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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怀着深深的忧虑撰写了这本书，因为我们坚信，人类集体的未来和文明的伟大工程正面临严峻的危机。现代科学在理解和掌控自然界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例如，最近开发的mRNA疫苗在多种疾病的治疗方面展现了极大的潜力。然而，随着科学否定主义的声浪越发高涨，公民社会日益走向分裂，最为紧迫的是，我们的科学文明正面临着一场由自身所引发的不可避免的灾难——地球气候危机。如果我们无法找到一条新的前行之路，我们的全球化文明以及依赖这种文明生存的所有人，都极有可能在这场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前遭遇溃败。
我们认为，当下人类迫切需要一种全新的科学世界观。自启蒙运动以来，人们越发依赖科学来解答那些根本性的问题：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将去向何方？17世纪，伴随着现代科学的兴起，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开始传播，尽管它并不完全等同于现代科学。到19世纪，这种世界观演变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着人类文化及其物质基础。在这一世界观中，自然不过是基本物理实体的时空变化安排。基于这一视角，心灵要么是一个派生的物理集合，要么是与自然完全异质的存在。更为关键的是，这种世界观认为，科学给我们提供了关于客观物理实在的真实描述，或至少是对所有可观察物理现象的真实描述。这种关于自然、心灵与科学的世界观，支撑起了我们今日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和社会组织。然而，正是这一哲学观点，包括它在科学理论中的体现，如今却陷入了危机，因为它无法解释作为科学根基的心灵、意义与意识。在本书中，我们探讨了有关时间与宇宙、物质与观察者、生命与知觉、心灵与意义，以及意识本质的诸多谜题与悖论。随着讨论的深入，我们越发不确定应当如何理解我们自身以及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更为严峻的是，这场认知危机发生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此时我们正面临着多重生存挑战，包括气候变化、生境破坏、新兴疾病的全球流行、数字监控的扩展以及人工智能的迅速普及，而这些挑战无一不源于科学与技术的成功。新冠疫情凸显了这些问题的迫切性，使我们切身感受到人类在自然世界中的脆弱性。我们不能也不应再将自然世界简单地视为一种可任意操控的物质资源。
我们的科学世界观正陷入一个深刻且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这种矛盾使我们当前经历的危机已彻底演变成一种意义危机。一方面，科学似乎让人类的存在显得无足轻重，宇宙学和进化论的宏大叙事将人类描绘成在浩瀚而冷漠的宇宙中偶然发生的微小事件；另一方面，科学同时又向我们展示，在追求客观真理的过程中，我们无法摆脱当前的困境，因为我们无法以超越人类的视角去理解世界。宇宙学揭示了我们只能从内部而非外部来理解宇宙及其起源。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信息构成的因果泡影（causal bubble）中，这个泡影的边界由宇宙大爆炸以来光传播的距离决定，而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泡影之外的世界。量子物理学则表明，亚原子世界的本质与我们研究它的方法密不可分。在生物学领域，尽管遗传学、分子演化和发育生物学取得了显著进展，但生命与知觉的起源及其本质依然是一个谜。最终，当我们试图理解生命现象时，我们不得不依赖于我们自身的生命体验。认知神经科学指出，我们如果不从内部体验出发，就无法全面理解意识，这更加清晰地揭示了意识与经验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些领域最终都会面临内在与外在、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的悖论，这些悖论共同导致一个难题，即如何在一个不涉及心灵、应以客观科学术语描述的宇宙中理解觉知与主体性。一个显而易见的悖论是，科学既告诉我们，人类处于宇宙的边缘，又告诉我们，我们位于自身所揭示的实在的中心。除非我们能理解这个悖论产生的原因及其意义，否则我们永远无法真正理解作为人类活动的科学，而我们也将继续默认自然是一种需要掌控的对象。
