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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级那个学年结束后没几天，母亲和外祖母就把姐姐和我塞进车里，开启了我们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盛大假期。克里斯蒂和我一直以来都将这次旅行称作“迪士尼乐园之旅”，事实上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在我母亲看来，对她的孩子们来说，即将踏上的千里路途意味着上千次学习机会。
1963年6月的那个早上，我们按照“妈区时间”——经我母亲调校后的时间——在8点15分准时出发，开始了这次旅行的第一段路程。我们将用四天时间抵达洛杉矶。我父亲在那周有工作无法脱身，因此他会坐飞机赶过去跟我们会合，一起去迪士尼乐园玩，然后把车开回家。
我母亲刚买了一台代表当时顶尖打字技术的IBM Selectric，它装备有高尔夫球大小、字号和字体各异的金属字体球。你可以根据自己对字号和字体的需要，随意更换金属球，你甚至可以用它打出草体字。我觉得它简直太酷了。起程前，我母亲为我们姐弟俩准备了一份旅行日志，每天两页，供我们记录所见所闻。她用打字机敲出了草体字的标题，列出途经的城市和每天大概的行驶里程，还列出了需要填写的类目。日志差不多是这样的：
1.地形
2.天气
3.人口分布
4.土地利用情况
5.产品
6.历史古迹或风景名胜
7.其他
在页面下方，她为当天的旅行留出了一个文字描述栏。对于这项练习，我们绝无数据匮乏之虞，因为我母亲以她一如既往的充沛精力为每天都安排了详尽的参观游览行程，包括两座州议会大楼、俄勒冈州的熔岩森林、几所大学、金门大桥、赫氏古堡、圣昆廷监狱、圣迭戈动物园、一场蜂蜡制作演示及其他景点。
我母亲开车的时候，外祖母会给我们读关于著名的赛马“黑神驹”的小说。这匹纯血马屡次在竞速赛和耐力赛中打破纪录，创下了史无前例的赛场战绩。姐姐和我一边听着，一边望向车窗外，在脑海中记录着可以写进旅行日志的内容：一个又一个苹果园、一栋又一栋土坯房、一辆辆载着巨大花旗松原木的卡车，以及一口口油井。每天晚上，在汽车旅馆里，克里斯蒂和我都会分门别类地记下我们的见闻。她写得很认真，因为她知道母亲随后肯定会仔细检查，用红笔改正语法和拼写错误。在一个小一点儿的笔记本上，我用尽可能工整的字迹写下了自己的补充观察。
母亲力求让我们借助每天记下的日志条目，学到有关地理学、地质学、经济学、历史学和数学方面的知识，并且在好奇地观察周遭事物的过程中领略专注的艺术。正是因为这些日志，我才了解到钟乳石悬垂向下而石笋竖直向上的原因，而且假如有人想知道的话，我还能说出想要爬上华盛顿州议会大厦的穹顶，需要走262级台阶。
当父亲在洛杉矶与我们会合时，我们兴趣盎然地向他转述了一路上刚听完的那本书的故事：一匹神奇的赛马如何被精心地培育出来，以实现战无不胜的目标。有朝一日，我们会恍然大悟，我母亲对子女似乎也肩负着类似的使命。
在那次自驾之旅的夏天，我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外祖母对基督教科学派信仰的执着。在我看来，这种信仰特别注重条理性和纪律性。与我的祖父母一样，外祖母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也是阅读教派创始人玛丽·贝克·埃迪编写的“圣经日课”，这是她几乎雷打不动的每日作息常规。外祖母每天早上8点吃早饭，12点吃午饭，下午1点半睡午觉，她总是在下午6点钟吃晚饭，饭后必定要来上一粒时思牌黑枫糖胡桃糖，这是她每天唯一的放纵之举。晚饭后，她会打牌或玩游戏，然后上床睡觉前重读一遍“圣经日课”。20世纪60年代末，外祖母在胡德运河边购置了一栋度假屋后，为自己的日常作息增加了一项游泳。每天不管天气如何，即便冒着狂风冷雨，她都会在冰冷的水中优雅地侧泳，她那精心梳理的发髻一丝不乱，徒留我们担心她会被滚滚白浪吞没。
