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观景岭

“砰”的一声巨响后，房子晃动起来。当时，我母亲刚对克里斯蒂、我和临时保姆说完“再见”，准备出门跟我父亲共进晚餐。摇晃开始的时候，她僵住了，手还停留在门把手上。那一刻，我们向后窗看去，发现车棚的棚顶从房子上方飞过，重重地砸进后院，压塌了邻居的篱笆墙。

我母亲领我们躲进地下室，我们在那儿抱成一团，身边是成堆的罐头食品和其他应对核攻击的物资。1962年，一枚炸弹打乱那个周五晚上的可能性似乎比一场飓风大得多，毕竟这是西雅图有历史记录以来的首次飓风。它形成于观景岭社区，在我家那条街上着陆，呼啸着穿过我家的院子，随即横扫华盛顿湖，掀起100英尺高的滔天巨浪。整个过程持续了15分钟。没有人受伤，这真是一个奇迹。除了被连根拔起的大树和破碎的窗户，我们这个社区最严重的损失是我家车棚。为此，《西雅图邮讯报》派了一名记者和一位摄影师来采访。我母亲将那篇报道的配图——一个邻家男孩站在被夷为平地的建筑物上——贴到了剪贴簿里，与我其他的童年回忆保存在一起。

我父亲还想举办一场烧烤派对，请朋友们过来看看曾是我家车棚的那一堆破木头、金属杆和沥青瓦片。不行，我母亲说。她惊魂未定，试想，如果她早几秒把门打开，谁知道我们一家会经历些什么。此外，没有哪个体面的家庭会庆祝这种事，那并不合时宜，更不符合我母亲对盖茨一家对外形象的设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那段繁荣富足的、积极乐观的时期，出生了一大拨孩子，即所谓的婴儿潮一代。姐姐克里斯蒂和我（还有后来出生的莉比）就属于这一代。当时，冷战正处于剑拔弩张的阶段，民权运动也方兴未艾。在飓风来袭前几周，肯尼迪与赫鲁晓夫就部署在古巴的苏联导弹问题争得不可开交。在这场危机的最后一天，当整个世界成功地避免了一场核战争时，我正在我家的起居室里拆开自己的7岁生日礼物。这一年，25万名民众走上华盛顿特区的街头示威游行，在场的小马丁·路德·金表示，他梦想有朝一日，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人人生而平等的地方。

我对这些历史事件的认识是零碎的，只不过是一些名字和名词，这还是在我父母收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晚间新闻》或谈论《西雅图时报》上的报道时，我不经意间听到的。在学校里，老师给我们播放过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影片，里面包含了与广岛和蘑菇云有关的镜头。我们演习过应对原子弹攻击时的卧倒并掩护。但对一个住在观景岭的小孩来说，外面那个广阔的世界陌生而抽象。被刮塌的车棚基本上就是我们生活中最戏剧化的事件了。在像我们这样的人家，自信压倒一切。我父母和我们周围的父母全都经历过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每个人都能看出美国正在蓬勃发展。

与美国的其他地方一样，西雅图也在迅速向郊区扩张。田地和森林被推土机推平，为住宅和购物中心腾出地方。在我们所在的城市，随着本地的波音公司成长为军用飞机制造巨头，这样的转变在战争时期便已开始。我出生时，波音公司刚刚推出第一架可以投入商用的喷气式客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坐飞机旅行从精英小圈子里偶尔为之的享受变成了司空见惯之举。

透过我卧室的窗户，我能听到位于邻居家另一侧的观景岭球场传来的棒球棒击球的声音。1960年，我入学观景岭小学时，这所学校刚刚完成扩建，可容纳1 000余名学生在校就读。从我家往山上走10个街区，便是西雅图公共图书馆东北分馆，这里的馆藏童书是西雅图市图书馆系统中规模最大的。它在我出生前一年正式开放，开放当日，孩子们排成长队等待进入，队列从门口一直延伸到街上。在我的青少年时期，它是一个类似于俱乐部的存在，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钟爱的地方。

