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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十点钟，文景跟着管床医生进来。她是今天上午要查的第三个病人。在此之前，主任已经查过两个，但他们都因为情绪崩溃而无法继续，只好被重新送回病房。
文景进来时，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心想她可能也会和前面两个病人一样，头发蓬乱，衣衫不整。因为刚才管床医生汇报病例时读道：患者凌晨三点由母亲和舅舅强制送进医院，途中多次挣扎逃跑，入院后大哭大闹，紧急给予保护性约束，两小时后情绪逐渐稳定，早上五点钟解除约束带。交班前病情沟通，患者拒绝交流，拒绝吃早餐……
从病人的入院状态看，她情绪激动，行为冲动，入院后又折腾了一整夜，想必此刻定然是面容憔悴，疲惫不堪。可是，当她穿着白色的T恤衫和淡蓝色的牛仔裤，扎着干净蓬松的马尾辫，跟着管床医生进来时，我们才发现她跟我们刚才的想象完全不一样。
文景进来后顺手将门轻轻关上，向前走了几步，望着大家，鞠了一躬：
“医生好！”
她的行为很让人出乎意料，很少有精神科病人在查房时会给医生鞠躬，这让大家有些受宠若惊。主任赶紧回了一声“你好”，管床医生也连忙指着椅子，让她坐下。
文景绕过门口的医生，坐到主任对面那张专门为她准备的椅子上。椅子前面是长桌，她坐下来后将双手放到桌子上，腰板挺得笔直，像课堂上被老师表扬的学生。
我记得上理论课时，老师讲过有情绪障碍的患者在症状间歇期，情绪和行为通常都会很正常；但有时候，住在封闭病区的患者，为了逃避住院，经常会在医生面前掩饰，不让医生看出来她真实的情绪和行为。文景目前到底是处于疾病间歇期的稳定状态，还是为了逃避住院而在掩饰病情，从表面看，目前很难判断。
“文景，”主任望着病人，半倾着身子，用低沉的声音友好地问道，“你是昨天夜里三点多来的？”
“是的。”病人平静地回答。
“发生了什么事，怎么会在半夜里来？”
“我也觉得莫名其妙！”病人有些愤怒，“白天我和妈妈吵了一架，夜里二舅就带着几个壮汉冲到家里，强行把我拉到这里来。”
“那你觉得自己生病了吗？”
“最近，我是有点心情不好。”
“怎么不好？”
“昨天，我和妈妈吵架，没忍住推了她一把，我知道这样不对，不应该对她动手，但也不至于让他们像对待疯子一样，半夜三更强行把我绑到这里来。”
她克制着愤怒，尽量让自己保持平静。
“你觉得自己没病，是被他们不公正对待了？”
“我不否认以前我是有些抑郁，有时也会控制不住情绪，还主动找过心理医生。但昨晚，他们用那种方式——在我只穿着一件大背心快要睡觉时，一帮壮汉冲进我的房间，强行把我抬出来塞到车上——把我拉到这里关起来，这真的让我难以接受。”
她压着声音，气息急促，有点颤抖。
“这种方式，太侮辱人格，太有伤尊严，我还是一个女孩子——一个没有男朋友、没有出嫁的女孩子……”
她描述的场景很有画面感，她昨天的经历像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闪过。
如果她真的仅仅是因为和母亲吵架，就被强行拖到医院，那的确很让人生气。但主任似乎不太相信仅仅因为这一点，她就会被家人在夜里强行送来。
“昨晚被送到这里来，真的只是因为和妈妈吵架吗？”
病人没有回答，过了好久，才沉默着点了一下头，很明显昨天的事就像扎在她身上的一根刺，碰一下就会痛。
“那你对于住在这里，有什么话想和我们说吗？”
文景叹了口气：“如果他们好好和我说，要送我来医院，我也不是不愿意，但用这种粗暴的方式把我绑来，真的让我很难接受。所以他们刚把我架进来时，我就使劲反抗挣扎，想要逃出去。但我一进来，你们那个大铁门就立即锁上了，门口还专门坐着一个守门人。”
