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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好呀，早上好呀，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呀！”自我上五年级起，母亲每天早上都会唱这首歌。歌声是从连接楼下卧室和楼上厨房的内部通话设备中传出来的，而她正在厨房里做早餐。我不确定我们的新家是否真的大到了有必要安装内部通话系统的程度，但对母亲来说，它是一个提高生产力的工具，让她得以早上叫我们起床、催我们做好去教会的准备、招呼我们吃晚餐。而在做这一切的时候，她无须停下手头的工作。内部通话设备传出呼叫声，意味着我们马上要赶去楼上。
搬到劳雷尔赫斯特后，我母亲开始稳步晋升，从志愿者变成了几家大型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成员，而且通常是作为该职位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性上任。她时而手拎公文包，穿着一身无可挑剔的西服套裙，急匆匆地走出大门赶去参加会议，时而在电话里指挥若定，一一敲定筹款活动的各项细节。夜晚，我们都入睡后，母亲还会坐在打字机前，不是在为上一次的募捐活动精心制作感谢信，就是在为下一次设计提案。
母亲永远都不会以先行者自居，但在她所处的那个时代，在那种处处设限的工作环境中，她几乎已经处于女性能够有所成就的最前沿。今时今日，她或许会被视作女权主义者，但她很可能不喜欢这个标签，而更愿意埋头苦干，寻找更大的平台，实现她眼中重要的改变。她在做这一切的同时，依然是一个尽心尽力的母亲。当然，我的外祖母一直是她的后援。
我们三个孩子很清楚，我们的母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在我们的朋友圈里，其他母亲都不会穿着正装奔波着参加各种会议，也不会在社交圈中那些律师、政客和生意人的面前大胆坚持自己的观点。那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两三年前，贝蒂·弗里丹才在《女性的奥秘》一书中宣称女性需要的不只是家务，而且美国女性当时仍未开始在公司的职业阶梯上步步晋升。我母亲却想两者兼顾。后来，我和姐姐、妹妹聊起过我们对母亲的钦佩，以及因她而感到自豪，她居然有办法平衡自己的抱负和母职，尽管这是一件令人疯狂的事。莉比10岁时曾提名母亲参选本地的“年度最佳母亲”，她在提交的材料中写道，母亲除了“惯常保持着兴高采烈的状态”，还总是会陪她一起玩保龄球、打网球，亲临现场观看足球比赛。当然，当莉比赢得比赛时，母亲必定会把相关的报道文章剪下来，贴进自己的剪贴簿。
与此同时，父亲也大力支持母亲的雄心壮志，其力度当时在我看来是罕见的。那时，至少在中产阶级家庭，对家庭角色的定义明确且清晰：男性负责赚钱养家，女性负责操持家务。我祖父曾将祖母和姑姑束缚在死板的传统性别角色上，我确定父亲想要避免重复他父亲犯过的那些错误。在我母亲保存的文件箱里，我找到了一篇父亲大学时写的文章，他在文中想象了一个完美的世界，那是被他称作“盖茨邦”的地方：“在盖茨邦，人们终将明白男性和女性除了生理构造，再无差异。将不再有人把‘女人的归宿是家庭’这样的老话，以及‘男尊女卑’、‘养家爷们儿’和‘女子本弱’的表达当回事。在各项工作活动中，男性和女性拥有同等的地位……专业领域和商业领域中的女性将和男性一样常见，男性将会把女性进入这些领域视作平常，而非异常。”
这栋有四个卧室的世纪中期现代主义风格的宅邸就是现实中的盖茨邦。在这里，听到母亲借助内部通话系统吹响的起床号，意味着我们必须立即起床，穿好衣服，整理好床铺，然后上楼。她在厨房已经将我们的早餐按照从长及幼的顺序，摆在厨房吧台的老地方。母亲坐在我们对面，用抽拉式的切菜板充当她的早餐桌。父亲这时通常已经出门上班去了，他喜欢第一个出现在律师事务所，在暂时还很安静的办公室里看看报纸，与陆续到来的人打招呼。
转入劳雷尔赫斯特小学读五年级的我和所有新生一样，深感恐惧、忐忑不安。周围全是陌生人，我能交到朋友吗？其他孩子会不会找我的碴儿？搬到几英里外的新家算不上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在这个成员之间联系紧密的社区，我们是闯入的新人。在这个社区，孩子们在他们还不算长的人生中一直在一起玩，我班上的两个男孩曾开玩笑说，他俩还在娘胎里时就认识了。
