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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钟盈（1743—1821年），字配京，号雨人。世居归安，后徙武林，终老平湖乍浦。茅氏认为“大江以南有类伤寒而非伤寒者”，名为“感证”。针对这些类伤寒而非伤寒的病证，六经辨证之法虽可统治外感，然亦有不及，如阳明之证无目痛，厥阴论中缺囊缩等。于是汇集百家之言，博采《内经》《难经》《伤寒论》等有关内容，系统总结朱震亨、喻昌、程郊倩等诸家观点，以及叶桂《温热论》、薛雪《湿热条辨》等，著成《感证集腋》四卷。该书用大量篇幅纂辑了温热学说，有承先启后的作用，王孟英《温热经纬》亦引茅氏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启发和重视，是一部研究温病学说难得的文献资料，其学术特点如下。
就喻嘉言论瘟疫以疫疠外邪从口鼻而入之说，指出“此与治伤寒表里诸法毫无干涉”，因而作为感证另一类单独列出。同时对叶天士《温热论》，除辑录全文外，并加以阐发补充，谓：“叶氏论中如面色白者，至阳亦衰微也一条，义未尽。盖面现白色，必系阳虚之体，非因湿胜而阳微，乃是其阳本微，故致湿胜也，法当固护阳气为主。”并将吴、薛、舒、张之论详列，以明温病学派发展之大概。
关于温热病有无伏邪，邪伏何处的问题，从茅氏辑录诸家之论著中分析，他是承认伏邪的。吴又可倡邪伏膜原，叶天士主邪藏心肺。认为两家之说，仍难免有偏。独服膺喻嘉言邪入三焦，应分上、中、下之说，谓能合两家而独得其全。以邪从口鼻而入，凡脏腑至虚之处，便是受邪之处。他批评吴氏强调汗、下太过，“恐邪虽去，而元气难复”，故将舒驰远论疫有九传论、张石顽时疫论列入，以救其弊。
茅氏于感证论治方面，从实践出发，提出“瘟疫之症，不得拘泥脉象”，而对症状却认真辨析，如辨耳聋则说：“目黄口糜而耳聋者，此小肠之耳聋也；寒热往来，呕逆胁痛而耳聋者，此足少阳之耳聋也；头额昏重，谵语多汗，两胫逆冷而耳聋者，此湿温之耳聋。”更有“有右胁痞胀者，此气郁不得下行故也。有水泻者，此肺热逼于大肠也。有皮毛拒按遍身疼痛者，此因肺经火甚”等较为中肯的临床分析。
至于掌握治法，他认为“凡痉厥症，一由湿热内郁，痰涎凝滞，津液不能荣于筋脉，故发痉，法当逐痰清火；一由火燥木急，法当清火润燥……凡起病发热，胸闷，遍舌黑色而润，外无险恶情状，此人胸膈素有伏痰，不必惊慌，只用薤白瓜蒌桂枝半夏一剂，黑胎如失，若不用桂枝，即用桔梗、枳壳亦愈。凡病才见形似消渴，误投白虎，渴终不解，此属脾不散津于肺，用荷叶包饭，纳白术三钱，枳实一钱烧灰，加广藿香三钱，或加葛根一钱，同煎，即解”。皆为经验之谈。
黄凯钧（1753—？），别号退庵居士。凯钧幼年习儒，因少年多疾，至19岁后弃举子业，立志为医，遇有难治之证，遍翻方论，每至深夜，必得其要领而后已。由于其能刻苦研习各家学说，学识渊博，医名日噪，岁无虚日。积40余年之识见，乃著述医话6种，名《友渔斋医话》。黄氏对叶桂十分推崇，他说：“先生乃吴中之名医也。”兹认为四时六淫之邪伤“皆随其脏腑之虚实而病焉”。故治外感时证宜据四时不同之邪而辨证立法，春病曰“寒郁”或曰“晚发”，夏病名“暑湿交病”，而秋阳炽热名曰“凉风袭暑”，冬温名曰“冬藏不固”。其取法或宗《温疫论》，或采叶案之精华。其论治“温疫”则认为吴又可“特出已见，发千古神明之识……以疫气从口鼻吸入，伏于膜原，在不表不里之间，治法迥异，有功于世”。黄氏能因时因地制宜，宗前人法而不泥，其学术思想如下。
黄氏诊病每从火热立论，指出“或问人之病何者为多？予曰：火热为多，如病机十九条，火居其五，热居其四”。经过长期的临证观察，他发现火热不仅可从外而受，亦能自内而生，所以提出“正气受逼则为邪火”的论点。认为即使是风寒中人，其为病由浅入深，由轻而重，“总不外火郁二字，至郁久而为毒。此毒非鸩酒蛇泥也，乃人自家正气，被外邪所逼，一步退一步，始于皮毛，及至脏腑，始于一星，终于燎原，荧荧不灭，炎炎奈何”。并总结出一套较为完整的治疗火热病证的方案，谓“治诸火法……风寒初感，火邪未甚，郁者用辛散，已郁者用辛凉，半表半里者用和解；表邪未去而里症又急者用双解；表邪已尽，惟内有实热者，或清或下；感暑湿者清而利之；暑兼风者散而清之；湿热者苦辛淡分消之；感燥者清而兼润之。脏腑郁火为病者，心郁则泻之，肝郁则疏之，脾郁则夺之，肺郁则散之，肾郁则泄之；其六府郁火，各从其类而治之”。由此可见，其论火热治法，讲究辨证，条分缕析，泾渭分明，对临床有一定指导意义。由于其诊病立论火热，故遣药以清热、凉润者居多，如川黄连、山栀、连翘、牡丹皮、石膏、大黄、天花粉、沙参、麦冬、石斛等。对这类药物，运用尤为娴熟，体会较多。如尝谓热病“解肌清里不愈，必须下之，用大承气汤”；牡丹皮与桑叶配伍，大能泻木，“凡肝火为患，二味如军中之弓矢”等，均系经验之谈。
黄氏诊病，重视从火热立论，但又非唯火热论者。他指出：“壮火食气，久则为虚为寒，或过用寒凉，或禀气素弱，或命门火衰，或劳倦内伤，或寒邪直犯脏腑，如此等症，自然要用温热补益耳。”于虚寒病证也能洞察其奥秘，而施以得当之治。如治沈某吐血，从其“脉虚数逢劳则吐血”，断为劳伤脾气，脾不统血，故予温养，而非以苦寒直折之剂徒伤其正。他强调“治病当寻源头”，应重视辨证施治，切忌执一而论。
《素问·通评虚实论》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若正气壮旺，自无留邪之患，诸恙可平。黄氏根据这一理论，撷取仲景、东垣、景岳等先贤的经验，重视扶正，擅用补法。如治肺病每从益脾收功；治肿胀、臌胀每取补土温肾加利水化气之药而效；治大便燥结多从中气受损着眼；治小儿慢惊先用温表清热消导之剂，继以培脾平肝辄应。其所著医案中，有开手即补者，有邪未尽去而间用补者，有邪去而用峻补者。他指出：“开手即补，其要端有三。先视其色，面无黑滞油气，再问明身热恶寒，若卧于被中，则体不寒，或自汗不思纳，纳亦无味，肢软气弱，舌上微苔不渴，脉浮大而软，小便微赤而长，正属劳倦内伤，合补中益气；若其人身热不恶寒，盗汗舌绛少苔，喜饮而不消水，面带微红，脉细数无力，此为阴亏发热，合四物四阴煎等汤；或有劳倦兼血虚者，以上之症，间而有之，合八物或补中益气，加生地、归身、麦冬之类。至若久病，或疗治未痊，正气已虚，留邪未尽，理应清疏中佐补，补剂中佐彻邪。”“久病宜用温补。”他强调只有真虚方可进补。有神色惨淡，不能起坐，似乎虚极，但“胃中不快纳少，舌苔或黄或黑，便赤口渴，身有寒热”，则为病气未去，设单投补剂，鲜不误事。此外，尚须注意“补中亦宜兼温凉之品，凉中频兼开利之药”“阳明以通为补，以降为顺，所以补中须佐清降”。黄氏所处补剂方中每配入半夏、枳壳、橘皮等品，以使补而不滞，通而能降。
黄氏主张“治病虽愈，善后不可缺”“若大病久病愈后，必当随时调理；方为无弊”。否则，则一篑之亏，前功尽弃。其善后注重调节饮食与药物调养。关于调节饮食，强调病后“更须小心食物”“善调者，素食淡荤，待其胃气复原，正强而留邪自去”。至于药物调养，则主张因病证而异。如热病后期余热未尽，以清养胃阴，药用鲜生地黄、鲜石斛、知母、麦冬、天花粉等；肝风愈后，必须服养血滋肝泻木丸料，庶不复作；哮喘愈后，必用玉屏风合异功散，加杏仁、苏子为丸服，多致不发。
张千里（1784—1839年），名重，字千里、广文，号梦庐，祖籍嘉兴，后徙桐乡乌镇之后珠村。先生儒而精医，善诗能文，擅长书法，学术造诣甚深，时与越林上人、吴芹被誉为“西吴三杰”“浙西三大家”。长于时病之诊治，医案宏富。据民国《乌青镇志》记载，张氏著有医学著作《珠村草堂医案》《四时感证制治》《外科方案》等，《四时感证制治》和《外科方案》今皆未见，而《珠村草堂医案》12卷系门人徐国琛所辑，今也未见到。现见到的张氏医案刊本，有《张千里先生医案》5卷，被收入裘吉生的《三三医书》第二集中，刊行于1924年。张千里在行医过程中，以《温疫论》《温热论》等为依据，博采众长，取舍有度，所出处方，择善而事，尤其擅长温病的诊治。兹就其在温病方面的学术思想与诊治经验介绍如下。
