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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朝一日，一家大公司会应运而生。有朝一日，一些包含数百万行代码的软件程序，会成为全世界数十亿台计算机操作系统的核心。与之相伴的还有财富和竞争，以及时刻存在的忧虑——为如何始终处于技术革命的最前沿而担忧。
但在这一切发生之前，摆在那儿的只有一叠纸牌和一个目标：击败我的外祖母。在我们家，要想让人对你高看一眼，再没有比擅长玩游戏（尤其是打得一手好牌）更简单快捷的方式了。玩拉米纸牌、桥牌或凯纳斯特纸牌时得心应手的人会赢得大家的尊重，我的外祖母阿德尔·汤普森正是因此而成为家族传奇。“姥姥玩起牌来是最棒的！”在我儿时没少听人这么讲。
外祖母在华盛顿州乡下长大，铁路小镇埃纳姆克洛是她的老家。此地离西雅图不到50英里，但在她出生的1902年，那里仿佛是另一个世界。她父亲是一名铁路电报员，她母亲艾达·汤普森（我们口中的“拉拉”）后来靠烤蛋糕和在本地锯木厂兜售战时公债发了笔小财。拉拉也经常玩桥牌，她的牌搭子和对家都是镇上上流社会的人，比如银行家的太太和锯木厂的老板。这些人或许比她更有钱，社会地位也更高，但拉拉靠着打牌时技高一筹或多或少地缩小了距离。她的这种天赋传给了我的外祖母，并在某种程度上传给了我母亲——外祖母唯一的孩子。
我很小便被口传心授了这种家族文化。在我还穿着纸尿裤的时候，拉拉就开始叫我“老三”（Trey）。Trey在纸牌玩家的口中是“三点牌”的意思，它也是一个文字游戏，因为我是家族里依然在世的第三个比尔·盖茨，另外两个是我祖父和父亲。（我其实是第四个比尔·盖茨，但我父亲选择自称为“小比尔·盖茨”，于是我便成了比尔·盖茨三世。）在我5岁时，外祖母教会了我玩纸牌游戏“钓鱼”。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一起玩了成千上万把纸牌游戏。我们玩牌是为了找乐子，逗彼此开心并打发时间，但我外祖母玩牌也是为了要赢，而且她总能赢。
她高超的牌技当时便让我着迷。她是怎么做到的？这是天生的吗？鉴于她笃信宗教，或许这是来自上天的馈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想不出答案。我只知道，我们每次玩纸牌，她都能赢。不管玩的是哪种游戏，不管我有多煞费心机，结果都是如此。
20世纪初，基督教科学派的影响力在西海岸迅速扩大，这时候，我父母双方的家庭都变成了虔诚的追随者。我觉得，我的外祖父母从基督教科学派中汲取了力量，他们欣然接受了其教义，即一个人应当从精神世界而非物质世界中寻求真正的自我。他们对此信受奉行。因为基督教科学派的信徒不以人的生理年龄为念，所以外祖母从不庆祝生日，也从不透露年龄，甚至不告诉别人她是哪一年出生的。尽管自身信仰坚定，外祖母却从不会把她的观点强加于人。我母亲并不信奉这一教派，我们家也一样，但外祖母从来没试图劝说过我们改变信仰。
外祖母的信仰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她，让她成为一个极其自律的人。那时候，我能感觉到，她对公平、正义和为人诚信有着严格的个人准则。过好这一生意味着简朴度日，把时间和金钱奉献给他人，以及运用自己的头脑与整个世界保持联系——最后这一点最为重要。外祖母从不乱发脾气，从不搬弄是非，从不评头品足，也根本不会耍花招。她往往是屋子里最聪明的那个，却总小心翼翼地让别人展现光彩。可以说，外祖母低调内敛，她拥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自信，让她散发出富含禅意的淡定自若的气质。
就在我5岁生日的前两个月，我的外祖父小J. W. 马克斯韦尔死于癌症，年仅59岁。为了遵从其基督教科学派信仰，他拒绝接受现代医学治疗，临终前的那几年饱受疼痛折磨，外祖母在其左右照料也遭了不少罪。我后来才知道，外祖父认为他患病在某种程度上是外祖母的行为导致的，因为在上帝眼中，她曾犯下某种无名之罪，如今才会惩罚到他头上。即使这样，外祖母依然隐忍地陪伴在他身边，给他力量和安慰，直到生命的尽头。我最清晰的一段童年记忆是，我父母不让我参加外祖父的葬礼。我对所发生的一切几乎一无所知，除了一件事，那就是我父母和姐姐去见了外祖父最后一面，我则在临时保姆的看管下留在家中。一年后，我的曾外祖母拉拉在去外祖母家看她的时候去世了。