那是一种恐惧中夹杂着神往的复杂感受，也是我最初的感受之一。一个过街天桥将我们学校和位于45街另一边的操场连通起来，因此，若在学校里发生小摩擦，学生们会在远离老师视线的操场上解决。某天下午，正在过天桥的我愣住了：我前面的两个孩子挥拳相向，拳头像雨点般砸在对方的头上、脸上。他们和我同一年级，但个头比其他孩子都大，其中一个肌肉发达，另一个就只是块头大而已。我从来没见过有人这么打架，更不曾想到如此简单粗暴的事居然会发生在学校里。几个老师跑过来拉开他们，这事随即结束了。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最好躲这俩人远远的。我只有59磅重，虽然不是本年级里最瘦小的，但也差不多。而且，芭比娃娃似的金发和尖细的嗓音让我特别惹眼，很容易成为别人针对的对象。
这帮打架斗殴的家伙还给我留下了另外一个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他们的社会范儿：蛮横霸道和不良行为能让他们在学校里拥有特殊的地位。我和大多数孩子都不想获得这种地位，这些大块头却借此来确立他们在140多名五年级学生中的层级。排在最顶层的是那些来自劳雷尔赫斯特当地名门望族的孩子，比如廷伯莱克家的和斯托里家的，以及其他尽人皆知且备受尊重的人家的子女，他们自成一个等级。比这一层级稍低一些的是体育生和学霸，以及一两个书呆子。我不够蛮横霸道，也不热衷于体育，因此这些定位都不在考虑范围内。我尚未自我定位为书呆子，而对成为别人眼中的好学少年也不甚确定。我觉得酷孩子并不屑于成为班级里最勤奋上进的学生，我会因这种行为而遭人嘲笑。
在我看来，让我与众不同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幽默。在以前的学校里，我发现班上的开心果在孩子群里拥有超然的地位。从受欢迎程度来看，举起手来讲个笑话要比举起手来给出正确答案更能加分，大家会哄堂大笑。我希望从新的观众那里得到同样的回应，于是积极地谋求劳雷尔赫斯特小学“笑话大王”的位置。我假装不在乎学业，无视乱七八糟的书桌，总是拖到最后一刻才做作业；需要大声朗读时，我总是发出怪声；老师说话时，我不讲规矩地大笑；当我认真投入地做某件事情时，我会把努力藏在幽默背后。霍普金斯老师曾给我们布置了一篇一页长的作文，可以自选题目。我不记得我选的是什么题目，但我记得自己煞费苦心地编了一篇占满整页纸、长达40行的作文。霍普金斯老师当着全班的面表扬了我，她注意到虽然我写得弯弯绕绕、让人挠头，但标点符号的使用称得上无可挑剔。我虽然默不作声，心里却扬扬得意。
我的老师、父母和学校的校长都不知道该拿我怎么办才好，我的成绩好坏参半，我的态度也依科目而定——时好时坏。最重要的是，有人终于下定决心要纠正我尖细的嗓音。早在五年级时，我就开始在学校接受语音矫治。我每周数次前往驻校语音矫治师的办公室，学习如何拥有“熊爸爸式的浑厚嗓音”，练习舔着面包棒末端的花生酱发出字母“R”的声音。这在我看来蠢得要命，但奇怪的是我居然坚持下来了。这些疗程结束后，语音矫治师建议我父母让我留级一年，重读五年级。她好像说我是“智力发育迟缓”，如今，这是一个过时且带有冒犯性的词，但在那时，它会被扣在似乎无法融入班级的孩子头上。幸运的是，我父母并没有听取她的建议。一年后，另一位老师建议我跳一级。我当时想，如果这些所谓的专家都不知道该拿我怎么办才好，我为什么要在乎他们的意见呢？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都喜欢自得其乐。我开始交朋友，在对待上学这件事上，我至少找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伙伴。他叫斯坦·扬斯，但大家都叫他“大喇叭”，这个绰号是他父亲起的，因为他刚出生时哭声嘹亮。“大喇叭”很聪明，而且他特立独行的个性与我耍宝搞笑的人设十分契合。
我们相识于1965年，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我们是亲密无间的好朋友。我这一生都对“大喇叭”这种人有天然的好感——他拥有超出实际年龄的自信和显而易见的高智商。他随时随地都愿意与人就任何话题——比如为什么绿湾包装工队是史上最伟大的橄榄球队——展开辩论，而且总能讲出一番道理。有时候，他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锻炼一下自己的智力。
