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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蒙德·胡塞尔是20世纪的德国数学家和哲学家。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几年里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我们发现自己正处于巨大的危险之中，我们在怀疑论的洪流中沉沦，继而放弃了我们自身对于真理的坚持。” [1] 这段文字引自胡塞尔的最后一部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此书是胡塞尔基于他1935年首次在布拉格发表的演讲内容写就的。胡塞尔开创了影响深远的现象学运动，这一运动强调以经验为核心。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胡塞尔因他的“非雅利安”血统而被解除大学教职。他于1938年在孤立无援和饱受歧视中辞世，此时距离二战爆发只有几个月的时间。
胡塞尔认为，“西方”文明，尤其是欧洲文明，已经迷失了自己的方向。他将“欧洲人性危机”的深层根源，追溯到理性的失败以及对现代科学意义的根本性误解上。而这种混乱的出现已经酝酿了几个世纪。科学本身，也就是科学家的具体实践，其实并没有陷入危机。恰恰相反，科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科学的危机来自科学所附带的意义。有一种特殊的世界观被嫁接到了科学上，我们把这种世界观称为“盲点”。科学中存在着一种主流哲学观念，它让人们将数学抽象提升为真正实在，并由此贬低直接经验的世界，胡塞尔把这种世界称为“生活世界”。现代人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实在和意义有着更加丰富的内涵，而这些内涵是那些附属于科学的主流物质主义哲学无法企及的。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这种哲学导致了人们“对世界的祛魅”。（韦伯和胡塞尔是同时代人。）反过来，祛魅的世界融入了文化、经济和政治，这引发了非理性和狂热思潮的反弹，导致人们开始对世界复魅，比如纳粹根据种族的观念定义了“日耳曼的家园”，并依据这一观念实行种族屠杀，这种行为正是复魅的缩影。
曾有学者指出，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一书中采用了过于夸张的修辞。然而，在今天这个假新闻和假消息泛滥成灾、科学否定主义和种族主义兴风作浪、武装暴乱和侵略战争无休无止、威权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我们可能需要重新评估胡塞尔的思想。我们不必接受胡塞尔关于“欧洲人性的目的”这种种族中心主义的叙事，也不必认同他提供的现象学版本就是解决危机的方案。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承认，胡塞尔指出了我们当前的科学文化所特有的深层问题。科学必胜主义和科学否定主义这两派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立场分歧，再加上人类引起的气候变化给生活世界带来的生存威胁，这些都表明胡塞尔所说的危机在本世纪正愈演愈烈。胡塞尔所说的危机仍然是我们今天的危机。
因此，我们需要仔细思考胡塞尔的诊断。我们应该关注胡塞尔是如何分析我们对科学和生活世界的误解的，特别是当我们将抽象的数学实体提升到真正实在的高度，同时贬低了具体感性经验时，胡塞尔的哲学就显得尤为重要。另一位20世纪早期的数学家和哲学家怀特海也尖锐地批评了我们现在称为“盲点”的世界观。通过他们的著作，结合科学哲学中的最新观点，能帮助我们识别盲点世界观的关键要素，使我们理解为什么盲点是不可靠的。我们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要描述这种世界观的哲学样貌。
盲点世界观就像空气一样看不见摸不着，但一直在我们身边。在高中的科学课上，我们获知了盲点的简单版本；在科学纪录片中，我们发现盲点是一个不言而喻的背景假设。如果你从事科研工作，那么盲点常常像一张看不见的地图，告诉你在学完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基础导论课之后应该如何继续你的科学旅程。虽然对于我们所说的盲点世界观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已有许多非常复杂的哲学论述，但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包括对于大多数科学家而言，这种世界观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它看起来根本不像是一种哲学。相反，人们认为这种世界观就是“科学告诉我们的”。
然而，事实上，科学告诉我们的并不是这样的世界观。相反，我们现在所接受的盲点世界观是一种经过选择的形而上学，这种世界观与科学中的具体实践相关联，但又与之存在一定的差异。正如我们在本书中论述的，除了盲点，其实还有其他更好的方案可用来理解科学和世界之间的关系。
尽管盲点起源于一种特殊的哲学观点，并且对这种哲学观点进行了生动的展现，但盲点也不是一种单一的理论。例如，关于心灵和身体的关系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心身问题），盲点中既包括物质主义或物理主义的观点，又包括二元论的观点。根据物质主义或物理主义，意识状态与大脑状态严格等同（二者是同一回事），而根据二元论，意识是一种特殊的精神属性，无法被还原为大脑的状态。此外，在科学哲学中，盲点既可以包括实在主义，也可以包括工具主义。所谓实在主义，指的是科学理论旨在对一种独立于心灵的实在给出一个真实的解释；而工具主义，指的是科学理论主要是对观察做出成功预测的工具。然而，尽管盲点内部存在这些立场上的差异，但我们还是可以用一般的哲学术语来概括盲点所涉及的内容。下面我们就列出盲点的主要观点。
1.自然两分。颜色是一种幻觉，而不是实在世界中的一部分。 这种思想并非来源于物理学家实际的科学实践，也不基于物理学家对光的测量以及构造出的波动模型或粒子模型。这种思想其实来源于物理学家的理论反思。换言之，这就是物理学家的哲学思想。物理学家把自然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存在于外在客观世界之中，另一部分则纯粹是主观的表象或仅仅存在于感知者头脑之中。光波具有振幅、频率和波长等数学属性，这些属性在自然界中确实存在于感知者之外，而颜色被认为只是一种主观的表象或感知到的幻觉。颜色的错觉最终要根据真实存在的东西进行解释或者辩护。这也就是说，红色要么是由特定波长的电磁辐射引起的主观感受，要么只不过是感知到的幻觉。温度也有类似的争议。被定义为原子或分子平均动能的温度确实存在，但冷热仅仅是感官的表象。换言之，如果我们把这种想法发挥到极限，粒子和力从根本上说确实是实在的，但可见和有形的物体则都是出于幻觉而感知到的结构。怀特海称这种思维方式为“自然两分”，因为这种思维方式将自然分为外部实在和主观表象。我们在后文中将会更深入地讨论这种思维方式。