上面提到的每一个例子，如宇宙学与宇宙起源、量子物理学与物质本质、生物学与生命本质、认知神经科学与意识本质等，不仅各自代表了独立的科学领域，而且共同反映了我们文化中关于宇宙起源、宇宙结构以及生命与心灵本质的宏大科学叙事。它们支撑着我们正在进行的全球科学文明工程，并构成了现代形式的神话：这些故事引导着我们前进的方向，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因此，这些领域中的悖论不仅是智力或理论上的难题，还揭示了知者与被知者、心灵与自然、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更为根本的分歧，这些分歧威胁着人类文明的根基。今天的科技让我们离生存威胁更近了，但讽刺的是，我们通过将一切（包括觉知与认知本身）客观化为信息或资源的方式，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分歧。正是这种知者与被知者之间的分裂，以及为了支持被知者而对知者的压制，构成了我们当前的意义危机。将自然仅仅视为资源，正是导致气候危机的根本原因，而气候危机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最直接、最严峻的威胁。
简言之，尽管我们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强大和成功的客观知识体系，但我们却缺乏对作为知识创造者自身的深入理解。我们掌握着由自己绘制的最精确的地图，却遗忘了我们正是那位绘图者。如果不改变自己在求索之路上的导航方式，我们势必会在危险与混乱中越陷越深。
遗憾的是，面对我们科学世界观中存在的意义危机，三种最广为人知的回应都已陷入困境。
第一种回应是科学必胜主义，它宣扬科学至高无上，认为没有任何问题或难题是科学无法解决的。科学必胜主义自诩为启蒙运动的直接继承者，却简化和歪曲了启蒙思想家的立场。事实上，启蒙思想家常常对进步持怀疑态度，并且对科学的局限性抱有复杂而微妙的看法。科学必胜主义对科学的理解依然是狭隘而过时的，并严重依赖于漏洞百出的还原主义（即复杂现象总能完全解释为更简单的现象）和粗陋的实在主义（即科学能够提供一个独立于我们认知互动的关于实在本身的真实解释）。这种对客观性的强调建立在一种未被广泛接受的形而上学的基础之上，即一个完全可知的、确定的、独立于我们的心灵和行动的实在“就在那里”。此外，科学必胜主义常常贬低哲学的价值，执着于同样狭隘和过时的思维模式，试图借此为我们指引前行的道路。结果，理论模型变得越发牵强，且远离经验数据，而实验资源则被用于低风险的研究项目，从而避开了许多更为根本的问题。科学必胜主义如同维多利亚时代的通灵论和对鬼魂的迷恋，向一种虚幻缥缈且早已过时的时代精神频频回眸，却无法为应对21世纪的科学与文明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提供出路。
第二种回应是科学否定主义和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前者为右翼，后者为左翼。这两种运动都拒斥科学，尤其否认科学具有确立世界真理的能力，质疑这些真理能否作为探索知识、制定政策和实施行动的基础。更糟糕的是，它们为某些群体提供了扭曲事实的机会，以满足其私利或实现其意识形态目的，导致事实和真相被刻意传播的虚假信息所取代，到处充斥着“另类事实”和“另类真相”的言论。尽管这些运动的动机各异，但它们都破坏了现代社会赖以生存的价值观，只留下了怀疑主义、否定主义，或者刻意传播的虚假信息。
第三种回应是新纪元运动，它利用边缘科学或伪科学为人们的幻想辩护。尽管与其他大规模运动相比，新纪元运动的影响力较小，但它却在那些渴望以新的视角看待科学事业的人群中混淆了视听。该运动毫无批判性地接受了对亚洲或原住民世界观的各种扭曲，并将还原主义的科学视为一切科学的典范，因而无法真正理解其他文化中的科学思想和实践。 [1] 因此，不同文化传统之间进行建设性的认知实践对话变得极为罕见，甚至几乎不可能实现。
既然这三种回应都未能有效解决科学世界观中的意义危机，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找到前进的道路呢？首先，我们必须了解这场危机的根源。我们的目标是厘清这场危机的起因，为探索新的前行路径提供线索，并为当今科学所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提供新的视角。这些问题包括时间与宇宙学、量子物理学及其测量的问题、生命与知觉的本质、心灵的运作及其与人工智能的关系、意识的本质，以及在最后一章将探讨的气候变化和地球进入人类世这一由人类塑造的新纪元。我们的新视角所涉及的议题范围广泛，视野也极为宏大。我们相信，这一视角将有助于转变并重振我们所珍视的科学文化，回应科学文化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同时重塑我们的世界观，实现文明工程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将这一意义危机的根源称为“盲点”。科学的核心存在一些我们无法直接察觉的东西，而正是这些不可见的部分使科学成为可能，就像视觉的盲点位于我们视野的中心，赋予我们视觉能力一样。视觉盲点的中心是视神经，而科学盲点的中心则是直接经验。通过直接经验，万物得以显现，成为我们可以感知和使用的对象。直接经验是观察、调查、探索、测量和论证的前提条件。任何事物的显现和可用性，都依赖于我们的身体及其感知和感觉能力。直接经验即身体经验，正如法国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所言，“身体是人类存在于世界的载体”。然而，正如我们即将探讨的，第一手的身体经验隐藏在我们所称的“盲点”之中。 [2]
