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否认虚无”

尽管在约翰·塞巴斯蒂安去世后，家里的经济状况非常窘迫，安娜·玛格达莱娜还是为丈夫买了一口少有人买得起的橡木棺材。7月31日，音乐家被埋在圣约翰教堂南侧靠墙、离门大约6米的地方。随着时间流逝，确切的埋葬地点已被人遗忘，如果不是1894年要扩建教堂的话，我们不会知晓巴赫被埋在了哪里。10月22日，3口橡木棺材被发现，于是作曲家的遗体就这样被发现，因为人们记得巴赫正是葬在了一口橡木棺材中。沃尔夫说，在莱比锡同年去世的大约1 400人中，只有12个人的棺材是橡木的。 棺木被发现后，巴赫重新被安葬于一个小石棺里，放在了圣约翰教堂的墓室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次空袭将教堂摧毁成了一片废墟，但墓室幸免于难。不久后的1950年，巴赫的棺材被小范围地进行展览并转移到了圣托马斯教堂。

齐奥朗在《那个糟糕的我》（Ese maldito yo）中这样描述这一时刻：“灵柩中的巴赫。像其他许多人一样，我以记者以及掘墓人都习以为常的冒昧方式，见到了他。自那一刻起，他头骨中眼眶的样子便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旋。巴赫是一个否认虚无的人，但他那空空的眼眶让人感到虚无。”

根据威廉·希斯（Wilhelm His）的解剖研究，那些空空的眼眶属于一个中等身材的人。 大卫·伊尔斯利（David Yearsley）在作品中特意提及巴赫的骨架，他展示了希斯拍摄的系列照片 ，这些照片让人想起小汉斯·霍尔拜因的《死亡字母表》（El alfabeto de la muerte）。雕塑家卡尔·塞夫纳（Carl Seffner）根据相传的巴赫头骨制作了一个巴赫石膏像。据说石膏像与埃利亚斯·戈特洛布·豪斯曼（Elias Gottlob Haussmann）在1746年为巴赫绘制的著名画像比较契合，这幅画像的1748年摹本状况更好一些。画像中的巴赫便是我们今天认为的巴赫的真实形象，画中的巴赫右手拿着《六声部三重卡农》（Canon triplex a 6，BWV 1076）的曲谱。这幅画曾归巴赫的儿子卡尔·菲利普·埃马努埃尔所有，现存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威廉·H.沙伊德图书馆。尽管我们无法精确了解巴赫的真实样貌，但在20世纪中期，海因里希·贝塞勒（Heinrich Besseler）致力于巴赫的肖像研究，他基于对头骨的分析做出了自己的推测。

贝塞勒认为头盖骨中突出的下颌骨以及凹陷而不对称的眼眶，都与豪斯曼画作中的样貌很是契合；他还关注到巴赫面部有一处异常，眼科中把它称为眼睑皮肤松弛症，会造成上眼睑眼袋的肿胀或松弛。这一问题会影响到右眼，就像豪斯曼的画作描绘的那样。贝塞勒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出土的遗骨确实是巴赫的头盖骨。

然而，头骨中那尤其突出的颌骨和豪斯曼在画中勾勒出的柔和轮廓似乎并不一致，倒是和一幅颇有争议的肖像画较为相似。这幅画一般认为是老约翰·恩斯特·伦奇（Johann Ernst Rentsch the Elder）所作 ，描绘了1715年前后年轻的巴赫在魏玛宫廷的样子，但人们常常对画中人究竟是不是巴赫存疑。

塞夫纳依据这幅画创作了一个半身像，后来以此为基础并在新巴赫学会的赞助下为巴赫制作了雕像。这座雕像于1908年被放置在圣托马斯教堂的南侧，取代了1843年费利克斯·门德尔松赞助制作的纪念碑，展现出的巴赫形象倒像一个19世纪的人物，尽管佩戴着假发，却无法隐藏脸庞上那丝毫不逊色于贝多芬、李斯特或瓦格纳的冷峻严肃。巴赫雕像塑造的形象仿佛一位后浪漫主义的标志性人物，他有着数学家的面庞，会用计算创作音乐，他英勇不屈，是抗争精神的代表。 它反映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人们对巴赫的理解，当时的人们认为巴赫是一个喜怒无常的天才，是永不停歇的创作者，是新教的重要代表。巴赫与马克思英雄所见略同，他愤怒地认为社会亟须变革。这种看待巴赫的眼光在今天依然存在。