她委屈得说不下去了，长长的睫毛垂下来挂着泪。
主任认真地听着，对病人的情绪全盘接受。
“医生和护士看到我挣扎，以为我病得很严重，就把我架到重症监护室，按到床上绑起来。我很委屈，大哭了一会儿后，就慢慢平静下来。护士看到我不闹了，就把我解开，但这时，天已经亮了。”
她望着空中，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难熬的一夜终于过去了。
“那你能谈谈以前的情况吗？”
“可以。”她抽出几张纸，擦了一下滑到唇边的泪。
天亮之后，她没有吃一口食物，也没有喝一口水，就那样一直默默地坐着，直到管床医生把她带过来。
现在，她终于受到了重视，有这么多医生听她说话，她就像个委屈的孩子，伤心的泪水如小泉般源源不断地涌出来。
她擦了擦泪，坐直身子，红着眼睛叙述起往事来。
她十三岁那年，父亲得了肺癌，一年不到就病逝了，从此，家里就只剩她和妈妈两个人。母女俩相依为命，日子过得很是艰难。妈妈一个人供她上初中，上高中，又上大学。时间一晃，很快就过去了十几年。
这十几年，她像所有没爸爸的孩子一样，敏感、脆弱，渴望父爱。遇到困难的时候，她希望能和别人一样，有个强大的父亲走过来，轻轻拍拍她的头，然后对她说：女儿，别怕，有爸爸在！但她永远都不可能听到这句话，因为爸爸活着的时候，也从来不会这样对她。受了委屈，她常常一个人躲起来偷偷地哭，哭完了就若无其事地出现在人们面前。所以，在别人的眼中，她一直都像个没心没肺的人。
她大学毕业后，去北京找了份工作，但因压力太大，常常焦虑失眠。为了让自己尽快好起来，她看过几次心理医生，医生说她得了抑郁症，需要药物治疗，她就断断续续吃了几盒药。后来，她在网上看到心理治疗有好处，就又去心理咨询机构做心理治疗。她做了几个疗程，花了不少钱，但那微弱的治疗效果，终究还是没能抵挡住巨大的工作压力，最后，她还是力不从心辞了职。
这些年，她在外面学习和工作，生活习惯已经完全和妈妈不一样了。但回到家里后，妈妈还是像小时候一样管制她，为此，两个人经常吵架。
“昨天下午，妈妈又和我吵了一架，吵得十分激烈。我没忍住推了她，弄疼了她的胳膊，夜里，舅舅就带人强行把我绑到这里来。”
“就仅仅是因为这件事吗？”
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前面的问题上。
“昨天就是因为这件事。”
她围绕着这个话题，又把昨天的事说了一遍：
“以前，我十分希望能来这里看病，跟妈妈提过很多次，但她总是不同意，总觉得我压根儿没有病，只不过是在和她闹脾气。昨晚却因为白天那点事，大半夜把我绑到这里来。要是他们好好和我说，想带我来看病，我也不至于这么生气。”
她皱起眉头，两边的眉毛锁在一起。主任往椅子后面靠了靠，宽慰地说：
“虽然他们的行为很粗暴，让你很生气，但从结果上看，反倒成全了你之前的愿望，让你有机会住到这里来看病。”
“这样理解的话也没错，所以我住进来哭了一会儿后，就平静下来了。我想，既然已经来了，那就安心治疗吧。不过，我想……”她抬起头，迅速扫视了在座的所有人，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你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说出来，”主任离开靠背，向前探了一下身，离病人近了一点，“如果能帮助到你，我们会尽量来解决。”
病人迟疑了一下说：“有些事，我不想当着这么多医生的面说，能不能帮我找个心理医生，我想和心理医生单独谈谈。”
“好的，没问题，”主任果断地答应了，“等查完房，我们就帮你安排。”