对于基督教科学派信仰的细节，我一度所知甚少。直到某个周末，当时因我父母外出，外祖母住在我们家。我和克里斯蒂还有她的朋友苏一道，把前院浇草坪的洒水喷头打开，穿着泳衣在水雾中跳来跳去。这期间，不知是谁（可能是我）想出了个主意，提议我们应该玩点儿刺激的。我们把连接洒水喷头的水管拖到了车道上，穿着轮滑鞋轮流跳过喷溅的水流。那时候，有些轮滑鞋的轮子还是金属制成的。我不记得我们的轮滑鞋是哪一种了，但不管是哪一种，正如我们很快将发现的，它们都不适合在湿滑的车道上穿着滑行。
克里斯蒂穿着轮滑鞋助跑起跳，跃过了水管喷出的水流，但落地时失控了，重重地摔在沥青车道上，右臂肘部以上骨折了。
接下来，我只记得自己在克里斯蒂的房间里害怕得缩成一团，她疼得大声哭喊，而外祖母纠结着接下来该怎么办。根据基督教科学派的观点，通常而言，信徒们会尽量避免去医院，多求助于基督教科学派的信仰疗法术士，据说他们能够通过祈祷来治病。据我猜测，当我们在克里斯蒂的房间里等待时，外祖母给她的信仰疗法术士打了电话。这个据我们所知名叫“保利娜”的女士或许跟外祖母说，骨折不是闹着玩的，需要接受正规的治疗。那天晚些时候，克里斯蒂去了附近的儿童骨科医院，她的整只手臂被一位训练有素的医生打上了石膏。
一两年后的一天，我爬上厨房的操作台，试图从高柜里拿一只玻璃杯，这时我突然感到腹部一阵剧痛，摔到了地上。当外祖母发现我时，躺在那里的我已是神志不清。这一次就医完全没有耽搁，我被确诊得了阑尾炎，好在外祖母及时把我送进医院，在阑尾破裂前做了切除手术。
克里斯蒂和我多年来一直开玩笑说，感觉只要父母不在家，坏事就必然登门。除此之外，这些突发事件也加深了我当时对成人世界的疑惑：为什么我的这位理性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外祖母从不去医院，甚至从不使用现代药物？对此，我百思不得其解。她看报纸，坐飞机，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人之一。然而，一部分的她却生活在那个看起来更像是迷信的信仰之域中。
我们家所奉行的宗教信仰更像是一种社交实操和智力活动。我父母在我出生前就已经脱离基督教科学派，但他们一致认为我们应当参加华盛顿大学公理会的聚会。这是一家在西雅图颇受欢迎的教会，拥有2 000余名教友。富有个人魅力、在本地小有名气的牧师戴尔·特纳在该教会的兴旺中起着关键作用。公理会奉行的教义对于圣经的解读留有很大的余地。特纳牧师在解经时通常持自由主义观点，将经文与支持同性恋权利和民权运动等进步主义观点结合在一起。他后来成为我父母的好朋友。虽然我父亲曾在高中时拒绝有组织的宗教，我母亲却希望我们几个孩子对宗教的道德教诲有所接触，这是他们相互妥协的成果之一。
我喜欢去主日学校，虽然它是需要正装出席的一系列活动之一。特纳牧师开出了一个长期有效的奖励条件：能背诵出《登山宝训》的孩子，可以在太空针塔顶层的餐厅享用一顿免费的晚餐。坚振礼课上的绝大多数大孩子都接受了这项挑战，克里斯蒂更是在11岁左右就提前得到了她的那份奖励。于是，在那之后不久，在和家人一起去华盛顿州海边自驾游的路上，我便坐在后座抱着《圣经》，背诵“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以及《马太福音》中基督的其他道德训诫。当特纳牧师宣布我赢得了自己的太空针塔晚餐时，其他孩子都惊讶地打量我，一股自豪之情在我心中油然而生。我敢肯定，我将耶稣传递的信息部分融入了自我意识，但这项小小的成就也是一个考验我能力的脑力测试。正如耶稣所说，聪明人要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在那个年纪，我的磐石就是智力、好记性和自己的理性力量。
