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室

从18世纪开始，私人藏书室变得越来越重要。这里是思想诞生的摇篮。若要汲取知识的精华，再无他处可与之媲美。书架、油灯、书桌、抽屉、墨水瓶、羽毛笔与沙盒全都静默着，于无声中带来世界的启示。藏书室的四面墙壁围起一片坚不可摧的天地，其间一排排书架构筑起一个隐喻：智慧在上面累积，沿着一条条过道，通向一切的终极奥秘。有些人想从这排排书架上，从浩如烟海的学问中，找寻一只只小小的挪亚方舟，找寻救赎的所在。

那些满是书籍的藏书室，将人类的所思所想井然有序地收纳其中。天文图、神学作品、伦理学作品、水力专著、光学专著、恢宏的史诗、植物学书籍、修辞学书籍、解剖学书籍，全都有助于观察生命，解读生命。在书页之间，人们可研读宇宙，内化于心，品味音乐；可探索自然现象，了解民族历史，也可通过地图追踪开通的航海路线。于是大千世界，形形色色、种种声音全都汇聚一堂。即便只是置身于藏书室里一方隐秘的角落，也可以看向外面的世界，看向无限的远方。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读者一直都是知识的守望者。

放置书籍的房间于是成了一个私密的所在，一个远离人群的避风港，因为写作，更因为阅读，都可以让灵魂飞扬。对于旁人来说，印制的文本或是手写的书稿可能会营造一种捉摸不透的氛围。然而，对于书的主人来说，手中氤氲的墨香是深沉的智慧，是最珍贵的谜语。书籍有着独特的价值，它的特别不仅在于它的外观比如装帧、字体或是插图，更在于它可以实现心灵的交流。我们说，这是一种专属的交流，一种没有他人参与的交流。可以注意到，从16世纪起，人们的遗嘱和遗物清单里便频繁出现书籍的踪影。拥有自己的藏书是一种个性的体现，是高贵心灵的彰显，是懂得去接纳来自书籍的引领和帮助。在现代精神的召唤下，集体的、非私密的阅读旋即被抛诸脑后。

读者如此钟爱他们的藏书，哪怕是看起来微不足道的藏书室，都要布置得曲径通幽，有时甚至要用锁锁起来。早在17世纪，家庭藏书室的位置便逐渐从玄关和前厅转移到了更隐蔽的房间。这可以让人们更有机会去享受独处的时光。私人藏书室可勾起满怀的兴致，人们按照书名、主题和作者将图书分门别类摆放，并且密切关注着印刷厂和书店即将推出的令人孜孜以求的新书。在1671年10月的一封信中，斯宾诺莎请求莱布尼茨送给他一本《新物理学假说》（Hipótesis física），因为他找遍海牙都未能找到莱布尼茨这本书的踪影，他也没能找到奥尔蒂斯（Oltius）的《物理机械思考》（Reflexiones físico-mecánicas）和弗朗切斯科·拉纳（Francesco Lana）写的导论。

约翰·洛克同样痴迷于藏书。对他来说，每本书都是一件不容怠慢的大事。他会给每本书一个编号，仔仔细细地写在一个小标签上，再郑重其事地贴在相应卷册的书脊上。但这还不够，他会在书封上签上自己的名字，通常还会在书的第11页标记一下书的价格。在书的结尾他会做个记号，还常常用笔把扉页上的日期画出来。摆放图书时，他不是按照书籍的内容，而是按照书籍外观的大小，将它们在书架上一一排列，然后按照对应的编号将书籍编目。1704年，当约翰·洛克去世时，他已经收藏了大约4 000本书，这在当时是个相当惊人的数量。

为了收纳不伦瑞克-吕讷堡公爵尤利乌斯16世纪时的藏书，沃尔芬比特尔的奥古斯特公爵图书馆应运而生。1690—1716年，莱布尼茨在那里担任图书管理员，之后的1770—1781年，莱辛也在那里做过管理员。担任管理员期间，莱布尼茨一丝不苟地整理图书。他对图书馆学如此着迷，以至于在1711年时写了一本小书，名叫《莱布尼茨关于按照学科门类整理公立图书馆书籍的意见》。在这本书中，莱布尼茨写道，图书馆（书中指公立图书馆）是全世界知识的宝库，存放着审视世界的累累硕果。就在几十年前，德国作家E.荣格尔（E.Jünger）也笃定地指出，图书馆可以开辟一方滋养心灵的小天地。