2.还原主义。基本粒子是物质的基本组成部分，宇宙中的一切都可以被还原为基本粒子。 还原主义是一个复杂的思想体系。有一种还原主义的想法可以被称为 微小主义 （smallism），即微小的事物及其属性相比于其所组成的大型事物来说具有更基础的地位。个人比他们所组成的社会群体更基础，细胞比它们所组成的个人更基础，分子比它们所组成的细胞更基础，原子比它们所组成的分子更基础。到最后，基本粒子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基础。微小主义意味着自然界中真正的行动发生在最小的微观物理尺度上，因为人们认为在这一尺度上发生着最基本的因果过程。微小主义属于哲学家所说的本体论领域。所谓“本体论”，指的就是关于何种事物存在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理论。还原主义的另一部分则属于认识论的领域。所谓“认识论”，指的是关于知识和解释的理论。认识论的还原主义认为，要想解释一个系统，首选方法就是 微观还原 （microreduction），这种方法把一个系统分解成组成它的要素，并根据部分的性质来解释整体的性质。微小主义和微观还原意味着基本粒子物理学是一门卓越的科学，因为一旦你逐渐将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学和化学中关于大事物或大系统的陈述，还原为基础物理学中关于最小事物的陈述，基本粒子物理学就成为唯一的科学。还原主义也可以用一句俏皮话来进行概括：“生物学家听命于化学家，化学家听命于物理学家，物理学家听命于数学家，而数学家听命于上帝。”
3.客观主义。科学力求从上帝视角来看待整个实在世界。 这种观点认为，科学，尤其是基础物理学，其目标在于提供一种摆脱人类视角的实在。科学发现真理，这些真理既有可观察和测量的方面，也有不可观察和测量的方面，但它们都是独立于心灵的实在。基本物理实体是实在的物体，它们独立于心灵，而它们的本质属性也独立于任何观察的过程。
4.物理主义。一切存在都是物理的。 如果你把宇宙中所有存在的事物列一个清单，清单上的所有事物在本质上和构成上都完全是物理的。而且，如果你列出宇宙中所有的物理事实，那么你也就理所当然地确定了宇宙中的所有事态，包括所有化学的、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和文化的事态。因此，物理事实穷尽了实在。过去我们用“ 物质主义 ”这一术语来命名这种观点，但今天的哲学家则更喜欢用“ 物理主义 ”这个名称。因为物理学已经表明，并非所有东西都是经典意义上的物质，即具有外延属性的、无自动力的那种物质。例如，场和力是物理的，但它们却不是物质的。物理主义首先是一个普遍的形而上学论题，而不是一个科学论题。物理主义这一论题并不属于任何物理学理论。这一论题是对物理学和科学的哲学解释。今天，物理主义遇到的主要障碍是如何在物理主义的框架内解释心灵（特别是意识）的问题。
5.数学实体的物化。数学是自然的语言。 这种想法说的是宇宙的真实结构属性是数学属性。科学模型、科学定律和科学理论中的数学实体存在于我们之外，只有它们构成了宇宙的实在结构。正如伽利略所述：“宇宙‘就在那里’……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 [2] 这一观点与古典时代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的想法产生了共鸣。
6.经验是副现象的。意识是大脑的用户产生的错觉。 用户错觉是一种视觉图像，就好像计算机屏幕上的桌面图标一样，是为了方便计算机用户而创建的。类似地，意识经验被认为是一种由大脑产生的表征，其目的是在控制身体与世界互动的过程中方便人们的操作。而意识经验并不比你电脑上的桌面图标更加真实。经验来自你大脑中正在进行的计算，但经验在这些计算中并没有起到关键作用。主观性，即自身存在的经验，是大脑中发生的物理事件所产生的衍生效应，并且主观性对这些物理事件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
以上观点并不意味着穷尽或确定了盲点的所有组成部分。我们并不是说，其中的每个因素都是构成盲点的必要条件，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就构成了盲点的充分条件。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家和哲学家以各种方式结合了这些盲点观点的各个方面或子集。我们需要再次强调，我们的目标是要确定，到底是一组什么样的观念塑造了我们当前的科学世界观。现在的许多人，包括许多科学家，都认为这些观念是理所当然的。
虽然我们是用哲学术语提出了这些观点，但盲点不仅仅是亟待学院派哲学家去辩论的一系列观点或理论。鉴于科学现有的无上权威和力量，任何成功地宣称自己是替科学发声的立场都将产生巨大的社会和环境影响。盲点世界观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可以产生重大的影响，它迫使人们以某些既定方式思考科学是如何工作的，人类生活如何融入地球的生物圈，人类思维如何与宇宙发生关联。此外，在过去的400年间，科技的发展和部署与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强密不可分。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情况都是如此。正如我们在后面所要讨论的，盲点世界观下的自然、能源和信息等概念体系，已经框定了我们对自然资源、能源生产、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看法。出于这些原因，我们有必要牢记：盲点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它不是一种深奥的哲学思想体系，而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文化心态。
现在，让我们回到胡塞尔对盲点的批判。胡塞尔受过严格的数学训练，对我们如何在科学，尤其是在数学物理学中使用抽象法有着深刻的认识。胡塞尔把现代人将温度这样的数学构想提升到基础实在地位的做法称为“悄然替代”（surreptitious substitution）
。在胡塞尔看来，这种替代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
胡塞尔认为，现代的科学世界观肇始于伽利略。在现代科学世界观的发展过程中，数学物理学对自然的抽象和理想化表述悄悄地取代了具体的真实世界，即我们所感知到的世界。感知世界被贬低为纯粹的主观表象，而数学物理学的宇宙被提升到了客观实在的地位。因此，根据这种思维方式，作为原子或分子平均动能的温度是一种客观实在，而冷热的感觉仅仅是主观表象。