坐在车后座——或是在任何地方——读书，这就是我的默认状态。在我读书时，时间过得飞快。我屏蔽了外界的一切，只是隐约地意识到周围家人的存在，比如我母亲在叫我摆好餐具准备吃饭，我姐姐在和她的朋友一起玩。无论身处自己房门紧闭的卧室，还是汽车后座、烧烤聚会场所或教堂，我都沉浸于脑海中的世界。在任何地方，我都能偷得片刻闲暇，遁入书中天地，独自探索、吸纳新的知识点，无须借助他人。外祖母被我视为博览群书的楷模，她完全支持我的这个习惯。放学后，她会开车带我去附近的图书馆借回一大摞新书，塞进她的车里，供我在接下来的一周阅读。在外祖母家，我经常一头钻进地下室，那里存放的《生活》周刊摆满了一整墙的书柜。她订阅该杂志的时间必定有数十年之久，并且觉得这份概览世间万象的期刊值得保留。当时，我们刚养了一只英国古代牧羊犬，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小圆饼”。我在那些旧杂志中翻找小狗的照片，剪下来装订成册。后来，但凡需要完成学校布置的作文或研究项目，我总是会从翻阅一摞摞的《生活》周刊旧刊，寻找插图开始。逐页浏览这些杂志，让我有机会沿着一条自己选择的蜿蜒曲折的求知路径自在而行，所涉猎的内容既包括时事新闻和名流逸事，也覆盖战争、科学及美国和整个世界的缩影。
我父母从来不会在买书这项开支上犹豫。我家的传家宝之一是一套1962年版的《世界百科全书》，那是20卷红蓝相间的大部头，书页光滑平整，配有色彩绚丽的插图。我为书中博大精深的内容而倍感惊奇，那些分别绘有骨骼、肌肉和人体器官，叠在一起便正好组成完整人体的透明塑料插图页，尤其让人叹为观止。《世界百科全书》打开了一扇大门，我从中了解到自然、地理、科学、政治和在这个世界上我所知道的几乎所有门类的知识。差不多9岁时，我便从头到尾读完了这套书。每年1月，这套百科全书都会发行一本简要介绍前一年的历史性时刻的年鉴。当它寄到时，感觉就像一份迟来的圣诞节礼物。我也会一字不落地把它们读完。
通过阅读，我能找到针对各种问题的答案。当然，一个答案往往又会引发更多的问题；越是深入挖掘，想要知道的东西就越多。我曾对企鹅非常感兴趣，可以说出阿德利企鹅在水下憋气的时长（6分钟）和帝企鹅的身高（4.3英尺）。有那么一段时间，火箭和桥梁令我心醉神迷。我画了无数幅与火箭有关的图画，上面的火箭形状各异、大小不一。我还一张接一张地绘制自认为优美典雅的桥梁，那些桥又长又高，有着精致繁复的格栅和似乎十分牢固的桥塔。但在某一时刻，我意识到虽然它们看起来赏心悦目，但我并不知晓其原理。如何设计一座不会倒塌的桥梁？如何制造一枚真的能飞起来的火箭？在我的想象与现实事物之间存在一道鸿沟，这让我深感苦恼。在我看来，自己的设计不过是一些永远无法实现的幼稚的想法。我不喜欢这种感觉。
对我在学校认识的那些孩子来说，阅读量大、聪明、对老师教的内容感兴趣，这些都是女孩的特质。这种一概而论的偏见很可怕，但我确实也有这种想法，其他人也一样。三四年级时，我意识到，把阅读《世界百科全书》当成消遣，跟外祖母玩“红心大战”纸牌游戏，或是想要讨论为什么桥梁不会倒塌，这些都不够酷。图书馆举办的夏日阅读活动的参加者，除了我，都是女孩。课间休息时，其他孩子会拉帮结伙地在一起玩，而我总是孤零零一个人。大一点儿的孩子会故意跟我过不去。现在回头去看，我当时的感受倒不是孤独或伤心，可能更多的是困惑：为什么这帮孩子的看法和我如此不同？
我想，我母亲对我或许同样倍感困惑。克里斯蒂自觉打扫房间，梳洗打扮，完成作业，为什么老三就不行？其他孩子总能保持桌面整洁，不咬铅笔，拉好衣服拉链，为什么老三就做不到？我其实也不是抗拒做这些事，老实说，我只是对它们完全不上心。母亲时时刻刻的提醒或许能使我短暂地从自己的世界中抽离，但我转头便又看起了书，或是干起自己想干的事。我确信我母亲希望我有朝一日能够改变，变得像她期待的那样踏实可靠。但我并没有变，这让她既抓狂又担忧。
我对大多数社交活动都缺乏兴趣，这让我母亲格外不安。她有一本书页都翻旧了的《人性的弱点》，戴尔·卡耐基在书中将人际关系总结为一系列技巧和窍门。（母亲后来还送给每个孩子一本，作为圣诞节礼物。）我不确定她从卡耐基那里学到了什么，因为她似乎有一种跟人心灵相通的天赋。我从小目睹母亲如何成为父亲的贤内助，她担起了组织律师协会各项活动的责任，热情地接待初来西雅图的新雇员。如果他们需要找房，她恰好认识合适的房地产中介；如果这个人是单身汉，她会把他引见给身边的朋友。如今我能看出，她不愧为一位人际关系的研究者，真心想要让人的能力与其职位相匹配，当被问起时，她也总能推荐恰如其分的人选。但在当时，我很难欣赏这种天赋，它似乎既无足轻重又浅薄无聊。