住在观景岭社区里的家庭，男主人一般都是商人、医生、工程师，以及像我父亲这样的律师。最后这类人都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借助《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的政策红利，他们得以进入大学校园，并在北西雅图立足，过上了比自己父母那辈人更富足的生活。观景岭是一个白人中产阶级社区。如果我1955年出生在西雅图的一个黑人家庭，我不可能生活在观景岭，因为我家所在的社区和周围的其他社区都奉行20世纪30年代制定的种族限制条款——禁止“非白种人”居住（家政服务者除外）。尽管这种可怕的限制从严格意义上讲在1948年便已被最高法院废止，但西雅图的种族隔离依旧持续了很长时间，绝大多数有色人种都被迫居住在其南边的工业区。

1957年，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人造地球卫星1号”（Sputnik），震惊之下的美国在科学和技术领域投入了大笔资金，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当时被称为高级研究计划局的国防部研究机构就此诞生。那笔资金的一部分最终流入了当时正在筹备下一届世博会的西雅图市中心。这届被冠以“21世纪博览会”的世博会很快转变为一场美苏之间的较量，意在展示美国在太空探索、交通运输、计算机技术和医学领域的科技实力与远见卓识，以及在促进全球和平中扮演的角色。推土机将多条街道上低收入人群的住宅夷为平地，为会场腾出空间。随手画在一张餐巾纸上的草图，变成了拔地而起的600英尺高的太空针塔。

肯尼迪总统在为世博会致开幕词时说：“我们展示的这一切，是在科学、技术和工业领域付出巨大的努力后取得的成就。”他的这番话是从佛罗里达借助卫星通信链路传送而来的，“这充分体现了和平与合作的精神，秉承着这种精神，我们将迈向未来的几十年”。

几天后，我母亲让我穿上了一件领尖带扣的正装衬衫和一件藏蓝色的双排扣西服，我们一家盛装打扮，动身前往“21世纪博览会”。我们看到了刚刚将第一个美国人载入太空的“水星号”太空舱；在太空馆，我们漫游了太阳系和银河；在6轮核动力汽车Seattle-ite ⅩⅪ上，我们看到了福特公司对未来的展望；我们还见到了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构想的廉价计算机，那台价值10万美元的IBM 1620。我们看了一部名为《科学之家》（ The House of Science ）的短片，它讲述了人类思想的进步，从最早的数学家一直介绍到身处生物学、物理学、地球科学和计算机科学领域前沿的男性（还要过很长一段时间，女性科学家的贡献才会得到肯定）。“科学家将自然视作一系列谜题！”解说员庄严宣告，“他们坚信宇宙中存在深层次的秩序。”尽管我并不真的明白具体的细节，但我能大体领会：科学家知道那些重要的事情。在世博会召开的那四个月里，我们去了一次又一次，足迹遍及每一座展馆，能玩的都玩了个遍。我尝到了在这次世博会上首次引进美国的比利时华夫饼——它们太好吃了。

如果按照好莱坞的版本，接下来的故事情节可能是这样的：快7岁的我被领进IBM的展馆，便立刻爱上了计算机，沉迷其中。其他孩子或许是这样的，和我一道创立微软的保罗·艾伦就认为正是这届世博会让他迷上了计算机，就像有些音乐家在那个年纪抓起一把小提琴再也不肯松手一样。但我与他人不同，令我着迷的是惊心动魄的双人滑水表演，从太空针塔俯瞰到的城市全景也让我啧啧称奇。在我看来，展会上最棒的展品要数新面世的“疯狂老鼠”，这个游戏设施类似于过山车，乘坐者坐在仅容两人的小型钢制车厢里，体验快速行驶和急速转弯带来的快感。我记得我坐的时候乐得合不拢嘴，发出一连串的笑声。它带给我一种冒险的感觉，并促成了我对过山车的终身热爱。

不过，这次世博会的技术乐观主义梦想必定影响了我。在那个可塑性极强的年纪，1962年，我接收到的信息十分明确：我们要探索太空、终结疾病，要让旅行变得更便捷。技术意味着进步，运用得当将为人类带来和平。那年秋天，当肯尼迪发表“我们选择登月”的讲话时，我们一家人围坐在电视机旁，看着这位总统向全美国人民宣告，我们需要充分运用我们的能量和技能，以创造一个锐意进取的未来。几天后，我们一起看了《杰森一家》的首播，它向我们展示了那个有着飞行汽车和机器狗的未来的卡通版本。从沃尔特·克朗凯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节目主持人）和《生活》周刊那里，我们获知了源源不断的新奇迹：第一台激光器、第一盘盒式录音带、第一个工厂机器人、第一块硅芯片。那时候，作为一个小孩子，很难不对此感到兴奋。

