十法主要包括逐瘀利水法、清热利湿法、祛风胜湿法、健脾燥湿法、清暑利湿法、宣壅逐湿法、温化水湿法、和胃燥湿法、益气通络利湿法、解毒化湿法。
明代是我国历史上政治比较稳定、经济高速发展的朝代，明代中后期手工业兴起，商品经济推动着对外交流、科学技术和文化发展，加之明代推崇、重视医学教育，医学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出现了人痘接种术和传染病学，对西医学的疫苗技术有一定的启发。明代医学仍主要受传统文化和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但外来文化对当时的思想有一定的冲击，中医学理论特色进一步发展，通过创新发展，以及对临床经验的概括，明代医学形成了其特有的医学特色。骨伤科在中医学里大多独立为一科，有着自身的发展轨迹，在明代尤为明显，出现了不少伤科专著。不同的伤科学派特点不同，不同思想的碰撞促进伤科学术思想不断进步，使得骨折和关节脱位的诊治在解剖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同时出现了不少有关开放性骨折的治疗技术及植骨术，虽然方法有局限性，但就当时的学术思想及科技水平而言，不失为伤科的一大历史性进步。浙派中医骨伤科理论丰富，成果如星辰般闪耀，百家争鸣，“三六九”伤科有关于开放性骨折的诊治思路和治疗方法，劳氏伤科有解剖学理念及七步辨证法，罗氏伤科精通手法治疗骨伤科疾病且外用伤膏效果显著。明代骨伤科的创新发展为明代之后骨伤科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促进了解剖学、伤科诊断学、损伤治疗学的发展。
（卢建华 姚新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