我们经常在我家的地下室里一起玩《征服世界》（Risk），为谁能最终统治全世界而斗得不可开交。我还羡慕“大喇叭”的彪悍，尽管他和我一样，都是一头浅色金发的小个子，但“大喇叭”一点儿都不惧在45街天桥另外一边的操场上摆平事端，即便知道自己可能会输。在我母亲的推动下，我加入了橄榄球队，但支持我练完整个赛季的是“大喇叭”。考虑到我们所在的球队是级别最低的三级队，一些队员的年龄比我俩还小，我们的表现相当不错。小个头有时也是优点，因为这意味着我们不会被安排在锋线位置，在我看来，那个位置远没有我所在的中线卫位置有趣。站在我的位置，场上的一举一动一目了然，无论是全面进攻，还是开球截球，甚至是掠过我持球触地得分的球员，全都尽收眼底。
有一天，在学校里，老师宣布班上的同学要分成两组，就越南战争问题展开辩论。每个人都选择反对战争，于是，“大喇叭”自然而然地选择了主战派的那一边，只是为了挑战一下自己。我加入了他的阵营，而这个阵营里只有我们俩。“大喇叭”的政治观点要比我更保守，他甚至是《国家评论》（ National Review ）杂志的读者。（有一年父亲节，他订购了该杂志作为礼物，并给杂志社写了一封表达赞赏之意的信。这封信让该杂志的创办者小威廉·F.巴克利大为兴奋，他亲自回信，盛赞“大喇叭”的聪明睿智。）“大喇叭”对主战派立场的深入了解，加上我阅读的大量背景材料，让我们在辩论时搬出了多米诺骨牌理论等武器，赢得辩论简直轻而易举。
我们位于劳雷尔赫斯特的新家是一栋依山而建的双层住宅，站在屋后的露台上可以看到雷尼尔山的风景。走进大门，正对着的是主楼层，起居室、厨房和我父母的卧室都在这一层。在相当于地下室的楼下，是克里斯蒂和我的卧室，莉比大一点儿之后，搬进了第三间卧室，和我们一起住在楼下。
这种楼上楼下的房屋布局意味着我可以躲进自己的房间，远离家中日常生活的琐碎。我的房间里有一张床和一个书桌，在堆成一片汪洋的书本和衣物中，也就这两样能看得清方位。房间里乱得一塌糊涂，我母亲对此深恶痛绝，她一度对我扔在地上的衣物一律予以没收，我需要以每件25美分的价格把它们买回来，于是我开始少穿衣服。
我独自待在自己的这个小天地里，有时读书，有时就只是坐在那里胡思乱想。我会一直赖在床上，没完没了地琢磨某个问题。我能听见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声，树叶在风中飞舞的沙沙声，天花板上传来的脚步声，然后想着这些声音是如何传到我耳中的。这一类谜题可以让我想上几个小时之久。后来，我在《生活》周刊上找到了一篇关于声音的文章，查阅了《世界百科全书》，还读了几本从图书馆借来的关于这一问题的书。我惊喜地发现声音是一种振动，是一道受多重因素影响的波，这些因素中就包括声波所穿过的材料的密度和硬度。我最终将这一新知写成了一篇科学作文——《何为声音？》。老师却给我打了低分，因为我没有注意页面格式，写满了整整一张纸。这在我看来简直不可理喻，关于这个话题，我有太多可说的内容，根本没必要操心那些无聊的细节。
我对数学这门课越发投入，大多数晚上，我都会和克里斯蒂一起做她七年级的家庭作业。此时，我也正沉迷于精进牌技，拼尽全力要在和外祖母玩牌时占得先手。
在劳雷尔赫斯特小学的第一年，有一回，霍普金斯老师让学生们从帽子里抓阄选数字，再按照数字顺序选择美国的一个州，介绍该州的概况。人人都想选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或其他比较多姿多彩的州。我们班的莱斯莉抽到了1号，她先选了夏威夷州。轮到我抽中的数字时，我选了小州特拉华州。这是一个特立独行的选择，我确信没人想选它。关于特拉华州，我只知道一件事，而这要归功于我父亲：那里有友好的商业环境。
我如饥似渴地搜寻一切能找到的关于特拉华州的信息。穿梭于图书馆的书架间，我找到了《特拉华州：“美国第一州”指南》，还有几本关于特拉华州在地下铁路
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的书。我致信特拉华州政府，索取关于旅游业和历史的宣传册。外祖母也在家中帮我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生活》周刊、《国家地理》杂志和《西雅图时报》中查找文章。我还去信给特拉华州的多家公司索取它们的年报，并随信附上了写明姓名地址、贴好邮票的回信信封。
我一边进行调查研究，一边写作。我追溯了特拉华州的历史——从伦尼莱纳佩人一直到现今，还附上一张跨度为400年的大事年表。我不仅编制了一份威尔明顿旅游指南，还为历史小镇阿登撰写了方志。我虚构了一位特拉华州牡蛎捕捞者和一名开采花岗岩的矿工的生平故事。为保险起见，我还额外完成了一份读书报告，点评了以一位17世纪特拉华州小女孩为主人公的《埃琳的亚美利加》（ Elin’s Amerika ）一书。
