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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考虑到巴赫的资产估值只有1 122塔勒16格罗申，那么他的遗产一定会很快花掉。由于巴赫没有留下遗嘱，我们只能大致知道他的遗产是如何分配的。按照当时德国的惯例，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财产全部归属到一个家庭中的父亲名下。巴赫的遗孀获得了家庭1/3的财产，他的9个孩子平分剩下的2/3。巴赫的资产评估非常值得关注，因为它以零散但翔实的方式列出了巴赫的一部分藏书清单。
巴索是巴赫最卓越的传记作者之一。他对巴赫这样一个细致、严谨、有主见的人在去世时没有留下遗嘱感到疑惑。产生这样的疑问并不奇怪，令人讶异的是巴索对这个问题的解读：他认为巴赫不立遗嘱是因为他对于生命拥有无限的信任。
难道巴赫不是一直饱受死亡困扰吗？信赖生命是一回事，混淆或忘却生命与死亡的界限是另一回事，更何况在那个年代，生死之间不过是一墙之隔。
巴索所说的对生命抱有无限信任，大概只有粗线条的人能够做到，心思缜密的巴赫显然不符合这种情况。菲利浦·阿里耶斯（Philippe Ariès）认为，在18世纪初，遗嘱已经和宗教没有太大关联，至多在遗嘱中加入几句传统的话语而已。逝者如果有宗教方面的遗愿，也不必把它们写进遗嘱，因为家人们自会替他安排后事，会尊重逝者在生前口头表达的愿望。阿里耶斯写道：“从18世纪起，在临终之际，人们会把全部的自己完全托付给家人，无论灵魂还是肉体。”人们不一定会立遗嘱。如果立遗嘱的话，遗嘱内容并不局限于遗产问题，还会涉及处理遗体的方式和地点。值得关注的是，在17世纪末特别是18世纪时，越来越多的人会在遗嘱里提到其他类型的愿望，比如希望死后不立即下葬，或至少要等48小时后方可下葬等。在当时，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关于遗产分配的法律，这些法律的解释方式普遍比较灵活，但这并不意味着遗嘱就失去了效力，而是说它已经具备了一种不一样的意义。“一家之主”（pater familias）一词也是一样，今天它已经具备了新的含义。 [1] 这个词原本指的是人力与财产的所有者，即古希腊的那种“一家之主”（oikosdespótes），所以说一个穷人是做不成一家之主的。巴赫应该在1750年前就跟安娜·玛格达莱娜谈过他去世后的安排和想法，所有财产都会分给他的家人们。
清点巴赫遗产的人由莱比锡大学安排，巴赫的家庭在莱比锡的辖区。清点在1750年11月11日进行，由于女性在当时没有发表意见的合法权益，安娜·玛格达莱娜指定朋友，也就是萨克森最高法院的法官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格拉夫担任遗嘱执行人。阿尔特尼克尔代表伊丽莎白·尤利安娜·弗里德里卡出席了仪式，而据说有些“弱智”的戈特弗里德·海因里希则由另一位密友、神学院学生戈特洛布·西吉斯蒙德·赫斯曼代表出席。由于无法赶来，卡尔·菲利普让他的哥哥弗里德曼代他出席。约翰·戈特利布·戈尔纳（Johann Gottlieb Görner）——与巴赫一家走得很近的管风琴师，代表4个年幼孩子出席。由于巴赫的遗产得分给他的遗孀和9个孩子，所以每个人实际能分到的遗产非常微薄。
学校的规定让情况雪上加霜，在乐监去世后，巴赫一家需要搬离他们在圣托马斯学校的住所，腾出地方让下一任乐监搬进来。安娜·玛格达莱娜得在规定的时间前腾出房子，这意味着她在处理巴赫后事的同时，还得操心搬家和重新安顿家庭的事情：她得处理一些文件，寻找一处新的住所，尽快变卖家具，可能也卖点书，还要安排搬家。她最后搬进了前文提到的格拉夫在海恩斯特拉塞街区的一套房子，住在其中的几个房间里，这个靠着接济生活的女人在那里艰难度日。她的丈夫巴赫曾经在1731年为她把康塔塔《吾愿已足》（Ich habe genug, BWV 82）中的宣叙调和咏叹调的曲谱写了下来。
[1] 《中世纪到当代的西方死亡史》（Essais sur l’histoire de la mort en Occident du Moyen Âge à nos jours），巴黎，1975年；西班牙语译本Historia de la muerte en Occidente.Desde la Edad Media hasta nuestros días，巴塞罗那，2000年，第177～184页。请阅读同一位作者在《死亡面前的人类》（L’homme devant la mort，巴黎，1977年）中关于遗嘱的章节。西班牙语译本El hombre ante la muerte，马德里，1983年。此外，还可以阅读M.沃维尔（M.Vovelle）的《那时的死亡：17—18世纪对于死亡的集体态度》（Mourir autre fois:Attitudes collectives devant la mort aux XVII e et XVIII e siècles，巴黎，197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