这种潜能无限的氛围是我早年生活的背景，也是我母亲为我们设定的抱负。我父母在养育我这件事上付出了同等的心力，但行动则以我母亲为主导：她甚至把我家的钟表拨快了8分钟，我们都得按她的时间来安排日程。

从一开始，我母亲就对一家人的未来有宏伟的愿景。她想要我父亲功成名就，不只是金钱上，更多的是声誉。她希望父亲在帮助本地社区和其他民间团体与非营利组织时发挥作用。在我母亲的设想中，孩子们要在学业和运动方面出类拔萃，在社交领域积极活跃，而且无论做什么都全力以赴。她的孩子全都要上大学，这是毋庸置疑的。在这个宏伟蓝图中，她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支持型的伴侣和母亲，以及为终将成就自己事业的社区贡献力量。尽管她从未明确表达过，但我猜测她给盖茨一家设定的榜样是当时大名鼎鼎的肯尼迪家族。20世纪60年代初，悲剧和麻烦还未降临到这个名门望族身上，俊美绝伦、卓有成就、积极活跃、体格健壮且身居要职的肯尼迪一家无疑是美国家庭的典范。（玛丽·马克斯韦尔·盖茨女士的好几个朋友都曾将她比作杰奎琳·肯尼迪。）

我们生活在我母亲设定的条条框框里，遵循着她的日常安排、家庭传统和准则规范。正如我父亲所说，她“管家管得井然有序”。她对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明确的是非标准，从平常不过的琐事到重大的决策和方案，无一例外。无论是单调乏味的铺床叠被和整理房间等日常家务，还是穿戴整齐、西装笔挺地迎接新的一天，都是神圣的仪式。床没铺好、头发没梳整齐，或是穿着皱巴巴的衬衫，你是不可能出家门的。母亲在我幼时的规训如今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尽管我依然不遵守它们：“不要一边看电视，一边吃东西。”“不要把胳膊肘放在桌子上。”“不要把番茄酱的瓶子拿上餐桌。”（除了带有小勺的小碟子，上菜时用其他容器盛放调味酱都是不得体的。）对我母亲来说，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是规律生活的基石。

1962年，读一年级的我每天会和读二年级的克里斯蒂走一小段山路，到观景岭小学上学。在学校里，我姐姐已经成为一个榜样，框定了老师对我的期待。克里斯蒂是个循规蹈矩的人，坐在我家福特旅行车的后排座椅上时，她会密切关注驾驶位面前的时速表，每当超过车速限制，她便会提醒父亲。在学校里，克里斯蒂是个细心且让老师放心的学生，总是按时完成作业，而且成绩很好。

正如我母亲之前给学前班老师“打过预防针”，我与克里斯蒂完全不同。小学低年级时，我在家中就已经能独立阅读大量图书。我在学着如何自学，而且我喜欢那种能够迅速掌握新知识点的感觉，我在阅读中自得其乐。然而，学校给我的感觉却是慢悠悠的。我发现自己很难对正在学习的内容保持兴趣，总是走神。而当有些内容真的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时，我又会从椅子上跳起来，夸张地举手，或是大声喊出答案。我并不想捣乱，只不过我的头脑很容易便切换到一种不受约束的极度兴奋的状态。与此同时，我还觉得自己很难跟其他孩子相处。我的生日在10月底，这意味着我的年龄比班上大多数同学都小，而且我看上去也的确如此，我又瘦又小，声音异常尖锐刺耳。与其他孩子在一起时，我总是很害羞。而且，我还有个爱摇摆晃动的毛病。

我能感觉到，与其他家长相比，我父母与老师之间的联系更紧密。其他家长也会在学年开始时邀请老师来家里共进晚餐吗？我认为不会。对我父母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表明他们对子女的教育很上心。但对克里斯蒂和我来说，这简直尴尬无比，看着老师在自家餐桌上吃饭，感觉太怪异了。那些年，只有一位老师表示拒绝，担心被我父母款待以金枪鱼焗意大利面涉嫌利益冲突（她等到了学年结束后才接受了邀约）。