我花了很多时间研究位于特拉华州的杜邦公司。我讨论了该公司的管理架构，注意到其董事会成员均为男性，而且大多数为公司内部人员。我详细列举了杜邦公司的各种产品、海外分公司和研发部门，简要总结了尼龙的发明经过，尽可能全面地解释了聚合反应的化学原理。我甚至为一位从底层销售员一路升入公司执行委员会的董事会成员写了一份讣告。
收笔之时，关于这个小小的特拉华州，我写了整整177页的内容。这份长到令人震惊的报告带给我的自豪感是难以言表的。我甚至为它精心制作了一个木制封套。从各个方面来看，这都是一个梦幻般的任务。在我自己的小天地里，远离其他孩子的评头品足，我可以做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阅读，收集知识点，对信息进行整合。没人期待我这个班上的活宝会交上来一本大部头，我喜欢看其他孩子迷惑不解而又肃然起敬的表情，我的老师对它爱不释手。
如今回头再看那份报告，我能察觉到预示着日后成长轨迹的线索，以及那些开始萌生的智识兴趣。只要稍稍付出一点儿努力，我就能在脑海中拼装起周遭世界运行的各种模型，无论是声音传播的方式，还是加拿大政府的内部运作机制（这是我另一篇报告的主题）。这在很大程度上让我自己都感到意外，积累的每一点知识都逐步增强了我的某种力量感，我感觉通过运用自己的大脑，我可以解决世界上最复杂的谜题。
在那个学年，我填了一张一页长的表格，列出我的兴趣点和最喜欢的科目。母亲每年都逼着我们做这件事。在“我长大后想要成为”那一栏，我跳过了给出的“牛仔”和“消防员”等选项（女孩要填另外一张表，选项更有限且带有性别歧视的色彩，比如“空乘”、“模特”或“秘书”），选择了“宇航员”，然后用铅笔写下了内心对自己真正的定位——“科学家”，我想要成为那种日复一日致力于理解其他人无法理解之事物的人。
母亲对我未来成就的期望更加多元化，她固执地坚持尝试让我全面发展，为我报名参加了各种各样的常规活动。我打棒球，却因为可能被暴投击中而心惊胆战（这种事发生的概率并不低，因为参加比赛的孩子仍在学习如何操控自己的手臂），于是半途而废。我和“大喇叭”一道穿着护具打了一个赛季的橄榄球，但有组织的体育运动并不适合我。就年龄而言，我的个头严重偏小，即便是在一群还要等几年才开始猛长的孩子里，我依然是又矮又小、瘦骨伶仃的那一个。我总是觉得自己不如队里的其他孩子，不好意思显出一副过于卖力且呆头呆脑的样子。我的动作不像他们那样灵活自如，甚至总是跌跌撞撞地前行，不能算走，但离跑也还差得很远。
滑雪和打网球在我母亲的成长过程中甚为关键，因此她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的孩子也该如此。在我很小的时候，她就开始在一家人去周边山区游玩时教我滑雪，后来，我会在周末和西雅图的许多孩子一同搭乘穿梭巴士去滑雪，那是专门把我们接到附近一座山上去的。我喜欢速滑和跳跃，但绝大多数时间，我喜欢的不过是跟其他孩子在巴士后面玩闹。我曾在水晶山滑雪队待过很短的一段时间，却从未认真接受训练。网球课也是一样。
我的乐器学习之路始于钢琴，中途曾转向吉他，最后铩羽于铜管类乐器。我完全不知道关于我该学习演奏长号这件事是如何决定的，有两年时间，这支可怜的长号被我装在巨大的黑色乐器箱里拖来拖去，而我一直练习着第四把位，直到放弃学习。
在某个时间点，我被认为应当负起责任，开展自己的送报业务。我赚了些钱，但免费传单根本没人订阅且很少有人想看，派送它们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任务。关于这项工作，我基本上只记得当自行车上满载报纸时，控制车把是多么艰难。我不止一次向外祖母求援，她开车载着我沿途派送，而我会将报纸投到门廊上。
事实上，我在沉迷于思考时是最自在的。
此外，尽管我胸怀大志，学习成绩却依然很差，与家人的冲突也愈演愈烈。在这一时期，我有时会好几天不说话，只有在吃饭和上学时才从自己的房间里出来。叫我吃晚饭？理都不理你。叮嘱我把衣服捡起来？没门儿。清理桌子？没啥好清理的。赶快上车一起去参加晚宴？我会报之以沉默。多年后，我父母跟记者说，有一次，我母亲试图把我从房间里拽出来，我当场就爆发了：“我在思考呢！你思考过吗？或许偶尔你也该试着思考一下。”尽管如今羞于提起这些，但这的确是真事儿。