自明代吴又可创温疫和清初叶天士提出温病学说后，有关寒与温之争便开始兴起。事实上，伤寒与温病都是中医学在外感疾病方面的两个独立存在而又相互补充的辨证体系，其本质是相通的，只是各自表述方法不同。即六经辨证与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都属于中医学外感疾病辨证范畴，无非是概念及运用的名词术语不同。约在清中期，杭嘉湖地区的医家开始寻求“伤寒”与“温病”的融合，提出以“感证”或“时邪”来称外感疾病，直接避开了所谓在病因上伤于“寒”或“温”的分歧。作为“乌镇医派”的代表人物，张千里曾著有《四时感证制治》一书，十分可惜的是该书已佚，但从留存的《张千里先生医案》中还有许多用“感证”“时邪”来描述疾病性质的名词，如“桐乡曾案”言：“八月初寒热似疟，是新凉外迫、伏暑内动之感证。”再如“论裘哲文病案”曰：“今春来，杭、嘉、湖、苏、松数郡此症偏多，系时邪，俗名为喉风斑疹，务须轻剂宣透清阳，苦辛凉散、温燥腻补皆在禁例，务祈审慎。”同时在医案中既有张仲景的六经辨证，又有叶天士的卫气营血辨证和吴鞠通的三焦辨证。如“论宋可斋之嫂胎前感温病案”谓：“据述病状，当是风轻湿重之温，今既化热而舌苔焦黄，胸脘痞闷，其阳明尚少壅滞。从三焦施者当从中上着手。”可见其提倡寒温融合之方法，其观点也为杭嘉湖地区的后世医家所广泛采纳，促进了外感病学的发展。
张千里根据江浙水网平原、土地淖泽的特点，重视湿热二因，慎用升提燥烈之药。张氏认为江浙疮疡患者多夹湿，诸疮皆属于心，心为火脏，若更剂以燥烈之药，弱者必痛伤其心气，强者必反增其热毒，所以湿热之患慎用升麻、柴胡、桔梗、麻黄、桂枝等升提燥烈之品，以免劫津伤阴，确是经验之谈。如“治疗洞庭山蔡案”曰：“阳虚嗜酒之体，屡为湿困，以致腰重不耐久坐，左肩臂痛，疮痍时发，不能尽泄，经隧之湿由阳明深入厥阴，为便难肛痔，为囊风腿癣，滋蔓无已，皆湿病也。脉濡涩，不宜用刚药燥劫，宜养阳明以清厥阴，冀其缓效。大生地、归身、川断、苡仁、制首乌、丹皮、杜仲、豨莶草、生冬术、萆薢、黄柏、忍冬藤，另服指迷茯苓丸三钱，酒下。”此证湿困阳明、厥阴之地，络脉痹阻，故以理气通络祛湿为治，张氏不用柴胡等劫药以疏肝理气，而反以生地黄、何首乌等滋养肝阴，看似腻滞，其实以防厥阴之阴伤之义昭然如揭。再如“石门马案”载：“今痰饮兼至，尚宜和阳之中参以清热化湿。为时在湿土潮令，因时制宜之法也。”“海盐朱云樵案”载：“冬至䗪将动，又宜稍以静药控制之。”尤其是“春夏之交，大都温必兼湿。而春温之气，又每因营虚之体乘间窃发，故措手尤须慎重耳”。
张千里乃治疗感证名家，深谙叶天士治温当透泄之理，其治病注重调理气机，疏其气机，调其升降，在临证中宗叶天士而常用轻灵流动之品，药虽不峻烈而邪已去，有“四两拨千斤”之妙，达轻可去实之功。张氏疏调气机的内容很丰富，一是着重宣通清解，反对一味填补。如“湖州杨姓案”载：“肝阳夹湿循络上行……此时总宜调肝化湿，主通主降。慎勿因寝食未和，体气倦怠，遽投填补。”张氏秉承吴又可、喻嘉言、叶天士之法，特别重视肠腑通和，给邪以出路。如治“新塍卜姓案”曰：“湿热之邪混杂三阳，迄今旬日。虽壮热、神昏、身痛等症俱退，而邪势留经入腑，膀胱气痹，少腹高突拒按，小溲淋沥，大便闭结，所谓邪犯太阳之本，已成胞痹矣。”故以五苓散加大黄、枳壳、桃仁、薤白等投之。二是斡旋枢机，其运枢机之法，甚为灵活，意在宣肺而调动机体自身抗病祛邪能力以透邪外达。如“论宋可斋之嫂胎前感温病案”言：“从三焦施者当从中上着手。甘平宣肺，少兼微辛微苦，以疏降气腑。如燥渴引饮而便实者，用芩、栀、杏、橘，甚或稍加黄连、竹茹。如舌腻、便溏、咳或兼呕，则用竹茹、佩兰，甚或稍加枳壳、苏子。精审详察，必期能化邪而不致伤胎，斯为尽善。”
张千里十分重视丹溪学说，他对丹溪“气血痰火湿食”六郁之论颇有研究，将湿热相火学说奉为圭臬。如“论杨拙园明经病案”言：“右足之痹，原属湿邪阻络。湿是地之气，主阴，受于下者必升于上……凡有肝火者，虽受阴湿亦易化热也，况病起颧颊阳明部，升胃气反致引动肝脾伏火，伏湿由足之络上行入腑，以致腹满气逆耳。湿以下趋为顺，脾胃皆以降为和，故前日拙方主乎通降腑络，以导湿下趋也。”如不审病机之宜缓宜急，而专以急功欲速，鲜有不债事者，故立方主通降以导湿下行，即“肠通则胃和，胃和则痰湿驳杂之气皆可顺流而降也”。如治“新市郑姓案”言：“咳复作，痰少不厚，时有肝气左升腹痛，得呕泄始平，脉体本弦长，今弦兼滑长兼洪，左尤甚，饮咳本宜甘温以和之，所谓饮家咳不治咳也。今既肺降不及，肝升有余，甚至痰滞凝血，宜从湿痰夹火之例矣。法半夏一钱五分、旋覆花（包）一钱五分、蛤壳三钱、竹茹七分、陈皮一钱五分、代赭石二钱、小川连三分、桑叶两张、茯苓二钱、海石粉二钱、炙草五分。”再如“斜桥程姓案”言：“肺胃素有郁热，加以烟酒辛泄耗气助热，是以咳久未止，又复咯血，血虽不多，而热势夜甚。脉右浮滑数，头晕舌黄。此属胃湿，因时而蒸动也。宜清气络以消痰化湿除热为先。”深得丹溪治疗痰湿之旨。针对湿热不化，热蒸湿为痰，痰热胶结的情况，张氏以“清热化痰为要”，常用薏苡仁、杏仁、川黄连、橘皮、川贝母、茯苓、山栀、桑叶、滑石、紫菀、牛蒡子、天竺黄、竹茹、知母、石膏、枇杷叶等理气化痰清热之品，并配伍西洋参、茅根等养阴之品以急救肺阴，甚为应手。后王士雄治痰亦擅长用此法，《王氏医案》中温病案例有2/3以上皆从痰热论治。
养阴存津为温病治疗之基本大法，也必然贯穿温病治疗之始终。张氏在治疗温病时深谙此道。如治“嘉兴张姓案”，说“滋气化痰急救肺，以存津液为要着”。患者属肺感风燥未清，痰火上扰脉络，宜滋肺气存胃津，以化痰为主，痰出则火风自息，邪去则类中亦平，方用清燥救肺汤，西洋参（蜜炙）一钱五分、石膏一钱五分、橘红一钱五分、天竺黄二钱、驴皮胶二钱、杏仁二钱、牡丹皮一钱五分、霜桑叶一钱五分、川贝母二钱、羚羊角一钱五分、甘草四分、枇杷叶两片。以西洋参易人参，加羚羊角、川贝母以化痰平肝。再如“平望张姓案”，咳血止后“宜滋润肺胃三焦，以理气化、存津气，务使湿热痰浊渐就清澈，则胃纳充而体气复。阳虚湿胜之体，不可遽进呆补。西洋参一钱五分、橘红一钱五分、泽泻一钱五分、丹皮一钱五分、芦根八寸、川贝母三钱、茯苓二钱、甜杏仁二钱、炒山栀一钱五分、枇杷叶两片、金石斛三钱、苡仁三钱、鲜地黄三钱、驴皮胶二钱”。用药恰好，又加石斛、茅根生津更妙。以后金子久也善用此法，并以西洋参代人参，显然是受到张千里的影响。
张氏重视正气在温病治疗中的作用，他在“论孙平叔宫保病案”时说：“天下岂有粮饷不继，转战无前，尚可望其收功末路者乎？”但又从不轻用补剂，认为在病势鸱张之时，“遽以补养之药接踵而进，不但虑其反兵为斗，且恐助其虐而滋其戾。夫藉寇兵资盗粮，诚不如安堵休兵，待时而动之为万全也”。他注重时时顾护胃气，特别推崇古人有糜粥充养之法，提出必须“放下万缘，静养数日，反观内听，与病相忘，频进糜粥以养其胃，俟其胃中冲和之气稍稍来复，灌溉周身，濡养百脉，充满然后流动，将必有不期肿之退而自退，不期溲之利而自利者”。特别是感证之后，“食复、劳复最宜谨慎，治法不宜骤补，清养肺胃大肠以通为补，俾寝食渐复其常，即是不补之补”。如“治善连杨姓案”，感证病情已臻安善，方用“西洋参二钱、陈皮一钱五分、鲜地黄三钱、苡仁三钱、金石斛三钱、茯苓二钱、丹皮一钱五分、炙甘草四分、川贝母二钱、枇杷叶两片”。又如“湖州杨姓案”载：“长夏右颧发荡，原属阳明湿火上蒸，不与降而与升则非。但阳明腑气不降，而厥阴之湿火亦因之上升，以致右足大趾痛，气逆由足及腹上至脘胁膜胀，皮肤间轰轰如虫行。减食消渴，口苦舌黄，脉弦而数，显属胃不降而肝反升。宜通宜降，勿因高年，遽投腻补。究宜凭脉症以去病，去病即所以顾正也。病属易治，虽纠缠已久，勿忧之。鲜地黄五钱、云苓二钱、楝子两枚、大腹皮二钱、白蒺藜二钱、小川连三分、苡仁三钱、丝瓜络三钱、丹皮一钱五分、青皮八分、泽泻一钱五分、佛手柑两片。”案中“去病即所以顾正”，此等议论实发前人所未发，亦应为治疗外感病的一大法则。
