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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起逐渐被传出“为人贪婪而好色”，这一传言不仅在鲁国流传甚广，其他诸侯国也对此议论纷纷。
就是这一传言，让当时和后世之人均为之困惑不已。
首先说战争期间，吴起在阵前琢磨要如何对付敌将，敌将是否贪财好色被他视为一个重要突破口。吴起既有此认识，他本人自不会沾染，以免被敌人利用。
宋代大型类书《太平御览》引用《吴子兵法》中已经失传的内容，明确记载：吴起认为，将领要是不廉洁而贪财，就会滋生和助长军队中的狡诈之气；将领要是好色，士卒就免不了奸淫、胡作非为，二者都会使得军队难以维持纪律和秩序。
这就是说，吴起在内部治军时，也把贪财好色作为鉴定一个将领是否合格和能否治军的标准。《吴子兵法》中的这些内容，是吴起要公之于众和教导士卒用的，作为主将，他自己首先要说到做到，经得起监督，而绝不可能口是心非，否则便无法服众。
将吴起在军中的表现与其传闻相对照，可谓泾渭分明。贪财好色本是人性根深蒂固的弱点，世上没多少人能真正拒绝财色的诱惑。宋人吕乔年据此推测，吴起早先可能贪恋钱财、喜好女色，只是自从担任将领后，才与士兵们同甘共苦。
吕乔年又进一步解读说，吴起前后不一致，并不表示吴起先前贪婪，后来就变得清廉了，而是他之前的贪婪是贪恋财物，后来的清廉则是为了贪图功名。这就好像渔夫用鱼饵来钓鱼，并不是他舍得鱼饵，而是因为他想要得到鱼。说得更明白直接一点，吴起的“廉”，其实只是“渔人以饵致鱼”的一种手段。
吕乔年的分析和解读，虽然看起来逻辑自洽，但实际却经不起推敲。从吴起登坛封将之前的人生经历来看，他在卫国时，家中的财富本已累积千金，然而却不惜散尽家财以求仕，可见他是有大志向的人，追逐财富并不是其人生目标。即便在鲁国，从吴起就学于儒门，到三年学兵，直至担任大夫期间，也从没有听说他有贪财之事，更无任何桃色新闻传出。
后来，吴起离开鲁国，到了魏国，其他国家的人有了对之进行近距离观察和接触的机会。魏国国君魏文侯根据他自己的观察和各方面的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吴起“廉洁公正，能够完全获得士兵的拥戴”。吴起在魏国民间也颇有口碑，就连吴起同僚的仆人都称赞吴起“为人有节操且廉洁”。
魏国上上下下都发现，吴起在拒绝财色方面简直堪称完美君子。然而“吴起传闻”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隋朝史学家王劭认为，鲁国人说吴起“贪婪”，应该指的不是贪财，而是根据吴起“母丧不归”“杀妻求将”，说他贪图荣耀和名声。不过王劭自己也觉得这种分析未必靠谱，因此同时还提出了另外一种解释：那段时间吴起受到鲁穆公的冷落，自己也有些泄气，心灰意冷之下，可能确实有一些贪财的劣迹；等他来到魏国，遇到明主，得到了重用，就立稳人设，展现出了完全的廉洁品质。
这是“贪财”。至于吴起“好色”，王劭实在找不到与传闻相对应的事实，也就略过不提了。
解读“吴起传闻”，确实有助于理解吴起在齐鲁大战后的境遇。“吴起传闻”如果不是出自吴起政敌的人身攻击，或者是因为忌妒，在鲁穆公面前说他坏话的那些人所故意散布，那王劭的后一种解释就有它的合理之处，即吴起可能真的有过贪财劣迹，只不过他的出发点既不是对财物又有了贪念，也不是心灰意冷、破罐子破摔，而是两个字：自污。
战国末期，秦国名将王翦率兵伐楚。临行前和行军途中，他多次向秦始皇索要良田美宅。部属觉得奇怪，王翦便解释说，国君把举国之兵都交给了自己，要是不竭力表明自己的兴趣只在立功受赏，获得利禄田宅，怎么能让国君放心呢？
无独有偶。西汉时期的名相萧何深得民心，在百姓中有相当的影响力。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身为皇帝的刘邦的疑忌：你萧相国权倾朝野，功勋无二，却还要讨好老百姓，居心何在？
发现自己陷入危机的萧何赶紧采取对策，办法就是强行贱买大量的民众田宅。这下子弄得民怨沸腾，百姓纷纷向刘邦控告萧何，而萧何自己的社会声望则大大降低，一时声名狼藉。见到这一情况，刘邦反而对萧何放下了疑虑，不再紧盯着他，要找他的茬了。
王翦、萧何的做法异曲同工，如出一辙，不过都是要通过“自污”的行为来达到自保的目的。吴起也不例外。尽管他在鲁国朝野民间一再遭受舆论攻击，个人声誉已严重受损，但这仍然不足以消除鲁穆公对他的猜忌。吴起被逼无奈，只能采取与王翦、萧何相似的策略，以贪财的方式来向国君显示自己的人生目标并不高远，所贪恋者无非财货荣华，而非能够纵横天下、指点江山的功业与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