我父母并不会对我们的成绩紧抓不放，他们的期待主要在我母亲谈论别人时体现。比如，某个朋友家的儿子或女儿在学校里表现不佳，或是因为什么事情惹上了麻烦，我母亲就会将心比心地表示她的朋友必定深感失望。她从来不会对我们说，别跟那些孩子一样。但鉴于她在转述事情原委时的悲痛语气，我们深知她的言外之意：别偷奸耍滑，一定要力争上游，别让我们失望。他们还实行了一种奖励机制：拿到一个A，便可兑换25美分；所有科目全都得A，就可以任选一家餐厅享用晚餐。我们通常会选位于崭新的太空针塔顶层、离地600英尺高的太空针之眼旋转餐厅。我们每次光顾那里都是因为克里斯蒂拿到了好成绩，作为她的弟弟，我也得以跟随前往，而不管我在学校的表现如何。

我母亲那时已经开始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志愿活动，在青年女子联盟和联合劝募协会的前身这一类的社区非营利组织做志愿者。她经常在下午出门，因此我和姐姐在放学回家时，往往会发现外祖母正等着我们。我喜欢在门口看到她的身影，这意味着她会把我们领进门，拿乐之饼干夹花生酱或是别的小零食给我们吃，还会跟我们聊聊学校里的情况。然后，在那天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会一起读书或玩游戏，直到我母亲回来。外祖母就像是我们的第三个家长，她和我们一起外出旅行，参加我们的圣诞节轮滑派对，夏天同去乡间度假，在其他的家庭活动中，外祖母也基本上都在场。别的家庭知道，如果和盖茨一家相约见面，外祖母通常都会出现，而且她一般都是一群人里打扮得最体面的，她戴着珍珠项链，头发打理得一丝不乱。但外祖母并不认为自己是我父母的替身，相反，她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她想多给我父母一点儿空间，让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养育我们。外祖母极其尊重不同的角色身份之间清晰的边界，因此，每当我父亲快要下班回家时，她都会跟我们道晚安后离开。

父亲走进家门后不久，我们就会坐下来吃晚饭。我母亲通常会让我把书放下——在餐桌上是不允许看书的，和家人共进晚餐是分享和交流的时光。我母亲听说，约翰·肯尼迪的父亲约瑟夫·肯尼迪期待他的每个孩子在餐桌旁吃晚饭时，都能就他指定的某个话题侃侃而谈。这位未来的美国总统或许会在啃胡萝卜的间隙回顾一下阿尔及利亚的局势。我们在晚餐餐桌旁讨论过肯尼迪家族的这个规矩，以及在这相聚的一个小时里到底能了解到什么重大事项。我父母并不期待我们就任何问题发表长篇大论，但我们会聊起当天的见闻，他们也会跟我们说说自己的经历。通过这些交谈，我逐渐在脑海中勾勒出关于成年人的日常生活及他们所处的那个广阔世界的图景。

在晚餐餐桌旁，当我母亲谈起青年女子联盟的筹款运动或联合劝募协会面临的挑战时，我第一次听说了“对等资金”和“冲突解决”等术语。我能察觉到她严肃的语气。每个人都应当被公平对待，每件事都应当被仔细考量，每1美元都应当花在刀刃上。我母亲将她的哲学简化为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一个人应当成为“一名好管家”。她对“管家”（steward）一词的定义与《韦氏大词典》是一致的：细心尽责地管理被交托给某人看管的事物。这完全就是我母亲的写照。

我父亲当时在为斯基尔、麦凯尔维、亨克、埃文森和乌尔曼律师事务所工作，这家律所因擅长代理棘手案件和深入彻底的诉讼策略而著称。我不认为在法庭上强悍如斗牛犬的职业风格与我父亲的性情相称，但是就像他在部队时那样，我确信他将其视为有益的训练。我不了解他代理案件的细节，但我能清楚地感知到那些客户聘用我父亲去做重要的事。我经常听到范沃特斯与罗杰斯公司的名字，这是一家当时正不断壮大的本地化工公司，也是我父亲服务的大客户之一。