叶天士在《温热论》中提出：“热病救阴犹易，通阳最难。救阴不在血，而在津与汗；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便。”张氏遵其旨，在治疗痰饮时擅长运用。如治“杭州王案”载：“平居嗜酒，湿凝阻郁为病，去秋，四肢疼痹，两足及左臂为甚，乃是湿蒸气滞，足太阴阳明脉络不宣也。继则鼻衄，《难经》所谓阳络伤则血外溢，阴络伤则血内溢。热泄气通，自然络痹较衰矣。今春，左乳结核，时咳痰稠，体疲，脉濡，舌黄，目昏，耳钝，亦湿邪上蒙耳。然络病宜清，腑病宜通。时值夏令，收效难速，拟用和阳化湿、清气宣络缓图之。潞党参二钱、半夏一钱、木防己一钱五分、赤豆衣三钱、竹茹七分、新会皮一钱五分、生冬术一钱、川柏一钱五分、粉丹皮一钱五分、云苓二钱、炙甘草四钱、苡仁三钱、建泽泻一钱五分。”说明风湿相合，郁蒸为热，炼痰为患，种种征象亦是湿浊所化，故以通阳化湿为主，庶无虚脱之虑。
王士雄（1808—1863年），字孟英，号潜斋，又号半痴山人，晚号梦隐，浙江海宁人，为温病学派著名医家，著有《温热经纬》《王氏医案》《霍乱论》《随息居重订霍乱论》《潜斋医话》等。其中《温热经纬》是温病学派的重要著作，“经纬”意指以《内经》《伤寒论》等为经，叶、薛诸家之说为纬，而以伏邪、新感为两大辨证纲领，使温病学说遂成系统，可称集温病学之大成者。《随息居重订霍乱论》，精心阐发前人有关理论，辑集生平经验，对霍乱的病因、病机、辨证、防治做了系统论述，曹炳章评价其书“实为治霍乱最完备之书”。这两本著作代表了王孟英主要的学术观点，细述如下。
（1）分新感、伏邪阐发温病病因病机： 温病的分类方法之一是根据发病的迟早及表里分为新感与伏邪两类。感受外邪过时而发，病发于里的温病称为伏气温病。感受外邪当时即发，病发于表的温病，谓之新感温病。在新感学说形成前，伏邪学说占主导地位。王孟英编著《温热经纬》时，即按新感伏邪分类，如既有“仲景伏气温病篇”，又有“仲景外感热病篇”。他又将叶天士的《温热论》改名为《外感温热篇》，意在突出新感，但仍然沿用章虚谷选辑《幼科要略》部分内容所成的“三时伏气外感篇”，定名为“叶香岩三时伏气外感篇”，旨在以伏气与新感相对应。
王氏认为，阴精不足是病邪伏藏的内因。伏气温病之所以邪气伏藏，主要与人体正气不足，尤其是阴液亏损有关。他对冬不藏精的解释，并不局限于房室因素。“藏于精者，春不病温，小儿之多温病何耶？良以冬暖而失闭藏耳。夫冬岂年年皆暖欤？因父母以姑息为心，唯恐其冻，往往衣被过厚，甚则戕之以裘帛，虽天令潜藏，而真气已暗为发泄矣，温病之多，不亦宜乎。此理不但幼科不知，即先贤亦从未道及也。”以上说明，将息失宜，肾精亦可暗耗，而致邪气伏藏。伏藏之邪可因春阳升动而引发，也可因新感时邪而激发。对于两者的鉴别，“若伏气温病，自里出表，乃先从血分而后达于气分。故起病之初，往往舌润而无苔垢，但察其脉软或弦或微数，口未渴而心烦恶热，即宜投以清解营阴之药，迨邪从气分而化，苔始渐布，然后再清其气分可也。伏邪重者，初起即舌绛咽干，甚有肢冷脉伏之假象，亟宜大清阴分伏邪，继必厚腻黄浊之苔渐生，此伏邪与新邪先后不同处。更有邪伏深沉，不能一齐外出者，虽治之得法，而苔退舌淡之后，逾一二日舌复干绛，苔复黄燥，正如抽丝剥茧，层出不穷，不比外感温邪，由卫及气、自营而血也。秋月伏暑，轻浅者邪伏膜原，深沉者亦多如此”。王氏以舌象的变化审视邪伏的深浅、治疗的依据、病邪外达的层次，并以此与新感温病进行鉴别，有其重要临床意义。
（2）按顺传、逆传诠释温病传变规律： 研究任何疾病，都必须探求病理演变的规律性，温病自不例外。《温热论》开篇即言：“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肺主气属卫，心主血属营。”逆传是温病中较难理解的一个概念。对于逆传的解释，不同的医家有不同的见解。章虚谷注云：“卫气通肺，营气通心，而邪自卫入营，故逆传心包也。《内经》言心为一身之大主而不受邪，受邪则神去而死。凡言邪之在心者，皆心包络受之，盖包络为心之衣也。心属火，肺属金。火本克金，而肺邪反传于心，故曰逆传也。”此以五行生克解释，较为机械。而王孟英则从相对的角度来认识叶天士提出的逆传。他说：“盖温邪始从上受，病在卫分，得从外解，则不传矣。不从外解，必致里结，是由上焦气分及中下二焦者为顺传。唯包络上居膻中，邪不外解，又不下行，易于袭入，是以内陷营分者为逆传也。然则温病之顺传，天士虽未点出，而细译其议论，则以邪从气分下行为顺，邪入营分内陷为逆也。苟无其顺，何以为逆？章氏不能深究，而以生克为解，既乖本旨，又悖经文，岂越人之书竟未读耶！”关于传变机制，他认为，“肺胃大肠，一气相通，温热究三焦，以此一脏二腑为最要。肺开窍于鼻，吸入之邪，先犯于肺，肺经不解，则传于胃，谓之顺传。不但脏病传腑为顺，而自上及中，顺流而下，其顺也有不待言者，故温热以大便不闭者易治，为邪有出路也。若不下传于胃，而内陷于心包络，不但以脏传脏，其邪由气分入营，更进一层矣，故曰逆传也。因叶氏未曾明说顺传之经，世多误解逆传之理，余已僭注于本条之后，读此可证管窥之非妄”。因此，从病理传变的趋势可判断病情的预后。若自脏传腑，邪有出路为顺；由脏及脏，病情急重，属逆。这种顺逆传变的解释对于认识疾病的发展转归及临床治疗均有重要指导意义。
（3）倡暑不必兼湿，析暑邪致病特点： 湿邪是长夏季节较多见的一种致病邪气，多发生于夏季之后。然而，一年四季气候变化复杂，暑邪致病既可以单纯出现暑热，又可夹湿。关于暑邪为病，自《内经》起历代医家多有探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内经》曰“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其性为暑”，因此，暑与热同属一气，病暑即病热，故夏月中暑，仲景称为中暍。叶天士认为暑必兼湿，暑邪必夹湿。吴瑭也认为，“温者热之渐，热者温之极也。温盛为热，木生火也；热极湿动，火生土也。上热下湿，人居其中而暑成矣。若纯热不兼湿者，不得混入暑也”。张景岳有“因暑而受寒者为阴暑，因暑而受热者为阳暑”之说。张洁古以静而得之为中暑，属阴证；动而得之为中热，属阳证。
王孟英对暑邪致病有独特的见解，认为暑也，热也，暍也，皆是夏季时令之气，并无本质区别。世人之所以将动静分暑热二证，那是对暑的性质了解不透彻。自然界的暑气不可能随人的动静而有分别。
王孟英指出：“暑令湿盛，必多兼感，故曰夹。犹之寒邪夹食、湿证兼风，俱是二病相兼，非谓暑中必有湿也。故论暑者须知天上烈日之炎威，不可误以湿、热二气并作一气始为暑也，而治暑者须知其夹湿为多焉。”由于其观点鲜明，逻辑严谨，符合实际，有着很强的说服力，故已被学者接受。现在通常均表述为“暑多兼湿”。此外还要提及的是，王氏认为东垣清暑益气汤“虽有清暑之名而无清暑之实”，所以他“每治此等证，辄用西洋参、石斛、麦冬、黄连、竹叶、荷秆、知母、甘草、粳米、西瓜翠衣等，无不应手取效也”。此以暑邪不必兼湿且易耗伤津气为原则组配，完全符合其学术见解，临床颇为常用。因其未立方名，故特称王氏清暑益气汤，收载于诸多医籍中。王氏对暑病概念的确定和对暑邪致病的正确辨治，都是很有实际意义的。
（4）论治温热病重顾护阴液： 王孟英认为，“实其阴以补其不足，此一句实治温热之吃紧大纲。盖热病未有不耗阴者，其耗之未尽则生，尽则阳无留恋，必脱而死也。真能体味此理，思过半也。耗之未尽充派者，尚有一线之生机可望；若耗尽而阴竭，如旱苗之根已枯矣”。王氏明确提出，热病中阴液必定耗伤，并把阴液耗伤的程度提到保全患者生命的高度来认识，其重视阴液留存的学术思想，于此可见一斑。基于上述认识，王孟英在温热病的治疗中十分注重养阴，而且从疾病的发生到善后贯穿始终，形成了完整的认知体系。王孟英在临证中，每遇温邪耗伤肺阴者，起手便用沙参、芦根等甘寒药滋养肺阴，清热生津。遇真阴素亏者，则善用大剂养阴之品，如石斛、鳖甲、肉苁蓉等。其余如天冬、麦冬、生地黄、熟地黄，亦是他常用的养阴药物，梨、藕、甘蔗等价廉易得之果品，更常被采用。