胡塞尔指出，这种悄然替代的做法是不合理的，因为它建立在对数学物理学的根本性误解之上。物理定律用数学术语说明了事物在理想状态下的表现。例如，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定律指出，在没有空气阻力的理想条件下，所有物体都以相同的加速度下落，而与其质量无关。伽利略用数学和实验都证明了自由落体的距离与下落时间的平方成正比。同样地，理想气体定律（也被称为一般气体方程）描述了理想气体的压力、体积和温度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方程中，分子之间不相互吸引或排斥，也不占据任何体积。相反，分子被表示为几何上的点，是一些“理想化的无结构的粒子”。
从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数学物理定律指的是理想化的物体及其属性——自由落体、无摩擦平面、假想的理想气体、完全弹性碰撞等等。这些理想化的物体及其属性在物理上其实并不是实在的。它们实际上并不真实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之中，也不参与因果关系。因此，它们并不构成，也无法构成实在的自然世界。它们是一些虚构的实体，我们把它们当作工具使用。我们使用一些必要的概念工具，精准地刻画数学表达；我们还可以通过一系列越来越精确的近似方法，将这些数学表达应用于实在世界。这就是我们如何获得关于事物的预测性知识以及控制这些事物的方式。
理想化和近似化表达构成了一种数学方法，用于预测事物在各种条件下的表现。但是这种方法并没有告诉我们事物本身是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事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因此，如果你认为理想化的数学物理定律描述了自然固有的存在，这从根本上就是一个错误的想法。这种想法无异于把地图（即理想化的有限的地域表征）与领土混为一谈。正如胡塞尔所说，这样想就是“把实际上是 方法 的东西当成了 真实的存在 ” [3] 。这就是一种悄然替代——用一种描述现象的工具替代自然本身，或者说混淆了预测事物的工具与事物本身。这是一种范畴错误。
用科学哲学的术语来说，就科学定律的问题而言，胡塞尔可以被视为一个 工具主义者 ，或者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是一个 反实在论者。 （但这种对胡塞尔的解读不一定适用于胡塞尔对科学实体的想法，如胡塞尔关于电子的想法，我们将在后文对此进行讨论。） [4] 根据胡塞尔的观点，定律是精确的预测工具，定律中那些理想化的物体具有理想的数学地位，但它们并不是实在的物理存在。
拥有英国、美国双重国籍的科学哲学家南希·卡特赖特在其经典著作《物理定律是如何撒谎的》一书中，提出过一个类似的关于科学定律的反实在论观点。 [5] 卡特赖特认为，数学物理定律不能描述实在，它们只能描述模型中理想化的物体。我们需要这些模型，这样我们就可以将数学物理的抽象理论应用到实在世界中。例如，在经典力学中，力的概念是抽象的，需要用重力等特定的力来替代性地描述大质量物体之间的引力。这种替代是用更加简单化和理想化的模型实现的。例如，在一个空无一物的空间中存在两个球体，这两个球体由两个质点来进行近似化表达。这种简单化的方式使运动方程更加易于处理。科学描述包括从抽象的概念出发，通过理想化模型转向具体的真实世界应用。卡特赖特将这种模型称为“解释模型”。 [6]
伽利略的无摩擦平面模型、玻尔的原子模型（即致密原子核外环绕着量子化轨道上的电子）、完全孤立种群的进化生物学模型，这些都是存在于科学家头脑中的理想化表征。它们在本质上并不是具体的实在。我们不应该悄悄地用抽象的心灵表征来取代具体的实在，这就是在用地图来取代领土。正如我们接下来所讨论的，胡塞尔也认为我们不应该悄悄地用科学工作间来取代整个世界。
今天，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科学只有在政府和私人机构资金的支持下，才能在大学和研究机构中专门的实验室内进行。这些实验室开展国际合作，促进技术创新，培养下一代科学家。然而，这种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科学基础设施（用罗伯特·克里斯的术语来说就是科学工作间）其实只有几百年的历史。 [7] 它是近代人类文明进程中出现的成就，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只存在了非常短的一段时间。
科学工作间的理念可以追溯到16世纪。英国哲学家和政治家弗朗西斯·培根是第一个提出科学工作间构想的人。 [8] 他的想法是创建专门的设施，使用实验方法和专门工具，对自然进行系统的研究与操控。培根给我们留下了实验科学的想法：实验科学是一项集体事业，位于研究机构中，致力于造福全人类。
培根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而且很难说得清楚的人物。历史学家卡洛琳·麦茜特在其经典之作《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中认为，尽管培根通过建立归纳法，使任何人在原则上都可以自己去验证科学的真理，从而推动了平等主义的发展，但同时培根通过支持“新兴的市场经济，打着进步的旗号剥削和改造自然，使更多的财富集中于商人、布商、企业冒险家和自耕农手中，从而拉大了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之间的差距” [9] ，进而导致了集体农业社会的破坏。换句话说，培根所构想的基于归纳法的科学事业，完全是为新兴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自然本质上就是人类的资源”这一想法服务的。培根还用女性的意象来描述自然以及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正如麦茜特所说：“当自然被赋予女性性别、被剥夺其能动性并化为被动存在时，自然就会被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生产所主宰。弗朗西斯·培根倡导通过科学和技术从自然的怀抱中挖掘出‘她’的秘密。将自然视为女性并加以征服……因此，科学方法作为支配自然的力量不可或缺。” [10] 我们将自然视为应该被科学技术所征服的东西，正是这种观念让人类亲手造成了全球变暖和气候危机。
在培根身上，我们看到了现代科学思想中另一种趋势的开端，而这种趋势正是胡塞尔极力反对的。我们指的不是剥夺性的性别意象——胡塞尔不太可能对性别议题感兴趣——我们这里指的是一种倾向，即完全根据应用于科学工作间内部的自然概念和程序来看待工作间外的自然。在工作间内，我们把现象隔离起来，保护它们免受外界的影响，使它们受制于我们专门研发出的装置，从而制造出更多新的现象。生活世界的其余部分则位于工作间之外，而这些部分才是工作间目的和意义的来源。胡塞尔强调，当我们在工作间里操纵现象时，我们扩大了实在的范畴，并获得了控制事物的新手段。但是，胡塞尔反对让工作间内的概念和实验工具成为实在事物的最终判决者。用克里斯的话来说，胡塞尔拒绝接受“实在等同于科学工作间中所显现的事物”这一观点，即反对“实在可以等同或通过工作间中客观测量的结果来定义”的看法。 [11] 这个观点是悄然替代的另一个版本：用科学工作间取代世界。