人们常常会先对家庭空间做一番细致的打量，然后再来安排藏书室的位置、朝向和布局。阅读的时候，需要在家中找到一个适合独处的空间。如果有旁人在场，书籍这面世界之镜便难以映照出读者的眼睛。在彼得·扬森斯·埃林加（Pieter Janssens Elinga）的著名油画《阅读中的女人》（Mujer leyendo）中，女人的脸庞被隐藏了起来，人物的安静状态可以瞬间被打破。在一个开放的厅堂里，身穿红色上衣的女人正借着窗外的光亮读书，她的阅读可以随时被打断。其实在资产阶级的生活环境中，人们越来越重视阅读空间的私密性，希望能在其中独处、凝神、沉思。于是，蒙田选择将藏书室安排在城堡塔楼的三楼，那里是他自我庇护的地方。“为了引领自己的心灵”，他用拉丁文和希腊文在横梁和立柱上镌刻了57句警句，有的选自《传道书》，有的来自索福克勒斯和塞克斯都·恩披里柯。蒙田用五层书架围出一个圆形空间，所有的书籍一瞬间都可以映入眼帘。他在唯一一面空墙前放置了桌椅。正如蒙田在《随笔集》中所述，在这里，他可以感受到宁静，“因为这里难以靠近”，这是他的窝（c’est là mon siège，即“这是我的天地”），置身其中，仿佛便可以远离婚姻、子女和社会。他说从上面往下看，可以看见花园和家禽圈舍，可以看见家人们走来走去；他说，如果这里曾经是家里最无用的一个角落，那么如今，这满是书卷的藏书室成了他抚平伤痛的地方。蒙田的话多么有道理：“如果一个人在自己家里都没有一处属于自己的地方，都无处取悦自己，隐藏自己，那样的话，在我看来太悲惨了！”

彼得·扬森斯·埃林加：《阅读中的女人》。

蒙田拥有几千本书，在他的塔楼藏书室里，马克罗比乌斯（Macrobio）、本佐尼（Benzoni）、塞涅卡、安东尼奥·德·格瓦拉（Antonio de Guevara）、西塞罗、卢克莱修的名字全都交错一起。那里有明斯特（Münster）的《宇宙志》（Cosmographie universelle）、奥滕西奥·兰多（Hortensio Landi）的《常识》（Sententie）、伊拉斯谟的《对话录》（Colloquia）。但藏书室并不专为人文学者独享，各行各业的人，比如律师、医生，或是有社会抱负的商人、技艺精湛的工匠，也会在家中拥有自己的藏书。思想激荡的音乐家，特别是作曲家，也不例外。有些画家常以藏书自诩，像埃尔·格列柯（El Greco），他说家中既有维特鲁威（Vitrubio）和帕拉迪奥（Palladio）的作品，也有亚里士多德和狄摩西尼的著作，有医学专著、教父哲学作品、希腊悲剧、《荷马史诗》和《圣经》。除此以外，同时代诗人的作品，比如塔索（Tasso）的诗歌，也被他收入囊中。画家委拉斯开兹和伦勃朗也是这样的情况。在音乐圈里，同样有痴迷于藏书的人，比如作曲家乔瓦尼·巴蒂斯塔·马蒂尼（Giovanni Battista Martini）和扬·迪斯马斯·泽伦卡（Jan Dismas Zelenka）。作家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Calderón de la Barca）也颇有藏书的嗜好，在他去世后，他的财产继承者“根据遗嘱的安排”收到了各种门类的书籍，其中有《人类生命剧场》（Theatrum vitae humanae，或译《天下奇谭》），有关于道德准则的作品，而所有书籍要“在两个书架上才放得下”。此外，他们还收到了一个玳瑁文具盒。

