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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最重要的西班牙作家之一胡安·贝尔穆多（Juan Bermudo）写道：“音乐的深度、宽度与广度并未全部汇进乐器中流淌出的小溪里。”
音乐也并不在声音之中。音乐的关键在于在寂静中体味音乐的能力。它是一种以理性或潜意识来聆听内在意念的方式：这是音乐最主要的特质之一。在古老的象征中，寂静反复以一个聚精会神、背景全是书籍的读者形象出现，此事绝非偶然。蒙田庆幸自己在塔楼中享受的宁静，莱布尼茨为自己想象出一座安静的书城，而对于巴赫来说，我们可以想见，阅读也一定是一片休憩与沉思的天地。
可以想象巴赫在莱比锡度过的最后一段漫长岁月里，当结束了在圣托马斯学校一天的工作，傍晚过后或是夜里，家里安静下来，他便迎来了他最集中的阅读时光。在白天，家里会有各种声响：孩子们走来走去的脚步声、砰砰的关门声、斥责声、乐器的声响、学生们每日反复练习的声音。巴赫的藏书兼作曲室所在的楼层包括一个厨房、一个客厅与一个卧室。这样窘迫的居住条件对于音乐家来说很平常，显而易见，他们比其他行业的艺术家更加困难一些。
在莫扎特1771年8月24日寄给他姐姐的信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出差时的工作条件。在莫扎特的工作室楼上住着一位小提琴家，邻家是一位声乐老师，走廊尽头住着一位双簧管演奏家，对此他倒是不以为意，还戏谑地调侃道：“在这样的环境下作曲真是有趣！它可以让人迸发许多灵感！”
这是这位萨尔茨堡作曲家自己开的一个玩笑。在17世纪的世俗化环境中，创作与阅读，特别是以心灵及智识成长为目标的阅读，都非常需要一个安静的氛围，一段与世界隔绝的时光。
巴赫把那种安静化为一种内在的状态。通过他的传记可以看到，在遭遇一次次危机时，他都能坦然自若地应对来自外界的敌意，接纳层出不穷的困难。巴赫独处、自省，他有着非凡的专注力和惊人的记忆力，这有助于他创作出动人心弦的篇章结构，完成好创作中那些音乐之外的任务。阅读时既要吸收各种概念，更要运用这些概念，将它们化为自己思绪中的丰富语言。只有那些拥有逻辑框架、可以消化梳理知识的人才能实现真正的阅读。在艺术中，具体到音乐中，技术的理性与天才（daimon）的感性既对立又统一，合乎逻辑的规则可以将各种感性的念头加以梳理：完成这一过程后，作品便诞生了。巴赫具备非凡的将“思绪”编织、转变成音乐的作曲能力。
巴洛克的观念体系受到菲利普·查鲁（Philippe Charru）和克里斯托夫·西奥博尔德（Christoph Theobald）所谓“相连的两个无限”
的滋养，也就是将无限的广阔境界与无限的细微之处相连接。通过这种连接，所有的知识、所有的感悟全部汇为一脉，融为一体。居伊·马尔尚（Guy Marchand）曾经分析过，《C小调组曲》（Suite en do menor，BWV 997）中的《赋格曲》是一个“诠释《马太受难曲》的微观世界”，尽管曲谱的各部分富于变化，但它们都由相似的主题和内容串联起来。
在所有巴洛克作品或巴洛克哲学中，一端走向延展，一端走向凝聚，这一特点在巴赫音乐中十分突出。无论合乎音乐规则的展开、从低音而起的不可思议的变奏，还是多样的节奏组合、精简主题下宏大的对位，这样的音乐结构都展现出巴洛克音乐最本质的特点。巴洛克音乐常常通过对位的形式表现出来：一面向浩瀚宇宙发问，一面向心灵深处探寻；一面徜徉于天地自然，一面漫游于思想世界。帕斯卡尔常常自问：我的时间在何处可以永恒？为何我迷失了自己，而我现在又为何在这里？巴赫没有读过帕斯卡尔的文字，但他一定认同帕斯卡尔的观点：“在无尽的时空中，人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如同无底洞一般没有答案。我不仅想为您勾画出一个有形的宇宙，而且想让您在细微之处看到无比辽阔的天地。”