你可能会对这种想法持怀疑态度。基础科学，尤其是基础物理，难道不是包罗万象的吗？为什么我们不能把科学理论从工作间转移到现实世界呢？
正如卡特赖特所讨论的，物理学的预测模型主要在“墙内”工作，包括实验室内部、粒子探测器内部、大型真空瓶内部、电池盒内部等等。 [12] 换句话说，模型在我们可以控制和屏蔽外界影响的地方工作，在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精确地操控条件使其与模型相匹配。有时，这些模型也可以在“墙外”的一些地方工作，因为墙外有些地方的自然条件与工作间内的模型非常相似。通常来说，这种情况会出现在我们为契合模型而构建的物体上，例如飞机和火箭。我们对它们进行设计，使它们符合经典力学或计算机中的模型；在计算机中，我们使用量子力学来设计能够精确实现数字逻辑运算的半导体元件。
然而，当我们假设某种物理或计算模型适用于自然的其他部分，包括人类的生活世界时，我们就超出了我们能够建模和成功预测的范围。这实际上是在进行悄然替代。例如，我们认为原则上存在一个关于风和水的力学模型，可以预测微风和波浪对掉落在海滩上的海鸥羽毛的作用。抑或，我们认为原则上存在一个计算模型，可以预测爵士乐五重奏中即兴演奏者大脑内部的交互活动，这也是一种悄然替代。当然，我们或许会承认，这些模型可能永远也无法构建出来，因为它们过于复杂。然而，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些事件在原则上是可以被公式化的。
然而，我们应当对这种思维方式保持警惕。我们将在本书中批判其多种表现形式。这种思维方式建立在对世界本质的一个隐含且不必要的形而上学假设之上，即认为即使世界超出了我们构建和测试预测模型的能力范围，我们依然可以通过这些模型来理解世界。该假设暗示，事物在严格控制的人工环境中的表现，应该成为我们理解其在不受控制的非人工环境中表现的指南。换句话说，这种假设认为，科学工作间内严格控制下发生的事是工作间外的世界的典范。正如卡特赖特所指出的，这种思维方式相当于一种基要主义。它要求我们严格遵循工作间内的模型，将其作为一种字面上的真理，去理解工作间外的世界本质。
这种基要主义的态度通常与这样一种观点密切相关，即工作间内的客观测量比我们通过身体感知对世界进行直接经验更为有效。但是，这种客观主义的想法是错误的，克里斯用冲浪者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这个例子摘自威廉·芬尼根的回忆录《疯浪人生》 [13] 。对浪高的客观测量与冲浪者无关；对冲浪者来说，重要的是他们如何根据自己的身体和冲浪技巧，来判断海浪的大小和凶猛程度；也就是说，海浪与其直接经验有关。对冲浪者、水手和游泳者来说，如何通过直接经验与海浪互动至关重要，而在这种直接经验之外对海浪进行客观测量则毫无意义。
科学模型的基要主义与客观主义的结合，正是盲点的绝佳例证。它遮蔽了我们对科学工作间外的世界的直接经验，标榜自己就是“科学告诉我们的”。然而实际上，它只不过是一种哲学的思维模式，并不基于任何实际的科学实践。它将少数进行了成功预测的案例普遍化了。虽然在少数案例中我们能够提出可以进行成功预测的模型，但是在大多数案例中，我们并没有也不可能拥有这样的知识，因为科学工作间外的世界太过繁杂。正如日益发展的网络科学所揭示的那样，事物的行为方式，尤其是在工作间外的世界中，往往更多地取决于大环境内相互交织的复杂结构，而不是我们偶尔可以隔离出来、屏蔽外在影响的局部配置。因此，如果我们把世界看作工作间里所发生的事件的放大版，那么我们不仅在理论上会出大错，而且在实践和社会政策上也会陷入误区。
悄然替代的背后是一种经验失忆症。我们借鉴了法国科学哲学家米歇尔·比特博尔的想法，而他的想法也来自胡塞尔的观点。 [14] 比特博尔指出，我们通过两个主要的步骤产生客观的知识。第一步，我们逐渐抛弃了经验中任何无法达成绝对一致意见的东西，比如事物的感觉或外观，或者我们个人的偏好、品味和价值观。换句话说，我们逐渐从具体的经验中抽象出来。第二步，我们保留了经验的“结构残余”，我们可以将其转化为存在共识的对象，尤其是当我们在科学工作间中对其进行提炼时。这些结构残余包括分类方案（分类法）、模型、普遍命题和逻辑系统。最抽象的结构残余是数学的，比如量级。当我们忘记了直接经验在创造客观知识的过程中是一个隐含的起点和持续性的要求时，经验失忆症就发生了。
我们关于温度的故事（参见本书引言）就为此提供了一个例证。温度的出发点是冷热的经验。第一步，我们排除了任何我们不能完全达成一致意见的东西，比如在判断一碗水是冷还是热的时候，我们可以假设这碗水对于一只手来说是一种感觉，而对于另一只手来说是另一种感觉（这个例子来自洛克 [15]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从具体可感知的性质中抽象出来。第二步，我们逐渐提炼出一些现象，这些现象是我们能够达成共识并值得关注的经验，比如我们观察到的冷热感觉与液体体积变化之间的相关性（液体受热膨胀），以及我们观察到的水结冰或沸腾的时间点。我们用这些相对稳定的点来构造带有数值刻度的温度计，这样我们现在就可以用一致的客观量级来描述这些现象。随着物理学理论（经典热力学和统计力学）的发展，这一过程最终产生了“热力学温度”（粒子的平均动能）这一抽象概念。这个抽象概念例示了经验经过高度凝练后的结构残余。比特博尔将相应的抽象对象（粒子运动产生的动能）称为经验的“结构不变量焦点”。
这个过程到目前为止还算顺利。问题发生在经验从我们的故事中消失之时。这种方法成功地把我们蛊惑了，以至于我们忘记了这种方法背后必要的经验维度。这叫作经验失忆症。这就是盲点。
经验失忆症最终会导致一种奇怪且荒谬的想法，这种想法在科学和哲学的某些领域非常普遍，即认为经验可以被还原为它的某种结构残余。一个经典的案例是，意识觉知可以被还原为大脑中信息或计算过程的结构残余。这种思维方式颠倒了客观知识产生的整个过程，它假定经验的抽象结构残余（如“信息”）可以解释为意识觉知的具体存在，或者为意识觉知的存在奠定基础。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形式最极端的盲点。
胡塞尔（包括我们和怀特海）清楚地认识到，这种思维方式在原则上就是荒谬的。抽象的科学概念（热力学温度、信息、计算）来自具体经验，因此这些概念并不能解释经验或者成为经验的根基。抽象永远不能解释具体，也不能作为普遍原则的基础。然而，真实情况总是相反，而且必然相反。我们之所以会产生科学文化的危机，部分原因就在于我们忘记了这个基本真理。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讨论还集中在科学模型和定律上。我们在前面已经论证过，科学模型的理想对象及其属性，以及科学定律的理想化规则，在物理学上并不是实在的。因此，当我们把它们当作真正的实在，而把感知世界仅仅视为表象时，我们就是在进行悄然替代。我们还强调，现代物理学中的大多数现象都是在科学工作间里制造出来的，所以当我们用工作间取代世界时，就发生了另一种悄然替代的行为。
