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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数字化，相信大多数人都保持着积极的态度，因为我们都很清楚，企业的数字化不仅能提高广大员工的工作效率和质量，减少重复性和低效的工作，让员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专注于创新和价值创造；还可以带来更多的灵活性和便利性，让员工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求选择工作时间和地点，实现工作和生活的平衡。
但是，数字化同样也可能导致员工的工作与生活之间界限模糊，难以摆脱数字设备和网络平台的干扰，难以拒绝来自领导和同事的工作要求，难以保护自己的个人空间。
捆绑生活和工作的即时通信
知乎上有个热度很高的问题：“为什么国外不把邮件当微信一样发？”
多数回答都表示，微信这类即时通信软件直接把人的生活和工作绑定在了一起，教师需要24小时在线回复家长、学生的问题，普通职员也要秒回来自领导的消息，所以“看似提高了工作效率，其实把人的自由度大大降低了”。国外当然也有WhatsAPP等即时通信软件，但是大家在工作沟通上仍然会尽量使用邮件，以此来对工作和生活进行划分。
一个高赞回答对此做了一个比喻，形象地把工作中使用微信和邮件的区别描述得通俗易懂，甚至把深藏其中的利益得失揭示得一清二楚：“用微信和下属沟通，有点像皇帝和奴才的关系，随叫随到、不分场合、立马回应；用邮件沟通，有点像皇帝和大臣的关系，更正式、更有仪式感且对上位者的限制更多。”
当然，网友对于工作时间之外还要受到来自上司、同事的打扰，固然有一定的不满，但大家还是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微信、QQ只是软件，这些软件本身并非导致劳动者焦虑的罪魁祸首。
从客观上来讲，邮件交流确实有很多不便之处。但不可否认的是，微信等即时通信软件之所以能够从我们的日常联络工具转变为工作交流工具，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工作对接的需要。电子邮件、面对面交流等传统联络方式，虽然保证了公务处理的可行性，但是工作效率及效果和即时通信软件相比都大打折扣。
并且，当下这些应用即时通信技术的软件，它们对于企业办公的作用并不限于即时性的信息反馈这一个功能，还在于多种消息类型支持、即时文件传输、实时状态查看、群组沟通协作及移动性等诸多便利功能。
多种消息类型支持： 即时通信软件支持多种类型的消息沟通方式，如文本、语音、视频等，满足多样化的沟通场景需求。员工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最合适的沟通方式，提高沟通效率。
即时文件传输： 即时通信软件通常支持文件传输功能，员工可以在软件内快速发送和接收文件。这避免了传统邮件附件传输的麻烦，提高了文件传输的效率。
实时状态查看： 即时通信软件支持实时查看消息传达的状态，员工可以直观地了解消息是否已被接收和阅读，便于及时确认工作进展。这种状态查看功能有助于提升发送者的体验，让信息传递者更直观地感觉到“我的信息是否得到反馈”，使工作对接更加及时和有效。
群组沟通协作： 即时通信软件支持建立群组进行多人沟通协作，可以根据企业内部的部门、项目等建立相应的群组，方便成员在群内对问题进行共同讨论和解决。这种群组协作方式使得团队成员可以更方便地展开跨部门或跨项目的合作，提高工作效率。
移动性： 由于即时通信软件支持移动终端如手机、平板电脑等设备的接入，员工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办公，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这使得员工可以更灵活地安排工作时间和地点，提高工作效率和个人满意度。