从那一刻起，外祖母将她所有的爱和关注都倾注在我和我姐姐克里斯蒂身上，后来还有我妹妹莉比。在我们的青少年时期，她始终陪伴在左右，对我们的人格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早在我能捧起书本之前，外祖母就读书给我听，那几年，她为我读了一系列经典作品，比如《柳林风声》、《汤姆·索亚历险记》和《夏洛的网》。外祖父死后，外祖母开始教我自主阅读，帮我拼读出《九只善良的狗》（ The Nine Friendly Dogs ）、《美好的一天》（ It’s a Lovely Day ）和家里其他一些书中的生词。当我们一起把那些书全都看完后，她开车带我到西雅图公共图书馆东北分馆，借回更多的书。我知道，她读过很多书，似乎对一切都略知一二。
外祖父母在西雅图的高档社区温德米尔建了一座大宅，足以容纳一干孙辈和各种家庭聚会。外祖父死后，外祖母仍然住在那里。周末，克里斯蒂和我有时会在那里过夜，轮流享受在她房间里睡觉的特殊待遇。另一个人则睡在旁边的一间卧室里，那个房间以淡蓝色为主调，从墙壁到窗帘莫不如此。街灯和过往车辆的车灯照进来，在蓝色的房间里投下诡异的阴影。我害怕睡在那里，每当轮到我睡在外祖母的房间里时，我总是很高兴。
那些周末的探访有着特殊的意义。外祖母的房子离我们家只有几英里远，但在那里度过的时光仿如假期。那里有游泳池，还有一个外祖父建在房子侧院的迷你高尔夫球场。外祖母还允许我们看电视，这在我们家是被严格管控的。她热衷于一切活动，在她的影响下，我姐姐、我和我妹妹都变成了劲头十足的游戏玩家，我们把所有游戏都当成竞技体育，无论是“大富翁”、“大战役”还是“记忆游戏”。我们还会买两副一模一样的拼图，这样就能比赛看谁完成的速度快。我们都知道外祖母最喜欢什么，晚餐后，她常常发起牌局，然后杀得我们屁滚尿流。
她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大约在我8岁时，我第一次对此有了模糊的认知。我依然记得那一天，我坐在外祖母对面，中间隔着餐桌，克里斯蒂坐在我旁边。房间里有一台巨大的木制收音机，就算在当年，它也算一件古董。靠着另一侧墙摆着一个大陈列柜，里面摆放着我们每周日共进晚餐时会用到的特制餐盘。
屋子里很安静，只有桌上纸牌摩擦时发出的沙沙声，我们快速地抽着牌，手忙脚乱地配对。我们玩的是一种名叫“极速接龙”的纸牌游戏，是接龙的多人加速版。在“极速接龙”中连续获胜的玩家能记住自己手上的牌、其他玩家亮出来的明牌，以及牌桌上公牌堆里的牌。拥有强大的工作记忆和模式匹配能力的人能在这种纸牌游戏中占上风，因为他们可以立马知道从牌桌上抽到的某张牌如何与手中的牌配对。但我对这些一窍不通，我所知道的只是玩家需要干点儿什么才能让牌运变好，而外祖母显然深知其中的诀窍。
我盯着手上的牌，大脑高速运转，试图找出能配对的牌。这时，我听到外祖母说：“你的6点牌可以打。”接着，她又说：“你的9点牌可以打。”她一边玩着自己手上的牌，一边指导我和我姐姐。不知为何，她好像对牌桌上的一切都心中有数，甚至知道我们每个人手上的牌——这并非魔法。她是怎么做到的？对玩牌的人来说，这不过是基本技能。你越是能准确地推算出对手手中的牌，赢的机会就越大。不过，对那个年纪的我来说，这不啻天启。我第一次察觉到，尽管纸牌游戏存在神秘和运气的成分，但其中仍有值得我去学习从而提高自身胜率的东西。我领悟到，外祖母不只是足够幸运，也不只是有天赋，她一直在训练自己的大脑，而我也可以这样做。
从那时起，我每当坐下来玩上一局纸牌游戏，便会意识到打出的每一手牌都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只要我愿意抓住这个机会。外祖母也知道这一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会让这条学习之路变得平坦易行。她本来可以和我一起坐下来，一步步引导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教给我各种纸牌游戏的战略战术，但说教不是她的风格，她一向以身作则。于是，我们就一局又一局地玩下去。
我们玩“极速接龙”“金拉米”“红心大战”，还有我最喜欢的“排七”。我们玩外祖母最喜欢的“金拉米”的高难度版本，她称其为“海岸警卫队拉米”。我们偶尔也会玩一下桥牌。我们玩遍了霍伊尔关于纸牌游戏规则的书里提到的每一种纸牌游戏，不管其流行与否，连冷门的“皮纳克尔”也没放过。