所有人都想在一个独立的空间里种下藏书室这棵智慧之树，于是欧洲的书籍产量大幅增加，以至于许多人为印刷机的滥用而深感痛心。路德认为印刷机沦为了“无知的仆人”。到了18世纪，依然有人表达着对这种现象的鄙夷，比如利希滕贝格（Lichtenberg）——他拥有大约2 000卷书。他认为一本好书所带来的最糟糕的影响，莫过于在它之后会有成千上万粗制滥造的作品涌现出来。托雷斯·比利亚罗埃尔（Torres Villarroel）是一位破产书商的儿子，当看到自己的书竟然都卖得出去，犀利的他不禁对书籍的分量产生怀疑。让·德·拉·布吕耶尔（Jean de La Bruyère）也尖锐批评过书籍的泛滥。在这一时期，书市、图书拍卖会、旧书商店、昆体良的书、普鲁塔克的书、历书、食谱和占星术小册子全都数量激增。1742年，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本人参加了一次图书拍卖会，还购买了一套路德的作品集，一共花了10塔勒。

和斯宾诺莎愿意在书上写写评语，标记注释，有时甚至会划掉某些段落一样，音乐家巴赫有时也会在书上写写画画。哲学家斯宾诺莎的藏书可能数量并不庞大，但却足够有趣。他在畅销作品旁，摆放上各种稀奇古怪的书籍。陪伴这位荷兰思想家的有卷帙浩繁的笛卡尔著作，有巴赫也买过的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Flavio Josefo）的作品，有语法学家布克斯托夫（Buxtorf）的作品，有爱比克泰德的手册，约翰内斯·德·萨克罗·博斯科（Johannes de Sacro Bosco）的《全世界的祷告》（Sphaera mundicum Oratione）。1515年由布拉加丁（Bragadin）在威尼斯出版的迈蒙尼德作品《迷途指津》（Guía de perplejos），与1615年版约翰内斯·开普勒的《编年纪选集》（Eclogae chronicae）摆放在一起。贡戈拉（Góngora）的作品、克维多（Quevedo）的作品、葛拉西安（Gracián）的《批评家》（El Criticón）和1612年版斯泰诺（Steno）的《解剖学观察》（Observationes Anatomicae），以及1605年版梅修斯（Metius）的《宇宙天文学》（Universae Astronomiae），一道摆放在书架上。斯宾诺莎阅读过5部《圣经》，其中包括1639年马丁内利（Martinelli）于威尼斯出版的《希伯来圣经》。

到了17世纪后期，在新教的影响下，《圣经》不再是专属于神职人员的精神财富，不是在只有教徒会去的宗教场所的书架上才能看到《圣经》。用罗杰·夏蒂埃的话来说，从那时起，《圣经》已经变成了一本全民读物。 ^[1] 像斯宾诺莎这样的怀疑论者，或像牛顿这样的数学家，手中都可能有一本《圣经》。我们知道，德国的虔敬派是大力鼓励阅读的，这非常有助于识字率的提升（在北欧尤其明显）。当然，识字率的提升并非完全得益于虔敬派的读书倡导，或是菲利普·雅各布·斯彭内尔（Philipp Jacob Spener）与他1675年出版的作品《虔敬的渴望》（Pia desideria）的影响。在此之前，伊拉斯谟、比韦斯（Vives）和路德便都坚持主张读书是权利，是教育的基础，于是新教国家的书籍数量远远超过了天主教国家的平均水平。为了使读者拥有更加舒适的阅读体验，比韦斯建议使用读书架和油灯。蜡烛迸溅的火花可能会伤害眼睛，相比之下，油灯的火焰更加稳定。如果只有蜡烛，没有油灯，那么也得使用蜂蜡而不是动物脂肪做成的蜡烛，因为后者制成的廉价蜡烛会散发出难闻的气味；烛芯建议使用棉质烛芯，它比亚麻质地的更适合阅读。

加尔文宗图书馆的藏书量是天主教图书馆的10倍。18世纪时，在德国莱茵河畔信奉路德宗的城市，如图宾根、法兰克福和施派尔，80%的图书馆物品清单都是书籍清单，这一比例在信奉天主教的法国有所下降，18世纪50年代时甚至下降到20%。汉斯·布鲁门伯格（Hans Blumenberg）认为，安置书籍的图书馆仿若一条满是镜子的走廊，无数的观念与意象从其间穿流而过，宇宙、人体、思想、自然、万物的关联都凝结在一本本书上，铺陈开来。如果没有书籍的存在，人们看待世界的眼光将会截然不同，它会遵循不一样的规则，或许时间就不会像书本那样，有开始也有结束。我们所谓的时间，将会变成一捆没有分页的纸张。