温度的故事
为了具体说明我们所称的盲点的含义，我们可以从“温度”这个我们熟悉的概念入手。我们通常认为温度是世界的一种客观属性，独立于我们的存在而“就在那里”。从孩童时代起，我们便知道水在0摄氏度结冰、在100摄氏度沸腾。我们自然而然地将以华氏度或摄氏度为单位的气温预报转化为对冷热的预期，并据此决定外出时的穿着。然而，要从这种身体对冷热的直接感知中提炼出今天我们所熟知的温度概念，却需要科学家们付出长达几个世纪的艰苦努力。如今，我们把温度视为世界的客观属性，但我们往往忽略了这一概念作为一个物理量，即一个物体中热量的度量，是如何源自我们身体对世界的直接经验。我们已经遗忘了支撑这些科学概念的生活经验，并且认为这些概念所指的内容比我们的身体感觉更为根本。这种疏忽正是盲点的一个典型例子。
回顾科学史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测温学这门研究温度测量的学科，其起点正是对人体冷热感知的测量。科学家不得不假设我们的身体经验是有效的，并且能够传达给他人，否则，科学知识的建立就无从谈起。他们注意到冷热感觉与流体体积的变化相关（液体受热膨胀），于是他们使用装有部分液体的密封玻璃管作为测量工具，以将这些经验现象排序为“较热”与“较冷”。这些工具使他们能够确定某些现象具有足够的恒定性，比如水的沸点和冰点，从而能够以此为固定点，制造出带有数字刻度的温度计。 [3]
然而，当科学家发明了温度计，并由此确立了温度的概念之后，他们很快发现，水的沸点和冰点在自然界中并不像最初所认为的那样始终不变。例如，在高山上，水的沸点比在海平面上更低。这一发现促使科学家认识到，必须在高度人工化和受控的条件下生成真正的固定点，以尽可能地干预和控制温度的测量与境。为此，科学家需要建造专门的设施，以隔离他们正在研究的现象。那些致力于追求测温精度的科学家则必须建构出科学哲学家罗伯特·克里斯所称的“工作间”，即一种为了创造新的精确经验而建造的公共科学基础设施，以及用于操纵、研究和交流这些经验的各种工具。 [4]
一旦科学家创建了这种“工作间”，他们便利用其中的工具，以一种愈加脱离直接经验的方式重新定义自然现象。测温学的发明，并未依赖任何既定的温度理论。然而，随着温度测量能力的发展，19世纪的科学家又向前迈出一步，开始建构被称为经典热力学的抽象理论，并自力更生，借助这种抽象理论给出温度的新定义。至此，定义温度已不用提及任何特定物质的属性。热力学甚至允许科学家定义物理上不可能存在的状态——绝对零度。这是一种想象的温度极限，在这种极限状态下，热力学系统中不存在任何能量。到了19世纪后期，随着物理学家发展出统计力学，温度的定义进一步抽象，因为热力学温度在微观物理学术语中被重新定义为物体内部分子或原子的平均动能。
当我们认为热力学温度比我们身体对冷热的直接经验更加基本时，盲点就出现了。这种现象发生在我们陷入抽象和理想化的螺旋上升过程中，此时我们忽视了具体的身体经验，而这些经验正是抽象概念赖以存在的基础，也是赋予这些概念意义的必要条件。科学的进步和成功让我们倾向于将经验置于次要地位，而将数学物理学置于首要地位。基于这种科学世界观，物理学中那些用数学表达的抽象概念，如空间、时间和运动，被视为真正的根本，而我们具体的、身体的经验则被看作衍生物，甚至常常被贬低为一种幻觉，一种我们大脑进行计算后形成的幻象。
这种思维方式引发了一个全新的问题，并进一步扩大了盲点：一旦我们从客观实在的清单中剔除了身体经验的质性特征，我们如何解释冷热等感质的感觉呢？这正是我们熟知的心身问题，今天被称为“意识难题”，也被称作心理现象与物理现象之间的“解释鸿沟”。
贬低我们对感知世界的直接经验，同时将数学的抽象概念视为真正的实在，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当我们仅仅把热力学温度看作一个客观的微观物理量，并将其视为比我们的感知世界更根本的东西时，我们忽略了科学概念背后所依赖的丰富经验。具体经验总是超越对现象的抽象和理想化的科学表征，包含了科学描述无法完全囊括的内容。即使科学世界观赋予了“客观观察者”一种超越真实人类的特权，但这种观察者本身也只是一个抽象概念。未能将直接经验视为知识不可还原的源泉，这正是盲点之所在。
盲点带来的悲剧在于，我们失去了人类知识中至关重要的东西，即我们的生活经验。宇宙以及试图理解它的科学家都变成了无生命的抽象概念。必胜主义的科学实际上是一种去人性化的科学，尽管它源于人类对世界的经验。正如我们即将探讨的，科学与经验之间的这种脱节，即盲点的本质，是当前科学在思考物质、时间、生命和心灵时面临诸多挑战并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