有些日子，当父亲下班回家后跟母亲打招呼时，我很害怕听见他“咚、咚、咚”的脚步声。我能听见他们交谈时的低语，母亲讲述着那天发生在我们之间的战争，或是我在学校里出现的问题。很快，父亲就会下楼来房间找我。他有时会动手打我，但这种情况极少发生，而且我很清楚的一点是，打我的时候，他也很受伤。我还认为他并不总是认同我母亲严格的管教之道，但在养育子女这项事业中，他们俩是合作伙伴，因此父亲总是站在母亲的那一边。通常，他都会跟我谈话。父亲无须多费口舌，就能收到效果。他的存在、他说话时谨慎的措辞和低沉的嗓音，足以让我坐直了乖乖听话。他的样子很吓人，但尽管身材高大，父亲并不是以力服人的那种人，那种压迫感更多地来自他与生俱来的理性。父亲会以一种疏离的口气说：“儿子，你母亲说你的表现很糟糕。你知道，在咱们家，我们是不会那么做的。我认为你理应接受惩罚。”这表明他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而我最好俯首听命。我们都觉得真正适合他的法律职业是法官，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
有很短的一段时间，我父母报名参加了我们所在教会主办的父母效能训练。创建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父母效能训练主张父母应聆听子女的需求，永远不要使用惩罚性管教手段。这是现代育儿法的前身，它更强调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合作，甚至是平等的关系。如今回顾往事，我意识到我父母当时必定极为沮丧，才会采取这种非常之举，因为要让我母亲承认自己需要外界的帮助，想必并不那么容易。听克里斯蒂回忆起那段日子时，我也深感羞愧，她说，母亲为应对我的行为问题消耗了大量的精力，以至于无暇顾及她。
我不清楚我父母在那个训练班上坚持了多久，但不管他们试着用何种手段来解决我的问题，结果都是徒劳无功。
我们之间的剑拔弩张在某一天共进晚餐时达到了顶峰，我又跟母亲吵了起来。我不记得事情的起因是什么，但我记得自己和往常一样牙尖嘴利，出口伤人。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判断，那一次我的表现一定相当恶劣：父亲从餐桌对面把满满一杯水泼到了我脸上。我停下来，紧盯着餐盘。“谢谢您给我洗澡了。”我尖声说，然后慢慢放下叉子，站起来，下楼回到自己的房间。
我从未见过性格温和的父亲如此大失风度，看到自己居然可以把父亲逼到这个份儿上，我也深感震惊。
那时，我已经把家里搅得不得安宁，以至于我父母不得不向社会工作者查尔斯·克雷西博士寻求帮助。克雷西博士经营着自己的心理治疗诊所，擅长指导医学院的学生提升临床沟通能力，以及帮助夫妻解决婚姻危机。第一次就诊时，我们全家都去了，但每个人心里都清楚此行的根源在我。
“我跟我父母总干仗。”我对克雷西博士说。
每周六上午，我父母都会把我送到西雅图大学区一栋金色的维多利亚式房屋的门前，它的隔壁是“盒子里的杰克”餐厅。我会自己走进去，在客厅等待克雷西博士结束与其他来访者的咨询。等待时，透过石膏板隔墙，我能听见试图解决婚姻问题的夫妻针锋相对。前几次就诊时，我很疑惑：这帮人是真的有问题，可我为什么会到这里来？
为我提供咨询时，克雷西博士和我通常会坐在阳光明媚的凸窗旁边，聊上大约一个小时。这里似乎精心设计过，与我想象中的心理治疗诊室不同，它更像是起居室，使人心境平和放松。从窗户望出去，外面是一个花园，园中有一棵大树，春天时满树白花。
你很难遇到一个比克雷西博士更能让人放下戒备、更富有同理心的人。他会问我一些富有智慧和洞察力的问题，询问我这一周过得怎样、学校里发生了哪些事，以及我如何处理与母亲的关系，以此来让我敞开心扉。通常在这类问题面前，我会保持沉默，闭口不谈。但是，克雷西博士似乎对我要说的内容真心感兴趣，而不是想给我上课，或者想给我下达任务。他本人也很有趣。在获得社会工作专业学位之前，克雷西博士曾作为战斗机飞行员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此后还当过一阵医药推销员。这期间，他攒够了开设咨询门诊的钱。其经历的细节都是他零星透露出来的，他从不会过多地谈到自己，而是把注意力放在我身上。克雷西博士所做的只是提出问题，他不会告诉我应该怎么思考问题，也不会评判我的行为是对还是错。“你终究会赢的。”他安慰我说，却未多做解释。我事后才意识到，他这是在引导我得出自己的结论。
克雷西博士对自己的学科领域充满热情，他持续关注心理学和心理治疗方面的研究进展，寻找可以借鉴的行业新知。他与我分享了许多相关读物，建议我去读荣格、弗洛伊德和我们可能会谈到的其他专家的著作。世界上居然有人会致力于理解人类的大脑与行为，这事让我深感好奇。