在整个过程中，我一直在研究她。有个计算机科学术语叫“状态机”，它是一个程序的组成部分，在接收到一组输入后，可以根据一系列设定条件的状态采取最优行动。我的外祖母拥有一个精密调校的纸牌游戏状态机，她大脑中的算法有条不紊地推演着各种可能性、决策树和博弈论。我那时候还无法清晰地表述这些概念，但慢慢地，我凭直觉感受到了它们。我注意到，即便是在一局游戏中那些独一无二的时刻，比如出现了一种她或许从未见过的可能的打法与赔率的组合，她通常也能采取最优行动。如果她在某一时刻似乎错误地抛出了一张好牌，继续玩下去，我便会发现她做出这样的牺牲是有原因的：为了取得最终的胜利。
我们一局又一局地玩，我一局又一局地输，但我一直在观察，也一直在进步。从始至终，外祖母一直温柔地鼓励我。“动动脑筋，老三。动动脑筋。”当我琢磨下一步的打法时，她总是这么说。她的潜台词是我只要开动脑筋，并保持专注，就能打出正确的牌，就可以赢。
有一天，我真的赢了。
没有大张旗鼓庆祝，没有巨额奖金，也没有击掌欢呼。我甚至不记得，当我第一次在一天中赢的局数比外祖母多时，我们玩的是哪种纸牌游戏。我只知道她很欣慰，我确定她笑了，这是对我成长的认可。
到后来，大约花了五年时间，我就一直能赢了。那时，我几乎已经是个好胜成性的青少年。我享受这种心智的较量，以及学会新技能所产生的强烈的满足感。玩纸牌教会我：无论某些事情看起来多复杂、多神秘，我们通常都能最终琢磨出个究竟。这个世界是可以被理解的。
我出生于1955年10月28日，在家里的三个孩子中排行老二。姐姐克里斯蒂出生于1954年，比我大21个月；妹妹莉比要在我出生近10年后才来到这个家庭。还是小婴儿时，我有个绰号，叫“乐呵小子”，因为我总是咧着大嘴笑呵呵的。这倒不是说我不爱哭，但显然，我感受到的喜悦胜过了其他情绪。我的另外一样明显的早年特征可以被描述为精力过剩，我喜欢摇摆晃动。一开始是骑在一匹橡胶摇摇马上，一摇就是几个小时。我长大一点儿后，这个毛病也没有改掉，只不过不再借助摇摇马：我坐着的时候摇来摇去，站着的时候摇来摇去，凝神想事的时候也总是摇来摇去。摇摆对我的大脑来说就像是一个节拍器，现在依然如此。
我父母很早就知道，我的思维频率有异于其他孩子。比如说，克里斯蒂很听话，和别的孩子很容易玩在一起，而且入学后成绩一直很好。这些我都做不到。我母亲很为我担心，她还给我在橡果学院的学前班老师“打预防针”，让他们放低对我的预期。第一学年结束时，橡果学院的校长写道：“他母亲让我们做好心理准备，因为她觉得这孩子的表现和他姐姐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我们在这方面完全认同她的结论，因为这孩子似乎打定了主意，要给我们留下一个对按部就班的学校生活完全不管不顾的印象。他不知道（或者是压根儿不想知道）怎么好好表现、怎么自己把外套穿上，而且对此扬扬自得，毫不在意。”（现在想来十分滑稽的一件事是，我给克里斯蒂留下的最早的记忆之一便是她总得动手逼我穿上外套，再把我压倒在地，使我动弹不得，她才能腾出手来把外套的拉链拉上，这一切让她十分抓狂。）
在橡果学院的第二学年，我成了“又一个脾气特别暴躁、十分叛逆的孩子”，一个喜欢自顾自大声唱歌、动不动走神溜号的4岁男孩。根据校长的记录，我会跟其他孩子打架，“大多数时间都闷闷不乐”。幸运的是，我的长期规划让老师们大受鼓舞，他们写道：“我们深感被他接纳，因为他将我们列进了其登月方案的乘客名单。”（我比肯尼迪早了几年。）
被这些教育工作者和我父母注意到的我儿时表现出的种种迹象，预示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我在破解外祖母牌技谜题时的高度专注，被我投入了一切让我感兴趣的事上，但对不感兴趣的事，我则一点儿也不放在心上。让我感兴趣的事包括阅读、数学和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中，我不感兴趣的事包括家里和学校的每日例行活动、写字、美术和体育，此外，基本上还包括我母亲让我去做的每一件事。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父母发现这个亢奋多动、脑瓜机灵、爱唱反调且性情急躁的儿子很难对付。这种力不从心对我们一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随着年岁渐长，我如今更好地理解了在我探索这条离经叛道的成年之路时，他们的帮助起到了多么关键的作用。