然而，模型和定律并不是科学的全部，科学中还有科学理论。根据标准教科书中关于科学的概念，模型和定律描述了世界中发生的事情，而理论则提供了一个总体的解释框架。例如，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认为物理定律（描述或预测物理现象的陈述）在所有的惯性参照系（没有加速度的参照系）中是不变的，而光速则是一个宇宙常数。在生物学中，达尔文的进化论将物种的形成解释为自然选择的结果。或者以气体动力学理论为例，它解释了原子或分子的行为如何产生“玻意耳定律”。玻意耳定律指出，在恒定温度下气体的压力与其体积成反比。科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们假设原子、电子或基因这样的实体，可以通过因果关系相互作用产生可观测的行为，但我们无法直接观察到这些行为。而模型则使用这样的实体来描述观察到的数据。
假设存在像原子这样不可观测的实体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问题，即我们应该赋予这些实体什么样的实在性呢？我们认为，假设某些不可观测的实体，并认为它们在物理上是实在的，这是完全合理的。不过，当我们忽略了这种科学程序背后的直接经验时，问题就出现了。这就是盲点的另一个例子。
我们首先需要认识到，虽然科学定律和科学理论都可能会涉及那些不可观测的物体，但在科学定律和科学理论中，这些物体的类别及其不可观测的原因是不同的。 [16] 抽象的理想物体，如点粒子或理想气体，并不是感知的可能对象，因此数学物理定律所涉及的理想对象不可能被任何可能的感知者感知到（这里的感知者指的不仅仅是人类）。
然而，物理学理论所涉及的不可观测的实体，如特定种类的分子、原子和亚原子粒子，并不是理想物体；这些实体应该都是实在的。它们处在时空之中，参与因果关系。虽然我们不能用肉眼看到分子和原子，但好在显微镜技术在不断发展，我们可以对分子和原子进行成像。在20世纪，人们用云室（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粒子物理学家在科学工作间中使用的主要工具）和气泡室来探测带电的亚原子粒子。在这种情况下，物理学理论被用来解释我们用眼睛看到的东西。我们观察到的水滴凝结轨迹，表明了某种新型实体存在，例如一种像μ介子这样的特殊亚原子粒子的存在。换句话说，利用物理理论，我们可以学会将水滴的凝结轨迹视为这些粒子存在的标志或迹象。最后，尽管分子、原子和亚原子粒子对人类来说是无法感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对任何逻辑上或概念上可能的感知者来说都是无法感知的。这个假设在逻辑上和概念上都不存在矛盾，因为可能会有一种感知者，比如有特殊感觉器官的外星人，能够感知到这些粒子。相比之下，像完美的球形电荷这样的理想物体，无论是在逻辑上还是在概念上都是不可能被感知的，因为它们不是实在的；它们不位于时空之中，也不参与因果互动，所以它们不可能被感官知觉捕捉到。
下一步我们需要认识到，引导我们对不可观测的实体提出假设的科学理论和实验并没有把我们带离经验，而是扩大和丰富了我们的经验。例如，20世纪的物理学家利用云室发现了正电子、μ介子和K介子。虽然我们不能直接看到这些基本粒子，但物理学家能够通过小液滴轨迹的曲率和方向观测到它们存在的迹象。基于粒子物理学的理论以及在高度受控的云室中进行的精确观测，我们可以假设这些粒子的真实存在是对实验数据的最佳解释，尤其是那些科学家可以在云室中直接观测到的数据。
这种推论形式通常被称为“最佳说明推理”，但我们还是更喜欢卡特赖特提供的术语——“对最可能原因的推理”。 [17]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无时无刻不依赖这种推理。试想一下，你早上走进厨房，发现了一堆脏盘子，你昨天买的大部分食物都从冰箱里消失了。你马上就会得出结论，你的孩子给自己做了一顿丰盛的夜宵，却懒得打扫卫生。考虑到你所知道和观察到的其他事情，这就是最可能的原因；这当然比“你的房子被一群饥饿的人闯入，他们做了一顿丰盛的夜宵，然后没有打扫卫生就离开了”这样的事情更有可能发生。
虽然在科学工作间里对最可能原因的推理比这个例子更严格，但它们在本质上都是同一种推理过程。这种推理方式是我们如何经验世界并在其中找到出路的核心。因此，即使工作间中的物理学家使用对最可能原因的推理来推断超越人类感知范围的不可观测实体确实存在，这些推理过程仍然完全在人类经验的范围内运作。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当科学家通过对最可能原因的推理来确定这些粒子的存在时，他们在工作间中观察到的内容也会变得更加丰富。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些观察视作“感知符号的观察”，就像我们在雪地里看到动物的足迹一样。事实上，物理学家将云室中微液滴所形成的各种形状的轨道也称为带电粒子的轨迹。这些轨迹属于人类感知到的实在世界。我们对轨迹的感知也可以用“视为”一词进行表达：我们将水滴的轨道视为粒子的轨迹。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以这种方式看待它们，并推断它们是由粒子引起的。就好像我们可以通过观察鹿在雪地上留下的足迹来判断它爬上了一座小山坡，物理学家也可以从水滴凝结轨迹的形状和方向来判断一个粒子是正电子。用胡塞尔的话来说，轨迹的形状是粒子的“指号”（indicative sign）。这种将某物感知为另一物的符号，即“指号意识”，就是我们感知世界的基础。 [18]
当然，看到鹿的足迹和看到粒子的轨迹还是有区别的。我们可以沿着鹿的足迹看到鹿，但是我们跟随粒子的轨迹永远不会用肉眼看到粒子。然而，我们不应该据此认为粒子并不存在，也不应该认为粒子只是一个虚构的假设，我们不应该把粒子等同于理想化物理定律中虚构的数学对象。虽然我们看不到粒子，但我们可以操纵它们，就像物理学家用电子枪发射出电子一样。正如加拿大科学哲学家伊恩·哈金在40年前写的那样，“如果你能发射电子，那么电子就是实在的” [19] 。（或者用卡特赖特更为谨慎的说法，“当你可以发射电子时，电子才是实在的”。因为电子只有在科学工作间精确控制的条件下才能被发射出来。 [20] ）这标志着物理理论中不可观测的实体和物理定律中不可观测的对象之间的另一个区别：后者在原则上不仅是不可观测的，也是不可操纵的，因为它们不处于时空之中，也不参与因果互动。你不可能发射出理想气体。
我们一直在争论，我们可以有很好的理由来假设不可观测的实体存在，但是这些理由本质上取决于直接经验——我们的感知经验（看到粒子的轨迹）和我们的行动经验（发射电子）。然而，认为基本粒子和力场是实在的，并不意味着我们感知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不如这些实体实在。这根本就不符合逻辑。降低感知世界的实在性，并用粒子物理学中的实体来取代它，这又是一个悄然替代的例子。
悄然替代的问题在于，这种做法破坏了科学立足的根基。科学必须以感性世界中的具体实在为前提，尤其是我们在科学工作间中能够感知和操控的宏观事物。科学工作间只能在更大的生活世界中才能发挥作用，而生活世界是由具体事物、情境、人类社群及其价值观和项目组成的，我们可以直接确定这个世界。而科学本质上只是生活世界中的一个项目；它可以扩大和丰富我们关于实在的概念，但它不能脱离生活世界。