通过这些谈话，我逐渐发现他是对的：我注定将赢得与我父母之间的这场假想之战。每过一年，我就会变得更独立一些。总有一日，我将自力更生。但从始至终——当下到未来——我父母都会一直爱我。这是多棒的一件事啊，赢得战争又永远都不会输掉他们的爱。无须说教，克雷西博士便帮我看清了以下事实：（1）我父母爱我；（2）我不会永远跟他们住在一起；（3）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他们其实是我的盟友；（4）认为他们做错了，是个荒谬的想法。
克雷西博士建议，与其浪费精力跟父母对着干，不如更多地专注于获取那些将来踏入社会时能用得上的技能。
多年后，我才知道克雷西博士的童年颇为不幸，曾经遭受的身体虐待让他一直愤恨难平。二战后，他决定不再被愤怒的情绪掌控，转而将其毕生的精力投入传播爱的事业。他显然知道，我的问题和他儿时的经历及许多来访者的问题相比，实在是小事一桩。然而，他从不会看轻我所经历的一切。有一次，他跟我说：“你是个幸运儿。”我盯着窗外，没有答话，但我知道他说的对。
我能听到墙那边传来的喃喃低语，但听不清。克雷西博士在跟我父母交谈。我必须离开房间，让大人们私下交换意见。我父亲后来跟我转述了克雷西博士的话，“放手吧，”他对我父母说，“他终归会赢的。”我能肯定谈话的内容绝对不止于此，但那的确是谈话的要点：做出让步，避免强硬的态度，给孩子多一点儿自由。
当我父亲多年后回忆起那次会面时，他告诉我，他和我母亲当时惊呆了，因为这个建议彻底浇灭了他们的希望。他们原本以为克雷西博士会为他们出谋划策，让我按部就班地走上正轨。做出让步看起来与失败无异，是那种无计可施时才会做出的选择。这对我母亲来说必定极其难以接受，她认为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投入更多的精力来解决。不过，尽管我父母保持着一致的对外立场，但在养育子女这件事上，我父亲并没有那么较真儿。父亲很小就宣告了自己的独立自主，我认为他肯定能理解孩子特立独行的价值所在。只不过在他儿子身上，这一天来得有点儿早，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期。
我们之间的关系逐渐有所改善，这倒不是因为我父母突然让步，由着我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真正的原因在于，克雷西博士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视角，让我放下心结，尝试改变，调整能量聚焦的方向。
许多年后，确切地说是1980年，我在电影《普通人》上映时去影院看了这部影片。从那时起，我反复看了好多遍这部伟大的、近乎完美的影片，而且几乎每次看都会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去掉那些极端的情节，比如哥哥去世带来的心灵创伤、觉得自己的爱永远不够的母亲和挣扎在边缘的儿子，我在影片中依稀看到了自己的成长过程。我那时年少迷茫，而我母亲希望一切都是完美的，尤其在外人眼中必须如此。于是，我与她就成了对头。我父亲和唐纳德·萨瑟兰扮演的那个同为律师的父亲角色一样，尽全力化解家庭中的矛盾冲突。和电影中的小儿子康拉德一样，我也得到了一位才华横溢的心理治疗师的指导，他帮我理性分析自己的处境，让我自己得出如何改变这一处境的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终究接受了我母亲就是这样一个人的事实，而我母亲也明白了我永远都达不到她为我设定的标准。我越来越多地将自身能量放在为真正独立的那一天做好准备上，而不是与母亲对着干。这种视角的转变恰逢其时，我逐渐感知到那个更广阔的成人世界。而且，我很幸运地生活在一个这样的家庭，对我来说，和成年人打交道不仅是自然而然的事，而且符合父母的期许。
在那些日子，我经常去我父亲位于西雅图市中心的律师事务所找他。我会坐电梯上到诺顿大厦的10层，这座只有21层的塔楼是西雅图的第一栋现代化办公大楼。在父亲的办公室等他结束当天的工作时，我会一边读书，一边好奇地观察那些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从我身边匆匆走过的人。他们要么一言不发地想着心事，要么在走去开会的途中自言自语地分析案情。那种郑重其事的感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我的想象中，他们讨论的事情都是举足轻重的。
如果赶上周六，办公室空荡无人，我就会翻看一下成堆的法律图书，捣鼓那一排排的口述录音机。我会逐页翻阅那些复印出来的案例，竭力辨认页边上的手写批注。我会偷看律师们办公桌上的纸质工作时间记录，我父亲跟我说过，要想赚取律师费，每个人都必须精确记录自己工作的每一分钟、每一小时。我知道了什么叫提交书面证词，还知道律师在这个过程中会事无巨细地向证人提问，口述录音机这时就会派上用场。