（1）分寒证、时疫论治霍乱： 王孟英一生经历了多次霍乱流行，对霍乱病颇有见解。他将霍乱分为两大证型，一为寒霍乱，二为时疫霍乱，认为二者虽均有吐泻之症，但病因不同，病机各异，治法有别。时疫霍乱的致病原因主要是感受具有传染性的疫邪，而这种疫邪多由于饮水恶浊所致。人饮用秽浊之水，致使霍乱流行。时疫霍乱多发生于亢旱暑热之年，人多湿热留于中焦，又感受疫邪秽浊之气，致使脾胃升降之机阻滞，清者不升，浊者不降，清浊相干，升降失常，故上为呕吐，下成泄泻。此多为湿热蕴结，热盛生风，吐泻夺津，而见转筋癞疯诸症。时疫霍乱总属热证，故又称为热霍乱。由于火性燔灼，其性急速，热迫肠胃，致使肠胃传化失常，表现出呕吐泄泻诸症。寒证霍乱多由于脾胃素虚，又为湿浊饮食所伤，治疗总宜温化寒湿，病轻者用藿香正气散或平胃散，湿盛者用胃苓汤，兼表证者用香薷饮、大顺散。对于霍乱湿重者，王氏多以胃苓汤分利阴阳；热重者，常用桂苓甘露饮清其暑热，湿亦随之而消。若患者素为火盛体质，又感受湿邪而成病，则以甘寒清之，方如白虎汤、六一散之类。
（2）预防霍乱倡节制饮食： 清咸丰、同治年间，霍乱病流行，尤以上海一隅为甚。时逢王氏“避地来游”，对当时上海“人烟繁萃，地气愈热，室庐稠密，秽气愈盛，附郭之河，藏垢纳污，水皆恶浊不堪”的情形感触颇深，认为恶劣的环境卫生是上海“霍乱、臭毒、番痧诸证盛行”的主要原因。所以，其在《随息居重订霍乱论·守险》中倡导人们“平日即宜留意，或疏浚河道，勿使积污，或广凿井泉，勿使饮浊”，或利用药物对居住环境及饮用水源进行消毒预防。如天时潮蒸之时，可以在住房内“焚大黄、茵陈之类……或以艾搓为绳，点之……食井中，每交夏令，宜入白矾、雄精之整块者，解水毒……水缸内宜浸石菖蒲根、降香”等。大黄、茵陈具有清热泻火、清利湿热之功，白矾、雄精有解毒杀虫止泻之效，石菖蒲能化湿和中开窍，降香能辟秽化浊止呕，自可酌情选用。
王氏认为，“人身之气贵乎周流无滞，则浊降清升。虽感客邪，亦潜消默化，而不能留著为病”。霍乱之病“多见于安逸之人，以其深居静处，阳气不伸，坐卧风凉，起居任意，冰瓜水果，恣食为常”，故而此类人食不宜过饱，“过饱则胃气壅塞，脾运艰迟，偶吸外邪，遂无出路”，并且不宜“过食骤食”，不宜食“瓜果冰凉等物”，以免“遏伏热邪，不能泄越”。王氏由此广而要求“若口不渴，汗不出，溺不赤者，诸冷食皆在所忌”“但择轻清平淡者食之”，更反对“无故喜服参药，妄食腻滞之物”，从而“窒塞脾胃气机的正常升降”。他告诫人们，不要“过于贪凉，迎风沐浴，夜深露坐，雨至开窗”，因这些“皆自弃其险，而招霍乱之来也，不可不戒”。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王氏对于人们笃信食斋念佛以求保佑免灾的做法持不同观点，认为念佛求道并不能避免灾疫，倒是食斋之举可取，因为这符合“但择轻清平淡者而食之”以维护脾胃正气的原则。每当“疫疠流行之际，僧尼独鲜死”的现象就是这一论点的有力证明。
金子久（1870—1921年），名有恒，祖籍杭州，后迁居桐乡县大麻镇。父芝石，精儿科，亦专内科；弟有香，均以医名。金氏自宋以来，世代业医。金子久弱冠小试于乡里，后父母相继去世，哀痛之余，益自淬砺。业与年进，学验俱丰。辨证精确，疗效显著。1915年悬壶申江，兼为沪南慈善会施诊，医德医道人所共仰。负笈从学者，先后达150余人，毕生忙于诊务，无暇著述。所遗《问松堂医案》曾于1923年刊行上海编刊《中医杂志》。
金氏对温病学派探研甚勤，学验俱丰，尤得力于叶氏《临证指南医案》和喻氏《寓意草》，并有所发挥，而且能结合临床，随宜而用。当年声誉鹊起，名振南北，也是从治疗温病方面打开局面而卓然成家的。
温热之邪，始由口鼻吸入，一般多从卫分开始，渐次传入气分、营分、血分，这种由表入里、由浅入深的“顺传”规律，表示了病情由轻而重、由实而虚的传变过程。金氏根据卫气营血的病理生理变化规律及其所反映的证候特点，审证求因，因势利导，从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金氏治疗温病，可概括为4个阶段：①第一阶段（相当于病在卫分时）：邪在卫分，症见发热微恶风寒，头痛无汗，或少汗，口微渴，苔薄白或微黄，脉浮数等。金氏认为系风热客表，上扰清窍，卫气开阖失司而致。据此，提出了“新感非表不解”的论点，并针对温邪的特性，认为“表中之邪，非辛凉不解”，进一步指出了治疗应以辛凉解表为法。通过发汗，使邪从肌表而解，否则“邪无出路，势必至化为里证”。这些见解，与戴北山“邪热必有着落，方着落在肌表时，非汗则邪无出路”，以及叶天士“在卫汗之可也”的学说是一脉相承的。在立方遣药上，金氏一般选用银翘散加减，如见风热犯肺，鼻塞咳嗽，参以桑菊饮，每加前胡、浙贝母，而头痛较剧，或孩童患者，每加双钩藤等药，总以“风从表解，热从汗泄”而达邪外出为目的。这与《内经》“体若燔炭，汗出而散”及“邪风之至，疾如风雨，故善治者治皮毛”的要旨，也是颇为符合的。对于温燥犯肺，而见干咳而喘、咽燥喉痛、心烦口渴等症状，针对“燥胜则干”的病理特点，虽邪在肺卫，也常采用喻氏清燥救肺汤，“一泄气火之焚燎，一滋阴中之津液”，有时则师其法而易其方，采取祛邪与护阴兼顾之治法。
②第二阶段（相当于病在气分时）：气分证是温病过程中关系到疾病的好转与恶化的重要阶段，也是疾病顺逆的转折点。金氏对气分证的治疗，凡邪热炽盛的实热证，如或津液未伤，或虽伤而未甚者，往往用白虎汤以清阳明之热。盖白虎汤为辛凉清热的重剂，功能解热除烦，生津止渴，方中石膏解肌，清肺胃无形实热；知母滋阴清热，以助石膏之力；甘草、粳米甘润养阴，生津液，护脾胃，方药配伍，精密周到。近人张锡纯曾说：“药止四味，而若此相助为理，俾猛悍之剂归于和平，任人放胆用之，以挽回人命于垂危之际，真无尚之良方也。何犹多畏之如虎而不敢轻用哉？”吴鞠通认为应用白虎汤，应具有大热、大渴、大汗、脉洪大的四个特征，但金氏并不拘执于“四大”之说，常根据患者体质和证候的不同，灵活化裁。如同时兼有表证未解或阳气不足的，则加桂枝而成桂枝白虎汤以清热解表；如兼有津液耗伤，口渴舌绛，苔干脉大者，则加人参（西洋参）而成人参白虎汤以清热益气；如兼身重脘痞、苔色黄腻等湿热症状的，则加苍术而成苍术白虎汤以清热除湿等。当出现中焦燥实，见烦躁引饮、便秘腹满、谵语狂言等腑实证表现时，根据王士雄“邪从气分下行为顺，邪入营分内陷为逆”的论点，以通下降浊为主要治法，曾说：“燥结于下，势必阻清阳之气，气不通，则升降易窒，邪不达，则流行易阻，气郁邪郁，化燥化火。”“下窍不通，上窍愈塞，上流不行，下流不通，中焦胃腑独受其害，津液升降愈难敷布，气愈郁则邪愈窒，邪益结则燥益盛，浊阴不降，清气何升。”于是强调“积滞不夺，热亦不衰”，主张通里攻下，以达到攻逐邪热积滞的目的。在选方上，对凉膈散推崇备至，掌握娴熟，常获应手之效，强调“一可涤肠中有形之垢，又可清膈中无形之热，一方皆可兼顾，庶无偏胜之弊”。这与《医方集解》“此上中二焦泻火药也。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苦甘。故以连翘、黄芩、竹叶、薄荷升散于上，而以大黄、芒硝之猛利推荡其中，使上升下行，而膈自清”的阐述意义颇同。对于下法的重要性及下法与病邪进退的关系，论述也颇为详尽，如“邪气一日不下夺，正气一日不来复”“结粪一日不尽行，秽浊一日不廓清”“通阳明之腑气，润阳明之津液，气通则邪自衰，液润则邪自下”。金氏强调通里攻下，原因即在于此。