如今看来，很明显，母亲希望我变得更活络一些，而这正是她为我安排诸多活动的根本原因，我也因此在8岁时就加入了幼童军144军团。这个军团还有65名男孩，他们的父亲都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役于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对军旅生活记忆犹新。由这些父亲主持日常事务意味着整个小队秩序井然，组织有方。我们必须积极上进，不断提升自己。每年，我们都会在童子军营地待上一周，进行包括立定跳远、俯卧撑和仰卧起坐等项目的体能测试，基本上相当于一个小型新兵训练营。
但是，对我们来说最大的考验是一年一度的坚果销售活动。每年秋天，144军团都要销售袋装坚果，为下一年筹集活动资金，这是我们唯一的资金来源。每年的销售活动都被视为一次军事行动：在11天的限定期内，我们必须卖出尽可能多的1磅装、3磅装和5磅装的袋装坚果。114军团的存亡系于我们的成败——至少看上去是这样。
我们售卖的品种有榛子、碧根果、胡桃、沙漠果
、扁桃仁和最受欢迎的混合坚果。按照要求，每个人至少得销售100磅坚果并送货上门。该活动设有奖项，奖品取决于销售额。
可以说，这是我面对过的最艰巨的挑战。100磅坚果？我的体重还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活动组委会提供的统计样表上列出的总计销售量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240磅坚果。我怎样才能扛起那么多的坚果？但要让我因未曾尽全力而丢人现眼，那也是不可能的事。
这项挑战激发了我的另一面，那就是好胜心。这是一场比赛，规则清楚，目标明确。我在奖品单上标记了我想要赢到手的东西：玩具水枪（卖出10磅坚果）、足球（卖出65磅坚果），以及一款通过电池供电的玩具投影仪（卖出95磅坚果）。这些奖品都很棒，但更棒的是可以因销量第一而炫耀的权利。
我破天荒地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身上的制服也熨得挺括、利落，从周围的街区开始，一家挨一家地推销。后来，我让父亲开车带我到富人居住的社区，他会在我敲门推销时慢慢地驾车跟随。坚果销售活动组委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份脚本，指导我们如何自我介绍和促成交易。比如说，假如有人抱怨每磅坚果65美分的定价太高，我们就会告诉他们，从商店购买的坚果经常是上一年的陈货，品质上根本没法跟我们的坚果比。
为期11天的销售活动大致就是这样进行的，对我来说，主动出击推销产品是一件很难的事。但这与万圣节“不给糖就捣乱”的游戏有很多相似之处，我逐渐变得自在起来，并且爱上了每次达成交易后在计数表上打钩的感觉。
筹款活动结束时，我一共卖出了179磅坚果。我对这个销售量深感自豪，尽管如今已不记得自己是不是当年的销售冠军——我肯定至少当过一回销售冠军。在我的记忆中，那个几乎年年拿冠军的男孩动用了他身为理发师的父亲的关系，他父亲给每位顾客剪头发时都会帮他推销。这在我看来并不公平。
1964年秋升入四年级的我是一个精力旺盛、好奇心强的孩子，在课堂上，我会毫无顾忌地提出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占用老师大量的时间。黑兹尔·卡尔森老师尽全力满足我的需求，因为没办法在管理班上30名学生的同时应对我的纠缠不休，她在课后会跟我待上很久，或是在安静的自习时段解答我提出的问题。我有好多问题，关于书的问题，关于科学的问题，关于脑子里闪现出的任何问题。作为老师，她是教室里最聪明的人，因此我觉得她肯定能给出所有问题的答案。