这些经历强化了我对父亲的既有印象，作为高级合伙人的他，负责经手的都是错综复杂且非同小可的案子。我意识到，我父亲在家中表现出的那种沉着冷静、条理分明和立场坚定的作风，帮助他周旋于那些衣着考究的职业精英之中，促成了他在那间位于10层的办公室中的成功。这些经历让我对职场生活有了更具体生动的理解，也为我设定了评价事业有成的标准。
我在家中听到的成功故事不同于体育明星或电影明星的传奇，而是围绕着创造者、创造过程和创造物而生，他们制造产品、制定政策甚至建造楼房（一个和我家关系亲近的朋友是土木工程师，在本地拥有一家建筑公司）。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父母和他们的朋友年龄都在40岁左右，工作多年后，他们陆续在政府部门和公司中担任要职。在我上初中时，我父母的桥牌搭子丹·埃文斯是我们所在的华盛顿州的州长（后来他当选为联邦参议员）。我父亲此前一直积极参与本地、州一级和全国性法学会的活动，我母亲也投身于本地非营利组织的各项事务，他们因此拓展了朋友圈，结识了许多处于上升期的专业人士。对于西雅图市、华盛顿州和整个美国的前途，这些人有着和他们一致的、雄心勃勃的目标。
我对这些人和他们的故事很感兴趣，而且我轻而易举地便能跟他们建立联系，我需要做的只不过是放下正在读的书上个楼而已。几乎每周，我都能在楼上找到这些人。
我父母举办过很多次家庭晚宴和聚会。（在许多聚会的筹划阶段，我父母都会像对待新年贺卡和邀请函一样，精心设计别具巧思的聚会请柬，被邀请者只有解开请柬上的谜题，才能获知聚会的主题、时间和地点。那时，我家已经添置了一台丝网印刷机，就放在地下室里。）通常而言，这些聚会都有一个中心议题，或是商讨某一事项，或是为某个新的公益事业招贤纳士。一个人被邀请到盖茨家做客，是不可能坐在那里聊闲天的。每次聚会、每场鸡尾酒会都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活动。我父母会邀请西雅图律师协会的成员前来，共同关注如何在州律师协会为年轻律师争取更大的权力，或是为华盛顿大学法学专业的黑人学生募集奖学金。聚会前，我们会把家具挪开，支起折叠桌，这样来宾就可以分成小组围坐在一起。母亲会提出一个让大家在共进晚餐时讨论的问题。上甜点时，她会让每个人在咖啡杯底部寻找新的座位编号，然后坐到另一张桌子旁。借助这个咖啡杯小游戏，母亲鼓励大家交流、碰撞彼此的想法，帮助大家建立新的人际关系。可以说，她是一位有掌控力的社交工程师。
聚会开始前，母亲总会招呼我们三个孩子，一起坐在沙发上开个小会。在莉比和我打闹在一起时，母亲会向我们仔细地逐一介绍名单上的来宾。掌握了这一信息，我们就能跟客人聊到一起了。
克里斯蒂可能要弹奏一首钢琴曲，后来，我母亲还会邀请莉比所在的合唱团来演唱。我通常只需要为大家端茶倒水即可交差，在人群中穿行时，关于如何清理华盛顿湖、如何为联合劝募协会寻找更多愿意捐款的名流，以及如何帮助乔尔·普里查德竞选州参议员席位的谈话，便会传入我的耳中。有时我会向某位客人抛出个机灵的问题，还能参与到对话中，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我家的一位常客是我父亲的委托人之一、心脏病学家卡尔·埃德马克。除了曾主刀过西雅图最早的心脏直视手术，埃德马克医生还发明了一款创新型除颤器。这种仪器是一种急救设备，可以借助较强的脉冲电流使心脏恢复窦性心律。（早期的除颤器使用交流电，想象一下插座的电流，它不仅会电击心脏，也会导致患者剧烈痉挛。埃德马克医生设计了一种使用低电压直流电的除颤器，减轻了患者的痛苦，并且便于携带。）他创办了菲康公司，开发并推广自己的发明成果。
在一次次的对话和家庭聚会中，我一点一滴地了解到这个故事的全貌。父亲告诉我，多年来，埃德马克医生艰难地维持着他的公司，几乎赚不到什么钱，最后到了可能要彻底放弃的地步。在我父亲的帮助下，埃德马克医生聘请了一位专业管理人员，为公司引入了市场营销的理念。我父亲还受他所托，接触了几位外部投资人。菲康公司的产品销售量逐渐增加，利润率小幅上升，业务也有了起色。这个故事让我着迷，它让我了解到一个身兼医生和发明家双重身份的人如何通过制造仪器来挽救生命。我这个六年级学生的小脑袋瓜也借此汲取了关于融资、专利、利润和研发的相关信息。
没过多久，我就拜访了菲康公司位于西雅图市中心的办公室，见到了那些工程师，还采访了刚走马上任的公司总裁霍华德·辛普森。他和我们住在同一社区，我在父母举办的聚会上见过他。
