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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初，受到1929年华尔街股市崩盘的影响，无论想在哪一行创业都异常艰辛，更不必说专业时尚摄影这种朝不保夕的营生了。幸运的是，李身边不乏有权有势的朋友。她与康泰纳仕出版集团来往密切，这确保了她至少可以获得商业圈的入场券。她还需要启动资金，正是在这方面，她与社会精英的交往有了回报。她找到了两位“天使投资人”：克里斯蒂安·霍姆斯和克利夫·史密斯。
霍姆斯是弗莱施曼酵母公司的巨额财产的继承人，其母在华尔街为他设立了一家经纪公司。他以前经常乘坐游艇通勤，穿过长岛湾，前往曼哈顿，他的司机会在那里接他，再驱车将他送往办公室。他对摄影很感兴趣，李的工作室成立后，他在那里闲逛和旁观，度过了不少时光。另一位天使投资人克利夫·史密斯是个花花公子，他是西联公司的财产继承人之一。他们二人为李·米勒的工作室共同出资一万美元，并帮助李在一座六层楼的建筑里租下两套公寓，地址在东48街8号，往北相隔一个街区就是无线电城音乐厅。这两套公寓都在三楼，通过一间小小的厨房相连。李将其中一套作为自己的住所，另一套则改造成了工作室。
助理一职的理想人选是她的弟弟埃里克。他以前曾在托尼·冯·霍内手下工作过。霍内是位德国摄影师，专门从事时尚和广告摄影。李给埃里克开出的薪水是每月100美元。工作之初，埃里克最大的贡献是从他们的父亲那里学到的工程技能。他建起了暗房，又监督制作了一排柏木水槽，其宽度和深度足以放入标准的8英寸×10英寸底片。接下来，他制作了工作室所需的道具和布景，还安装了照明设备。他身上也有着米勒一家的典型品质——热爱创新。工作室的电缆都被隐藏起来了，灯光则可以通过配电盘远程操作。当时，使用低速胶卷的大画幅相机需要巨型的照明灯和粗大的电缆，因此这一成就不可小觑。把电缆隐藏起来也有着更为实际的理由，因为李的许多作品都属于肖像摄影，她一直想让拍摄对象尽量显得轻松、自然。虽然李也热爱科技，但她明白，这些设备可能会成为干扰。也许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她“用五颜六色的雪纺来装饰窗户，就像悬挂了一排圣诞袜似的。玻璃对开门也用色彩缤纷的帘幕加以装点”。 1
李雇了一位负责记账的秘书，名叫杰基·布朗。此外，由于她本人只要还能忍受，就绝不会动手收拾房间，所以她又迅速聘请了一位厨师兼管家。这位黑人姑娘年纪轻轻，永远一副乐呵呵的模样，她准备的午餐很快便成了工作室生活里的亮点，深受客户、员工以及前来做客的投资人的喜爱。没有外人时，李和埃里克就在工作室里的一张牌桌旁用餐。姐弟俩会讲些关于外科手术或寄生虫的恐怖故事，借此破坏对方的食欲，从而将对方的食物据为己有。这种比拼无所谓输赢，他们享受的是那种无拘无束的感觉。
埃里克很快开始主持暗房的工作。在李的指导下，他在冲印方面越来越得心应手。他回忆道：
一开始日子很艰难，因为李特别执着，坚持要制作质量最好的作品。她会跑到暗房检查照片，一旦发现一丁点儿瑕疵，她就会撕掉照片的一角，使之作废。总让我惊叹的是，她能挑出照片上的各种问题，包括我完全注意不到的缺点，而且一经改正，整张照片的质量就会大为提升。用镊子夹着照片小心翼翼地在化学液体里浸一浸不是我们的作风。我们永远都是让照片一头扎进去，直接用指尖在照片表面上搓，有时还对着照片吹气，利用热气改变某一区域的色调。我们用形形色色的化学物质改进常规的方法，有时甚至会酿成致命的后果。我们在刺鼻的烟雾里连声呛咳，我的指甲被染成了棕色。回想起来，假如那个年代也有安全监管员这样的角色，那我们早就该失业了。 2