卡尔森老师有个习惯，就是每天时不时地喷几下发胶，让发型保持齐整有型。在一篇作文中，我编了个故事，故事中的老师使用的发胶被别人偷换成了一罐喷漆，一整天，她喷啊喷，慢慢地把头发喷成了粉色，自己却全然不知，因此成了班上的“显眼包”。幸好卡尔森老师觉得这个故事挺有趣，班上的同学也都很喜欢。或许正是从那时起，我意识到幽默可以帮我吸引同学的注意，于是讲笑话和搞怪出风头逐渐成为我在学校里自我定位的一部分。
有些规矩对我来说根本说不通。刚开始练习书写时，卡尔森老师发给我们很多张宽行三线练习纸，用来练习写草体字。在我看来，这不过是在比赛谁能把字写得好看，但如果书写的作用是表情达意的话，谁在乎看上去美观与否呢？
在打分的问题上也是如此，我们遵循的标准是A代表最高分，其次是B和C。我觉得这是合理的，不合理的是还需要为努力程度打分。你如果很努力，就能拿到1；付出中等程度的努力，可以拿到2；一点儿都不努力，就会得到3。当然，A1因此被认为是最高分。可是这在我看来是不对的，如果你真的很聪明，那你就能在几乎不努力的情况下拿到A，因此A3才应该是最高分。当我跟卡尔森老师说起这个配比优化的概念时，她觉得我是在开玩笑。交作业时，我总会说：“卡尔森老师，拜托给我打A3吧。”她以为我在耍宝，从某种程度上看那倒也不假，但说实话，高分值加低努力值的这个组合，对我来说的确才是最合理的。
不知从何时开始，我对人体构造产生了兴趣，或许是因为《世界百科全书》里的塑料插图页。因此，我想在课堂展示时介绍一些跟生理学有关的内容。在此前的课堂展示环节，有女同学带来了她的长笛，还有同学展示过家庭旅行时带回的纪念品。我打算来点儿酷的、有教育意义的。显然，我搞不到人体器官，于是征求父亲的意见。他建议说或许可以拿动物的器官代替我想展示的人体器官，还表示可以跟屠宰场商量一下。
就是这样，我在某天早上将一叶牛肺带进了卡尔森老师的课堂。当我走进学校时，用来包裹牛肺的纸已经渗出了血水。
当我将它展示在众人面前时，大家在惊讶之余又表现出一点儿嫌恶。我按压牛肺，表明它依然可以吸气、排气，这就是氧传输！一个女孩晕了过去。后来，有人说她是基督教科学派信徒，之所以会被牛肺吓得魂不附体，是出于信仰的原因。我记得自己当时想的是，基督教科学派信徒的肺和其他人的肺还不是一样，和牛肺也没什么不同，何必大惊小怪。（卡尔森老师最后让我把它拿出了教室。就这样，血迹斑斑的纸包裹着牛肺在那儿放了整整一天，直到放学时父母来接我时才拿走。我不记得当时是如何处理它的。）
卡尔森老师会借助教室前方的一台录音机来考我们乘法运算。坐在课桌前的我们低下头，手握铅笔，听一个男声读出测试题。“9乘12。”带着电路噪声的话音从喇叭中传出。每个人都会匆匆写下自己的答案。过了一会儿，声音再度传来：“11乘6。”于是又是一阵奋笔疾书。没过多久，我就意识到自己每道题都比别人答得快。我写下答案，抬起头，然后看到其他人还在写呀写、写呀写。有些同学甚至赶不上趟，嚷嚷着“等会儿，我还没做完呢”，而录音机里的那个家伙径自转向了下一道题。
这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在某些方面比同龄人强。对我来说，数学很简单，甚至很有趣。我喜欢它那种铁打的确定性。数学遵循基本的运算法则，你需要做的就是记住它们。为什么其他学生似乎就想不到这一点呢？我百思不得其解。4乘4永远都等于16啊。
我越发觉得这个世界大体上是理性的，而数学印证了这种观点。我开始明白，桥梁、纸牌游戏、人体器官或其他复杂的问题都有答案可寻，我只要动脑筋寻找答案，就有可能找到。我不能称其为觉醒时刻，我一直都是个爱想事的人，喜欢搜寻新的信息。此时，我对自己的智力越来越自信了。伴随自信而来的还有一种感觉，我认为隔在大人与我之间的智力屏障已经彻底崩塌。我父亲后来说这个变化发生得十分突然，他说我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一个爱拌嘴，思想上咄咄逼人，不那么好相处的大人。大多数孩子都在青春期时叛逆过那么一段时间，我比绝大多数人都更早进入叛逆期。那会儿，我大约9岁。