历史研究常被用来制作模子，每个时代、每种意识形态都按其需要模制事情的样子。举个例子，曼弗雷德·F.布科夫策（Manfred F.Bukofzer）对斯特格利奇（Steglich）的巴赫研究很排斥，因为他的研究流露出“一种很奇怪的纳粹意识形态” 。布鲁门伯格评论说，在以色列建国30年后，《马太受难曲》在以色列的演出曾经引起争议。 前面提到的伊尔斯利指出，一些德国音乐学家错误地认为巴赫具有所谓的日耳曼精神，比如汉斯·约阿希姆·莫泽（Hans Joachim Moser）等学者散布言论，声称巴赫憧憬“大德意志方案”的实现。 关于巴赫的性格也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谎言。施比塔讲述过巴赫的一件逸事，据说在一次排练中，由于管风琴师戈尔纳没有弹好一个和弦，巴赫一把摘下假发朝他扔过去；还有一次，巴赫自觉受到侮辱，于是手拿利剑与他的学生、大管演奏家盖耶斯巴赫（Geyersbach）对峙，因而留下一个脾气暴躁的名声。如果我们要谈论这类谣言，与巴赫相比，围绕着亨德尔的谣言有过之而无不及，更不用说被人诬蔑为贪婪之徒的吕利了。当看到戈尔纳作为巴赫家的亲密友人出任巴赫的遗嘱执行人时，我们就知道那些传闻都是谣言谬论。

巴赫的另一位传记作家，前面提到的施韦泽似乎把他描写成了一个性情粗暴的人，而事实上，除了工作上的几次冲突，即他与市议会的对抗，巴赫从未跟他人真正起过冲突。巴赫以一种惊人的冷静接受了市议会的一部分决策，但还有一些决策他确实无法接受，比如1730年的减薪。音乐家与批评家约翰·阿道夫·沙伊贝（Johann Adolph Scheibe）在一次研讨会上激烈地攻击巴赫，批评他冷漠、浮夸、阴郁，说巴赫用复杂的和声扼杀了音乐自然本真的样子。 对于这些冒犯的言论，巴赫也未予理睬。弗里德曼·奥特巴赫还批评道，巴赫不羁的个性导致他“不能尽职尽责”。他说巴赫的固执不止一次地惹来麻烦：“巴赫对莱比锡的领导们也不怎么服从，态度不够尊重。” 相信一个人是一成不变的，并且有能力（如果可以这么说）放弃他性格冲动的一面，是一种很虚伪的行为。

巴赫的所作所为都是出于自己的需要，那个向来宽厚的巴赫常常不得不以一种务实的精神来面对各种问题。在之前提过的写给埃尔德曼的信中，巴赫痛苦地表示，希望莱比锡别再有更多的人去世了，他的态度让很多人感到惊讶，要知道按当时的风气，巴赫是可以通过在葬礼上演出赚钱的：

我现在的岗位大约能挣700塔勒。如果与平常相比有更多人去世的话，那么额外的收入就会相应地提高；相反，如果人们都很健康，这部分收入就会减少，比如去年的时候，葬礼上的收入就减少了100多塔勒。但就算在图林根我只赚400塔勒，都好过在这里我因为这么多人去世而拿到双倍的钱。

一个职业音乐家这样想其实也是合乎逻辑的。有修养的库瑙调侃道，再没有人像音乐家们那样虔诚地为雇主祈祷，希望他们能长命百岁了，因为一个大人物去世的时候会举行官方葬礼，在此期间音乐活动会暂停数月。巴赫非常尊重的小号手赖歇之所以决定离开他在魏森费尔斯的岗位，就是因为一场这样漫长的葬礼。但由于市政府发放了额外的津贴，他最终选择留下。 14AnnPfFEL8srg1m25z2Z7IdgXZ9f94E7ZXOeAIohfdjOq4mJWkIZ6VdBpGnFE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