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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献，包括中医文献、儿科文献及经史子集等，承载着丰富的中医儿科内容。古代文献不仅详尽地总结了小儿的生理和病理特点、诊查和多种疗法、保健预防和康复方法，还提供了各种疾病的辨证论治思路和治法，拓展了我们对儿童健康和疾病的理解，凝聚了中国传统医学对儿童保健和疾病防治的千百年智慧，被视为历代儿科学术积累的瑰宝。学术传承是中医儿科领域的一项重要任务，对临床实践、科研工作及学科学术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古籍文献为我们传承古代医家儿科学术精粹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资源，为中医儿科学的创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我们需要整理、研究这些古籍儿科学术精华，推广应用，以期更好地应用于当代临床，启发思路，研究发展，应对当代儿科社会需求，推动中医儿科的持续发展，为更多儿童和家庭带来福祉。
古代医学文献中，关于儿科疾病的早期记载可以追溯到出土的西汉时期帛书《五十二病方》，其中包括对“婴儿病痫”“婴儿瘛”的描述，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黄帝内经》不仅建立了指导各科临床实践的中医理论体系，也包含了许多有关儿科的论述，涵盖了小儿生长发育、体质特点、先天致病、疾病诊断及预后评估等内容，对中医儿科学科的形成起到了启蒙作用。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建立的辨证论治体系，特别是脏腑论杂病，对后来儿科辨证体系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隋代巢元方主持编撰的《诸病源候论》首次对儿科病因、病理和证候进行全面系统的阐述，其中有6卷专门讨论小儿疾病，涵盖255种病候，同时提出积极的小儿护养观念，如“不可暖衣……宜时见风日”等，沿用至今。唐代杰出的医学家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首列“少小婴孺方”两卷，从小儿初生护理到伤寒杂病分为9门，专篇论述理法方药，共收集儿科用方300余首，推进了儿科医学的发展。
相传至今最早的儿科专著《颅囟经》，其文字朴实，总结了唐以前儿科学的成就，提出小儿为“纯阳之体”的理论，同时论述了小儿脉法及惊、痫、疳、痢、火丹等疾病的证候和治法，在古代儿科医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钱乙《小儿药证直诀》作为奠立中医儿科学科体系的学术专著，比弗里德里希·路德维格1850年在莱比锡出版的第一部西医儿科专著早700多年。钱氏总结了小儿“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的生理病理特点，强调了四诊中望诊的重要性，提出了儿科疾病五脏辨证体系，制订了相应的治则治法，创立了134张儿科实用方。他被尊为“儿科之圣”“幼科鼻祖”，在中医儿科学术发展史上享有盛誉。
北宋时期，天花、麻疹等时病流行，山东名医董汲以擅用寒凉法而远近闻名。董氏总结经验撰成《小儿斑疹备急方论》，是为天花、麻疹类专著之始。南宋陈文中，是治痘温补学派的创始人，著有《小儿痘疹方论》《小儿病源方论》。他力倡固养小儿元阳，以擅用温补扶正见长。陈文中的温补思想与钱乙、董汲重视寒凉的学术思想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共同促进了中医儿科学的发展，为儿科疾病的辨证治疗提供了全面的依据和丰富的治疗方法。
元代曾世荣编著的《活幼口议》《活幼心书》，详论初生诸疾，是中医新生儿学领域的早期重要著作。他议证论候翔实，对多种儿科常见病的证候分类和治疗方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特别是对于惊风证候，曾世荣总结了“四证八候”的规律，提出了镇惊、截风、退热和化痰等治疗方法，创制了琥珀抱龙丸、镇惊丸等疗惊方。这些理论方法经过实践验证，被广泛应用，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明代薛铠、薛己父子精于儿科，善采众长，撰著《保婴撮要》。薛氏发扬五脏辨证学说，每节开篇引用钱乙辨证论治纲目，随后详述张元素五脏相关理论，旁征博引，演绎成篇。他们特别重视脾、肾二脏，治脾宗陈文中而偏温，治肾既宗钱乙养元阴、滋生化源，又效陈文中温元阳、阴中求阳。