主任和文景的谈话十分顺畅，该问的问题主任几乎全问了，该答的问题病人也几乎全答了。对于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来说，目前的谈话已经能够提供足够的依据。后面还有病人等着要查，所以接下来主任问了几个关于精神疾病鉴别诊断方面的问题后，就让管床医生送她回病房了。
文景离开后，主任看着她的病历夹总结说：
“这个病人在查房过程中思维清晰，语言表达流畅，除了情绪问题，再没有发现别的精神症状，她目前的主要问题集中在和母亲的相处方面。她说起母亲时，有明显的负性情绪，要求和心理医生单独谈，所以后面做心理治疗时，可以在这方面多了解一些情况，必要时喊她母亲过来，一起问问。”
管床医生点点头。主任放下病历，开始查下一个病人。
后面进来的两个病人，都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年龄和文景相当，但说起话来从头到尾都让人听得匪夷所思。
十二点，查房结束。
午饭过后，我们来到阳光房，一边休息，一边喝茶。
落地窗户前的角落里，摆着一个三层高的条木花架，上面放着大大小小的盆栽。我们正在谈论那些花卉时，带教老师过来，站在门口问道：“下午你们谁愿意去，给文景做做心理治疗？”
我们都是转岗的见习医生，对心理治疗缺乏经验，谁都不敢贸然答应。
带教老师看出大家心里没有底气，敲敲门框，故作轻松地鼓励道：
“这个病人查房时很配合，也适合做心理治疗，你们都是有着十几二十年临床经验的资深医生，虽然才踏入精神科，但在医学上，有很多东西都是触类旁通的……”
大家仍旧默不作声。
出于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我举起手来自告奋勇：
“我去吧！”
“好！”带教老师的目光从旁边的男医生身上，移到我身上，“你叫什么名字？”
“鲁米那。”
“好，那就这样定了，下午你去和她聊聊，如果有什么疑问当时解决不了，可以记下来后面来问我。”
“好的，”我激动地说，“我尽力而为。”
大家起哄着笑起来：“鲁医生出马，还能有什么搞不定的事情，我们等你的好消息！”
重担从天而降。我不能确定下午的心理访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但我相信：我二十年的从医经验和良好的医患沟通技能，同样能在心理治疗领域派上用场。
下午三点钟，我来到活动室找文景。
我站在门口挨个望去。屋子里的病人在打牌、聊天、做手工、看电视……我望了一圈，都没有发现文景。正当我打算离开活动室到别的地方去找她时，突然看到有个角落里的窗户前，文景正独自坐着，望着外面发呆。
我穿过人群和桌子，走到她旁边：
“文景！”
她听到有人喊，转过头疑惑地望着我。
“我们可以单独谈谈吗？”
她怔了一下，但马上回过神来。
“好！”
她知道我是主任派来的心理医生，便赶快从椅子上起来，说：“我这就跟您去。”
她有太多的话想要和心理医生说，我们还没走出活动室，她就迫不及待地吐露起心事来。
“其实我特别无语，和妈妈吵架，都是因为一些小事情，”她一边走，一边说，“我真的不想再和她生活在一起了，但又没办法现在就离开……”
她心里积攒的东西太多了，像一团沉重的乱麻，而那些乱麻正是让她坐卧不安的源头。
我们路过大铁门，她看了一眼守门的阿姨，话说到一半突然停下来。
我知道她是想起了夜里才来时的情景，果然从门口过去后，她便愤愤不平地说：“来到这里，手机也被没收了，感觉就像蹲监狱。”
我们穿过长廊，往她的病室走去。
她抱怨了几句医院后，又控诉起母亲来：
“她总是把自己的欲望强加到我身上，所有的事情都必须让我听她的，凡事都要她说了算，就算芝麻大的一点事，也要横加干涉。”