其实，现在几家互联网大厂都相继发布了专供企业办公的即时通信软件，如企业微信、飞书、钉钉等，这些软件比微信这类生活即时通信软件更符合办公的场景需求，并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前面提到的因为“工私不分”而导致的员工自由度降低和私人生活碎片化问题。
职场人生存空间的一次次“溃败”
常言道“一山更有一山高”，身为上班族，好像总有过不完的坎，生存空间也在各种先进技术的夹攻下一次次“溃败”：前面是模糊上下班界限、霸占私人空间的即时通信，后面还有更离谱的“上网监控软件”和“厕所计时器”。
2022年，有网友发文称，其所在公司发通知，让人事部门下班后挨个检查员工手机使用时长，并表示上班使用手机时长将关系到员工能不能继续留在公司；还有的公司给员工使用智能坐垫，用以监测心跳、呼吸等身体状况，从而确认员工是否在工位上，并通过智能坐垫监测到的数据询问员工“工作时间为何不在工位”；以及在网上讨论得沸沸扬扬的“员工离职监测系统”，该系统可以监控员工的上网行为，通过统计员工浏览招聘网站、投简历等行为的次数，以判断员工是否有离职意愿。
相关报道虽然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也有许多网友对此并不买账，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的规定，网络监控应当在必要的范围内进行。所以企业是有权利监控公司电脑的，企业对员工上班时间内的电脑操作进行管理也是可以的。只是公司对员工进行网络监控的合法前提是，要在事前告知员工，因为其毕竟属于通信隐私。
如今，“员工监控”已然成为一门生意。越来越多的公司通过购买和安装这些电脑监控软件，了解员工在做什么，限制员工行为，还能精确地统计出员工每个月在每个软件或网站上消耗的时间，监控员工包括聊天及上网记录和文件拷贝在内的一举一动。
公司就监控员工给出回应，表示主要出于三方面考虑。
（ 1 ） 防止员工滥用电脑： 一些员工可能会在工作时间玩游戏、浏览社交媒体等，导致工作效率低下，电脑监控软件可以及时发现这些行为；
（ 2 ） 保护公司机密信息： 电脑监控软件可以监控员工的文件操作和外部设备连接，防止公司的重要信息被泄露或外部存储设备被带走；
（ 3 ） 保障网络安全： 通过实时监控员工使用网络的行为，及时发现异常行为并采取相关措施。如员工在访问某个网站时，下载未经授权的文件，会带来网络安全隐患。使用网络监控系统，能够及时帮助企业发现这些异常行为，从而保障企业的网络安全。
如果说，出于以上这三个原因安装上网监控软件还能让员工表示理解，那么接下来的这件见证了职场人生存空间又一次被挤压的事件，就真的非常让人崩溃。
2023年4月，一个题为“大厂为了防厕所摸鱼有多拼”的词条登上微博热搜。话题下的热门微博中，几张显示多个互联网大厂在厕所里设置的“防摸鱼”措施的图片，引起了网友热议。
其中一张图片显示，某互联网公司在厕所坑位装计时器，以控制员工上厕所时间。在这张图片中，厕所每一个蹲位的上方都安装了一块显示屏，可以显示“蹲位内是否有人”“目前如厕时长”。这一行为引来众多网友吐槽：
“监狱也不至于这样吧？”
“打工人是真的难。”
“窒息……”
当然这张图实际上早在2020年就被爆出来过，该互联网公司还特地在微博做了回应，表示安装计时器是为了测试每天卫生间使用次数和时间，便于判断需要增加的移动厕所坑位数量，本质上是为了解决办公楼里“人多坑少”的矛盾。但不得不说，这种内外施压的方式属实有点太不地道了，虽然这张图片只是一场乌龙，但谁也不能保证，这种严密、标准化的工作制度，不会用在职场人的身上。
困在机器和算法里的不只有外卖员
这世界的职场人千千万万，涉及千行百业，他们各自的工作场所、工作形式大不相同，要想去概括所有是非常不现实的。所以在这里，笔者打算讲一类工作。