金氏应用下法，常根据症状的轻重缓急，对症下药，或急事下夺，或轻剂缓下，或补泻兼施。如治蔡姓一案，第一方用承气汤，第三、第四方仍用玄明粉、枳实、瓜蒌仁等药，一下再下，终于使温热重症转危为安。他提出“里积多，急下亦可存津”，深得仲景“急下存阴”的要领。但有时也主张缓下，曾说：“唯上窍不通，恐下窍愈塞，稍加攻荡积滞，以冀源清流洁。”“腑不通，蒌、杏、知母以润之。”这与叶天士“伤寒热邪在里，劫烁津液，下之宜猛，此多湿热内搏，下之宜轻”的论述有一定的相承关系。正是如此，金氏大黄比较少用，在用凉膈散时常去大黄，或加瓜蒌、杏仁，或小其制，而同样取得了满意的效果。对有些热炽邪实，已见津液燥劫而不宜攻逐结热的患者，则常用增液承气汤加减，这种“水不足以行舟”的病证，若单纯以苦寒攻下，非但无济于事，反可导致津愈虚而便愈难的后果，故金氏每用“增水行舟”的方法以滋液润燥，从而达到回复津液、通便泄热的目的。
③第三阶段（相当于病在营分、血分时）：这是温病进入极期的阶段，临床上往往有邪陷心包、热盛动血、热极生风和虚风内动等危重证候的出现。这时的治疗，对热盛动风的实证，症见高热神昏、痉厥，甚至手足瘛疭的，法以清热息风、开窍宣闭，方用羚角钩藤汤，每加金汁、人中黄等药；若肝肾阴液枯燥，虚风内动，而见身形羸瘦、手足蠕动、舌干绛、脉弦细等症状，则用滋阴养血、柔肝息风，方以三甲复脉汤为主（方中人参每易以西洋参，目的是偏重于养阴生津）。若“厥阴阳火内燃，参用桑、菊、丹皮；阳明伏火内炽，加入栀、翘、犀角”。并说：“潜阳育阴，用龙骨、牡蛎，补救津液，用洋参、麦冬。”至于温病痉厥动风的原因，前人论述颇多，叶天士明确地指出：“温邪内陷，厥阴夹内风上逆，遂变为痉厥。”一般来讲，与心（心包）、肝、肾三经，特别是肝有密切的关系。盖肝为风木之脏，内寄相火，而主筋爪，体柔而用刚，有“将军之官”之称。而温热之邪，其火颇炽，两火相煽，极易导致热极生风、风胜木摇，而见痉厥、抽搐的险恶症状。另外，温邪直迫心包，所谓“逆传”之变，神明扰乱，轻则惊叫不宁，重则神昏狂言，同时也可兼见痉厥动风的危象。金氏治疗多采用清营汤、清宫汤化裁，配合紫雪丹、安宫牛黄丸、至宝丹清心开窍、息风镇痉。至于邪热迫血妄行，出现动血（如发斑、鼻衄、便血等）征象，则用犀角地黄汤化裁。另外，对气营两燔证的治疗，提出了“清气分藉利气化，泄营热以安营络”和“清营中之伏热，泄气分之郁火”的治法，方用玉女煎、清营汤之类随症加减。
④第四阶段（相当于恢复期）：这个阶段，金氏十分重视养阴，特别强调养胃阴的重要性，对喻嘉言所谓“人生天真之气，即胃中之津液”这一论点，体会极深。由于热病之后，津液每多耗伤，而胃是津液之本，所以养阴宜先养胃。金氏认为“四时百病，皆以胃气为本，调治法程，必养胃气为主”，并提出了“病久以胃气为本，治当先养其胃，务使纳谷日增，则气营庶几渐充”。常以甘柔润补之品，药如霍山石斛、西洋参、粉沙参、麦冬、玄参等味，并加糯稻根须、鲜苗叶，以取五谷生生之义。及至病已向愈，身无所苦，唯饮食不思的，也每嘱病家以火腿或红枣煎粥，注重食物养胃和善后调养。
以上4个阶段，特别是前3个阶段，并不是截然分割的，也并非有明确界限，因为疾病的证候比较复杂，有主证，也有兼证，有时还有夹杂证，而且卫气营血之间，症状也往往交错出现，或卫气互见，或营血并存，临诊时不可拘于定型成方。因此，金氏用药也不是成方照搬，而总是根据患者的体质、证候的主次、病邪的进退，有是证用是药，处方遣药，灵动活泼。
温为阳邪，易伤津液，而津液之存亡往往决定病情之转归和预后之善恶。因此，护养津液是温病治疗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法则。金氏认为，仲景治阳明腑实用急下存阴，治太阳中风但求微汗，这都是为了避免津液的耗伤，防止病邪进一步深入。因为津液是维持人体正常生理活动的物质基础，是血和汗的主要成分，它们之间的关系如水乳交融，不可分割。《黄帝内经》有“夺血者无汗，夺汗者无血”之说，一旦津液耗伤，势必影响营卫的通畅和气血的运行，特别是在温病热盛、灼津耗液的过程中，就显得更加重要。故叶天士提出“救阴不在血，而在津与汗”的学术见解。金氏根据这些理论，十分强调保津存液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在温病入营、入血或恢复阶段，更为重视。他指出：“凡热病以津液为材料，立方以甘寒为扼要，俾津液复得一分，则热邪退得一分。”“气伤津耗，阴伤液枯，故立方存津液为第一。”“大凡热病之后，须宜注重津液，津液复，则余热自清。”并反复强调“恢复一分之津液，即所以保持一分之生机”，否则“津液愈耗，风阳愈动……舍保津液外，别无方法可采”。在治疗上提出“凉润为燥热一定之治法”，主用甘寒生津和咸寒养阴两大措施，前者多用于养肺胃之津液，后者则用于滋填肝肾之真阴。如对邪在卫气，或营分阶段，津液受伤者，大多采用清燥救肺汤、增液汤、白虎加人参汤、玉女煎诸方，以甘寒生津为主；邪在血分，特别当下焦真阴耗损时，每以三甲复脉汤加减，以咸寒滋填为主。这是他应用滋阴养液法的一般规律。
金氏在治疗温病的整个过程中，特别注意扶正与祛邪的辩证关系，十分重视“调阴阳之偏胜”。因为疾病在人体的基本矛盾，是邪与正的相互斗争，而斗争的结果，可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转归，一是正气旺盛，驱邪外出，或消之于内，不产生临床症状；二是正气虚弱，不能抗御和战胜外邪，导致疾病的发生，在正不胜邪的情况下，使病邪乘虚而入，造成病情加重。因此，及早、适时地调整机体生理、病理的偏胜，达到相对的平衡以恢复健康，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这方面，金氏在其医案中是颇有发挥的。他曾辩证地指出：“祛邪即所以扶正，扶正即可以祛邪。”在应用补泻方法时，权衡邪正双方的情况，慎防偏端而产生弊害，如案载：“气津阴液，皆为戕伤，风阳痰火，自见剧烈，最关系者，力有不逮，内涸外脱，预宜防微，养正则碍邪，清邪则碍正，调治为难，已见一斑，仿喻氏清燥救肺，使正气不为清而致虚，邪气不为补而树帜。”“津液与痰火相搏，正气与邪火相结，为日已多，势不两立，火炎如此，非壮水不能制其火，非涤邪不能安其正。”对于疾病的预后，也往往根据邪正关系的变化，阴阳虚实的更移，加以推断，如案述“有限之津液益病益虚，无穷之痰火愈聚愈多，正值虚而夹实，何所恃而无恐”“风阳煽动，发现已久，阴液炽耗，显露亦久，如再寒热接踵，难免阴阳离脱”等。这些论述不仅说明了他对邪正关系的高度重视，而且通过仔细观察、综合分析，能够对疾病的预后作出比较正确的判断。如他的大弟子羊绳祖，患温病，寒热往来，适先生远道出诊不在，迨数日后回家，即去诊视，按脉察色，力劝绳祖回家，并暗嘱船工，摇船务稳，行程务快，否则恐有不测。他说：“脉曰散乱，正气不支，危险在即，迟恐不及到家。”后来果如其言。
金氏在温病的用药上，可以说是随手拈来，切中病情，这与他的辨证精细、娴熟药性是分不开的。从大量的医案中，我们发现他往往在平凡中见奇效，在变化中见功力。有时大刀阔斧，如破关猛将；有时甘淡轻灵，若水月双清。在他的方药中，既有刚柔相济，也有动静结合，有时补泻兼施，有时寒热并投，灵活变化，如珠走盘，尤以轻灵见长，基本规律如下。
温病初起，用银翘散最多，每加桑叶、菊花。中期以白虎汤最多，并以此方为基础，或加西洋参以益气生津，或佐金银花、连翘以清气泄热，继用凉膈散清热存津。对于阳明腑实，用大承气汤，每加瓜蒌、杏仁，而去大黄。秋燥津伤，用清燥救肺汤。暑温之偏于湿重的，初用藿朴夏苓汤和菖蒲郁金汤，继用黄连香薷饮或清暑益气汤，并常加佩兰、藿香以化浊。后期则清营汤、犀角地黄汤、羚角钩藤汤、复脉汤随证选用。肺有痰热，常加知母、贝母；胃有痰浊，每用竹沥、瓜蒌；肝中风热，常加桑叶、菊花和钩藤；肝阳动风，三甲复脉汤加减使用，同时每用蝎尾以增强镇痉之力；痰迷心窍，或加胆南星、天竺黄，或佐石菖蒲、猴枣散；热极动风，用犀角、羚羊角、金汁、人中黄；热极动血，加鲜生地黄、大青叶、山茶花、白茅根；痰出不爽，参入橘红、竹茹；大便秘结佐以瓜蒌仁、杏仁；祛风加桂枝、野桑枝；通络用橘络、丝瓜络；育阴潜阳，用牡蛎、石决明；补津救液，取麦冬、西洋参。在养胃阴方面，石斛的应用比较普遍，而且范围也较为广泛，有时较早即用，虽有湿也在所不顾，这与金氏一贯主张养津存液的观点似有一定关系。