我们写作本书的目的在于揭示盲点，并提供一种可能的替代方向，以取代这种不完整且有局限性的科学视野。科学知识并不是一扇让我们获得上帝视角的窗户，它并未给予我们一个完全可知、永恒的客观实在，即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所说的“无源之见” [5] 。相反，所有科学始终是我们自己的科学，是一种深奥且不可还原的人类科学，是我们如何体验世界以及与世界互动的表达。同时，科学也是世界的科学，是世界如何与我们互动的表达。科学正努力成为一种可自我纠错的叙事，一个成功的科学叙事是由世界和我们对世界的经验共同演化而成的。
探究直接经验的深度
19世纪至20世纪，随着科学沿着数学抽象和理想化的螺旋路径不断发展，文学与哲学领域同时出现了一场探寻直接经验深度的文化运动，这绝非偶然现象。艾米莉·狄金森、威廉·福克纳、詹姆斯·乔伊斯、马塞尔·普鲁斯特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等作家描绘了思维与情感的主观流动，而亨利·柏格森、威廉·詹姆斯、埃德蒙德·胡塞尔、苏珊·朗格、莫里斯·梅洛-庞蒂、西田几多郎和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等哲学家则致力于揭示直接经验在知识构建中的优先性。
这一文化交汇的重要时刻发生在1922年4月6日，亨利·柏格森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巴黎进行著名会面之时。正如我们之后将详细讨论的那样，他们在这次会面中围绕时间的本质展开了激烈辩论。爱因斯坦坚持认为，只有可测量的物理时间是真实存在的，而柏格森则认为，如果脱离了人类对“绵延”的直接经验，时钟时间便毫无意义。科学史学者吉梅纳·卡纳莱丝在《爱因斯坦与柏格森之辩》一书中指出，这次对峙象征着20世纪科学与哲学之间日益加深的文化裂痕。 [6] 尽管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之间有过许多富有成效的合作（比如本书的写作），但这种裂痕依然存在，至今未愈。
揭示盲点不仅有助于修复这一裂痕，还可以弥合科学与生活经验之间更大的分歧。但除了揭示盲点，我们还需深入探究盲点所掩盖的经验的深度。
借鉴前述哲学家的观点，我们将论证直接经验是盲点的核心。直接经验先于知者与被知者、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分离。其核心在于纯粹的觉知，即存在的感觉。每天早晨醒来与夜晚入睡时，这种觉知都与我们同在。由于直接经验离我们极其近且异常熟悉，它常常被我们忽视。我们习惯性地专注于事物本身，而忽略了觉知这一基础。因此，我们遗漏了认识事物的一个关键前提：没有觉知，任何事物都无法显现，更不能成为知识的对象。 [7]
哲学家提出了多种关于直接经验的概念。美国心理学之父、19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威廉·詹姆斯强调了“纯粹经验”的重要性，并将其描述为“生命在反思和分类之前的原初流动” [8] 。在此之前，柏格森也提出了“绵延”的概念，指的是对时间流逝或持续性直接的、有意识的直觉。20世纪的日本哲学家西田几多郎借鉴了柏格森和詹姆斯的思想，并结合佛教哲学及其禅宗冥想实践，对这些思想进行了独特的发展。 [9] 西田几多郎将纯粹经验描述为一种无主体与客体之分的无中介的直接经验。此外，还有一些哲学家使用了“直觉”（intuition）、“感觉”（feeling）和“现象场”（phenomenal field）等术语来描绘这种直接经验或呈现方式。西田几多郎在他后期的作品中使用了“行动—直觉”（action-intuition）这一概念，强调直接经验并非被动和离身的；相反，觉知某事本身就意味着我们已经通过身体付诸行动。 [10] 例如，当你移动眼睛时，焦点也随之转移。正如西田几多郎所言：“当我们以为自己一眼就能把握住事物的全貌时，仔细观察会发现，注意力会通过眼睛的运动自动转移，使我们能够全面理解事物的整体。” [11] 直接经验不是简单的、瞬间的过程，而是复杂且富有“绵延”节奏的体验。至关重要的是，直接经验先于显性知识而存在。认识总是以经验为前提，单凭认知的片段无法获得完整的经验。我们的存在总是超越我们所能知晓的范围。
在本书中，我们将探讨那些致力于阐明直接经验并试图恢复其优先性的哲学家，他们努力避免我们对自然的理解陷入主体与客体、心灵与身体的二分困境。我们关注的核心始终是科学对经验的依赖，这种依赖比科学对观察者和实验的依赖更加丰富且复杂。问题的症结以及我们世界观中意义危机的根源在于，我们被科学取得的巨大成功所吸引，以至于忘记了直接经验才是科学的本质来源和坚实支撑。
我们探究经验深度，并非为了贬低科学的成功与价值。我们坚决反对科学否定主义，但同样反对科学必胜主义。我们所针对的是一种特定的、错误的科学观念，这种观念已深植于当今的科学世界观中，但它并不是科学的必要组成部分。在本书的第一章中，我们详细阐述了这一错误观念，它本质上是一种错误的科学哲学，建立在对自然和人类知识的某些形而上学的假设之上。我们认为，科学并不需要这种哲学的支撑，鉴于它的局限与失败，我们应当果断地抛弃它并继续向前迈进。