1932年的2月20日至3月11日，李的摄影作品在纽约朱利恩·利维画廊首次展出。当时她还身在巴黎。这场名为“现代欧洲摄影师”的展览展出了20位摄影师的作品，她是其中一位摄影师，另外还有瓦尔特·黑格、赫尔马尔·列尔斯基、彼得·汉斯、莫里斯·塔巴尔、罗歇·帕里、奥托·阿姆波尔、莫霍伊-纳吉等人。当然，曼·雷的作品也在其中。同年年底，在同一家画廊举办的第二次展览为她带来了更高的声望。这次展览时间从那一年的12月30日持续到次年1月25日，画廊的一半空间展出的是查尔斯·霍华德的画作，剩余一半空间都用于展出李的摄影作品。由弗兰克·克劳宁希尔德撰写的展览公告以白色墨水印在窄长的深粉色纸条上，十分雅致：
四年前，李·米勒离开美国，前往法国……当时，她还是二十岁出头的妙龄女子，如今归国……她已是卓有成就的艺术家、多才多艺的摄影师。在这四年间，她一直生活在巴黎，潜心研究摄影艺术中的每一个流派。在巴黎，她与法国的艺术激进分子、超现实主义者、摄影界领袖曼·雷相识，迅速从学徒成长为具有创造力的摄影家。身在法国的环境中，她学会了不拘泥于传统的摄影技术，而是去探索摄影艺术的各种可能性。她的镜头始终聚焦于风景、建筑、鲜花、街景以及其他静物。她拍摄的广告作品并不逊色于肖像作品。
最近，她在纽约开设了一家摄影工作室，她已经在这一领域展现出了独一无二的天赋，并将在此继续发挥她无限的艺术才华。
这些摄影作品的销售情况一直不甚理想，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在随后的数十年间。虽然朱利恩·利维致力于收藏照片，并以新颖的方式举办展览，但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摄影几乎没有获得过人们的重视。超现实主义的绘画和雕塑逐渐走向成功，引人瞩目，但超现实主义摄影未能获得公平的认可。45年后，利维收藏的大部分摄影作品依然未能售出，但他不曾为此感到丝毫忧心，因为他对这些作品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他将自己收藏的许多摄影作品都捐赠给了芝加哥艺术学院，这些摄影作品成了世界上最好的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影像档案之一，这正彰显了他的远见卓识。 3
由于大众缺乏对艺术摄影的认可，迫于无奈，对这一行有所追求的摄影师多数只好过着双重生活。李、曼·雷和其他许多人都发现，要想付清恼人的巨额账单，唯一的办法就是坚定地（且往往不为人知地）拍摄商业作品，获取报酬，以支持他们在自我表达的道路上走下去。毫无疑问，艺术作品的创意永远有益于商业性的拍摄工作。
李的新工作室的商业摄影工作起步缓慢。由于大萧条的影响与日俱增，她与欧洲时尚界的来往大大减少，原先承诺给她的工作合约大多未能兑现。康泰纳仕出版集团正在经历一段艰难时期，服装和化妆品公司也在削减支出。在工作室发展的早期，幸好有专业摄影师圈子里的老朋友偶尔给她分派一些工作任务——尤其是彩色摄影的先驱尼古拉斯·穆劳伊——他们的帮助使她得以安然度过这一阶段。 4 对摄影师而言，个人推荐是唯一重要的宣传途径，所以在她的口碑得到传播并有工作找上门来之前，最初的几个月对她而言必定万分难熬。起初，她接到的是一些平平无奇的产品的广告拍摄工作，比如鞋袜、饰品，以及香水等化妆品。随后找上门来的是《时尚》、《时尚芭莎》和《名利场》的时尚摄影工作。阿诺德·弗里曼仍在为她提供支持。有时，她本人会出镜当模特，由埃里克在镜头之后按照她的指引操作。这些照片在技术层面上无可挑剔，其中某些作品还具有精致的美感，但始终含有某种自我意识影响下的造作。在这一时期，李的艺术风格和商业风格大相径庭，二者未能互相滋养。1933年起，不断有客户找她拍摄肖像照，她终于逐步解放了自己被禁锢的想象力。