在我还说不清楚律师的具体工作内容之前，我便从父亲那里接受了一种观念——法律是值得敬畏的。他讲述的故事揭示了其高度正义感的根源。我们听说过坎维尔委员会的事，这是我父母在华盛顿大学读书期间横扫整个学校的一次反共产主义的运动。担任委员会主席的州议员艾伯特·坎维尔不允许盘问对方证人和提出异议，对其他公正性的基本原则也嗤之以鼻。坎维尔委员会是几年后席卷全美的麦卡锡听证会的铺垫，它毁掉了许多无辜者的职业生涯，其中就包括教过我父亲的两位教授。我父亲对听证会的相关报道深感震惊，对坎维尔委员会公然滥用司法的行径十分鄙夷。

我父母有时候会允许我们观看热门电视剧《梅森探案集》，该剧的故事情节围绕着一位能力超群的刑事辩护律师参与的审判展开。某些疑案的细节会在片尾字幕滚动前神奇地浮现出来，将案情严丝合缝地拼接在一起，所有问题都将得到解答。在听我父亲聊天时，我了解到法律（以及人生）并不是那样的。他经手的案子似乎都超级复杂，晚餐后，他通常会熬夜到很晚，埋首钻研摊在餐桌上的文书材料，准备第二天的案子。这远远没有电视剧剧情那么吸引人，但对我来说足够有趣。

如果你觉得我父母在我的描述中有些过于品行高洁、过于热心公益和回馈社会的话，我也没有办法，因为他们的确就是这种人。他们醒着的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做规划、开会，就是在打电话、搞活动，要么就是在做对社区有益的其他事。我父亲可以兴高采烈地背着支持学校附加税的双面广告牌在街角站整整一上午，然后晚上去出席他曾任主席的华盛顿大学基督教青年会董事会会议。我3岁时，我母亲主持了一个青年女子联盟的项目，把博物馆里的艺术品带到四年级的教室中展示。我知道这事是因为我们上了报纸，有一张我俩和一箱医疗器械一起出镜的照片，下面配着这样的文字：“3岁半的威廉·盖茨三世仔细打量着一个蒂利坎姆箱中的老式医疗包，他的母亲小威廉·盖茨夫人在旁边注视着他。”

我父母的朋友行事方式也是如此，这些人不是那种渴望离开家乡、到纽约或洛杉矶寻找更刺激的生活的人，他们毕业于华盛顿大学，拿到法学、工程学和商学学位后，就在离母校和老朋友几英里远的地方安顿下来。他们生儿育女，创立企业，或加入公司，或竞选公职，然后把闲暇时间花在各种类型的公益事业上，就像是学校附加税和基督教青年会董事会之于我父亲。我父亲的许多朋友是市政联盟的成员，市政联盟与保龄球运动无关，它是一个青年无党派改革者的组织。市政联盟的大多数参与者都是像我父母这样30岁出头的人，他们下定决心要跟在他们眼中迂腐守旧的西雅图政府大唱反调。我父亲向我们详细介绍了市政联盟如何评估政党候选人的资质，以及在选举年中公布评分结果的过程。20世纪60年代初，我们家的餐桌对话围绕着该组织清理华盛顿湖的愿景展开。多年来的污水和工业废料排放让湖水变成了毒水，但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水体污染，不可入浴”的标志已被取了下来。

和成年人的接触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我？有朝一日，这显然会发挥作用，但在我还是小孩的时候，它给我留下的最主要的印象是成年人很忙。我父母是大忙人，他们的朋友也是。

当我父母的朋友来家里做客时，我们姐弟俩需要跟他们互动。通常，这意味着我母亲会交给我们一项任务。我的任务是在他们玩桥牌时倒咖啡，我按照我母亲教我的那样，绕着桌子，小心翼翼地端着咖啡壶，将咖啡倒入瓷杯。在她的注视下，我自豪极了。即便是现在，当我想要感受母亲近在身边的感觉时，我便会回想起这一段。我觉得自己很重要，是这个成人仪式的一部分，在他们的娱乐中至关重要。