我父亲是出了名的好脾气，这与他6英尺7英寸
的身高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常常是整个房间里块头最大的，而他的谦和有礼往往出乎人们的意料。他与人打交道时从不拐弯抹角，通常直入主题，这是他的作风，与他作为公司和董事会法务顾问的职业身份吻合。（他后来当上了盖茨基金会的首任负责人。）父亲虽然待人接物彬彬有礼，但他从不怯于表达自己的愿望。在他还是一个大学生时，他的愿望是找个舞伴。
1946年秋，他是《退伍军人权利法案》惠及的那一拨退伍军人之一，这项慷慨的政府计划让数百万人有机会接受本来无力负担的高等教育。但在我父亲的评价中，该政策也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华盛顿大学校园里的男性数量远远超过女性，这意味着找到舞伴的概率很低。所以他最终决定向朋友玛丽·马克斯韦尔求助。
我父亲知道玛丽是卡帕卡帕伽玛女生联谊会的干事，于是问她身边是否有女生愿意跟一个喜欢跳舞的高个子男生认识。玛丽说她会帮忙打听一下。时间就这么过去了，杳无音信。有一天，在女生联谊会外边一起散步时，我父亲再次对玛丽提起这件事。
“我想到一个人选，”她说，“就是我。”
我母亲身高5英尺7英寸，我父亲直截了当地说她不符合标准。“玛丽，”他说，“你太矮了。”
我母亲悄悄地靠近他，踮起脚，手在头顶比画着，反驳道：“我不矮！我很高。”
我父亲总是说，他请我母亲给他介绍舞伴不是在耍心眼，不是为了让我母亲跟他约会。但实际情况就是如此。“我的天，”他说，“咱俩约会吧。”然后，就像故事里讲的那样，两年后，他们结婚了。
我一直以来都喜欢听这个故事，因为它充分反映出我父母二人的性格。我父亲是那种深思熟虑、坚持己见的实用主义者，有时候甚至在和感情有关的事上也不例外。我母亲则是个活泼外向的人，同时不怯于表达自己的诉求。这当然是一个简化的版本——整个故事的摘要，在更完整的故事里，我父母二人之间的差异远不止于相差悬殊的身高，而这一切最终也造就了如今的我。
我母亲在保存记录这件事上可谓一丝不苟，包括她自己的生活大事记、家庭旅行和学校演出的照片簿，以及收集剪报和函电的剪贴簿。我最近发现了一摞信件，是我父母在1951年春结婚前那一年的书信交流。距离婚礼还有六个月时，我父亲在老家当律师，这是他的第一份工作。同一年的早些时候，他刚获得法学学位。我母亲还在大学里，完成她最后一年的学业。她在10月写的一封信开头就表示，她希望接下来的几页内容不会引发前一天二人交谈时的那种“情绪失衡”。我母亲在信中并未细说此事，但她似乎在成婚前对于二人组建家庭及如何弥合二人之间差异的问题存在一些担忧。她解释道：
关于我们的关系，我的客观结论是我们有许多共同之处，这是非常美好的事情。我们大致上想要同一种社交生活和家庭生活。我认为我们都真心期望拥有亲密无间的婚姻，也就是说，我们想要合二为一。尽管我们的社会背景和家庭背景不同，但是我认为我们能够理解由此产生的问题，因为作为独立的个体，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样的。我们都喜欢讨论思想理念——保持思考和学习……；我们都想要同一种东西——可以用诚实和正当手段获取的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尽管我们看重成功，但我们都不认为它值得以不公平的方式打压他人来获取。我们想让自己的孩子拥有同样的基本价值观。或许我们的“方式”有所不同，但我倾向于认为我们可以兼顾双方的观点，展示出一个坚定的对外立场……比尔，你知道，如果你一直真心爱我，我愿意为你做这世上的一切事。
我爱你，比尔。
玛丽
在这封信中，我能窥见那些私下的争执协商，它们确确实实地延续到了我的整个童年，甚至是以后的那些年。我父母大体上一直维持着坚定的对外立场，在私下解决分歧差异，而这些分歧差异绝大多数源于各自接受的教养方式。