在她最早的一批拍摄对象中，有一位“米凯·罗曼诺夫王子”，美国移民官叫他“哈里·F. 格尔格森”。由于非法进入美国以及使用假冒头衔，当局正在通缉他，要他接受审问。他当年偷偷乘坐“欧罗巴”号轮船入境，即李返回纽约时乘坐的那艘德国客轮。格尔格森“因偷乘客轮被关押一段时间后，于12月9日在巴黎的一所监狱获释。法国当局请他动身离开，前往边境……显然，他登上了第一艘船内陈设和乘客名单都合乎他口味的客轮。他本人曾经透露，他只是信步跟在玛丽莲·米勒背后，溜下了客轮”。 5 玛丽莲·米勒是一位音乐喜剧明星，与李·米勒并无瓜葛。在这次旅途中，李遇见了格尔格森。她一直深受性格怪异的人物吸引，所以此人在她眼里有着无法抵挡的魅力。这位“米凯王子”是她这类朋友中比较可疑的一位，不过与其说他是骗子，不如说他更像是冒险家。李替他安排了藏身之处，让他在金伍德公园躲了几天，然后他偷偷越过边境，潜入了加拿大——从那里可以合法进入美国。一到加拿大，他就迅速改掉了欺骗性的口音，一切可谓天衣无缝，他还在阿尔弗雷德·登喜路手下谋到了一份推销员的工作。
随后的拍摄对象则与他大不相同。百老汇女演员塞莱娜·罗亚尔和克莱尔·卢斯的肖像作品在冷静中透着浪漫与优雅，这正是那一时期的典型特色。活跃在德国电影界的英国明星莉莲·哈维有着无可挑剔的容貌和身材，看起来就像个美丽的瓷娃娃，她的职业生涯正处于全盛时期。她后续又光顾过工作室好几次，来拍肖像照，她的经纪人用这些照片成功吸引到了好莱坞的制片人。在这些拍摄对象当中，美国女演员肯德尔·李·格朗泽的肖像照是最令人惊艳的作品之一。李让她身穿黑衣，身处插着金属花的花瓶旁边，在花瓶的衬托下，她俨然是花中缺少的精魂的化身。
约翰·豪斯曼是李最宝贵的肖像照客户之一。他是一位年轻的商人，曾经在小麦市场上大发横财，然而1929年华尔街股票市场崩溃时，他又亏光了赚到的每一分钱。他在自传中写道：
当时在李·米勒的公寓里通宵打扑克牌，赌注无足轻重，促使我参与其中的与其说是对赌博的热爱，倒不如说是对女主人的单相思……她身边有个形影不离的伙伴（文学经纪人约翰·罗德尔），他是一位一流的扑克牌高手，我对他无比妒忌。一天夜里，我带她去了公园里的赌场，狂妄地企图把她从他身边夺走。她身穿一袭长长的白色缎面晚礼服，我们随着埃迪·达钦的音乐翩翩起舞。次日早晨，我整整一周的花销预算输掉了四分之三，我只好返回刘易斯·加兰蒂埃的房间，聆听着施纳贝尔弹奏的贝多芬奏鸣曲，等待下次扬帆启航的时机。 6
约翰·豪斯曼果然等到了那个重要时机，同时他也想方设法地确保自己的好运能帮到李。1933年冬季，悲观情绪四处蔓延之时，他制作并导演了一部戏剧，这部作品如同光辉的灯塔一般引人瞩目。赞助商是一个叫“与现代音乐亦敌亦友”的团体，戏剧名为《三幕剧中的四圣徒》，或许这部作品更应被视为超现实主义歌剧，其剧本是一首诗，由格特鲁德·斯泰因创作，而配乐则由弗吉尔·汤姆森完成。在汤姆森的坚决要求下，全体演员都是黑人，彩排在圣公会圣菲利普教堂举行，这座教堂位于黑人聚居的哈林区137街。李到现场去过几次，为参演节目的演员拍照。豪斯曼、汤姆森和编舞者（弗雷德里克·阿什顿，他当时年纪尚轻，却已颇负盛名）则会到她的工作室拍摄肖像照。这部戏剧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的华兹华斯学院开演，成了埃弗里纪念剧院的首场演出，事实证明，这是那种鲜有的既令知识界满意，又让评论家狂喜的作品。
凭借这次合作的影响，李的记事本里写满了前来拍摄肖像照的客户的名字，这些人都是纽约社会及知识界的精英。“请李·米勒拍过照”成了鸡尾酒会上可以挂在嘴边炫耀的事，尤其是在那些没办法约到她的人面前说上这么一句，就更是令人备感光彩了。出版商唐纳德·弗里德、文学评论家刘易斯·加兰蒂埃、华兹华斯学院的院长奇克·奥斯汀都请她拍摄了肖像照。李拍的照片既不失真实，又比真人更显俊美。无数上流名媛闻风而至，纷纷要求将她们在镜头前无精打采的形象拍成动人心弦的样子。最大的考验来自赫莲娜·鲁宾斯坦。李即便用尽一切办法，也无法给她那张苏联人的粗犷面孔增添半分优雅。那次拍摄的情况很糟糕，每件事她都要抱怨，但李不肯被她吓倒，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李仍然赢得了她的好评。两人成了朋友，不过这张肖像照不曾被公之于众。