在地图上，胡德运河看起来就像是一只带锯齿的鱼钩。运河的叫法其实并不准确，因为运河是人工开凿的，而位于西雅图东南部奥林匹克半岛上的胡德运河是一条冰川运动形成的峡湾。我父亲小时候在那里钓到了他人生的第一条鱼（一条长度接近他身高的鲑鱼），当他还是童子军时，也没少沿着胡德运河的岸边露营。我母亲曾住进当地的一个营地，经营者是面向女性的志愿组织国际职业妇女福利互助会的两位领队。我父母结婚后，每年夏天都会在这条运河边度假。在最早的一张有我的照片上，父亲把差不多九个月大的我抱在膝头，和我祖父一起挤坐在一张长凳上：三个比尔·盖茨的合影，1956年摄于胡德运河。

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我父母和一群朋友每年7月都会租下切里奥度假屋。北岸路边那个写着“切里奥”（Cheerio）字样的蓝白色标牌如今仍宛若在我眼前，由此拐入后映入眼帘的度假小屋是我们随后两周的住所。这个地方并不奢华，只不过是10栋紧挨在一起的小木屋，旁边有几个网球场和一个有篝火坑的中心区。森林、旷野和鹅卵石沙滩就在附近。对孩子们来说，这里就是天堂。我们游泳，在小船上嬉戏，捡拾牡蛎，在林子里疯跑，玩夺旗游戏。我会吃好多汉堡包和冰棍。同行的通常是固定的10家人，大人和小孩加在一起有50多人。他们是我父母最好的朋友，其中许多人是他们大学时的好友。我父亲会卸下他那张不苟言笑的律师面具，摇身一变，成为我们口中的“切里奥市长”——专司娱乐的孩子王。每天晚上，当篝火逐渐变暗时，我们这帮孩子便知道，我父亲必定会站起身来，表示是时候随他排着长队回到各自的小木屋中上床睡觉了。跟在他身后，我们会给电影《桂河大桥》里的《波基上校进行曲》配上自己编的歌词，然后大声唱出来。（直到后来看了这部电影，我才意识到这是一群战俘集合时唱的歌。对我和我的姐妹来说，它总是能让我们回忆起父亲领着一队孩子手舞足蹈的样子。“向前进，通向切里奥之路……”）

作为“切里奥市长”，我父亲要主持切里奥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开幕式。我们会用一个点燃火炬的仪式拉开这场盛会的序幕：一个孩子戴上用枝叶编成的头冠，举着一支燃烧的火把奔跑，标志长达一整天的竞赛正式开始（这可是20世纪60年代）。各项赛事考验的与其说是运动员精神，倒不如说是灵活性与内驱力。比赛项目包括袋鼠跳、赛跑和两人三足，还有穿过汽车内胎的障碍赛，以及勺子托蛋赛跑。我仍记得父亲抬起我的双腿参加推小车比赛时的情景。不管是哪个项目，我都会全力以赴，只为了在那一天结束时可以登上领奖台。虽然我的灵活性不足，但内驱力相当强。

在切里奥住了大约一周后，大人们会把每家的姓氏写在一张纸条上，让孩子们逐一从帽子里抽出。抽到哪家的姓氏，甭管是鲍、伯格、凯普洛托、梅里特，还是别的什么，你就得走进那家的小木屋，跟那家的父母共进晚餐。与此同时，他们的孩子也要和自己抽到的那家的父母一起吃晚饭。这个安排是我母亲想出来的。当我回望童年时，我能看出来这符合她一贯的行事作风，那就是非要制造出一些情境，逼得我和我的姐妹不得不跟人社交，尤其是跟大人打交道。对我母亲来说，她的朋友都是人生楷模，是她希望我们可以成为的那种人。这些人全都上过大学，全都志存高远。这些父亲多在保险公司、金融机构和木材公司从事管理工作，有一位父亲是福特公司的员工，有一位是联邦检察官，还有一位开了一家大型园艺商店，甚至有一位曾在玫瑰碗的比赛中踢出了锁定胜局的一球。而且，他们大多数人都和我父亲一样，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相聚在一起的母亲们也都是大学毕业，和我母亲一样，她们一边照顾家人，一边在计划生育协会和联合劝募协会这样的非营利机构做志愿者。对我来说，那些晚餐让我没办法埋头于木工或隐身于书本。直到我六七岁时，这事对我来说依然很难，但随着时间流逝，我母亲的计划见效了，我终于可以和那些一起在切里奥度假的家庭自在地相处，就像与家人相处时一样。