所有一切都可以凝聚成一种规则，而这种规则诞生于人们的思考：“我并不该在无尽的时空中找寻自我价值，而是应当在思想中找寻自我价值。”
巴赫擅长抽象和概括，他的音乐充满变化与偶然。这种偶然是莱布尼茨在《单子论》（Monadología）中提出的，指的是用单一个体来表现整体的一种瞬间状态。
在这种“瞬间状态”中，巴赫的音乐在多个方向上流动，最终汇聚成统一的效果。仿佛构成声音的单子在不同的轨道上前进，但最终殊途同归，成为完美的整体，正如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所说，从此一切都有了意义。
优秀的巴赫之所以能够巧妙地将各种理念串联起来，得益于他持之以恒的勤勉思考，尤其是在克滕时期以及在莱比锡度过的最后20年里，巴赫把最多的精力倾注于音乐理论方面的思考。巴赫认知的发展与其记忆术以及艺术思考能力有关。众所周知，巴赫习惯通过记忆来作曲，他的很多作品比如《平均律键盘曲集》都是在脑海里创作出来的，没有依靠乐器的辅助。
很多音乐作品，特别是从15世纪起，都是凭借记忆术诞生的，是按照中世纪的记忆术古典专著中的组合逻辑创作出来的。其中拉蒙·柳利（Ramon Llull）的影响至关重要。莱布尼茨也受到柳利主义的影响，在柳利的精神感染下，他于1666年写下了《论组合的艺术》（Dissertatio de arte combinatoria）。这位德国哲学家将记忆术定义为一个可感知的事物形象与要记忆的对象之间的连接。记忆术无疑是智慧的关键要素，在巴赫的时代依然有着重要的分量。在莱布尼茨的时代，莱比锡学校里的孩子们用一本夸美纽斯的“图画书”
来认真地学习语言，书中用图画来表现世界——天空、星星、天体现象、鸟儿、人类，万事万物以版画的形式展示出来，并用不同的语言进行标注。在《对话录》中，鹿特丹的伊拉斯谟在与教子的一次关于学习的谈话中，也提到了这样的记忆方法。他说有本手册，“里面有不同的动物形象，比如龙、狮子或者豹子，还在不同的圆圈上标注着希腊语、拉丁语、希伯来语或者其他蛮族的语言”
。
弗朗西斯·A.叶芝（Frances A.Yates）说训练记忆的艺术并未锚定在文艺复兴或新柏拉图主义学说中，这种传统也指向了新的方向，引向了笛卡尔和斯宾诺莎，还有前面提到的莱布尼茨和克里斯蒂安·沃尔夫。
不可否认的是，记忆术促进了科学方法与记忆工具的发展，尽管它们最初以神秘宗教为灵感，比如数字象征主义、希伯来数字代码
、寓意画（emblem）——将精神概念简化为可感知的形象——密码、图像、象形文字，但最终成为理性推演、组建篇章的有效元素。莱布尼茨渴望创建一种基于记忆术传统的通用符号或象征语言，但那些符号是数学符号，通过它们无限的逻辑连接产生了微积分。这位哲学家想象着把微积分应用到生活与思想的各个方面，甚至宗教的难题都会消失不见：“比如那些在特兰托公会议上意见相左的人就不必开战了，他们会坐下来说，‘我们来计算一下吧’。”
苦苦思索宇宙奥秘的帕斯卡尔认为，存在以及宇宙的很多规则都是由被他称为“几何精神”的东西来定义的，他在《自然与恩典的新体系》（Nuevo sistema de la naturaleza y de la gracia，1714）中提过这种大自然及宇宙的数学化，上帝不会再因为创造过什么完美的存在而享有一席之地，于是上帝也就可有可无了。
根据这一论点，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在几十年前评论说，莱布尼茨的上帝是“安息的上帝”，上帝完成了他的作品并发现了它的美好，上帝是不会再做更多事情的最高存在，因为上帝已经让现实达到了可能达到的最圆满、最完美的状态。
莱布尼茨从不把上帝看成一个向人世间肆意发号施令的主人，没有什么是需要被改正修复的。在世界内外，一切都是无限的。上帝在星期六安息，此后他也只是观望着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