湿温是温病中常见的一种类型，其病因为感受湿热之邪，并以身热不扬、身重胸痞、渴不欲饮、苔腻、脉象濡缓为主要临床特征。金氏对湿温的诊治经验丰富，阐述精辟。“湿为有形之浊邪，最能阻于气分，气郁邪郁，渐从热化，热炽蒸蒸，蔓延欠解，外攘酿㾦，内扰酿痰。”“湿为重浊之邪，最易害及肌肉，阻碍气血流行之所。”“暑邪无形而居外，湿邪有形而居内，上下内外之间，邪相搏击，内则邪郁而酿痰，外则邪泄而酝疹。”“湿温为病，变幻不，一出于阳，有汗而不衰，入于阴，有下而不解，氤氲中焦，蒙闭气分……最虑者，湿热迷蒙不定，酝酿疹㾦，不得不防。”对湿的属性指出“湿为黏腻之邪，固属纠缠”和“湿有黏腻之性，最难骤然廓清”。由于湿性重浊而属阴邪，所以其来也渐，其去也迟，在治疗上既非寒邪之一汗可散，亦非温热之一凉可解，而金氏对该病治疗，总的见解是论其湿之重浊，原非一汗可解，热多湿少，主治不得不用清凉，湿胜于热，药当芳香以理气，淡渗以利湿，其中尚有余波，略佐清化其热，庶免顾此失彼之虑。对该病的偏热偏湿，以及先后主次之间的辨证施治，做出了概括性的描述，言简意赅，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归纳其具体治法如下：初病邪在卫表，阳气为湿所遏，故常有恶寒头痛的感觉，由于湿郁在里，所以同时也可兼有胸脘痞闷、苔白不渴、身重体痛、身热不扬的症状，这时常以藿香正气散、香薷饮加减应用，以达宣化表湿、兼渗里湿的目的。
卫分不解，转入气分。湿温稽留在气分的时间较长，变证亦多，由于湿性黏滞，缠绵难解，氤氲中焦，留恋不去，所以古人有“剥蕉抽茧，层出不穷”的比喻，如因湿郁热伏，阻碍气机运行，故治湿时常佐以理气之剂，用三仁汤及诸泻心汤，从而使中焦湿热之邪内泄外达。当出现胃热熏蒸，阳明气盛而致热重于湿的症状时，应引起高度的重视，如果治不得法，极易造成阳明里结，伤津劫液，以致神昏痉厥的变证，这时治疗以清热为主，化湿为辅，常用辛开苦降或苦寒泄热之法，如王氏连朴饮、苍术白虎汤等，每加芦根、滑石之类。“热自湿中而来，仍以石膏清降，先清其热，使孤其湿。”这个“孤其湿”的论点，虽不能说是金氏的创见，但有他独特的发挥。因为湿温是湿热相交为患的一种疾病，湿与热两者之间，相依为伍，湿滞难解，但不管偏热偏湿，它的转归是热化，所以抓住“先清其热”是完全必要的。然后在孤湿无恃的情况下，兼治其湿，这样可以达到湿热分离，分而治之的目的。叶天士曾有“或透风于热外，或渗湿于热下，不与热相搏，势必孤矣”的论述，但这只是说明渗湿于热下的治法及它的重要作用，其目的是避免湿热搏结，而使邪势孤立，从而解除病邪。这与金氏所说，从治疗目的上来讲，二者完全相同，但就其明确提出“孤湿”这个论点，并作为一个单独的治疗方法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而对于湿重于热者，由于浊邪久踞，脾运受困，不能运化湿邪，也易导致腹满、泄泻、黄疸、便血等症状。在这种热蕴湿中，湿闭其热的情况下，治湿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时以化湿为主，清热为辅，方用藿朴夏苓汤、三仁汤等。至于湿热并重，如见身热烦闷、肢倦神烦、有汗而热不解、便秘溲赤、舌苔黄腻等症状，则用甘露消毒丹以清热化湿。由于湿为重浊之邪，最易阻碍气血流行，以致“升降为之逆乱，气机为之窒阻”，所以他对升清降浊和通下之法颇为重视，曾说：“为今之计，当分清浊为上策，调行腑道为辅佐，务使清者升，浊者降。”“夏令时序，湿邪蕴蓄募原，湿阻蒸热，壮热不衰，治当通降胃腑，务使胃为下行，则大便自通，而伏火易熄，此为釜底抽薪之意也。”同时还指出“气化利，蒸腾之湿热自可随气而行；机关通，则氤氲之积滞亦可随而下之”。方用凉膈散化裁，每加蒌、杏之类。由于湿郁易于酿痰，此时常可出现痰湿互结、痰浊内阻，以致清阳被蒙的症状，金氏有鉴于此，也曾提出：“湿邪从阴而酿痰，痰阻气分……痰为黏腻之物，犹易阻害清阳。”并说：“湿蒙清阳，内则脘满呕恶，外则四肢厥冷，自汗溱溱，脉象沉滞。”而且特别指出“神朦嗜寐，是湿浊之蒙蔽，即内闭；汗出如雨，是浮阳之泄越，即外脱”，可见其辨证精细之一斑。
对于湿蒙清窍而致内闭外脱的治疗，提出了“急当芳香宣浊，以开蒙闭”的救急主张，药用菖蒲郁金汤等剂透热转气，因势利导，从而使很多危急患者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当湿邪化热化燥，迫入营血，出现高热、神昏谵语、斑疹互见，甚至肝风内动之手足瘛疭等险恶症状时，常用清营汤、犀角地黄汤等剂，并加龙齿、牡蛎等介类以潜阳，羚羊角、蝎尾以镇痉；若见神昏谵语，舌质红绛，常加安宫牛黄以清热开窍；对高热、烦躁不安、手足乱舞而兼痉者，则加紫雪丹以清热解毒镇痉；对神朦嗜寐，舌苔虽赤，仍有垢浊而腻者，则用至宝丹清热化痰开窍。与此同时，金氏还十分注重保津存液这一要点，如案中“法当甘凉存津养液，参用介类潜阳息风”和“育阴存津，一定成法，潜阳息风，当不可少”等叙述，是屡见不鲜的。
此外，金氏在湿温的治疗中，对脾胃功能极为重视。盖胃为水谷之海，脾为湿土之脏，故湿温之邪，最易侵犯脾胃。对于脾虚生湿，金氏强调健脾燥湿，胃气不足则主张健脾醒胃，曾说：“胃主藏纳，而主降通，胃气窒则水谷聚湿而酿痰。”“热从阴来，原非寒凉可解，湿从内生，亦非香燥可去，必当先醒其胃，希冀胃气得展，则真元自可充复，而阴液亦可滋长，即前人所谓‘人之气阴，依胃为养也’。”再则，在湿温的治疗过程中，他反对发汗太过，曾说：“夫汗乃人之阴液所化，汗出既多，则真阴何堪支持，而津液亦难上供。”“汗为心之液，多汗则心虚，阳为神之灵，阳亢则神耗。”并指出“汗多愈易伤液，痉厥善于发生”“湿家不宜过汗，汗之则变痉”等。
陈良夫（1868—1920年），名士楷，字良夫，号静庵。魏塘人，少怀远志，读书勤奋，每至半夜方休。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中秀才，后弃儒习医，师从同邑名医吴树人。先生授以祖师张希白、吴云峰等著作，良夫皆亲自抄录，朝夕诵读。更博览《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中医经典，深得奥旨。对刘河间、李东垣、朱丹溪、张景岳四家学说，融会贯通。手录吴树人《延陵医案》，时时温习，探其精微。悬壶不久，名声日噪，嘉兴、平湖、金山、上海等地慕名延请求治者，踵趾相接。良夫精于诊切，长于时症，亦擅调理，治疗杂病，极重七情六气，对肝病更为擅长。其审证立方，每有独到之处，行医30年，名盛当时。陈氏重视透邪、用药轻灵、注重养阴等观点，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温病学说。
陈氏在外感温热病的辨证上，不囿于叶天士之说，而是把脏腑与卫气营血辨证有机地结合起来，以脏腑为经，以卫气营血为纬，经纬并用，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陈氏认为温病有新感与伏气之分，二者的区别在于“即时发病”和“不即时发病”。他说：“感而即发…是表分病也。”“郁久而发，便成伏气也。”就是说感受温热病邪后，即时发病的称新感温病，不即时发病而郁久再发的称伏气温病。他又说：“温热之为病也……邪从外受，必由肺及胃，邪从内发者，必自胃而传肺。”指出了新感温病的病机是由表入里，伏气温病的病机是由里达表。并认为新感与伏气温病在临床症状上的区别，“感而即发，则为头疼身热，是表分病也”“热自外发也，始起寒微热甚”，而“伏气为病，大多由阳明而来”。指出了新感温病初起的症状是恶寒轻、发热重、头痛等；伏气温病初起即见阳明里热之症。陈氏认为伏气温病病势较新感温病复杂，他说：“伏气之为病也，其传化本无一定。”“伏气为病，譬如抽蕉剥茧，层出不穷。”由于伏气部位有深有浅，病程长短也不同，“伏气有在气、在营之分，在气者其道近，较易外达，在营者其道远，而伏邪又深，欲其外达，必须时日”。陈氏还认识到伏气温病常由新感引发，指出“其发病也，亦有新邪引动”。由于伏气温病病情较为复杂，所以他在临证中，非常重视伏气温病的诊治，认为“伏邪为病，以出表为轻，下行为顺”“伏邪内发，以汗与下为去路”“营分伏邪，必假道于气分而外出”。这些都是陈氏继承前人的学说，结合自己长期实践得出来的宝贵经验。一般来说，在温病初期阶段出现表证，可以称新感，如果表解热退，病势稳定，且病程较短，恢复健康也快，这就属于单纯的新感。相反，如果继新感症状出现之后，变化迭出，病程也长，就相当于前人所谓“新感引动伏邪”。更有初起并没有表证，一发病即显露出内热甚重，很快出现化燥伤阴现象的，就属于前人所谓的伏邪。伏邪病情较重，变化快，易化燥伤津，所以陈氏重视伏气温病是不无道理的。