玛丽·马克斯韦尔，也就是我母亲，是在极度溺爱她的祖父J. W.马克斯韦尔一手打造的家族文化中长大的。J. W.马克斯韦尔是一位银行家，更是一生不断自我完善的典范。当他还是内布拉斯加州一个普通男孩时，他退学后凭借伶牙俐齿找到了一份为住宅挖掘地下室的工作。那座房子的主人是本地的银行家，他不付工钱，但提供食宿作为报酬。两个月后，J. W.完成了这个项目，房主给了他一个在自家银行工作的机会。J. W.当时只有15岁，他花了几年时间学习银行业务，后来移居到华盛顿州，开创属于自己的新生活。1893年的经济萧条击垮了他羽翼未丰的银行，那个被他重金下注、认为必将繁荣发展的海滨小镇也以泡沫破灭告终。于是，J. W.找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成为联邦银行审计员。因为这份工作，他经常离家数月之久，长时间地骑马、坐马车或乘火车前往西部各地，核对小型银行的资产健康状况。J. W.最终成功地创办了自己的银行。1951年，当J. W.以86岁的高龄去世时，他已经是西雅图一家大银行的董事长、活跃的民间领袖。他还担任过市长、州议员、学校董事会成员及西雅图联邦储备银行董事会成员。
J. W.和我的外祖父（也是一位银行家）搭设了一个财富与机遇的平台，这意味着我母亲在儿时几乎什么都不缺。她是一名好学生，积极参加各项体育运动和课外活动，身边围绕着家人和一大帮朋友。周日是一家人外出野餐的日子，打发漫长夏日的方式是在她的祖父母位于皮吉特湾的海滨度假屋里游泳。在各种形式的聚会中，运动和游戏都是必不可少的部分——打槌球、玩沙狐球、掷马蹄铁是固定的保留项目，而且毫无疑问，我母亲要学习打网球、骑马，同时成为优雅的滑雪者。在马克斯韦尔家族，游戏具有更深刻的教育意义。比如说打高尔夫球就相当于开展银行业务，J. W.曾写道，这两者都需要“高超的技巧，不断的练习，保持清醒和耐心，百折不挠并防患于未然”。
在我母亲的相册中，有一张她三四岁时拍摄的照片。一群住在附近的家长将孩子拉到一起拍照，每个孩子都骑着三轮自行车。在照片背后，我外祖母写下了故事的原委：一个男孩的三轮自行车最大，我母亲想跟他交换，这样她就能拥有那辆最大的自行车。谁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她居然说服了那个男孩。在最终拍摄的照片上，我母亲微笑着坐在车上，高出其他人一头。她从来不畏强，并勇于占有一席之地。
我母亲的自信和抱负或许既来自马克斯韦尔家族这一边，也要归功于我外祖母。除了在牌桌上所向披靡，高中时，外祖母是班上成绩排名第一、在毕业典礼上致辞的学生代表，还是一个天赋异禀的篮球运动员。她博览群书，立志要走出家乡的一隅之地，追求更广阔的人生。我的外祖父母在华盛顿大学相遇，1946年，我母亲出生，迎接她的是胸怀大志的父母的全力支持，以及整个家族对她出人头地的期许。
在皮吉特湾的另一边，与西雅图遥遥相望的是我父亲的老家布雷默顿。当地最有名的是海军船厂，历经战火洗礼的舰船会被送到这里修理。早些年，这里还是众所周知的赌徒之乡。从数量上看，镇上提供成人娱乐项目的小酒馆，要比每天东倒西歪地光顾那里的酒客还多。
从小到大，克里斯蒂和我时不时会乘坐渡轮前往布雷默顿，探望祖父母。我们会从渡口步行一段距离，去山上我父亲儿时的住所。那是一栋不大的蓝色美式平房，坐落于一条安静的街上。我们会在祖父母家待一两晚。如果电视机开着，我祖父通常都是看拳击比赛，这基本上是他唯一的娱乐消遣。我祖母莉莲·伊丽莎白·盖茨和我外祖母一样热衷于玩牌，所以我们经常会打上几局。我祖父母也是基督教科学派的信徒，那些探亲之旅给我留下的一个记忆是，祖母每天早上都会端着一杯咖啡坐在厨房里，为我祖父轻声诵读玛丽·贝克·埃迪编写的“圣经日课”。
当我父亲谈起童年时，他对祖父的情感似乎总是那种带着伤感的思念。祖父在他口中是一个工作狂，很少为生活中的其他事情留出时间。祖父经营着从我曾祖父那里接手的家具店，它扛过了大萧条的冲击，但也仅是幸存而已。这桩生意成了祖父的羁绊，他因此时刻为家庭财务状况担忧。在那栋蓝色的小房子后是一条小巷，祖父早年间会穿过这条巷道从工作的地方回家，这样就能顺路捡点儿从货车上掉下来的煤块。我父亲说，祖父从来不去电影院，也不带儿子看篮球比赛，因为在祖父眼中，这种事纯属耽误工夫，是在跟他店里的生意抢时间。我父亲说，祖父似乎总是处于慌慌张张、提心吊胆的状态。
从某个角度来看，你不能责怪他。在阿拉斯加州诺姆度过童年的祖父从小就尝尽贫困的滋味。19世纪末，我的曾祖父、家族中的第一个比尔·盖茨试图在当地的淘金潮中发家致富，当时，他们一家人还在勉强维持生计。祖父为了挣钱养家，不得不在八年级时退学。当我的曾祖父外出碰运气时，祖父只能在诺姆冰雪封冻的街头卖报纸，或是随机打些零工，因为肯雇用他的雇主并不好找。他们一家最终搬回西雅图，守着家具生意度日。虽然家里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早年的经历引发的焦虑从未消退。