心理学家弗洛姆曾说：教育的对立面是操纵，它出于对孩子潜能的生长缺乏信心，认为只有成年人去指导孩子该做哪些事，不该做哪些事，孩子才会获得正常的发展，然而这样的操纵是错误的。可惜，并不是所有的家长都能意识到这一点。文景已经快三十岁了，她母亲还想大包大揽。
文景住在第四病室，到了门口，我刷了一下门禁，咔嚓一声门开了，文景走在前面进去，我跟在后面，进去后顺手将门关上。
文景走到自己的床前，拉了一下床单，坐到床边。她对面放着一张陪床椅，我走过去坐到那张椅子上。
下午的阳光从玻璃外照进来，照到我和文景之间的那条过道上。她望着我继续说：
“她对我所有的事情都要指点，连梳头这样的小事情，都要我必须按着她的喜好来。比如头发中间要分开一道缝，她就站在旁边盯着，让我一遍一遍分得笔直才肯罢休；要是在外面拍照，她就指定一个姿势让我摆拍，如果我摆得不对，她就生气。生活中吵吵闹闹，都是因为这样的小事情。后来，我实在忍受不了，就会和她发脾气。”
她爸爸去世后，妈妈就和奶奶一家变得水火不容。婆媳姑嫂之间原本就有矛盾，没有了中间人的黏合，双方就完全变成了仇人。
“妈妈心里积怨很深，经常会在深夜哭泣，有时候她不高兴，就会拿我出气，不是打我，就是骂我。我挣扎反抗，委屈难过，可是谁都不在乎我的感受。我生病的时候，在床上疼得打滚，她从来都视若无睹。”
她哭了，停下来用袖子擦泪。
我望着她，静静地听着。
“昨天夜里，我穿着吊带和短裤，快要睡着时，二舅突然领着四五个壮汉，把我绑到车上，我连换衣服的机会都没有，连女性最起码的尊严都没有……”
她又绕到了这个话题上，新鲜的伤口最让人疼痛，她的半条袖子都被泪水浸透了。
我递给她一包纸巾说：“用这个吧。”
她说了声谢谢，接过去后抽出纸来擦泪。
二〇一九年早春的一天，她发现自己心烦意乱、忧伤苦恼，觉得人活在世上毫无价值和希望，生出悲观绝望的念头，觉得无比痛苦。这时，她意识到自己的心理出了问题，于是决定去医院。
她到医院挂了心理科，给她看病的医生说：“你患了焦虑症和抑郁症。”从诊室里出来，她就给妈妈打电话，问妈妈要不要听医生的话，吃些抗焦虑、抗抑郁的药。
妈妈正在外面游玩拍照，接通电话说：“不要，没事儿，你过几天就会好。”说完，便匆匆挂了。
她听到手机里传来嘟嘟的响声，木然地站在门诊大楼后面的河边。这时，她看到河面上有鱼儿成群结队地从水中游过，突然觉得十分孤独悲伤，有种想要从那里跳下去的冲动。
“在我生病的时候，一个可以依赖的人都没有。那一瞬间，我觉得活在这个世上，真孤独。”
泪水又顺着她的眼角流下来。
“那天，直到很晚，妈妈都没有给我打电话。而她生病的时候，我请假陪她去北京、去上海，她怕花钱，我说没关系，身体健康比什么都重要。可是，我生病时，她却……”
她伤心得说不下去了，内心的天平早已倾斜，冷漠的事情绝不只有这一件。
小时候，她被寄养在外婆家。到了上学的年纪，就由外婆来接送。回到家里，也是外婆一个人陪着她。妈妈下班回来，吃完外婆做的晚饭后，就坐到床上看电视、玩手机。爸爸下班后，也是先去他的父母家吃晚饭。三人很晚才回自己的家，爸爸妈妈都不问她学校里的事，也不辅导她做作业。
那时，她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可渐渐长大后，她越来越觉得自己的家不像家，而像旅店，她和父母就像到那个旅店里过夜的人。
她模模糊糊记得自己被表哥和堂哥欺负，他们敲她的头或者踢她的腿，她无力反抗，就委屈地哭着跑到爸爸跟前去。
姑姑和伯父看到侄女哭，不去教育自己家欺负人的男孩子，却训斥起受了气的小侄女。她希望爸爸能护着她，但爸爸却站在旁边一句话也不说。
妈妈对别人热情，也胜过对她。有天，妈妈终于开火做了一次红烧肉，但让她全都端给邻居的爷爷家，她站在一旁馋得流口水，妈妈却没让她尝一块。