自叶天士创立卫气营血学说，提出“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的治疗原则后，后世医家大多以此作为温热病临床治疗的法则。陈氏根据叶天士及其他医家的经验，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提出了“温邪为病，须防内陷，治之之法，不离乎汗、下、清三者而已”的治疗原则。而汗、下、清三法之目的，他认为“大旨不外宣通表里，疏达三焦，以引邪外出”。无论新感温病，还是伏气温病，或新感引动伏气，一是通过汗法，使邪从肌肤而外出，不致入里；二是使用下法，使邪从腑道下达，从里出外；三是使用清法，使温热之邪不致内炽。兹从其温病的治法上探讨如下。
（1）汗法： 陈氏所谓的汗法，一般来说就是解表法。他认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肺主皮毛，卫气又敷布于人体的肌表，温邪入侵人体，必先犯及肺卫，故温病初起往往出现恶寒发热、头痛、咳嗽、口微渴、舌红苔薄、脉浮数等表现，亦即陈氏所说的“感而即发，则为头疼身热，表分病也”“热自外发者，始起寒微热甚”。病位在卫在表，所以用汗法疏泄腠理，逐邪外出，亦即叶氏所谓“在卫汗之可也”。由于温邪属热，宜用辛凉解表，故陈氏在汗法中常用豆豉、薄荷、桑叶、杭菊等轻清宣透之品。有咳嗽者加杏仁、牛蒡子、贝母；口渴加鲜石斛、天花粉；热象较甚加山栀、金银花、连翘等；夹湿加芦根、滑石、通草等。药取轻灵，亦合乎吴鞠通“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之意。
陈氏使用汗法的范围较广，不仅限于邪在卫分。由于新感温病初起应该疏表宣卫，伏邪初起虽以清里热为主，但所谓清里热仅是一个概括性的治法，在临床实际应用上，伏气温病使用汗法的机会亦较多。一则伏气往往由新感引动而发病，即陈氏所说的“其发病也，亦有新邪引动”；二则伏邪本身的出路也应该是透解外泄。所以不但在卫分证常用解表之品，而且在气分证、营分证亦常用豆豉等以透邪达表，引邪外出，这是陈氏用药上一个特色。
（2）清法： 陈氏所谓的清法，范围更广。因为温病是感受温热之邪，热象偏重是其主要特征。根据《内经》“治热以寒”“热者清之”的治疗原则，温热病用清法是其正治。所以在卫、气、营、血及上、中、下三焦各个时期，几乎均可使用清法。陈氏在使用清法中对栀豉汤的运用颇为娴熟。该方出自《伤寒论》，栀子泻火除烦、泄热利湿，豆豉宣郁达表，二者合用之，透而不伤其阴，清而不滞其邪，能起到宣通表里、疏达三焦的作用。所以他将此方不仅用以清宣气分之郁热，而且经过配伍后，还能透泄营分之实热，使邪从气营而外出。
陈氏对清法的具体运用，大体又分三个时期。对于温病邪留气分，身热不退、苔黄、溲赤者，常用栀豉汤加味。表未尽者加薄荷、桑叶、牛蒡子等；咳嗽加杏仁、责备木、桑白皮等；痰盛加瓜蒌皮、海蛤壳、海石、胆男星、礞石或滚痰丸等；津伤口渴加石斛、天花粉；夹湿或见白㾦者加滑石、薏苡仁、通草、竹叶、蔻仁等；里热盛者伍以石膏、知母等。盖邪在气分，必须宣达出表，栀豉汤着重清宣气分郁热，透达于表，亦即寓叶氏“到气才可清气”之意。
温热之邪初入营分，症见壮热心烦、舌绛、斑疹隐隐等，陈氏常用栀豉汤加生地黄、犀角等。若气分证未罢者加连翘、金银花、竹叶；见红疹加紫草、赤芍、人中黄等；津伤口渴加石斛、天花粉、玄参、西洋参等。因为邪虽入营，仍可使热邪开达，转出气分而被清解，即叶氏所谓“入营犹可透热转气”，亦即陈氏常说的“营分之邪，必假道于气分而外出”。由于栀豉汤具有透热达表的作用，与生地黄同用，即寓黑膏汤之意，育阴而不滞邪，透邪而不伤津；与犀角等同用，即可起到清热凉营、透邪达表的作用，使热邪开达而转出气分清解之。在治疗温热病的医案中，运用栀豉汤清气透营屡见不鲜，确实收到了很好的疗效。
至于温热之邪进入营分、血分，症见舌质深绛、神烦不眠，或谵语发狂、发斑吐衄等，陈氏常用清营汤或犀角地黄汤随症加减。药用犀角、生地黄、玄参、石膏、竹叶、连翘、金银花、山栀等；见斑者加紫草、大青叶、牡丹皮、赤芍、人中黄；热甚神昏者加石膏、钩藤、牛黄清心丸；痰热神昏者加石菖蒲、郁金、至宝丹等；津伤者加西洋参、石斛等。温邪由营入血则病进，由营转气则邪退。临床上营血之证每多兼见，不易截然分开，有时虽邪已入营血，而气分之症尚未罢，即使气分证已罢，治疗仍宜积极透营转气，这是前人的经验总结，也是陈氏治温病恪守的准则，所以在使用清营汤和犀角地黄汤时，常参入气分之药。
可见陈氏使用清法主要用在邪入气、营、血三个阶段，但清法之中，始终贯穿着一个“透”字，清透结合的目的是引邪外出，使新感之邪不致入里而内陷，内伏之邪易于松达而出表，这是陈氏治疗温病的又一个特色。
（3）下法： 就是通腑法。陈氏认为“温邪不从外达，必致成内结”“伏邪内发，以汗与下为去路”“阳明之邪，当假大肠为去路”。所以温病使用下法，能使内结之邪热通过泻下而外出，“若便之不行，即余热之内逗”，故“昔人是以有釜底抽薪之法”。陈氏常用的下法有苦寒泻火、凉膈散热、增液润燥三种。苦寒泻火主要适合身壮热而阳明腑实、大便秘结者，常用药物有生大黄、玄明粉、番泻叶等；凉膈散热主要用于风火上炎、中焦燥实等证；增液润燥主要用于津伤便秘者，常用增液汤加麻仁、玄明粉等。另外，陈氏还常用灌肠的方法通腑，如“宋男春温案”，用猪胆汁灌入肛门，不逾时大便自落，祛邪而不伤正。
由上述可知，陈氏对温病的认识，有新感温病、伏气温病和新感引动伏气等不同。其诊疗以卫气营血为辨证依据，以汗、下、清作为治疗大法。温病邪在卫分病情一般较轻，治疗也较易，总以汗法为主，邪在气、营、血分，虽有新感不解由表入里和伏气内发之不同，其治疗大体相同，或宣透表里，或清气凉营，或通腑泄热，务使达到邪去正安之目的。
陈氏在治疗温热病时，非常注重对兼证的治疗。案中常提及“时邪之发，有夹症，有兼证，当去其兼夹之邪，庶伏气易于透达”，这是他治疗温病能屡起沉疴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对夹痰、夹肝气的治疗尤有独到经验。
（1）对温病夹痰的认识： 《温热经纬》载“夹风则加入薄荷、牛蒡之属，夹湿则加芦根、滑石之流，或透风于热外，或渗湿于热下”。说明温热之邪每多兼夹。这种“透风于热外”“渗湿于热下”的治疗方法，旨在不与热相搏，使邪势孤立而易解除。陈氏由此得到启发，认识到在温热病中经常可以见到夹痰的情况，如案载：“邪热久逗，体内津液与水饮、皆能熬炼而为痰。”“湿为阴邪、蕴久则化热，湿热相合，酿为留痰。”“昔人谓痰之为物，多属津液所化，火盛则生痰。”“伏邪之为病也，熏蒸出表则为寒热，凝结于里则成痰饮。”盖温病夹痰的产生，除患者素有痰饮宿疾外，大部分都是温热病变过程中或因病邪留恋气分，三焦气化失司而致津液停蓄不化，酝酿成痰；或为邪热燔炽，热炼津液而成为痰浊。陈氏在临床实践中，深深体会到痰与热相合，若痰不除，病邪胶固，变幻莫测，尝谓“痰得热而愈黏，热得痰而愈炽”“痰与热胶则黏腻而失达，热与痰合则郁遏而不宣”“肺经留痰，得热则胶结而不豁；胃经伏热，得痰则遏抑而不宣”“痰贮于肺，热蕴于胃，二者相合，充斥肆扰”“痰热久滞，蒸迫心神，灵机堵塞，为蒙为瞀，或劫津伤液，扰动肝风，为闭为痉”等。说明温病夹痰的病机甚为复杂，病情亦较一般温病为重。