我祖父的世界观在我父亲看来也非常狭隘，他将这部分归因于缺乏安全感。没有接受过完整教育的祖父恪守着关于外部世界和自身生活的僵化教条。“学点儿赚钱的招儿，儿子，学点儿赚钱的招儿。”他总是这么跟我父亲说。在祖父看来，接受教育只是为了获得找工作所需要的技能。
我的祖母，那位曾以班级第一名的成绩从高中毕业并骄傲地上台致辞的女性，也有自己的格言，它影响了我父亲对自我完善的看法：“你知道得越多，你不知道的也就越多。”作为家庭主妇，这对她来说并非易事。即便当时女性开始在社会中开辟新的道路，我祖父依然困在过去的年代。他不允许我父亲的姐姐麦莉蒂考取驾照，也不考虑送她读大学。在祖父看来，女人需要的技能就只是围着家庭打转而已。
我父亲对他与我祖父之间的智识差异一清二楚。尽管祖父并不是文盲，但他几乎从不读书，而我父亲想要利用自己的头脑，想上大学深造。他不想屈服于我祖父的安排，不打算投身于家族的家具生意。
我祖父家隔壁的房屋就好像是从童话里搬出来的，那是一栋外饰以砖石和灰泥的诺曼式建筑，所有的窗户皆为彩色玻璃花窗，还有一座圆锥形屋顶的塔楼。它看上去与周围的美式平房格格不入，本地人都称其为“城堡”。我父亲通向更广阔人生的起点便是在这座城堡中与布拉曼一家共度的时光，他与这家的大儿子吉米一起长大，是形影不离的至交。我父亲对吉米可以把一个疯狂的主意变成现实的能力惊叹不已，于是他俩每天都筹划着搞各种各样的项目和生意。他们在前院摆摊卖过汉堡，也曾在后院演过杂耍。一想到一帮孩子居然会花钱看我父亲赤裸上身睡钉床，我就觉得好笑。他俩还发行了一份报纸《收音机周报》（ The Weekly Receiver ），吸引了70位订阅者，每人花上几美分，就能获得广播新闻摘要和本地学校橄榄球及棒球比赛的得分。
我父亲成了布拉曼家的一员，甚至他上学前班时就曾和布拉曼一家自驾出游，穿越整个美国去到了纽约。这是他那时去过的最远的地方。我父亲把吉米的父亲当成人生导师和榜样，在布拉曼先生身上，他看到了自己可以成为的那种人。连高中都没上完的多尔姆·布拉曼创办了布雷默顿最大的木材加工厂，他后来当上了海军军官，又当选为西雅图市长，最终在尼克松执政期间任运输部副部长。他亲手设计并建造了他家那栋独特的住宅。
我父亲曾带着崇拜的语气说，多尔姆“从来不认为个人发展会受限”。多尔姆将这种精神特质传给了布拉曼家的男孩和他率领的童子军军团成员。我父亲刚满12岁时就加入了这个军团。
我祖父和多尔姆都是辍学者，但他们应对这一挑战的方式截然不同，随后的人生际遇也大相径庭。我祖父一直生活在焦虑之中，紧紧抓着他那些刻板的规矩不放；多尔姆不执着于欠缺之物，而是专注于自身发展的可能性。我父亲更喜欢多尔姆看待世界的方式。
高中三年级的那个秋天，我父亲从卧室的梳妆台里拿了85美元，步行4个街区，从二手车经销商那里买了一辆1939年出厂、轮胎都鼓包了的老旧福特A型车。因为我祖父不让他开家里的车，还说开车对青少年来说太危险了。当时，我父亲甚至还没到法律规定的购车年龄，他说服自己的姐姐代签了契约。（我父亲在讲述这个故事时，有时会说是他姐姐出钱买了那辆车，当作生日礼物送给他。）
我父亲这么做时，心里明白我祖父一定会因此发火，而且不仅仅是对他发火。这个人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花钱给自己的儿子买辆车的。当时我姑姑虽然被禁止驾车，却拥有了一辆车。
我父亲开车回到家中，故作镇定地宣布，他便是这辆饱经风霜的浅绿色双门厢式轿车骄傲的主人。我祖母被房前的争吵声吓到，慌忙将父子俩拉进屋，让他们坐下，逼着二人和好。我父亲坚持认为养这辆车花不了几个钱，他最终说服了我祖父，跟他一起兜了个风。我喜欢摹想这两个人待在一起时的情形，那个固执的老男人最终被儿子的兴高采烈打动，做出了让步。那天晚上，我父亲从床上爬起来两回，只为了多看一眼他的新战利品。“我激动得快要爆炸了——我终于独立了！”我父亲在某篇大学论文里写道。
我父亲给他的车起名为“克拉拉贝尔”，他认为这个名字跟这辆过时的车很搭。克拉拉贝尔带给我父亲的是自由，他开着这辆车去赴约会、看橄榄球比赛、出海钓鱼。有时候，当这辆破旧的汽车轰隆隆地驶过布雷默顿的街道，上下颠簸着行进于城外的林区道路上时，挤坐在后排折叠座椅上和踩着挡泥板吊挂在车外的有10人之多。
