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托马斯学校的学生

巴索认为，圣托马斯学校“不是个令人愉快的地方” ，这一点可以通过方方面面得到充分的印证。当巴赫在莱比锡就职的时候，圣托马斯学校于1634年颁布的规章制度依然奏效并被严格执行。圣托马斯学校的学生们必须遵守严格的校规，而校规从17世纪开始实行后便几乎没有什么更改。如果说乐监的生活条件一直很糟糕，那么学生的条件只能更糟糕。 几乎没有学生可以免受疥疮的折磨；不但做不到一人一床，而且大多数学生都得3个人共睡一张床。孩子们萎靡不振，打骂和关禁闭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

罚款也是常有的事。忘记关门、丢失钥匙、未在规定时间铺好床准备睡觉、上课迟到、恶言秽语，都会被踢或挨耳光。全年仅休息3天且时间不连续，少得可怜的食物和破烂的衣服，是这所信奉上帝的学校赏给学生为数不多的东西。米歇尔·福柯曾经研究过监狱和军队的模式，剖析其暴力管理机制是如何渗透进学校的：空间的布置方式；走路得保持一定距离列队前进；抵制休闲与安逸；不可以独处思考，不可以随便说话；需要小心提防来自上级的临时“袭击”；长期的恐慌；不团结（饥饿更是助长了不团结的情绪）。 所有这一切都描绘出教育的底色。

无论在德国还是其他国家，圣托马斯学校都不是一个例外，并且它还以穷人学校闻名。校长雅各布·托马修斯（Jacob Thomasius）在1682年把学生分成3类：困难学生、贫困学生，以及特别贫困的学生。学校会有一位监督员每周检查学生是否遵守纪律。当巴赫就职的时候，学校还是沿袭着过去的做法。校规要求学生夏天早上5点起床，冬天早上6点；在梳洗完毕、整理好房间、关好房门后，学生们必须来到讲堂祷告、唱歌。所有活动在15分钟内完成。校规第9条要求3个高年级班的学生无论与老师交谈还是互相交谈都应当使用拉丁语；第10条要求卧室里禁止点灯，锁头、窗户、钥匙有破损，由造成破损的学生负责。不允许高声喧哗。如果缺勤，那么8天不可以进入食堂。

这些还只是众多校规的冰山一角，巴赫就职6个月后，校规还做过调整与更新。核心内容基本没有什么更改，但与乐监相关的部分由于葬礼、婚礼、受洗以及其他节庆活动减少而受到了影响。面对这部分演出活动的缩减，巴赫感到很迷茫，因为这意味着收入会大打折扣。 为了让手头稍微宽裕一点，学生们会在每周三、周五和周日在莱比锡的大街上合唱，参与一种被称为“流动青年合唱团”的街头演出。在吕讷堡学习期间，巴赫也曾参与过这样的街头演出。新年期间这些街头演出会更多一些。特别是在显赫的朱门大户里表演时，青年学生们可以赚到更多的钱。因此，校规还把禁止参加这类街头合唱团作为一项惩罚措施。此前大约200年，路德也曾是在街头歌唱的青年中的一个。《桌边谈话录》（Tischreden）记录了这样的故事：在一个狂欢节中，那天是星期二，路德正为了换取一些香肠而唱着歌，这时突然从一道门里冲出一个暴躁的男人，怀里揣着一根香肠大声叫喊着。路德和他的同伴被吓得赶紧一溜烟儿跑掉了。那男人一直不停地喊着他们，而他们后来才发现那人原是一番好意。他并不像他们以为的那般暴躁，只是好心地想给他们香肠而已。路德写道：“我们就是那样对待来自上帝的善意的。” 他们误会了那个男人的慷慨善意。

来自一些家庭的捐赠让学生的条件稍微改善了一些。根据能力与表现，学生们被分成4个唱诗班小组。巴赫作为唱诗班音乐指导负责全体学生，他的职位仅次于校长和副校长，比负责学生教学的第三和第四级别的教师职级更高。由于巴赫负责唱诗班，所以他实际上并不领导这些教员。但巴赫需要负责莱比锡两大主要教堂即圣尼古拉斯教堂和圣托马斯教堂的音乐，以及新教堂和圣彼得教堂的音乐，因此他的实际工作会更多一些。

面对这样的工作安排，巴赫曾经以为他到莱比锡后，原本每年700塔勒的薪水可以因各项演出活动的举办而显著增加。来之前，他还被透露每年达到1 200塔勒的收入也不是不可能。早在克滕的时候，他和安娜·玛格达莱娜两个人的收入就达到了一年700塔勒，巴赫还天真地期待着在这里一年700塔勒只是一个基础工资，其他的补充性收入可以让他更富裕一些。在1730年10月28日写给埃尔德曼（Erdmann）的那封常被人引用的信中，巴赫直白地表达了他的郁闷：