李也没有忘记给那些吸引她的人拍照，她并不计较对方能否负担得起拍摄费用。在大部分人眼里，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约瑟夫·康奈尔就是个可怜的小疯子，出身于布鲁克林这种治安混乱的黑人聚居区。每隔两三周，他就会带着自己的最新作品走进工作室。这些作品通常是由从残破的玩偶上取下的古怪零件组成的，它们被巧妙地组合、摆放，透露出一种不羁的风格。当这些作品被置于玻璃圆顶之下时，它们显得格外动人。李用欣赏和理解的眼光来看待他的这种艺术，不仅鼓励他，还经常为他本人连同其作品一起拍照。
这些做法激起了媒体的兴趣，人们说“米勒小姐的技艺引人入胜”。一名记者这样写道：
她每天仅完成一次拍摄工作，从不多拍……每拍一次就要耗费好几个小时。如果顾客饥肠辘辘，米勒小姐就会奉上午餐。如果拍摄对象感到疲惫，她就会让其斜倚在躺椅上，在矮几上摆些饮料、香烟和三明治。她不喜欢顾客与朋友同来，她解释说，这是因为“有朋友在场，总会让人产生‘观众情结’，或者面露‘画廊式的微笑’，而这两者都显得很不自然”。
“在所有的顾客当中，由妈妈陪着一起来的孩子是最糟糕的拍摄对象。”米勒小姐说，“一般妈妈都会吩咐孩子这样或者那样，‘像你昨天那么着，显得漂漂亮亮的’，让孩子产生自我意识。”
米勒小姐接着表示：“要拍出一幅好的肖像照，是需要花费时间的。我必须跟拍照对象交谈，了解他们对自身有何想法，还要弄明白照片到底是拍给奶奶看的，还是拍给先生或夫人看的……年轻小伙子永远也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想看着像个拳击手，还是要像克拉克·盖博……年长的男人往往希望你能捕捉到他们眼中闪烁的光芒，或是从某个特定角度拍他们的侧影，抑或拍他们‘墨索里尼式’的下颌——因为有女人曾表示喜欢这一点。男性的自我意识要比女性强得多，女性早已习惯了被人凝视。”
米勒小姐认为，摄影是一种对女性来说再完美不过的职业。“在我看来，女性在摄影领域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大于男性。”她告诉我，“较之男性，女性更敏捷，适应力更强，我认为，女性身上有种直觉可以帮助她们比男性更快地理解人物特征……毫无疑问，好的照片就是这样，不是在本人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捕捉人物，而是要抓住其最本真的状态。” 7
首次涉足彩色摄影时，李和埃里克用了三张单独的底片，险些没能成功。他们使用的设备是一台8英寸×10英寸底片的相机，他们原本打算用黑白胶片，通过黄、红、蓝三种颜色的滤光器进行三次曝光，再将胶片小心地叠合。如此一来，底片就会呈现出不同的灰度，以符合制作分色底片的需要。当时，这种做法是彩色摄影的标准做法，但一般是由专业团队借助固定在台子上的相机来完成的。
对李和埃里克而言，问题不在于技术，而在于拍摄对象。这是一则关于香水的广告，香水瓶摆放在大约18英寸见方的镜面上，周围环绕着芬芳馥郁的栀子花。在强烈的灯光照射下，花叶和花瓣的尖端开始迅速枯萎，发生了位移，导致图像在连续曝光的间隙里叠合不精准。埃里克回忆道：
幸亏现场没有什么艺术总监之类的角色，否则的话，我们这会儿应该还在努力尝试呢。我们完全是靠自己，而这恰恰就是李真正会全力以赴去解决的问题。只要想偷懒，她可以懒到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不过，一旦面临严峻的形势，她就会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我们连续工作了将近24个小时，几乎没有停下来吃过东西，或者去上过厕所。最后，我们直接把栀子花从冰箱里飞快地拿过来，洒上水，然后轻轻放在镜子上，以免出现任何水渍。这时，胶片已经完全准备妥当，我们立刻关灯，进行第一次曝光，然后迅速更换胶片，切换滤光器，进行第二次和第三次曝光。好吧，最终我们还是完成了拍摄，而且拍出的照片特别成功。 8