那时，我父亲已经开始慢慢拉开与基督教科学派的距离，并从整体上对宗教信仰提出疑问。在高中的最后一年，我父亲和两个朋友常去校篮球教练肯·威尔斯家打发周日晚上的时光。威尔斯在学校里是一个备受尊敬的领导者。每逢周日，他都会开放自己的健身房，接纳那些宁愿打篮球也不愿去教堂的人。周日傍晚，他们会听威尔斯论证为什么应当质疑《旧约》和上帝的存在。
此时，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有近两年的时间，我父亲的许多朋友和大多数45岁以下仍未参战的男性都在为战争做准备。布雷默顿的上空飘着巨大的防空气球，意在阻挠日本轰炸机的袭击。在山脚下的布雷默顿船厂，“田纳西号”和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的幸存舰船正在接受修理。高中毕业后，我父亲加入了美国陆军预备役，这让他得以进入华盛顿大学读书，直到被征召服现役。在他大一学年结束时，征召令下达了。1944年6月，就在数十万名美国士兵向诺曼底海滩发起登陆行动后的一周，我父亲前往阿肯色州报到，接受基础军事训练。
便在此时，我父亲决定改名。他在出生证明上的名字是“威廉·亨利·盖茨三世”，对一个家具店老板的儿子来说，这听起来太浮夸了。我父亲坚信，“三世”这个暗示家世背景的称呼，会招来军训教官和战友的冷嘲热讽。于是，他走法律程序去掉了那个名字后缀，易之以“小”。
这个19岁的青年经常在训练基地和后来的候补军官学校给家里写信。我在信中捕捉到了后来父亲的身影。他很幽默，有自知之明，屡次谈起自己是多么努力，对远方家人的深厚感情表露无遗。他在信中时时流露出因部队日程不确定而难以抽空回家探亲的沮丧。他会开玩笑，为自己管家里多要了钱而道歉，因为他需要买些小物件（比如内裤），还因为他借给了一个新兵15美元。大多数时候，他都在思考自己的人生。部队的生活很艰苦，他说。但他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成长上，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他接触到的那个新世界，那些来自各个阶层，或贫或富、肤色不一的年轻人都让他惊叹不已。我父亲甚至跟一群南方州的战友就南北战争的问题展开了辩论。
候补军官学校经常进行考核：如果没能通过，你就得离开。每次考核后，父亲眼看着自己班上的同学越来越少。他即便侥幸通过了，也会为下一次考核而担忧，尤其是俯卧撑、引体向上、100码
低姿匍匐前进和其他体能测试项目。我父亲曾写道，刚入伍时，他多多少少算是个“弱鸡”，“如今，我大约找到了那种‘成为一个男人，而不再是个男孩’的感觉。如果我放弃了，我知道我永远不可能原谅自己；如果我扛下来了，我相信我能更自信、更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我确定，这段经历会造就我。在心理层面之外，我的体格从未像现在这样健壮过”。
我父亲的确扛下来了，毕业时，他已经是陆军少尉。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时，他正在一艘开往菲律宾的船上。我父亲服役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以第一批驻日美军的身份在东京度过的。他的书信中充满令人困惑的强烈反差，既描述了某天清晨攀爬富士山时看到的美景，也提到了被美军投掷燃烧弹后的东京——民宅化为灰烬，大楼仅存断壁残垣。
我父亲很少谈起他在陆军服役的经历。他知道自己很幸运。候补军官学校让他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远离战斗，原子弹随即结束了战争。他的许多朋友都没有那么幸运，侥幸生还者终生背负着战争的阴影。我父母的一个朋友在西雅图和我们住得很近，他曾头部中弹，死里逃生。在他家中，那顶经历了枪林弹雨的头盔和紫心勋章摆放在一起。倘若被人问起，我父亲总是会说，服兵役对他而言是一段极其宝贵的经历，随即便闭口不谈。
回到美国后，他迫不及待地想拿到学位，开创一番事业，以及好好跳跳舞。
我父母是在学生会担任志愿者时成为朋友的。华盛顿大学学生联合会既是一个社团，也是一个职能部门，因此他俩有很多机会待在一起。那时候，华盛顿大学学生联合会正在反对校务委员会长期奉行的禁止发表政治言论的政策。我知道这项政策让我父亲感到恼火，于是他为推翻禁令开展了大量工作——尽管最终未获成功。