因此，我们呼吁采取一种平衡的视角，既承认科学的辉煌成就，也直面科学带来的复杂问题。科学的巨大成功让我们在全球新冠疫情中迅速研发出疫苗，但同样是科学，促成了快速的国际旅行和大规模的环境破坏，使得疫情得以迅速传播，未来还可能引发更为严重的危机。此外，科学也在气候危机上推波助澜，“再燃的劫火”已近在咫尺。我们急需一种新的科学理解和实践方式，一种不会将我们的世界推向火海的方式，一种能够帮助我们扑灭已经燃起的熊熊烈火的方式。简而言之，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科学世界观。我们的出发点是恢复科学与人类经验之间的深层联系，而这种联系已经消失在盲点之中。
正如我们在本书开篇所言，我们怀着深深的忧虑撰写了这本书。盲点将我们困囿于一种误解科学并使生活世界和人类经验变得贫瘠的世界观中。揭示盲点，展现它所隐藏的内容，就是唤醒我们走出绝对知识的幻觉。我们希望能够创造一种新的科学世界观，在这种世界观中，我们既将自己视为自然的表现形式，也将自己视为自然自我理解的源泉。正如我们在后文所探讨的那样，我们陷入了一个怪圈，在这个怪圈中，我们无法将自己作为知者与我们试图认识的实在分离开来。为了让人类在新千年中蓬勃发展，我们需要一种在感性滋养下生长的科学。 [12]
[1] See Jonardon Ganeri, “Well-Ordered Science and Indian Epistemic Cultures,” Isis 104 (2013): 348–359.
[2] Maurice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 trans. D. Landes (London:Routledge Press, 2013), 84.
[3] See Hasok Chang, Inventing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and Scientific Progres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4] Robert Crease, The Workshop and the World: What Ten Thinkers Can Teach Us about Science and Authority (New York: Norton, 2019).
[5] Thomas Nagel, The View from Nowhe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6] See Jimena Canales, The Physicist and the Philosopher: Einstein, Bergson, and the Debate That Changed Our Understanding of Tim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7] Michel Bitbol也认为我们科学世界观的盲点是纯粹经验，参见：Michel Bitbol,“Beyond Panpsychism: The Radicality of Phenom-enology,” in Self, Culture, and Consciousness , ed. S. Menon, N. Nagaraj, and V. Binoy (Singapore: Springer, 2017),337–356.
[8] William James, “The Thing and Its Relations,” Journal of Philosophy, Psychology and Scientifc Methods 2, no. 2 (1905): 29.
[9] Kitarō Nishida, An Inquiry into the Good , trans. Masao Abe and Christopher Ives(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10] See Fujita Masakatsu, “The Development of Nishida Kitarō’s Philosophy: Pure Experience, Place, Action-Intuition,”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Japanese Philosophy, ed. Bret W. Davi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389–415.
[11] Nishida, An Inquiry into the Good , 7.
[12] 当这本书写完后，我们才注意到William Byers撰写的 The Blind Spot: Science and the Crisis of Uncertain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Byers关于盲点的观点和他对科学的分析，与我们的想法惊人地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