爸爸去世后，妈妈调动了工作，说这样可以方便照顾她，但在她的记忆中，妈妈连一顿早餐都没有给她做过。
上高中后，她家离学校比较远，晚自习一直要上到九点钟，同学都有家长接，唯有她永远都是一个人回家。
中元节，她去给外公和爸爸上坟，跪了一会儿，回到家里时，发现膝盖青了，皮下全是瘀血。她担心血液系统出了毛病，问妈妈能不能陪她去趟医院，妈妈低头玩手机，冷冷地说：“我有事，你自己去吧！”
“我一直……一直就那样……一个人熬过去了……”
妈妈一直陪在她身边，但冷漠无视。情感的缺位，让她成了心理上的孤儿。
爸爸去世后，妈妈心情一有不好，就拿她出气，她每天都胆战心惊。妈妈打骂得太厉害，她就反抗。她一反抗，外婆和舅舅就都合起来指责她。
“好吧，我错了，一切全都是我的错。但为什么他们都只看得到我的反抗，而从来看不到妈妈对我的打骂！”
爸爸在世时，他们和姑姑家住在一起。伙食费、水电费和物业费都是两家共同承担，但她家总是比姑姑家付得多。后来他们分家了，一切就都各付各的。可妈妈对过去那些不公平的事总是念念不忘，每次说起，都会恨得咬牙切齿，说着说着就暴跳如雷，颤抖哭泣。
她劝妈妈说，过去的事情就放下吧，可妈妈总是放不下。
她和大姑家隔着一堵墙壁，妈妈常常夜里醒来，拿着锤子砸墙。她从梦中惊醒，吓得蜷缩在被窝里，一动也不敢动。这时，她听到黑暗里传来妈妈的哭声：悲伤、低沉、绝望、压抑，充斥着死亡的气息。
她感到十分恐惧，觉得妈妈心里病了，便劝她去看心理医生，但妈妈却说：“我很好。”
妈妈一生气，家里就会“地震”。她劝妈妈不要总是暴跳如雷，但劝着劝着，却发现自己也变成了妈妈的样子。
后来，她考上大学离开了家。到了外面，她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学校离家很远，她一学期只回一次。离开妈妈后，她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对妈妈的反抗情绪也慢慢减少。
妈妈常常跟她说，不要跟男生在一起，不要跟男生说话。她问妈妈为什么，妈妈说怕她走弯路。她就听妈妈的话，一直跟男生保持着距离。直到猛然间，她才发现身边的同学和朋友都已经结婚生子。
她大学毕业后去了北京，在人才济济的大都市，本科生只能是个打工者。工作这些年，妈妈就催她三件事：买房，找对象，考编制。
她在设计院工作，签的是第三方合同，妈妈觉得这份工作不稳定，劝她赶快考编制，但她觉得同事、领导和工作氛围都很好，工资也够用，用不着那么焦虑。可妈妈说这怎么行，没有编制你就是个局外人。
妈妈催完她考编制，就催她找对象。
她说：“妈妈，这些事情你不要总是催我，机会来了，我自然会抓住，也会去努力。”但妈妈还是每天给她念紧箍咒。
后来有一天晚上，大领导看到她加班，就走过来说：“文景，我怎么看到你天天在加班，是不是主管剥削你？”文景赶忙说：“没有没有，都是我自愿的。”可是，在她做完手头的那个项目后，主管还是把她的工作量缩减了。
闲下来后，她想起妈妈天天念叨的那句话，突然觉得自己真的变成了公司里的局外人。
她感到失落沮丧，意志消沉，之前的干劲再也提不起来了。她意识到自己的情绪出了问题，偷偷请假去医院，吃了几盒药，也做了几次心理咨询，但微弱的治疗效果还是撑不起繁忙紧张的工作。
她渐渐力不从心，工作效率一落千丈。终于，她撑不下去了，觉得自己成了废物，于是自责愧疚，辞职离开了北京。
关于找对象，妈妈给她提了三个条件：不能找农村的，不能找有兄弟姐妹的，不能找父母不健全的。她觉得这些都不重要，只要人好，就都可以考虑。但妈妈不同意，每次看到她的同学和朋友，都会重复那三条，慢慢地，就再也没有人敢和她交往。
完美的人生，在每个时刻都会拥有诸多的选择权，可是她没有。妈妈想为她打造一个“完美人生”，她所走的每一步，都是妈妈的指令和选择，但结果却是，剥夺了选择权，把她逼上了相反的路。