路德本人不遗余力地倡导青年人去接受精神文化熏陶，他宣扬着集体而非个人式阅读《圣经》以及祈祷书的益处。在1524年初的《致全德城镇长官及地方议员书》中，他特意写道，无论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在打造优质图书馆和书店这件事情上打折扣，无论资金还是相关举措，都应当如此。如果想要宗教和科学得以存续，“就必须将它们写下来，保存在书中” ；此外，还应当运用书籍将语言的精华留存下来。路德认为，如果学生们可以以阅读为基础，具备良好的学识，那么他们在学校里遭受的打击、恐慌与焦虑，这些问题都可以被连根拔除。在接下来的17世纪，读书进一步掀起风潮，父母会买书让孩子们在家中阅读。这改变了思想传播的方式，进而改变了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

在这样的读书传统下，音乐家巴赫拥有自己钟爱的藏书便不足为奇。他的藏书里并非只有音乐类的书籍。根据人们在巴赫去世时所做的盘点，可以看到他留下了80多本书。这些书都是他按照兴趣，陆陆续续精心挑选购买的。大部分购于莱比锡时期，也就是从1723年到18世纪40年代末这段时间。然而，对于巴赫这样一个不安分的人来说，只阅读神学和宗教信仰类书籍是不大可能的，这一点可以在他的书籍清单中得到印证。夏蒂埃提到过一些颇为重要的情况：很多过去公布的书籍清单并不一定符合实情，它们并不准确，会有疏漏；在清点书籍时，一些书尽管可能很重要，但却会因为价格低廉，或看起来微不足道而未被记录在册；另外，作品由于内容的虚构性而被忽视的情况同样屡见不鲜，比如文学作品，尤其世俗诗歌，就常常有这种遭遇；再有，如果清点人认为，一些作品记录上去可能会影响逝者的声誉，也会索性不做记录。这就意味着，当我们看到巴赫的书籍清单时，很多书籍未经清点便早已不见踪影。这让我们对巴赫所读之书的解读，变成一种单纯的猜想。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位作曲家对于知识有着浓烈的好奇心。就像他的音乐呈现出的那样，他总是不停地发问，表现出惊人的敏锐。面对那样一个不断涌现重大观念体系与发现的时代，他做不到无动于衷。莱布尼茨和牛顿都是巴赫的同时代人，斯宾诺莎也依然具有影响力，海因里希·许茨（Heinrich Schütz）的音乐也是如此，这位作曲家比留下《以几何顺序证明的伦理学》的斯宾诺莎早5年在德累斯顿去世。

巴赫一家住在圣托马斯学校里，他的藏书兼作曲室位于三层楼的第一层。这栋楼从1731年开始翻修，次年竣工。之后，巴赫的藏书兼作曲室才最终成型。于是，这位音乐家拥有了一个更宽敞的空间，家里的每一层都有大约75平方米，其中安置着带门的柜子、乐器、一张带抽屉的写字台和一个带锁的四门大柜，柜架上摆放着一些书籍和乐谱。办公桌上有各种各样的墨水瓶，装着黑色、棕色或是红色的墨汁，有四开纸、横线纸，有掺水的没食子酸。作曲家还会用到旁边的一个房间，他的学生们可以在那里誊写，有一个铁炉给房间供应暖气。小前厅的门直接通向学校真正的音乐图书馆，那里收藏着大约4 500本书。誊写的工作也在那里进行。那是一个“工作室”，是巴赫这位巴洛克晚期艺术家的私人空间。与其他同样职务和艺术水准的音乐家一样，巴赫在这个空间中独处、沉思，进行艺术创作。

莱比锡圣托马斯学校，学校右侧是圣托马斯教堂，1885年。

当巴赫一家于1723年5月从克滕抵达莱比锡时，《荷尔斯泰因通讯报》在当月29日报道了这一消息：

上周六（5月22日）约中午时分，从克滕来的4辆马车，满载着安哈尔特-克滕亲王的宫廷乐长的家具抵达本市。这位乐长现已被任命为莱比锡的乐监。下午两点左右，他与家人乘坐两辆大马车抵达后，住进了圣托马斯学校新翻修的住宅。

