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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起用心良苦，然而却并未收到预期效果。这是因为“自污”完全违背了他的本性，表演起来自然就没那么逼真，他的气质和追求仍然显得非比寻常。更何况，要吴起像他的一些同僚那样，对国君阿谀奉承，他也既学不会，又做不到。这样一来，虽然吴起“贪婪好色”的坏名声已经传了出去，但他却依旧得不到鲁穆公的信任和重用，自己则被搞得痛苦不堪。
鲁穆公对吴起的冷落，被刚刚在齐鲁大战中遭遇惨败的齐国看在眼里。鲁国弱小，是齐国向西部扩张首先要拔除的障碍，而吴起的出现，则让齐国的扩张计划被迫搁浅。现在见吴起在鲁国的处境尴尬，齐国便趁机施展离间计，火上浇油，试图诱使鲁穆公将吴起杀掉或者予以驱逐。
人身安全已经受到严重威胁的吴起，继离卫赴鲁后，重又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他必须再次谋划自己的未来去向。
这时有人提醒吴起，对鲁国的政治环境也应当保持足够警惕。
西周有一个重要的文化理念，叫“兴灭国，继绝世”，意思是当一个国家因各种原因灭亡后，如果其后人尚在，就要尽力扶助其后人复国；当一些宗族或世家因为某些原因而承断绝后，也要尽力寻找其后人，并扶助他们重新兴起。受到“兴灭国，继绝世”的传统影响，鲁国卿大夫即使有罪被罢黜，其封邑也仍然会被保留。因此，鲁穆公上台后，虽然暂时结束了三桓专权的局面，但三桓的势力仍然存在，并对鲁国政治有着显著影响，尤其季孙氏的政治实力更是不容小觑。
过去三桓专权时期，曾发生过三桓连续杀害两位鲁国国君的事件，有朝一日，季孙氏会不会也图谋弑君呢？提醒吴起的人，预想了这一曾在鲁国国内屡屡发生的令人触目惊心的场景：“死去的人（指鲁穆公），刚开始死去时鲜血淋漓，然后鲜血凝结成块，再然后血块干枯变成灰，最后灰变成土。”
“等到变成土的时候，就再也没有什么可做的了。”他说。意思是等到鲁穆公被杀，一切皆成定局，无法改变了。作为吴起，也只能接受现实。
不过此人又说，事情还没有结束，季孙氏“鲜血淋漓”地杀死了鲁穆公，但他其实也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新的鲁国国君或者其他卿大夫有可能发起反击，又将季孙氏杀掉。
吴起听了这些话，身上的每个毛孔都张开了，因为这也正是他所担心的。
就算鲁穆公因为需要他吴起抵抗齐国，不处置他，继续将他留在朝中，以备不时之需，但如果国君与权臣季孙氏之流真的陷入你死我活的对峙，他又该如何自处呢？
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与权臣合作，充当弑君的刽子手；要么，为国君效力，帮助国君削弱权臣的势力。
此时的吴起，在政治上已经逐渐成熟，他认为这两种选择都不会给他带来好结果：如果成功，前者将让他背上骂名，遗臭万年；后者也难免有一天，他会被国君抛弃；如果失败，下场将更悲惨，不是遭到陷害，就是被立即杀戮。
显然，哪一种选择都不是吴起想要的，他只想踏踏实实、一心一意地做好分内的事，既不愿卷入弑杀的争斗漩涡之中，也不愿无端被害。
虽然吴起曾被老师曾子（曾申）逐出师门，但儒学精神早已深深融入他的血脉之中。孔子在《论语》中有一句名言：“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作为一个有理想、有作为的士人，在复杂多变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如何选择进退之道？孔子的告诫是：不要进入危险的国家；不要居住在动乱的地方；当天下有道义的时候，就出来做事；当天下无道义的时候，就隐居起来。
这句话正是吴起此刻的写照。孔老夫子已经通过这句名言，为他这个后学指明了方向。事实上，孔子当年也正是秉持着这一理念离开了鲁国。
如今，同僚的恶意排挤，国君的猜忌冷落，外敌的故意离间，已经让吴起身心俱疲，沮丧不已。他深知，如果自己继续留在鲁国，即便能够勉强继续支撑下去，也将如同提醒他的人所言，不得不面对杀戮篡逆、混乱不堪的政治局面。
在洞察了这一切后，吴起决定践行孔子的教诲，毅然离开这个危机四伏、毫无前景和希望的国家。
吴起被逼逃亡国外，是当时鲁国的大事件。相比于吴起，其实损失最大的，还是把他赶走的鲁国：如同孔子当年被迫游学他国，曾严重影响了鲁国的社会发展一样，鲁国失去吴起，也不啻于失去了一个保护神。
齐国在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重整旗鼓，准备再次攻打鲁国，一雪前耻。公元前411年，即吴起作为鲁将击破齐军的第二年，齐国大规模入侵鲁国，并一举击败鲁军，夺取了鲁国城池。
缺少了吴起这样一位守则坚若磐石、攻则摧城拔寨的顶尖战将，鲁军又恢复原状，成了一支弱旅。在此后至鲁国灭亡为止，齐军又接连不断，三次进攻鲁国，且每一次都能攻城略地，大获全胜。
鲁国失去了复兴甚至是自保的机会，只能沿着既有的历史轨道，迅速走向灭亡。这个时候包括鲁穆公在内，鲁国人应该是对当初猜疑和排挤吴起，感到后悔了，只可惜一切都已经太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