与喜欢从事幕后工作的未来男友不同，我母亲总是活跃在舞台中央，如果是被同伴推选上去的，她的表现会更加积极主动。大三那年，向来下定决心便雷厉风行的她展开了一场计划周密的竞选活动——竞争学生联合会秘书长一职。她写了一首竞选主题歌（在英文中，她的名字玛丽“Mary”和秘书长“secretary”一词押韵，这不无小补），还给自己的助选者准备了一份通稿，供他们打电话给学生拉票时使用。选举日当天，她一丝不苟地记录下5 000名参与投票的学生的选票结果。我母亲以相当大的优势击败了她的竞争对手们。
在一本剪贴簿中，她保存了亲朋好友发来的庆祝电报，以及女生联谊会的那些姐妹手写的短笺。她还保留下了一封来自她祖父的信，他列出了那年春天她取得的重大成就：同时当选为学生联合会秘书长和女生联谊会主席，并且在滑雪比赛中名列第一。作为对这三项成就的奖励，他在信中附上了75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 000美元），并祝贺她“站到了聚光灯下”。
想象我父母友谊的开端，对我来说是件很容易的事。我母亲既热情又优雅，这让她几乎拥有一种与人交际的魔力。如果你出现在某次聚会上，却谁都不认识，那么我母亲会是第一个与你打招呼的人，她会向你表示欢迎，帮你融入现场的人群。我们教会的一位牧师有一次说起，我母亲“接待的人，就从来没有不重要的”。
我能想象她是如何煞费苦心地打开了那个瘦瘦高高的小比尔·盖茨的心门。她看得出他的拘谨，她试图揣摩出他的故事：他从哪儿来，有哪些朋友，以及他会对什么心动。她很快便发现了二人之间的共同点：学生联合会里的人和事。她在做这些的时候，并没有向他表露爱意。他比她大两岁，头顶的头发已经开始变得稀疏。他不是那种典型的帅哥，而她当时的男友却很英俊。我见过后者的照片，其脸部棱角分明，更符合大众审美。
但是，我母亲那时还是为我父亲着迷：他说话的时候，从来不会废话连篇，他逻辑缜密、思路清晰、有条理。有些人说话不过脑子，她最好的朋友多萝西就是这样。我父亲的谈吐却流露着智慧，似乎比他身边的人更老成持重、深思熟虑。此外，他还很风趣，笑容灿烂，开朗乐观。
当然，我父亲当时也被我母亲深深吸引：她活力四射、头脑灵活，以及她表达个人感受时的那种无所畏惧，即便有时她也会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他人，告诉别人怎样做才是最佳选择。“比尔，我认为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不失为一个好主意。”这样的话，他在认识她之后不久，可能就会听到。
此外，他们是一对默契的舞伴。
我母亲的照片收藏讲述了“他俩何时走到一起的”这段故事余下的部分。自1948年春开始，照片里的她无论是在跳舞、参加聚会还是学校的其他活动，那个棱角分明的帅哥都陪同在侧，但到1950年年初，她必定开启了一段新恋情，那个男人不再出现，在一张1950年年初拍摄于梦幻假期半正式聚会的照片上，我父母坐在桌边，对着镜头微笑。我父亲在那年春天毕业了，得益于专门提供给退伍军人的加速学习计划，他同时拿到了本科学位和法学学位。我母亲一年后也毕业了，拿到了教育学学位。
不管两人的往来书信中含蓄提到的分歧和差异是什么，他们必定解决了这些问题，因为他们在1951年5月结婚了。我母亲很快便前往布雷默顿，与我父亲在一起，他在那里为一位兼任市政府法务顾问的本地律师工作，主要为那些正在走离婚程序的人提供帮助，以及负责该市警方出庭案件的起诉工作。与此同时，我母亲则在我父亲曾经就读的初中任教。
在布雷默顿待了两年后，一份更好的工作和一种更热闹的生活方式吸引他们回到西雅图。在我出生几个月后，我们再次搬家，搬进了观景岭社区的一栋新建住宅。该社区位于北西雅图，步行距离内有一所小学、一个儿童公园和一座图书馆。我们搬来的时候，整个社区仍在建设中。我有一段我父亲在我们刚搬来后不久拍摄的视频：你能看到院子的地面还都是土，连草都没种上；我姐姐在人行道上骑她的三轮自行车，水泥路面十分平整干净，就像是还没凝固一样；街对面是一栋尚未完工的住宅的木头框架。我看着这段视频，被里面簇新的一切所震撼，感觉上，整个社区似乎都是为像我们这样的孩子而建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