在随身物品中，巴赫携带着他称之为“装备”（apparatus）的书籍和乐谱（见附录“‘和声小迷宫’：与巴赫相关的作曲家们”）。其中有他自己也有其他大师创作的乐谱。

但在走进藏书室、翻阅巴赫“装备”里的“小迷宫”前，我们不禁要问：那些书籍的读者到底是谁？他在莱比锡这座成为他最终归宿的城市，到底境况如何？在那个时代，音乐家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他的身边有哪些人？他在这座位于萨克森选帝侯国的城市里面对着怎样的环境？为什么他会做出某些决定？死亡的阴霾对他的性格有怎样的影响？他又有哪些经济方面的担忧？当然，仅凭探访一个时代，参观一间藏书室，或者参照巴赫的言论，是无法重构起他的思想的。了解一个人生活的境遇，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也许可以为走近一位像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这样对西方音乐乃至西方文化都至关重要的人物补充一些线索。但指望通过传记研究和作品分析去揭秘他的内心世界是乌托邦式的想法，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善变是人类的常态，随着时间流逝，人们对待相同事物的态度会发生转变。人类本就是情绪多变的物种。讲述别人的人生，抑或讲述自己的人生，对它发表见解，就是在滋生误解。这就是为什么尽管这位创作了《赋格的艺术》（El arte de la fuga，BWV 1080）的作曲家赫赫有名，他的许多方面依然不为人知。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真正的巴赫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就像我们也并不真正了解，我们这些巴赫的听众到底是怎样的人一样。当巴赫的音乐奏响，我们并不知晓巴赫会将我们带向何方。

[1] 关于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的思想，请参阅P.阿里耶斯（P.Ariès）与G.杜比（G.Duby）：《私人生活史》（Histoire de la vie privée），第5卷，巴黎，1985年；西班牙译本Historia de la vida privada，第5卷，马德里，1989年，第113～161页。他的文章《书写的实践》（“La s prácticas de lo escrito”）是一篇优秀的综述，其中的内容延伸成了更多作品，比如：《阅读的实践》（Practiques de la lecture），马赛，1985年；《印刷的用途》（Les usages de l’imprimé），巴黎，1987年；《文化史：实践与表现之间》（Cultural History:Between Practices and Representations），剑桥，1988年。以下作品也值得一看：《书籍的秩序：14—18世纪欧洲的读者、作家与图书馆》（L’ordre des libres.Lecteurs, auteurs, bibliot hèques en Europe entre le XIV ^e et XVIII ^e siècles），巴黎，1992年；西班牙语译本El orden de los libros.Lectores, autores, bibliotecas en Europa entre los siglos XIV y XVIII，巴塞罗那，1992年；以及罗杰·夏蒂埃和G.卡瓦洛（G.Cavallo）主编：《西方世界的阅读史》（Histoire de la lecture dans le monde occidental），巴黎，1997年；西班牙语译本Historia de la lectura en el mundo occidental，马德里，1998年。以下书目中也有很多重要的思索：J.斯塔罗宾斯基（J.Starobinski）：《自由的创造》（L’invention de la liberté），日内瓦，1964年；M.德·塞尔托（M.de Certeau）：《神秘寓言》（La Fable mystique），巴黎，1982年；E.荣格尔（E.Jünger）：《作家与写作》（Autor und Autorschaft），斯图加特，1984年；西班牙语译本El autor y la escritura，巴塞罗那，1996年；保罗·利科（Paul Ricoeur）：《时间与叙事》（Temps et r écit），巴黎，1985年；西班牙语译本Tiempo y narración，马德里，1987年。汉斯·布鲁门伯格（Hans Blumenberg）：《世界的可读性》（Die Lesbarkeit der Welt，法兰克福，1981年；西班牙语译本La legibilidad del mundo，巴塞罗那，2000年）是一部重要作品。S.达尔（S.Dahl）的《书籍的历史》（Bogens Historie，哥本哈根，1927年；西班牙语译本Historia del libro，马德里，1972年）也可作为参考书目。穆尼奥斯·科斯梅（A.M uñoz Cosme）的《智慧的空间——图书馆的建筑史》（Los espacios del saber.Historia de la arquitectura de las bibliotecas，希洪，2004年）同样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