她辞职待业后无事可做，就在家里给妈妈做午饭。妈妈十二点下班，回来时要准时吃饭。有时她看电视忘了看时间，妈妈回来看到饭还没做好，就冲她发脾气。现在一到饭点，她听到客厅里有动静，心就咚咚直跳。
她变得更加烦躁焦虑，不愿意再逆来顺受，就开始奋力反抗，像一根弹簧，妈妈一说话，她就形变，然后狠狠地弹出去，释放压抑的负能量。
妈妈看到她像变了一个人，便开始示弱。强势和示弱都是控制，尤其是有人在场的时候，妈妈便示弱到极致，让所有的人都觉得她受了委屈，想要替她出头。
外婆和舅舅看到她反抗，就觉得全是她的错。她很难过，事实是什么，妈妈完全可以说出来让大家评评理。可是，妈妈不说话，大家的枪口就都指向她，所有的子弹就都打在她身上。
表弟患了抑郁症，亲戚朋友全都让着他，但生病了的孩子还是动不动就发火，并常常用刀划自己的手腕。
她和表弟因为要不要保留外公遗物的事情起了冲突，后来二舅和舅妈就都把表弟自残的责任推到她身上。
“其实，抑郁症这种病，也不是吵几句架就能得，但当所有的人都在指责我时，妈妈却站在旁边一言不发。”
她没有争吵，也没有争辩，只是默默地听着。表弟拿刀自残，她也心疼，只是深夜辗转反侧，觉得无人关心自己，无比伤感。
表弟手上的刀疤添了一道又一道，每添一道新口子，家人就来找一次她妈妈，轮番逼着她去给表弟道歉。
“若是道歉能治病，那这个世界上，恐怕就没有抑郁症了！”
该保护她的人，在她需要的时候，总是在沉默。
“唉！”
她叹了口气，无比伤感。
“昨天具体发生了什么事？”
“其实，也不是多么重要的事……”
母女之间的分歧和矛盾由来已久，昨天的事情，不过是长期积压的情绪彻底爆发。
“外婆生了三个孩子，妈妈是唯一的女儿，从小娇生惯养，直到现在连洗衣服、做饭都不会。二舅更是觉得妈妈没能力处理家务事，所以我家的事他处处都干涉。”
“就在我和妈妈吵架的前一天晚上，我让妈妈帮忙收下晾的衣服，第二天早上，我来到客厅时，却看到干衣服和湿衣服混在一起，全堆放在沙发上。”
“她不会做事没关系，这样收晾的衣服，我也可以忍。但她过不好自己的生活，却还要处处控制我！”
她想学滑冰，妈妈说不可以！她想学跳舞，也不可以，她想去旅游、学英语，全都不可以。她不想学古筝，妈妈却非逼着她去学。她不想买房，妈妈也只看了两次，就定下了。
买房得花多少钱！她说：“妈妈你留点钱吧，我还要看病。”妈妈却看都不看她一眼，说：“你那算什么病，没必要花冤枉钱。”
“她永远都在控制我！”
控制的枷锁，比虐待更可怕。两个相依为命的人就这样，一直在互相驳斥和阻扰中，筋疲力尽，两败俱伤。
“你爸爸走得那么早，妈妈为什么没有再找一个人呢？”我问。
“爸爸刚走的那几年，妈妈一直走不出来。后来，她遇见了一个人。有一天，我们一起去吃饭，那个男人对妈妈说：‘我儿子以后要结婚买房，你得掏点钱’。饭桌上妈妈没有说什么，但回来后就和那人断了联系，从此再也没有找过别人。”
时间已到黄昏，血红的霞光从玻璃窗外照进来，照到了文景脸上，让她看上去很悲凉。
她花了很长时间，告诉我那些生活琐事，还有琐琐碎碎的感觉。她很难过，时不时停下来擦眼泪。
她活得战战兢兢，不敢有任何自己的想法，也不敢做自己的主。在母亲过度控制的牢笼里，她不是逃离，就是被击垮。母亲过多的干涉，让她遇不到爱情，也遇不到幸福。她悲伤、怨恨、失落、愤怒，但这一切，似乎都集中在一个焦点上，那就是她一直在和母亲战斗。她恨妈妈，但最后却变成了和妈妈相似的人。
我回到办公室，迫不及待地想把我和病人的谈话分享给老师和同事，但办公室里却没有一个人，病人已经开饭了，他们都到活动室里去查看病人进餐的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