（2）对温病夹痰的治疗： 陈氏对温邪夹痰的治疗，主张急去留痰，认为“暑与热为无形之邪，必依附于有形之痰始能猖獗”“去其有形之痰，无形之热势自孤”“温邪夹痰之症，当去其有形之痰，庶无形之温热易于清散”。强调治疗务必使痰与热不相交合，而唯一的办法是先祛其痰，急去留痰。具体方法如下。
①宣上通下：陈氏认为“温热夹痰之证，须求表里两通，故宣上通下为不易之治法”。所谓宣上，就是指宣肺化痰，他常说：“六气着人，首先犯肺。”“肺为贮痰之所。”“热郁于肺，灼津炼液为痰，痰阻气机，肺热则郁遏不宣。”故临床上见到痰热阻肺之证，必在清热药中加入宣肺化痰之品，如杏仁、瓜蒌皮、桑白皮、川贝母等。所谓通下，主要是指通腑。因肺与大肠相表里，肺气不降则腑气亦不易下行，胃腑热结不通，则肺中邪热亦少外泄之机，陈氏尝谓：“肺为贮痰之所，胃为蕴热之乡。”故在宣肺化痰的同时，如遇腑结，则加入麻仁、玄明粉、生大黄等。另外，陈氏所谓宣上通下还含有上下分消之意。对于邪热夹痰、夹湿，留于气分，致三焦失宣，症见寒热起伏、胸脘痞窒等“如疟之象”者，则宗叶氏上不分消之意以宣气机，清热化痰利湿，常用温胆汤、小陷胸汤等加减。
②降火逐痰：陈氏对于因痰热蒙蔽心窍的神昏谵语等，即所谓“痰热久滞，蒸迫心神，灵机堵塞，为朦为瞀之症”，除常用石菖蒲、郁金、至宝丹、牛黄抱龙丸外，还参入降火逐痰之胆南星、川贝母、竹沥、礞石等药。另外，对于身热不退、咯痰不爽、神态迷蒙、大便秘结、舌苔黄腻等症，用滚痰丸急去留痰，常收到显著效果。考滚痰丸为王隐君方，系由大黄、黄芩、礞石（与硝石同煅）、沉香四味组成。方中礞石禀剽悍之性，与硝石同煅，能攻逐陈积伏匿之痰；大黄苦寒，荡涤实积，开下行之路；黄芩苦寒，清上焦之火，消除成痰之源；沉香调畅气机，为诸药开导。合之共奏降火逐痰之效。所以陈氏认为此药对于温病夹痰之实证，特别是对痰火壅盛、痰热胶结不解，常有力挽狂澜之功。
③养津化痰：陈氏对于温病夹痰，除了直接化痰、豁痰、逐痰外，还采用养津以清化痰热的方法。认为“痰之为物，系津液所化”“痰本宜豁，然必赖津液充足，则吐咯较易”“津伤故热炽，热炽故痰更黏”。常于祛痰中加入清热生津之品如石斛、沙参、天花粉等，既有清热生津之妙，又利于痰的去除，这也是他重视养阴思想在治疗温病夹痰中的体现。
凡此种种，对温病夹痰的诊治，辨虚实历历分明，投方药贴切多姿。痰热壅盛、胶结不通之实者则滚痰丸不嫌其峻，热炽津伤之显者则沙参、麦冬不嫌其润。其对温病夹痰的治疗经验，由此可见一斑。
（3）对温病夹肝证的治疗： 陈氏对温病夹肝证的治疗亦颇擅长。温热之病最易耗伤津液，津耗则木失涵养，肝风易动，“温邪不从外达，最易内陷而劫津，津伤则风阳翔动”。对此，则根据病之虚实，或于清热药中加入羚羊角、石决明、钩藤等平肝息风之品，或在清热药中加入龟甲、牡蛎、生地黄、麦冬等滋阴潜阳以息风，取三甲复脉汤之意。另外，虽同为风阳翔动，但前者为热甚引动肝风，后者为阴虚风动，故用药迥异。对于温病夹有肝郁者，陈氏必随症加入郁金、青陈皮、白芍等以疏肝郁。因为肝郁者罹患温病，必然肝阴易伤，风阳易动，陈氏注重温病夹肝郁的治疗，与叶氏“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的用意是相同的。
现从温热病初、中、末三个阶段，来探讨陈氏对温病保津的经验。
初期（相当于卫分阶段）使用汗法，须防过汗伤津。表证初起，使用解表发汗法以驱邪外出，这也是温病初起，邪在卫分的常用治法，亦即陈氏汗、下、清三法中的汗法。通过出汗固然可以使邪从肌肤而外出，但津液是汗的来源，有“休戚与共，同出一辙”之关系，发汗透邪，津液必有一定程度的损失。叶氏谓：“救阴不在血，而在津与汗。”喻嘉言说：“人生天真之气，即胃中津液是也。”所以陈氏运用汗法，即使津液未伤之时，亦绝不用麻、桂等辛温发汗之品，而用微辛轻清之品疏肌解表，遵循仲景发汗不能“如水流漓”的原则，指出应以“溱溱微汗为最佳”。他认为“不汗则邪无从外出，过汗则伤津，变生他病”。要做到使用汗法解表又不伤津，当以辛凉轻清之品宣肺解表最为适宜。这种“解表祛邪而又不伤津液，祛邪兼顾正”的观点，对治疗温病是非常正确的。所以，在医案中，即使见到恶寒无汗之症，陈氏亦只用豆豉来疏解，且用药的剂量亦不过重，这样既防过汗伤津，又合吴鞠通“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的治则。对于伏气温病，虽由新邪引发，但往往“伏热既久，阴分暗损”。在使用辛凉宣透以解新邪的同时，考虑到一旦新感之邪已去，内伏之邪又炽而伤阴，故在解表之时亦加入一二味保津之品，如石斛、天花粉等，先安未受邪之地，以免成燎原之势。
中期（相当于气分、营分、血分）清热须佐保津，苦寒、甘寒并用。温病中期的特点是邪热炽盛，热盛则伤津耗液，正如陈氏所说“阳明热极，津液大受劫损”。在使用汗、下、清三法时，当以清法为主，这时不免要使用苦寒之品直折里热。为了防止热虽清而津亦伤的局面，陈氏在用药上往往苦寒与甘寒之品并进。如“张男风温案”，邪热犯肺，津液被炼成痰，造成痰热交炽，热盛津伤，在大队清热泻火药中参入天花粉、知母、桑白皮等润肺生津之品。又如“李男春温案”，阳明热盛津伤，在清热泻火的同时，佐以西洋参、石斛等甘寒凉润之品，以益气存阴，皆取得良好的疗效。陈氏常说：“清泄炽盛之里热，急救消亡之津液，为两全之计。”
陈氏认为疹㾦和津液有着密切的关系。温病之酿㾦出疹，必然消耗津液，故津液充足与否会影响疹㾦能否顺利外达。他说：“㾦是里邪之出表，但须津液充足，庶易托邪外出，津液不足，邪不易外达。”“临此证者，当察其气津之若何而施治。”所以对于邪热炽盛，津液不足，或津液耗损太甚而导致疹㾦不透、不畅者，往往用大剂养阴保津如芦根、石斛、天花粉之属，养津补液以托邪透达。
温病中期，有邪热结于阳明，以致腑气不通，邪热蕴结，最易化燥伤阴，导致土燥水竭的情况。陈氏常宗王孟英“阳明之邪，当假大肠为去路”之说，以攻下为急务，使用“釜底抽薪”之法以急下存阴，常用药物有生大黄、玄明粉等。鉴于津血同源，故邪入营血，生津、保津更不可忽视。如“孙妻温邪入营案”，正是由于重视生津保津，使用大剂西洋参、玄参、石斛、生地黄、天花粉之品，始得出险入夷，即佐证。
末期（相当于恢复期）益气生津，当以胃为本。温热之邪最易伤阴劫津。如果说在温病中期，生津、保津有助于向愈，那么，在温病后期，津液的存亡对于疾病的康复则有着更重要的意义。温病后期，往往是“邪微而气阴两乏”，这就不是单纯生津、保津所能治疗的了。陈氏说：“人生阴主形，液主润，形递瘦而舌时光，即阴液已乏。”这种神疲乏力、形瘦气短、口干舌光等气阴两亏之证多见余邪未尽，正虚不克攻邪，攻邪势必伤正，此时当以益气生津为总纲。他说：“肺胃之阴，津液是也。”“人之气阴，依胃为养，胃气充旺、斯气阴有所从出、脏腑得其灌溉，则余剩之邪，自可潜移默化矣。”又说：“百病以胃为本，依胃为养。”故在热性病后期，重视调补脾胃气阴，不但可以起到益气化津的作用，而且还可使余邪潜移默化。这种注重调养胃阴以恢复生机的思想，是陈氏治疗经验中重视生津、保津的一大特色。常用的生津养胃阴药有石斛、西洋参、天花粉、玄参、麦冬、生地黄等，这些药物除有生津的作用外，还有清热或凉营的作用，对于温热病的治疗有一举两得之妙。
陈氏在温病伤津初、中、末三个阶段中，始终贯穿养阴和温热病相始终的原则，主张以薄味调养胃阴为主，较少采用厚味填精的腻补方法。他将解表、通下、清热及平肝息风诸法与养阴、生津相结合，含有滋阴解表、滋阴通下、滋阴清热、滋阴息风的意义，因此多能取得满意的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