此外，质疑人类认知模式的有效性将使科学失去认知上的立足点。例如，对最可能原因的推理要求科学所基于的事态是可感知的。厨房确实很乱，所以你能得出你的孩子没有自己收拾干净的结论；确实有一条可观测到的具有特定形状的液滴轨迹，所以你可以得出正电子存在的结论。类似地，要使某物成为其他事物存在的指号，它必须是可感知的，就像雪中的动物足迹或云室中的液滴轨迹一样。更一般地说，我们具体的身体经验为科学提供了起点和证据的最终来源。因此，完全质疑身体经验的有效性，将其视为一种次要的副现象，就是在放弃科学真正的基础。
是时候让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出场了。怀特海清楚地认识到了我们所说的盲点，但他也在盲点之外描绘了一种新的科学和自然哲学。他赞成科学和抽象的重要性，但他拒绝让抽象取代具体，并坚持认为不能把自然划分为客观实在和主观表象。怀特海认识到，科学来源于直接经验，感知已经通过我们活生生的身体这一媒介将它所能获得的东西进行了抽象，科学严格地延展了这种抽象，却没有给经验留下位置。
在1920年出版的《自然的概念》一书中，怀特海开篇就指出，自然就是我们通过感官知觉觉知到的事物。 [21] 然而，物理学家必须从感知中抽象出来，专注于自然的可数学化的方面，如时间、空间、运动、力和粒子。截至目前一切还算顺利。每当将这一抽象过程解释为自然由两种不同的事物构成，即实在中未被人感知的基本组成部分和被感知到的主观表象时，就会产生自然两分。当我们把自然分成“两个实在系统”时，我们就把自然分成了两个部分：在觉知中得到理解的自然和作为觉知原因的自然。 [22]
科学上的自然两分出现在17世纪，表现为伽利略、笛卡儿和洛克对“第一性质”（大小、形状、坚固性、运动和数量）和“第二性质”（颜色、味道、气味、声音和冷热）的区分，前者被认为属于物质实体本身，而后者被认为只存在于头脑之中，是由第一性质撞击感觉器官，并由此产生感觉或心灵印象而引起的性质。
虽然我们对物质的理解在19世纪至20世纪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自然两分仍然持续存在。一个现代的例子是20世纪物理学家亚瑟·爱丁顿对“两种桌子”的解读，即平常的桌子和科学的桌子。平常的桌子有形状、颜色和坚固性，它属于普通的感知世界。在大部分情况下，科学的桌子处于空无一物的空间之中，其中充满了力场。根据爱丁顿的说法，现代物理学向我们保证，科学的桌子是唯一真实存在的桌子。 [23] 这就是盲点的问题所在：对具体经验的贬低和对抽象的抬升。
怀特海坚决拒绝接受自然两分，因为这种两分违背了自然哲学（过去人们对“科学”的称呼）的前提，并会带来不可接受的后果。自然哲学的前提是“一切被感知的事物都在自然中，我们不能挑选”
[24]
。对于怀特海思想中的经验主义传统来说，自然是“我们通过感官在感知过程中观察到的东西”
。更好的说法是，感官知觉是自然的试金石，因为自然也包括了我们使用逻辑、数学和控制实验从感知中严格抽象出来的东西。因此，我们通过周密的实验，推断出原子、电子和其他亚原子粒子的存在。但正如怀特海所说，日暮时的红霞就像科学家用来解释它的分子和光波一样，都是自然的一部分。
自然哲学的任务就是分析红色、分子、光波这些要素是如何组合到一个关联的系统中的。“在我们面前只有一个自然，即我们依靠感知获得的知识中呈现给我们的那个自然。”
然而，自然两分理论是盲点的一个基本方面，它将自然一分为二，使自然一部分是实在的，另一部分是表象的，实在部分是表象部分的原因。因此，温度（粒子的平均动能）和光（电磁波谱的一部分）是实在的，而冷热和颜色仅仅是表象。或者说，“科学的桌子”（桌子粒子以及充满力场的空间）真实存在，但平常的桌子只是一种感知的表象。这种二分法将感知世界与自然的其他部分区分开来，我们没有办法将它们重新组合到一起。一个隐藏起来的物理实在导致了我们头脑中的感知世界：“于是，就会有两种自然，一种是猜想，另一种是梦境。”
梦境（冷热、颜色、感知到的普通物体）应该可以用猜想（粒子、电磁辐射）来解释，但这被证明是不可能的，因为猜想以梦境为前提。假设中隐藏的物理实在是从我们感官知觉呈现的具体自然元素中抽象出来的，因而不可能脱离这些具体元素而独立存在。
怀特海几乎不反对抽象（毕竟他是一个数学家）。但他反对在知识层级中将抽象置于具体经验之上，反对将抽象视为具体实在。我们关于温度的故事说明了这一点：原子运动产生的动能和作为原子运动量级的热力学温度，就是从冷热的具体实在中抽象出来的。怀特海的观点是，热力学温度是抽象的，而热和冷是具体的，抽象以具体为前提，所以我们不应该认为热力学温度比热和冷更加实在。正如科学哲学家伊莎贝尔·斯唐热在《与怀特海一起思考》一书中所说：“在最具体的经验和各种抽象之间，怀特海并没有给它们划分等级。他一直担心的问题是抽象的问题，更确切地说，现代人对抽象概念的狭隘统治缺乏抵抗力。这些抽象概念宣称，凡是脱离抽象的事物都是不成体统、无足轻重或者违背理性的。” [25]
怀特海在1925年出版的《科学与现代世界》中，把抽象对具体实在的悄然替代称为“具体性误置谬误”。
[26]
这是一种“把抽象误认为具体的意外错误”。这里所说的“意外”，指的是这种做法对于科学实践来说并不是必要的。
自然两分体现了具体性误置谬误，因为这种想法将物理学的数学抽象（原子或分子的平均动能）误认为具体的实在（热和冷），并鼓吹将具体还原为抽象的想法。这种还原荒谬地颠倒了因果关系（抽象总是以具体为前提）。
一旦我们接受了自然两分，我们就会不由自主地将心灵置于自然之外，还会发现自己被迫以一种神秘的方式调用这种想法，去对我们感知中出现的东西进行解释。如果我们认为光波和大脑活动导致我们看到了红色，基于自然两分理论，光波和大脑活动在物理上是实在的，而红色只是一种主观表象。但主观表象也是一种心理现象。因此，在我们说光和大脑导致红色时，我们使用了一种不正当的因果关系，一种从物质实体神秘地跳到外在精神实体的因果关系。我们假设一种因果关系不再局限于自然的某个领域，它跨越了自然到达心灵的异域。换句话说，一旦心灵被推到自然之外——随着自然两分这是不可避免的——任何身体与心灵的交互都不能算作自然内部的互动。然而，自然科学的前提是在解释中不涉及任何自然之外的东西。因此，在科学解释中涉及心灵，即使只把心灵作为因果链条上假定的终点，也是一件不可接受的事情。
正如怀特海观察到的，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看，当我们提到光线进入我们的眼睛和随后的大脑活动时，我们实际上并没有解释红色。 [27] 相反，我们预先假定了在我们的感知中有红色存在，并确定了红色的存在伴随着大脑对眼睛接收光线的反应。因此，我们应该说，自然中存在红色的感知是与进入我们眼睛的光线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脑活动相互依存的，而不是说光线和大脑活动导致了红色在心灵中的出现。然而，第二种说法将自然分为两个部分（实在与表象、物理与心灵），而第一种说法则没有这样的划分（只存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事件系统）。
用心灵或“心灵附加物”（怀特海提出的术语）来解释物理实在是如何导致感知的表象世界的，就会使得心灵孤立无援，变得与其他任何事物毫无关联。当我们试图将心灵放归自然，我们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就是心身问题。当前，心身问题的一个版本是：在一个纯粹的物理宇宙中，意识是何以成为一种可能的？这个问题仍然是自然两分和盲点的产物。