在那个年龄段，孩子们都指望父母和老师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但我渐渐认识到他们不知道，或者说他们不能给出让我满意的答案。
当我察觉到大人也有力所不能及的事之后，我们家的稳定团结遭到了破坏。根据我的逻辑推理，我如果能替自己拿主意的话，为什么还要听父母的建议，或许我根本就不需要他们，我开始质疑这一整套父母子女、长幼有序的行事规矩。为什么由他们来拍板做主？他们凭什么对我何时该上床睡觉、吃些什么、是否保持房间整洁说三道四？为什么我必须做那些对我来说无关紧要的事？我根本不考虑我父母为我提供了所用、所需的一切，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情绪上的。我就是想不通为什么总是他们说了算，他们似乎就是手握大权、专横跋扈。
这个变化对我母亲的打击最大，作为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人，她通常都是我负隅顽抗的对象。对于那些在我看来充斥着她的控制欲的要求，我会一律加以反抗。
父亲成了夹在当中的那个人，每当我们母子之间的斗争陷入僵局，她总是会选择先行退让，等我父亲回家再说。于是，他白天在外面当律师，晚上回到家还要当法官。终于有一次，在我犯下了某个如今已不复记忆的过失之后，在又一次“等你爸回家再说”式的谈话中，父亲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你必须尊重我们俩。”我不认同。什么叫尊重？为什么他们这么迫切地需要被尊重？我用尽所有的恶意，回嘴说：“没门儿，我就不！”如今，回忆起那一刻，我仍心如刀割。我当时知道我是个放肆无礼、自作聪明的小屁孩，但我才不会退让。相反，我越来越深地陷入了自己的那片小天地。
在学校里，我逐渐减少了对各项活动的参与，在班上也收敛了我的个性，不再提问题，变得没那么积极。我会非常慎重地规划在哪些事情上投入精力，或者对哪些事情放手不理。我在数学和阅读这两科上继续保持优异的成绩，但对于那些被我视为无趣的科目，我几乎毫不上心。卡尔森老师用录音机播放西班牙语教程时，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鬼才知道我们怎么跟着录音学外语。我们几乎从不考试，不用考核评估这件事，与我认定数学这门学科的确高出一筹的那种观念不相符。对于数学，你总是能知道自己是对了，还是错了。
有一天，卡尔森老师带我穿过走廊，来到图书馆。她跟图书管理员说需要给我一点儿挑战，她问管理员能否给我找个差事。
这个图书馆很小，是那种20世纪60年代典型的小学图书馆。这意味着没有计算机，只有书和期刊。书架上有很多《国家地理》杂志，还有《黑神驹》一类的流行小说，以及一套有年头的百科全书和一些科学入门读物。这间屋子里摆着大约30个顶天立地的书架，还有一个齐胸高的目录卡片柜——这就是我们的互联网。图书管理员布兰奇·卡菲耶在我一年级时教过我，她在图书馆主持讲故事活动时的全情投入在整个学校都是出了名的。卡菲耶老师制作过一些大号的毛毡板，用来当作《柳林风声》中鼹鼠和蛤蟆先生的活动背景板。朗读其他当日推荐读物时，她也会用上它们。
我们认识时，卡菲耶老师已经在学校里教了许多年书。她见过你能说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学生，在观景岭以擅长帮助最差劲的“吊车尾”和最优秀的尖子生而著称。老师负责打分，教务人员负责处分，卡菲耶老师负责帮人找活儿干。她认为，有活儿干，就能解决一切问题。
卡菲耶老师立刻给我派了个活儿。她说有一大堆找不到的书，很可能还在书架上，只不过放错了地方，她问我能不能找到它们。这是那种典型的为了让学生消磨时间而布置的工作，但我很看重它。“你需要的是一个类似于侦探的家伙。”我对她说。她回答说：“我确实正好需要这样一个家伙。”我拿着那些找不到的书的目录卡片，在书架间穿行，直到找到每一本对应的书。