一开始，我觉得不做（克滕）宫廷乐长转而去当教堂乐监不太体面，所以我拖了3个月才做出最终决定。他们大力称赞莱比锡的职位，而我的孩子们也更向往去那里读大学，于是在上帝的眷顾下，我勇敢地应邀就职。搬到莱比锡后，我担任了教堂乐监一职。在这里，我继续遵循着上帝的意志。然而，第一，我发现这个职位并不像他们给我描述的那般闪耀；第二，很多补充性的收入根本拿不到；第三，莱比锡生活成本很高；第四，莱比锡当局恣意妄为，不重视音乐，我被迫生活在永不停歇的争执、嫉妒和迫害中。我不禁萌生了去其他地方碰碰运气的想法，希望能获得上帝的眷顾。作为上帝多年忠实的仆役，如果您发现或了解到什么适合我的职位，我满怀敬意地恳请您能大力引荐我。

巴赫渴望着离开，去但泽（今波兰格但斯克）或是任何一个给他机会的地方，在那里度过余生。弗里德曼·奥特巴赫（Friedemann Otterbach）谈道，这位焦虑的音乐家跟埃尔德曼隐瞒了一些自己的真实处境，他没有说由于演出活动取消，他的薪水马上面临骤减，也没说他的领导们已经向他表达了不满，责备他行事武断。 其实并不是巴赫有什么不守规矩的行为，而是他根本没有意识到市议会是个相当保守的地方。巴赫最大的失误是他天真又不合时宜地以为学校的赞助方和教师们都非常重视音乐。如果要遏制巴赫“不合纪律”的举动，那么最好的打击方式便是减少这位乐监的收入。巴赫渴望把圣托马斯学校打造成一个真正的音乐中心，以便充分满足莱比锡的各方面需求；为此，他一次又一次地与领导、教师以及其他同事发生冲突，因为这些人根本不重视音乐，他们觉得音乐不过是培养学生的一个辅助而已。于是，当巴赫这位不合时宜的大师去世后，市议会便宣称从此既不需要音乐指导也不需要乐监，也就是说，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工作人员，而不是一个充满想法和创新精神的音乐家。巴赫的继任者是约翰·阿道夫·哈雷尔（Johann Adolf Harrer），来莱比锡之前他在德累斯顿的布吕尔伯爵海因里希手下做宫廷乐长。

浪漫的论调如今依然很流行，它要求传记要像切利尼（Cellini）的传记那样跌宕起伏，像米开朗琪罗的传记那样充满苦难，像布莱克（Blake）和莱蒙托夫（Lérmontov）的传记那样笔法夸张，像肖邦的传记那样凝练。但如果以这种方式为巴赫创作传记，其实没能真正看到巴赫默默承受过的挫折，没能体会到家庭成员的离世给他带来的打击与痛苦，没能关注到他在工作上接连不断遭遇的分歧，没能看到他除了安哈尔特-克滕的利奥波德亲王外，鲜有来自赞助人尤其是莱比锡的赞助人的理解与支持。与总是眉头深锁、愤愤不平的贝多芬的历史形象相比，巴赫的传记展示的是在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上，一个面对平凡生活的起起伏伏永不低头的英雄主义形象。尽管那些最睿智的音乐家都对巴赫报以敬重，但只有少数知识分子能真正理解巴赫作品中抽象的表现形式。其实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大众对于音乐的接受与重视程度天生就是有限的，在这一点上巴赫并不是个例。大体而言，当时的音乐家都在为一种转瞬即逝的存在而工作，因为音乐作品是为特定的某个场合而作，只有在个别情况下才可能听到某个作品被再次演绎。甚至当时风靡全欧、大获成功的歌剧也很少有曲谱印制下来。这就可以解释为何这种传至今日的宏大体裁在各种活动上表演时，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都需要新的曲谱。

尽管在20世纪中叶有不少音乐作品出版，但出版的作品总数依然非常有限，大量佳作无人问津。像巴赫那样长期为周日礼拜仪式创作康塔塔，或为名门望族不停创作协奏曲，是那个年代的常态。音乐并不是让作曲家一曲封神的存在，音乐作品是即时的，在最好的情况下才可能被放到柜子里留存下来。在当时，与巴赫很多其他的作品一样，《马太受难曲》和《B小调弥撒》都如过眼云烟。据说在他创作的众多康塔塔中，巴赫只看到一首康塔塔被印刷出来。 ItFRo63Z/FpQG1bUK55xkkGGwA6ereom1ZQAZbDhDJtaFvoVIZ/mkBERL3a2+l9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