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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起在鲁国不能实现抱负，归根结底，还是由鲁国的国家特点所决定的。鲁国因为重血缘和礼乐而倾向于保守，并表现出极强的排外性，举贤才尤其是异姓贤才之风，在这个老牌国家始终提倡不起来。换句话说，如果吴起真的在鲁国实现了其人生梦想，倒反而是一个奇迹，因为那样无异于动摇了鲁国的根本，最终他还是会遭到排斥。
在用人上，齐国与鲁国形成了鲜明对照。姜太公在封齐建国时，就提出了“尊贤上功”的用人理念，并将其作为齐国国策。所谓“尊贤上功”，与鲁国的“尊尊亲亲”相对，核心思想就是尊重贤能之人，提拔有功劳者。正是这一政策为齐国吸引了大量贤能之士，使齐国在春秋时期即超越鲁国，进入了强国大国之列。
这时的齐国，仍是列国中发展势头最为强劲、最具发展空间的国家，篡齐掌权的田氏也依旧遵循“尊贤上功”政策，非常重视吸收人才。齐国自然就成了士人实现自我价值和抱负的最理想去处，吴起当然知道这一点，但他还是刻意避开了齐国。
吴起在鲁国时曾以弱胜强，率军击败齐国，不过这并不会成为吴起赴齐的阻碍。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广招天下贤才以助其成就霸业，士人们亦游走于列国之间，寻取贤君以实现政治抱负。在这种氛围下，即便今天帮着甲国打乙国，但明天又跑到乙国，帮着乙国打甲国，也并不少见，这就叫“良禽择木而栖”。
虽然齐国在战场上吃过吴起的亏，然而也正是通过“不打不相识”了解了吴起的本事。如果吴起要投奔齐国，田氏肯定会乐于接纳并予以重用。
合理地推测，吴起之所以绕开齐国，应该是因为他在观念上对于田氏篡逆无法认同，就如同他不能认同鲁国的季孙氏篡逆一样。这也说明吴起虽志在功名，却一直都有自己的政治操守和秉持，反映在求仕上，即遵循孔子的“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田氏篡齐，让齐国变成了“危邦”“乱邦”，吴起是不可能为这样的国家服务和效力的。
与“危邦”“乱邦”相对的，是那些仍然恪守着传统秩序的中原诸侯国，其中居首者，即为春秋时的晋国。
春秋时期，第一个担任霸主的是齐国，但齐桓公一死，齐国的霸主地位也就随之坍塌了。晋国继之而起，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长期主角，春秋霸政也由此进入了新的阶段。
在春秋中晚期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晋国与楚国的对抗构成了时代的一大主题，其他国家都只能选边站队，或亲晋，或附楚。吴起的母国卫国、“第二祖国”鲁国，都曾经是晋阵营的铁杆成员。
就地理位置而言，卫国近晋远楚，四境又皆为晋阵营国家，追随晋国几乎是卫国唯一的选择。当然，还有更重要的文化意义。当年周王室被迫东迁，东周的政治重心实际就转移到了晋国，有的现代学者甚至将晋国排进了朝代序列，称为“夏商周晋”。晋楚争霸，也因此被视为以晋国为代表的中原国家对自身文化的捍卫，以及对以楚国为代表的南方新贵的抵制。
亲近晋国得到卫国人的高度认同。这中间唯一的特例，是卫国有个君主得罪了晋国国君，于是便联姻于楚国。然而就算是联姻于楚，当晋国提出要借道于楚而卫国君主不答应时，卫国大臣竟然群起反对他们的君主，最终导致了卫国君主被驱逐事件。
后来强大的晋国内部也分裂了，晋国六大卿族掌握了军政大权，晋国公室名存实亡。六卿继而又相互倾轧，其中韩、赵、魏三家灭掉了另外三家，然后各守一摊，把晋国分成了三个部分，这就是“三家分晋”的开始。“三家分晋”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当时的韩、赵、魏还没得到周天子的正式册封，名义上的晋国国君也还在，不过国际社会实际已把它们视为继承晋国衣钵的三个诸侯国。
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吴起还没出生之前，在他出生之后，他所熟悉的国家就是魏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