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忌

有一种说法认为，鲁穆公实际上也将吴起视为品德败坏之人，尤其吴起的杀妻行为更让他觉得后怕，因此才有意疏远吴起。问题是在吴起初入仕途，成为鲁国大夫时，鲁国政府必然要对其履历进行审查，鲁穆公不可能不了解“诛邻止谤”“母丧不归”等事件。如果他当时就在意吴起的人品，或者对此类事件较为敏感，那么他不仅不会委任吴起为大夫，恐怕连中央政府的大门都不能允许其踏入。

当齐军即将大举进攻鲁国之时，鲁穆公虽惶恐不安，寄望于吴起领兵一战，但仍因有人质疑吴妻的国籍问题而迟迟不敢起用。直到吴起不得已杀妻以示忠心，鲁穆公才放下疑虑，登坛拜将，赋予了吴起率部与齐军作战的指挥权。从这个角度上说，鲁穆公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吴起杀妻的煽动者和驱使者，吴起杀妻相当于是他强迫吴起交出的一张“投名状”。

站在鲁穆公的立场上，与吴起对他的忠心相比，他恐怕不会觉得“杀妻求将”这件事有什么了不得，更不会因此嫌恶和冷落吴起。要不然，他怎么可能在齐鲁大战前，把重兵委之于一个为功名而杀妻的人呢？

至于那两种奇谈怪论，本身就站不住脚：

其一，说鲁国因吴起而获得了战胜大国强国的威名，怕诸侯图谋攻鲁。有没有搞错，如果没有吴起，鲁国连齐国尚且不能应付，又何谈诸侯？有吴起，鲁国负其威名，或许列国尚不也来攻；无吴起，鲁国空有一个重礼之国的空架子，诸侯谁能不图之？

其二，说不能因吴起而影响鲁国与“兄弟之国”卫国的关系。时代已进入战国，不管鲁国还是卫国，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两国还在加强邦交，不过是抱团取暖而已，但实际上春秋初期那种亲密关系早已一去不复返。否则，当吴起犯了杀人死罪，逃到鲁国时，鲁国为什么不仅不主动把他引渡回卫国，还要任命他为大夫呢，难道那个时候就不怕影响两国关系了？可见，鲁国行事并不在乎卫国的看法。

鲁穆公向以明君自居，以他的头脑和见识，岂能想不通这些道理？又怎么会看不出造谣中伤者们的用心。

那么，鲁穆公到底为什么要疏远吴起呢？

20世纪9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的楚墓中，发掘出一批珍贵竹简，这就是“郭店楚简”。郭店楚简中收录的文献大多为首次发现，其中记载了孔子的嫡孙、大名鼎鼎的儒学传人子思与鲁穆公的一段对话。

鲁穆公问子思：“什么样的臣子才能称得上是忠臣？”

子思回答：“那些经常指出并谈论他们君主过错的人，可以称得上是忠臣。”

鲁穆公听了这话后很不高兴，向子思行了一个礼，然后就让他退下了。

这段在以前的历史资料中从未见过的对话，表明鲁穆公远不像他自诩的那样贤明。真实的鲁穆公，其实是一个讳疾忌医、听不见忠言、只喜欢别人顺着自己说话的人，而吴起恰好就是子思所指出的那种忠臣，平时敢讲真话，勇于向国君提意见，指出国君的过失。

大概自吴起成为鲁国大夫后，就已不为鲁穆公所喜。不过鲁穆公也知道吴起是个难得的军事人才，暂时不能不用，尤其到了齐鲁大战即将爆发的前夕，更是只能寄望于吴起。鲁穆公起用吴起一度产生犹豫动摇，表面看似乎只是顾虑吴妻的国籍问题，但其实还是因为不喜欢吴起而对之产生的疑忌之心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吴起“杀妻求将”，使鲁穆公失去了将其弃之一旁的所有理由，加上齐军已经杀入鲁境，并夺取了两处要地，鲁穆公这才赶紧拜吴起为将，让他到前线“救火”。

吴起大败齐军，鲁穆公实是最大受益者，但他对吴起的疑心终究难平。吴起在战争中所立下的大功，在国际社会所取得的声誉，则又进一步加重了他的这种疑忌。

鲁穆公既不认为像吴起这样直言敢谏者是忠臣，他所认为的“忠臣”自然就只会是一些不管是非对错，只知道向君主阿谀取容的货色。在鲁穆公面前，以谗言攻击排挤吴起的那些大臣，一半是出于对吴起的嫉妒，另一半则是揣摩到了鲁穆公的心思，于是便顺着国君的意，不惜对吴起落井下石。 MnmMSnrxx4GZkG5TuHsHQDVAO8h1tuCxtHXukXRRSe/DkWsgUx9Mc1BnPK1pAg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