《保婴撮要》论及小儿各科病证221种，列举医案1540则，除小儿内科外，涵盖小儿外科、眼科、耳鼻咽喉科、口齿科、肛肠科、皮肤科、骨伤科等科病证70多种，灵活运用脏腑、经络辨证，内治、外治、手术兼施，对中医儿科学的发展，尤其是中医小儿外科学专科的形成，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明代医家万全有多部儿科专著，包括《幼科发挥》《万氏家藏育婴秘诀》《万氏秘传片玉心书》《万氏家传痘疹心法》等。他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提出了“预养以培其元，胎养以保其真，蓐养以防其变，鞠养以慎其疾”的“育婴四法”，形成了中医儿科保健学的系统论述。此外，万全在朱震亨“阳有余、阴不足”的理论基础上，系统提出了小儿“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肝常有余、脾常不足、心常有余、肺常不足、肾常不足”的“三有余、四不足”生理病理学说，同时十分重视固护脾胃。这些观点和方法丰富了中医儿科学的学术内容。
清代儿科医家夏禹铸著有《幼科铁镜》，强调望诊在小儿疾病诊断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小儿病于内，必形于外”，通过望面色、审苗窍可以辨别脏腑、寒热、虚实情况，针对小儿疾病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提供了经验。陈复正所著《幼幼集成》体现了他的学术见解，总结了指纹诊法及其辨证纲领，如“风轻、气重、命危”“浮沉分表里，红紫辨寒热，淡滞定虚实”，丰富了小儿疾病的诊断手段。吴瑭是清代温病大家，在儿科领域也有卓越的成就，他在《温病条辨·解儿难》中明确提出小儿“稚阳未充”“稚阴未长”的生理特点，“易于传变”“易于感触”的病理特点，“稍呆则滞”“稍重则伤”的临床用药注意要点。其所论小儿温病，从六气病因、三焦分证入手，与叶桂的卫气营血辨证学说相辅相成，共同创立了适用于儿科外感热病的理论和实践体系。
明清时期，天花、麻疹等传染病的流行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儿科领域涌现出了大量关于出疹性传染病的专著。特别是当时已广为流传的人痘接种法，包括鼻苗法、痘衣法等，为预防天花提供了有效的手段，是传染病预防领域的重大突破，在人类人工自动免疫史上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民国时期，儿科疾病流行，许多医家勤求古训，融会新知，成功救治了大批患儿。例如，在治疗重症热病时，徐小圃擅用温阳药物回阳救逆，奚咏裳则以善取寒凉药物清热保津著称。这两位医家分别是这一时期儿科外感病温、寒两大学派的杰出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在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学术氛围中，中医儿科同仁们通过整理出版历代儿科经典著作，发掘了一大批对临床实践具有重要理论指导和实际应用价值的珍贵资料。同时，在学术传承方面借助于历代医籍遗存，以提高不同年代儿科常见病防治水平为目标，探讨适用于现代儿科临床的新治法、新方药，并通过规范的临床研究形成优化治疗方案，通过临床诊疗指南指导临床应用，通过实验研究探析方药疗效机理，在大量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创新性理论，推动了中医儿科学术水平的不断提高。
中医儿科学有着悠久的历史，荟萃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在儿童健康养育和疾病防治方面的丰富经验。在现代西医学迅速发展前的古代，中医学包括中医儿科学长期在世界各国医学中处于领先的地位。周朝《周礼》提出的“慈幼”形成了中华民族“爱幼”的道德规范，“文王胎教”是胎儿期保健的最早范例。扁鹊是史书记载最早的儿科医生，淳于意是历史上最早的儿科医案记录者。《灵枢·逆顺肥瘦》所说的“婴儿者，其肉脆、血少、气弱”是关于小儿生理特点的最早记载。隋朝《诸病源候论·小儿杂病诸候》关于小儿“宜时见风日”“不可暖衣”“常当节适乳哺”等论述提出了儿童保健的基本要求，明朝《万氏家藏育婴秘诀·十三科》倡导的育婴四法“预养以培其元，胎养以保其真，蓐养以防其变，鞠养以慎其疾”构建了儿童保健学最早的系统观点。宋朝钱乙建立、陈文中补充的中医儿科理论和临床体系是世界上最早的儿科学术系统论述。曾世荣《活幼心书》关于新生儿学的集中论述，薛铠、薛己《保婴撮要》关于小儿外科病的集中论述等，都是最早的儿科分支学科记载。我国发明的人痘接种法，特别是郑望颐《种痘方》提倡的“熟苗”接种，开创了人工免疫学的新纪元。