神经科学的进步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反倒扩大了这一问题的范围。与怀特海所处的时代相比，我们现在已经能够描绘出许多与意识感知相互依赖的物理事件和神经元事件。但是，物理性质和意识经验之间所谓的解释鸿沟给我们带来了阻碍。怀特海告诉我们，解释鸿沟是自然两分的结果，只要这种两分保持不变，就没有办法跨越鸿沟。认知神经科学无法弥合这一鸿沟，因为它预设了科学家对感知的第一人称经验这一前提。斯唐热指出了这一点：“从解释到解释，从实验情境到实验情境，‘心灵’仍然在括号之中，因为实验关系的刻画并不包括对实验进行解释的人。声称能解释‘感知到的红色’，就是在声称会突然出现一个术语，就像魔术师从帽子里突然变出一只兔子一样。这个术语并不是指科学家成功感知到的东西，而是指他们所有预先成功设定出来的东西。” [28] 换句话说，尽管科学家正在实验被试者身上建立起神经元活动与意识知觉报告之间的相关性，而且这些相关性正变得越来越精确，但是这些成功预设了科学家自身的意识是整个科学事业的先决条件。如果认为用来研究大脑活动和意识经验主观报告之间相关性的方法，也可以反过来用于把意识设定为任何事物存在的前提条件（尤其是对科学而言），那就好比你以为魔术师真的可以从空帽子里变出一只兔子一样。
过去我们有意把意识经验排除出物理性质，现在我们又要考虑如何把意识经验融入物理性质，这在形式上就存在很严重的问题。这就是盲点的症结所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如果理解了大脑活动与我们在经验中觉知到的内容之间存在相互依存关系，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了。怀特海也认识到“在同一个实体系统中，把火的红色与分子的扰动联系起来，确实存在必须面对的困难”
[29]
。面对这样的困难，怀特海仍然拒绝自然两分：“就实在而言，我们所有的感官知觉都在同一条船上，我们必须用同样的原则来对待它们。”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认识到，将意识经验和物理自然整合到一个系统中是一个困难的工作。我们应该迎接这种困难给我们带来的挑战，而不应该忽视直接经验的优先性，也决不能诉诸悄然替代或具体性误置谬误来掩盖这些困难。几个世纪以来，我们在心身问题上几乎没有取得真正的进展，这就是盲点让我们付出的代价之一。虽然承认经验的不可还原性并不能解决这个难题，但它却为新的方法打开了大门，这些方法与直接经验中的科学来源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详细讨论。
我们通过确定盲点在形而上学方面的一组关键要素开启了本章的讨论。现在，我们可以通过以下这些环环相扣的误区，来总结直接经验是如何被遮蔽的：
1.悄然替代。 这是用抽象和理想化的数学结构来代替具体的、有形的且可观察的存在。除了温度的故事，我们还将探讨其他案例中的悄然替代——用钟表时间代替绵延时间、用瞬间的自然代替过程的自然、用计算代替意义、用信息代替意识。悄然替代本质上是一种对存在的取代，存在变成了一种获取特定种类知识的方法。这也就是我们用科学工作间里制造出来的东西，取代了科学工作间外的生活世界和自然。
2.具体性误置谬误。 这种谬误是把抽象误认为具体。这是悄然替代的基础。
3.结构不变量的物化。 科学从科学工作间的经验中抽象出结构不变量。这些结构不变量包括分类方案、模型、一般命题、逻辑系统、数学定律和数学模型。它们包含了高度凝练的经验残余。当它们被认为是一种本质上非经验的事物或实体，并且这些事物或实体构成了实在的客观结构，物化的过程就发生了。
4.经验失忆症。 当我们沉迷于悄然替代、具体性误置谬误、结构不变量的物化，以至经验彻底淡出我们的视野时，经验失忆症就会发生。现在，经验失忆症存在于因我们对科学方法的误解而造成的盲点之中。
这份清单以抽象的术语阐明了我们对全球科学世界观中出现意义危机的根本原因的诊断。我们认为，这些根本性的错误也与我们的科学文化现在所面临的生存危机有关。
让我们回到温度的故事来说明这一点。如果我们说某物感觉有多热或者有多冷是主观的、表面的，而热力学温度（原子运动的平均动能）是客观的、实在的，那么我们就是在根据自然两分来进行思考。我们悄悄地用一个抽象的概念——一个数学平均值，即用一个数字来代表许多组数字，以此取代一些具体的东西，即感官知觉的对象。我们犯了具体性误置谬误，把抽象当作具体的东西来对待。因此，我们也将经验的结构不变量当成了具体的实在。结果，我们忽略了直接经验才是科学的来源和支柱。我们已经忘记了从科学工作间的直接经验中提取结构不变量（如热力学温度）的整个过程，而这些结构不变量仍然是科学工作间中直接经验的残余。我们已经屈服于经验失忆症。我们已经完全陷入了盲点。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人类引发的全球变暖，冷与热的存在从未如此真实可感。同时，如果没有热力学和统计力学，我们就不可能理解气候变化和地球系统。我们需要肯定身体经验和科学都是有效的，我们不应该在关于什么东西才是真实的这一问题上制造分裂，也不应该基于这种分裂来设定知识的等级。在我们知道如何对热量进行定量测量之前，我们就感觉到了热量。但是我们既要通过感觉又要通过测量来应对全球变暖的挑战。
如果我们拒绝让自然在我们的思维中发生两分，我们的世界观就会由此改变。冷与热都是实在的，这种实在性并不亚于粒子的平均动能。当我们在自然中发现热和冷时，我们也会发现粒子的动能范围非常大，而大多数粒子的能量接近中间值。冷热是具体的，温度是抽象的。更好的说法是，冷热相对而言更加具体，温度相对而言则更加抽象，因为从无数的感官知觉传递过程中挑出热和冷这两种感觉，已经是一种基于事件变化的抽象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说，你如果专注于热，你就会感到越来越热。科学的美妙之处和惊人力量就在于，科学使我们能够在科学工作间里使用逻辑、数学和控制实验的工具，强化、延展和提炼我们已经从感官知觉抽象出来的东西。不要让自然在我们的思想中发生两分，是我们超越盲点走向科学新视野的第一步。
在这个新的视野中，科学并没有失去其权威性；相反，这种权威性找到了恰当的立足点。科学之所以具备权威性，是因为它是一种高度凝练的经验形式。科学的客观性来自我们能够将直接经验进行抽象，并使我们抽象出来的东西成为公共知识的对象。从温度的故事中可以看出，这种强大的科学方法展示了抽象、理想化、实验和理论化的螺旋上升。我们通过这一过程创造出了稳定的公共知识，而科研共同体可以在此基础上对公共知识进行进一步的发展。这种知识丰富并扩大了人类经验。科学知识对于培育一个充满活力且生态友好的全球文明来说毫无疑问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必须以正确的方式理解科学，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自然的两分，才能防止生活世界被贬低。科学必须以一种恰当的方式嵌入科学工作间外的世界。我们需要将尊重自然作为我们的关注点，而不是将自然视为一种等待我们征服的对象。当我们要深入探讨科学史和现代科学典范中出现的盲点时，我们要时刻牢记这一点。