虽然在工作上关系紧密，但李和埃里克在社交圈子上向来没有交集，这体现了李独特的生活方式。一到傍晚，她就会开启社交生活：来几把有趣的纸牌游戏，看戏，看电影，或参加狂欢聚会。这些场合她从来不带埃里克去。而埃里克会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几个街区之外的廉价酒店，他在那里租了一个给单身汉准备的昏暗单间。他会用夜晚的时间来制作飞机模型，或者到无线电城音乐厅去。他的这种生活倒很明智，因为没有多少人能一边忍受李那种疯狂的节奏，一边还能有效地工作。更何况，埃里克心里还有别的牵挂——1933年8月22日，他和玛菲结婚了。
对埃里克和他的新娘而言，曼哈顿的居住费用实在过于昂贵，他们只好住在长岛的法拉盛。每天埃里克都需要乘地铁往返，单程要耗费一个小时。尽管生活有诸多不便，工作时间也颇为漫长，但他的职业生涯发展得相当顺利，工作十分稳定。这种职业上的成就感和稳定性为他带来了深深的满足，足以弥补生活中的不便与工作的辛劳。
工作室的前景似乎一片光明。就在这时，一位安静、彬彬有礼的埃及人来到纽约，就设备采购的事宜为埃及国家铁路公司进行谈判。在全家人眼里，阿齐兹似乎只是李众多朋友中的一位而已。虽然他的到来确实带动了一场节食运动——他让李在某家养生农场里与世隔绝地待了一周，但这种事算不上罕见。李带他到金伍德公园去看望她的父母，还陪着他在农场里漫无目的地长时间散步，这同样没什么出奇的，她向来也这样和约翰·罗德尔等人相处。所以，当面对意想不到的喜事，家里人都没有做好准备。一天下午，李给母亲打电话，问她：“你喜欢阿齐兹吗？”弗洛伦丝答道：“我对他基本谈不上了解，但他这人好像还行——对，我确实喜欢他。”“那就好。”李说，“今天早上，我跟他结婚了。”他们先在曼哈顿的结婚登记处办理了手续。在登记处，办手续的职员告诫她说，嫁给黑人是不可取的，更不要说还是个外国人了。李当场发表了一通长篇大论，措辞激烈，那个可怜的男人听得目瞪口呆，迅速给他们办好了手续。在埃及驻纽约的领事馆，这对夫妇受到了更友好的接待，1934年7月19日，他们按照伊斯兰教的规定结为夫妻。
李决心要在开罗开始一段新生活。她给曼·雷发了电报，问他是否愿意接手工作室。他说：“火中取栗的事你自己干吧。”在纽约夏日的炎炎酷暑中，悲伤的埃里克在李·米勒的工作室里打包东西。虽然正值大萧条期间，工作室的生意却一直不错，而且前景看好。埃里克和玛菲下了重注，把自身的未来押在了工作室上。然而由于埃里克缺乏经验，又没有人脉关系，夫妇俩的前途显得越发黯淡。屋漏偏逢连夜雨，彼时外面的工作机会稀缺，他们又失去了往日的声誉和身居高位的善友的庇护。李怎么能不顾所有曾经全心全意帮助过自己的人，一举抛弃已取得的所有成就，放弃自己的发展潜力呢？答案就在于她的本心：在路上永远比抵达目的地更重要。
开启新事业总是令人振奋的。在学习和开拓新领域期间，计划逐渐成形，这时她就会全身心地沉浸其中。对她而言，改变自身和掌握新技术无异于兴奋剂。既然工作室已经建立起来，并且正在顺利运转，那就再无新疆土可供开拓。仅仅是继续经营工作室，成为一名成功的摄影师，这或许确实是了不起的成就，但对她没有任何吸引力。在陷入懈怠或者面对某项乏味的工作任务时，她会在床上闷闷不乐地躺上好几天。她每个胆大包天的决定都是出于非理性的直觉，而非精密的算计。她对自主自决的渴望构成了她心底的驱动力。对于女性而言，时代的枷锁导致这样的渴望几乎不可能实现。她最根本的渴望是冒险和刺激，以及摆脱责任和惯例。她想要摄影，想去旅行，而她既不是富家女，也非男儿身，那么，要想实现这样的心愿，她就只能借助他人，比如阿齐兹。
他们的蜜月之旅是在尼亚加拉瀑布度过的。李捕捉到了天空中壮美的云朵，那些翻滚的乱云犹如正在怒吼的巨兽，它们的咆哮声仿佛盖过了脚下飞流直下的瀑布的轰鸣。这幅画面表现出一种自然神论意义上的不安，这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潜藏在李内心最深处的某些念头？那一刻，她是否正在沉思这次源自直觉的行为：为何要抛弃家人、朋友和职业上的成就，与一个几乎谈不上了解的男人为伴，一同去往天涯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