“要把它们放到哪儿？”我问道，打量着找出来的那一摞书。她对我说，非虚构类的图书是按照从000到900的数字顺序摆放在书架上的。她告诉我，要想记住这个杜威十进分类法，不妨先记住一个简单的故事：一个穴居人会提出越来越深刻的问题，最开始的问题是“我是谁”（这对应着100：哲学与心理学类图书），逐渐上升到“我如何能为其他人留下点儿记录”的高度（这对应着900：历史、地理和传记类图书）。
卡尔森老师来接我回去上课时，我请求她让我继续待在这里，我喜欢这个活儿。这份图书馆助理的差事本来只需要我干一天，然而我太喜欢做这件事了，于是第二天一早就又找过去。卡菲耶老师看到我很惊讶，但当我问她能不能成为常任图书馆助理时，她同意了。
对一个热爱阅读和数字的孩子来说，这简直就是梦想中的差事。图书馆并不是随随便便的一间屋子，它拥有一个逻辑体系、一套以数字为主导的规则秩序。掌握了这个体系，你就能成为专家，立刻有本事在任何地方的任何一个图书馆内找到想要的图书。你会知道，一本关于猫猫狗狗的非虚构作品摆放在636（畜牧业）这个类目下，而且永远不会把它和《一猫二狗的奇妙旅程》搞混，因为作为一本虚构作品，后者应当按照字母排序分类。
那一年接下来的时间，我一直在图书馆里工作。我经常放弃课间休息，利用这段时间沉浸在找书和给图书上架的工作中，完全注意不到其他学生，也浑然不觉已是午餐时间。我将这视为一个自娱自乐的游戏，比如我能用多短的时间将一本书放回正确的位置。在表达感激之情这一点上，卡菲耶老师很有一套，她总是能让我觉得自己做的事很有价值。她会说：“比尔，要是没有你这机灵的小脑瓜，我真不知道怎么找到那些书。”如今，我意识到，就像所有好老师通常会做的那样，她通过给予正面反馈帮我树立了自信。但在当时，我对她的夸奖照单全收：我就是在帮助这个图书馆及这所学校，我是不可或缺的。
在我将所有还回的书都重新上架后，卡菲耶老师会问我一些问题，比如最近在读什么书、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事，借此引导我畅所欲言。她会肯定我的意见，向我推荐一些进阶读物和名人传记，给我出一些我从来没想到过的点子。其他孩子更愿意在外面玩，但我在图书馆里度过的时光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也把这位50多岁的图书管理员当成了自己的朋友。
那一年早些时候，某个周日在外祖母家共进晚餐后，我父母把克里斯蒂和我叫到起居室，一起玩“上吊的人”猜词游戏。这不是我们素常会做的事，因此我们知道有事发生了。我母亲画好了绞刑架，很快，我们就找出了答案：“有个小家伙快来拜访了。”如果说这话暗藏深意的话，我们当时完全没领悟。于是，我母亲解释说她怀孕了。我父母并未计划再要一个孩子，也不知道到底是女孩还是男孩。我不记得我当时想要弟弟还是妹妹，但我想我是为这个消息感到开心的——家里多个小孩挺有意思的。然而，随之而来的另一项通知冲淡了这份喜悦。我母亲说，鉴于野性难驯的狗不宜靠近娇弱的婴儿，我们必须把“小圆饼”送走。
好消息和坏消息继续相伴而来。我们马上就是一家五口了，需要更多的空间。我父母手上有一块地，他们曾计划有朝一日在那里建座房子，他们决定现在是时候了。这块地离我家只有几英里远，位于劳雷尔赫斯特，但这意味着我要转去另一所学校。这个消息令我震惊得不知所措，我抗议说我在校图书馆还有份差事呢，卡菲耶老师需要我。“我走了，谁去查找那些丢失的书呢？”我忧心忡忡地问母亲。母亲说，不妨请卡菲耶老师来家里吃晚餐，以表谢意。她帮我写了一份正式的请柬，第二天，我紧张兮兮地把请柬送了出去。晚餐桌上，我对搬家表示抗议。卡菲耶老师建议说，我可以在新学校担任图书馆助理。
1964年6月，我的妹妹莉比出生了，六个月后，我们搬进了新家。那时，我们被告知“小圆饼”从此幸福地生活在附近的一个农场里。
新学校的图书管理员说她不需要助理。最后，我父母决定让我回到原来的学校上完四年级，他们认为这样做，麻烦可能会小一些。家中发生了这么多变化，我想他们肯定知道，让我在书的温暖怀抱中多待一段时间是个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