[1] Edmund Husserl, 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 logy , trans. David Carr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0), 14.
[2] Galileo, “The Assayer,” in Discoveries and Opinions of Galileo , trans. Stillman Drake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57), 237–238.
[3] Husserl, 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s, 51. Italics in original.
[4] See Lee Hardy, Nature’s Suit: Husserl’s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of the Physical Sciences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13).
[5] Nancy Cartwright, How the Laws of Physics Li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3).
[6] Nancy Cartwright, The Dappled World: A Study of the Boundaries of Scie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7] Robert Crease, The Workshop and the World: What Ten Thinkers Can Teach Us about Science and Authority (New York: Norton, 2019).
[8] See Crease, The Workshop and the World , chap. 1.
[9] Carolyn Merchant, The Death of Nature: Women, Ecology,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New York: Harper, 1980), 80, 164.
[10] Carolyn Merchant,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and The Death of Nature ,” Isis 97(2006): 515.
[11] Crease, The Workshop and the World , 211.
[12] Cartwright, The Dappled World , 2–3.
[13] Crease, The Workshop and the World , 212–213. See also William Finnegan, Bar barian Days: A Surfing Life (New York: Penguin, 2015).
[14] Michel Bitbol, “Is Consciousness Primary?,” NeuroQuantology 6 (2008): 53–72.
[15] John Locke,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 ed. Roger Woodhouse(London: Penguin, 1997),bk. 2, chap. 8, sec. 21, 137–138.
[16] See Hardy, Nature’s Suit .
[17] Cartwright, How the Laws of Physics Lie , essay 4.
[18] Husserl关于“指号”的讨论，可参见：Edmund Husserl, Logical Investigations , trans.J. N. Findlay (London: Routledge Press, 1970), Investigation I: Expression and Meaning, 181–203.
[19] Ian Hacking, 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 Introductory Topics in the Philosophy of Natural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22–23.
[20] Cartwright, The Dappled World , 34.
[21] Alfred North Whitehead, The Concept of Na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0;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57). Citations refer to the 1957 edition.
[22] Whitehead, The Concept of Nature , 30–31.
[23] Arthur Eddington, The Nature of the Physical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8), xi–xii.
[24] Whitehead, Concept of Nature , 29.
[25] Isabelle Stengers, Thinking with Whitehead: A Free and Wild Creation of Concepts ,trans. Michael Chas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76, 136.
[26] Alfred North Whitehead, 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Macmillan,1925), 51, 55, 58.
[27] Whitehead, Concept of Nature , 41.
[28] Stengers, Thinking with Whitehead , 34.
[29] Whitehead, Concept of Nature , 44. See also 32: “自然两分之所以总是会悄悄混进科学哲学，是因为我们极难将火焰的红色和温暖这样的感觉，与碳氧分子的剧烈运动以及由此产生的辐射能量、物质体的各种功能，全都统一到一个关联体系中。如果我们无法构建这样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我们就会面对一个分裂的自然：一边是温暖和红色，另一边是分子、电子与以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