这些年，随着自动化、数字化的发展，ChatGPT等AI技术的迅速兴起和应用，社交媒体上关于“AI大规模替代人类工作”“未来最具竞争力的工作在哪里”等问题层出不穷，屡屡让普通人焦虑万分。但其实，很多看似自动化的工作背后，往往都需要人工的配合。比如我们当下最为熟悉的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等，他们都是隐身于数字化浪潮背后的岗位，是机器里的“幽灵”。
2019年，人类学家玛丽·格雷和计算机科学家西达尔特·苏里共同发表了《销声匿迹：数字化工作的真正未来》一书。该书揭示了在AI和数字经济背后，隐藏着人类劳动力的事实。这支看不见的线上就业大军正不断扩张，它既不存在于现有的法律中，也未得到固有文化的承认，而算法“无意识的残酷”又给他们带来了诸多伤害。
真正驱动手机应用程序、网站和 AI 系统运行的竟是人类劳动力，但我们很难发现——事实上，这些劳动力往往是被故意隐藏起来的。这是个不透明的雇佣世界，我们称之为“幽灵工作”（ Ghost Work ）。
想想你最近一次在网上搜索。也许是一个热门新闻话题、喜爱球队的最新消息，或是新鲜出炉的名人八卦。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搜索引擎返回的图片和链接既不包含少儿不宜的成人内容，也不是完全随机的结果？或者想想你最近一次浏览 Facebook 、 Instagram 或 Twitter 。这些网站都有“无暴力图片”和“无仇恨言论”措施，这些措施是如何执行的？
在互联网上，所有人都畅所欲言，只要有机会，人们就会说出各种各样的话。那为什么我们看到的内容是净化过的呢？答案是，人类和软件的协同工作为你和我这样的用户提供着看似自动化的服务。
仔细想来，AI在推进自动化产业升级，取代越来越多的非技术性岗位的同时，也衍生了依靠人力劳动，将其作为自动化技术不可或缺部分的新工作。只是这些工作岗位上的劳动者普遍处于一个被隐匿的“幽灵状态”，消失于公众视野中，经受着缺少保障的生活处境。
按照书里的说法，他们是互联网时代的“数字化零工”，他们从事的这些简单、重复性高的非技术性工作不仅全面推动了AI革命的进程，也“哺育”了现今数字化经济的发展。而这一切都是由“自动化最后一英里悖论”所决定的：
在 AI 学习的过程中，不断需要人工去训练和纠错，当它实现某项功能时必然会产生更多的新任务、新应用，需要人类去解决。这些任务不断推进自动化的边界，以至于自动化的终点线始终在变而永远无法达至。简而言之，自动化的最大悖论在于“使人类免于劳动的愿望总是给人类带来新的任务”，数字化零工恰是为了适应我们“不劳动”所产生的劳动需求而存在的。
目前，许多被迫失业和下岗的人无奈之下挤进了人满为患的网约车和外卖行业，开启了他们的“数字化零工”生活，但是随之而来的新问题和新困境却不容忽视。
比如，这些互联网平台把劳动者定义为自己的“用户”，以“用户服务条款”取代具约束力的“劳动合同”，使劳动者在法律上既不受雇于平台也不受雇于企业。也就是说，劳动者不受劳动法与社会福利体系保护，若发生劳资纠纷，缺少维权申诉的渠道，只能由劳动者自负。
再如，外卖平台配送系统的“最优算法”并没有把天气、封路、骑手突发身体状况等意外因素考虑进去，定出不合理的超短配送时间，致使骑手们疲于奔命。如今，随着涌入的劳动者越来越多，骑手的酬金单价越来越低，导致骑手们不仅承担着超负荷的劳动量，完成任务后还有可能因为系统出错而拿不到酬金。
以上这些赤裸裸的现实都指向了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要有适配的劳动保障及企业监管法规来对这些劳动者的权益进行保障。如今，实现数字化转型是我国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目标，社会的经济结构也正在经历急速变化。为了迎接未来就业市场的变革与冲击，构建与生产力适配的和谐劳动关系，避免劳动者的权益与尊严“销声匿迹”，还需要社会各层面以长远发展为目标，以及每个个体持续努力，共同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