所有中医古籍关于儿童保健和疾病防治的记载，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千万年来积累的有效育儿经验，都是祖国医学宝库中的瑰宝。这些文献记载不仅写下了人类与儿科疾病斗争的光辉记录，而且打下了中医儿科学科的厚实根基。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前人的学术积累，更何况中医儿科的古籍记载是如此的丰厚。但是，正如宋朝范成大《致一斋述事》诗云：“文书烟海困浮沉，不觉蹒跚百病侵。”面对浩如烟海的中医古籍，要从其中寻觅儿科学术精华，学习到对当今临床具有实际指导价值的内容，确实是一项费力劳心的工程。正是为了中医儿科学术传承、弘扬的需求，让大家能在一定的学习时间内，获得中医儿科古籍记载中的经典论述、精彩华章，我们将近半个世纪来研读古籍、摘录的儿科论说集腋成裘，集中奉献给同道，希望能使古代医家的儿科成就为中医儿科学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
阅读儿科古籍撷英，是吸取前人中医儿科精华的有效路径；研究儿科古籍撷英，是夯实中医儿科事业发展的根基。将古代中医儿科文献的理论和实践论述归类系统整理，形成了中医儿科学“守正”的源头；将中医古籍记载的儿科宝贵知识、丰富经验和有效方法代代相传，是中华民族历代儿童保健成就服务当代儿童健康的保证。为了更好地传承中医儿科学术精华，我们需要持续不断地研读古代医籍，深刻理解其中的学术内涵，领悟其中蕴含的智慧，才能形成我们的中医儿科临床思维，熟练地将前人为我们建立的天人相应、辨证论治、理法方药等学术思想应用于临床，采用最佳的治未病、治已病、图康复的处理方法，为保障儿童健康成长获得最佳的效应。
历代中医儿科学术遗存是不同历史时期中医大家在当时条件下的临床经验和学术创新总结，将中医儿科学术体系不断完善、学术内容不断丰富、学术水平不断提升，达到一个又一个高度。但是，时代在进步，儿科疾病谱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而改变，中医儿科也就面临着临床变化提出的一个又一个新问题。所以，中医儿科不能因循守旧、故步自封、停滞不前，必须与时俱进，才能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
几千年来形成的中医儿科学术，有其固有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要将现代科学技术进步所产生的成果有效吸收，两者有机融合，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所以，在未来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医儿科的发展必须坚守中医自身已有的思维方式和学术框架，既守正不离宗，又师古不泥古，应用现代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成果，来研究中医儿科学、推动中医儿科学的高速发展。
要充分应用现代物理学、化学、电子计算机、工程技术等学科发展研制成的各种仪器设备，提升获取疾病信息的能力，尤其是扩大儿科望诊的范围，从司外揣内向内外合参发展；研制成各种适用于儿科的治疗仪器设备，让儿科外治疗法的方法手段更加多样化，疗效再提高。要应用液相色谱-质谱法分析儿科常用中药的主成分，进而研究其有效组分，优化组成方剂、研发新药。要充分应用分子生物学、组学等仪器和技术方法，研究中医儿科病、证的本质特征，丰富中医儿科学术内涵；研究药效机理，为研发有效中药制剂提供依据。要应用中医学理论认识儿科新病种、提出有效的辨证论治方法。要采用循证医学的研究方法，开展儿科常见病的临床研究，筛选、优化临床治疗方案。要应用现代制剂技术，开发出更多能提高患儿应用顺应性、有效性、安全性的儿科中成药。
所有这些在中医儿科学领域新技术、新方法的建立与应用，尤其是临床研究的成果，要经过提炼，上升为理论，实现中医儿科适应新时代的理论创新，这样才能推动中医儿科学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向着中医儿科现代化的道路不断前进。
中医儿科学是中医学术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古籍儿科的丰富记载蕴含着中华民族的医学积累和古代医家的智慧。要确保中医儿科能够在当代和未来持续发挥其独特作用，就必须在传承古代儿科学术的基础上注入创新的活力。创新是中医儿科在应对新兴疾病、传染疾病以及现代临床挑战的有效策略。在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儿童的健康需求不断提高。因此，中医儿科充分继承传统成就，努力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启发创新思维，探索新的研究领域，寻求新的疾病诊断和医疗模式，将能更好地满足儿科医疗的需求，在保障中国和世界各国儿童健康的事业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