我把了解到的东西写进了学校作业。在这份调查报告里，我虚构了一家名为“盖茨韦”的公司，其产品为我发明的冠心病监护系统。报告中提到了各项生产要素，并且解释了我希望如何从投资人那里募集资金以打造产品：“如果我的想法是好的，而我又能请到杰出的人才，募集到足够的资金，我就一定能成功。”老师给我打了A1的分数，这是付出最大努力后得到的最高分。尽管我曾对这个评分体系抱怨连连，这一次我却没有异议。
那一年，我创办了一个俱乐部，它基本上是我父母举办的那些社交聚会的少年版。由此可见，我的心理舒适度有了很大的提升。我给这个俱乐部起名为“现代俱乐部”，邀请一群同年级的学生共同探讨时事。这个俱乐部有六名成员——三个女生和三个男生，“大喇叭”也在其中。我们每个月会聚一两次，地点就在某个成员的家里，每个人都要轮流做东。我们一边喝果汁、吃曲奇，一边展开辩论。我早已忘记辩论的那些主题，但我们肯定讨论过越南战争、民权运动和一些当日的紧迫问题。（我们还举办过自己的万圣节派对，并且跟我母亲偷学了一招：每个人都必须带一身节日装扮供其他人穿着。有一次，我扮成了威尼斯的贡多拉船夫，身着蓝条纹衬衫，头戴一顶宽边草帽。）
在我父母的帮助下，现代俱乐部组织了几次实地考察——参观本地的非营利组织和华盛顿大学。我们还为早期学前教育项目“启智计划”筹集过捐款。我们最大的收获（至少在当时看来如此）是拜访了大型非营利性研发公司巴特尔旗下的一家本地智库，他们的办公楼就在我们社区。在这家公司的草坪上玩橄榄球时，我总是在琢磨那些外观气派的大楼里都在发生些什么。鬼使神差地，我们联系上了他们，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邀请我们去那里待一下午，了解公司概况。巴特尔最出名的贡献是发明了干式复印技术，施乐公司就是靠这一技术发家的。我们了解了当时尚属热门的办公室复印机技术背后的故事，以及巴特尔投资各项复印专利的方式。他们居然颇为正式地接待了我们，而且给予我们足够的关注，这让我十分惊异。离开巴特尔时，我想这就是聪明人该做的事，他们和其他聪明人凑在一起，解决真正的难题。听起来完美契合我的个人喜好。
在接下来的两年半时间里，我继续跟克雷西博士见面。后来，我们周六的治疗终于告一段落，我家进入了和平休战状态。我不能说自己是一个理想中的儿子，但我的确比以前更努力地去做个好儿子。与此同时，我父母也放松了对我的管束，让我可以做自己。我意识到母亲在努力地给我更多的空间，对此，我感激不尽。与此同时，她的个人事业蒸蒸日上，还有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女儿需要照顾。回想起来，虽然我父母花了一段时间才把思路调整过来，但我想他们早已接受了一个现实，那就是他们的儿子距离许多家长心目中正常孩子的标准要差一点儿。正如克雷西博士所说，他们的爱却永远不会动摇。是的，他说得没错。
此外，我父母继续满足着我对智力刺激的需求。1967年，我六年级毕业后的那个夏天，他们带克里斯蒂和我去东部玩了一圈（只有3岁的莉比和外祖母留在家中）。这次旅行的起点是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从那里出发，我们走访了波士顿、纽约、华盛顿特区和“威廉斯堡殖民地”。每天的行程都排满了各式各样的体验活动，有些项目非常有意义，有些则纯属游玩。我们打卡式游览了一系列富有教育意义的景点，比如登上“五月花号”的复制品，到百老汇看音乐剧《屋顶上的小提琴手》，参观纽约证券交易所。我们在国会山旁观了参议院的审议过程，去了白宫和阿灵顿国家公墓，在史密森尼博物馆流连忘返，基本上走访了首都所有的主要景点。
这次东部之行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次庆祝，是对克里斯蒂和我的奖励。克里斯蒂将于当年秋天升入罗斯福高中，我也会转到一所新学校。我父母决定将我送入位于北西雅图的私立男校湖滨中学，做出这个决定对他们来说并不容易。他俩上的都是公立学校——我母亲毕业于罗斯福高中，而且坚信应当支持公立教育体系。此外，尽管父亲的收入不低，但每年1 400美元的学费依然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他们眼见着我需要更多的挑战，而且明显缺乏动力，他们想或许湖滨中学能对我有所激励。起初，我对此很排斥，我听说那所学校的学生到高年级要穿正装、打领带，还要在称呼老师时使用敬语。去学校参加入学考试时，我本打算故意考砸，但一开始做题，我就忘了这回事，我的自尊心占了上风。因此，我通过了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