日本汽车制造商以注重“持续改善”的企业精神而著称，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奉行的这种不断完善的哲学令日本汽车的品质逐年提升。与丰田相比，我母亲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至少在对待节日方面肯定如此。比如说圣诞节，在我们家，它是从初秋就开始的。我母亲会阅读她前一年过节时记下的笔记，看看上一年做错了哪些事，然后就此加以改善。其中一条笔记是这样写的：“比尔（我父亲）再次对在圣诞树上撒雪表示严重怀疑——有待解决。”我确定我们再没有犯这个错误。某次，她用“圣诞改善精神”把我父亲打发到地下室，让他在那里用竖锯和胶合板加工出了一个真人大小的圣诞老人。我们叫它“圣诞大佬”，在之后几十年的时间里，每逢圣诞节，我们都会将它摆在大门旁。

万圣节后不久，在征求了我们的意见后，我母亲便会设计当年的圣诞卡。她要用到各种各样的笔、毛毡、彩纸和家庭合影，甚至还有一台丝网印刷机，她还会挖空心思地写出巧妙的诗句。我们会在一张折叠桌前组成一条流水线，亲笔书写成百上千张卡片，寄给我父母的一众亲朋好友。与此同时，外祖母也在制作她自己的手工圣诞卡。她很可能是从自己的母亲那里继承来的这个传统，因为在那个年代，从商店里购买贺卡价格高昂。在被飓风侵袭的1962年，我们的圣诞卡以漫画的形式调侃了我们家排除万难、大干一场的气概，每幅漫画都描绘了我父母为成功送出圣诞问候而想出的荒诞不经的方案。其中的一个计划是租一架飞机，在空中用英文黑体字喷写“节日快乐”的字样。在一幅漫画里，我父亲灵机一动，认为不妨在车棚的残砖破瓦上刻写贺词“请收下这份飞来的祝福，祝你节日快乐”，然后把它们寄出去。

寄完全部圣诞卡后，我们便开始准备请柬，邀请宾客参加我们和另外两家一起举办的年度假日轮滑派对。这些请柬总是会包含某些特别定制的元素或谜题：有时候是我父亲用竖锯切割出来的轮滑鞋图样的木艺，有时候是一个填字游戏，找出答案才能得知派对的具体时间。宾客们知道，他们来到观景岭轮滑场后一定会看到我父亲，他这个6英尺7英寸的大块头生生挤进了一身租来的圣诞老人装里，还穿着轮滑鞋在场上转着圈。当轮滑场里那台老旧的沃利策点唱机演奏圣诞颂歌时，我母亲便会为宾客端上撒满糖霜的甜甜圈和苹果酒。

接下来的日子以一成不变的方式重复着，年年如此。圣诞节前夜，我母亲会给家里的每个人发一套她为这一年特别选购的睡衣套装。第二天早上，所有人穿着新睡衣在门厅集合，然后按长幼次序挨个走进起居室。（凡事按长幼次序是一个牢不可破的家族传统。）然后，按照从最年长到最小的次序，我们打开自己的圣诞袜。我们每次都知道能在里面找到什么：小孩子会得到一个橙子和一枚银制美元纪念币，我母亲则总是会收到一束我父亲送的红色康乃馨。接下来，尽管有一大堆礼物等着被打开，我们却会先共进早餐：煎蛋加火腿，以及从附近的烘焙店买来的丹麦克林格尔。最后，我们终于可以打开礼物。我跟在克里斯蒂后面，在众人的注视下拆开一件礼物，然后继续轮下去，从外祖母开始，从年纪最大的到最小的。这些礼物通常注重实用性和趣味性，它们都不贵，通常是袜子和衬衫这样的东西，或许还会有最新出版的畅销书。

随着假期临近尾声，在收好最后一件圣诞装饰、发出最后一张感谢短笺之后，我母亲会拿出纸笔，开始为下一年的圣诞节做准备。有时候，我们三个孩子会对这些传统大翻白眼——我们的礼物总是要到下午很晚时才能全部拆完，而这时我们还穿着睡衣。尽管如此，错过其中任何一环都会让人若有所失。圣诞节依然是我们最喜欢回想的往事之一。 YxD5Kf4TBncyJorTdOdcqQ6HbX9tQ5kLPaDqsXKu2YmDcbOvWz+zOTb5PVKaP4d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