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

孙武不仅是“兵以诈立”的总结者，同时也是实践者。他所写的《孙子兵法》，堪称军事谋略的入门教科书。从吴起的用兵轨迹来看，他在三年习兵期间，必定深入研读了《孙子兵法》。吴起受《孙子兵法》影响，并充分吸纳了其中的精华，这一点没有任何疑义。

从成书时间来看，《司马法》和《孙子兵法》一前一后。《司马法》中特别强调要排列步卒，说明当时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独立步兵不仅已经出现，而且其重要性也已不容忽视。不过总体来说，《司马法》仍是车战时代的兵学，军礼、军令等在该书中占有非常大的比重，因此，东汉班固在划分兵家派别时，专门将《司马法》纳入了礼部。

吴起在治军上基本接受了《司马法》的经验和理念，从爱兵到严明军纪皆如出一辙。战国时期已进入谋略时代，但也出现了负面效应，一些人过度使用诡诈之计，甚至为了达到目的无所不用其极，以致真正的“士”越来越少，几至“若无士矣”。在这样的形势下，吴起保持冷静，没有放弃《司马法》中的精华部分，实属难能可贵。明代宋濂因此认为，吴起的军事思想和司马穰苴一样完备深沉，吴起最终能够取得军事成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

《司马法》倡导堂堂之阵，讲究正而不诈，虽然书中也讲到了权谋之计，但并不把它视为获胜的必要条件，而只是作为不得已的变通之术，即所谓“先正后权”。

与《司马法》不同，《孙子兵法》一开始就把智谋视为战争成败的关键因素。从开战前的“庙算”到行军宿营的安排，从两军交战时的临阵指挥，到间谍、天气、地形等各种条件的运用，《孙子兵法》认为都必须进行精细谋划，以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更重要的是，《孙子兵法》主张“兵以诈立”，凡是能够保证己方获胜的办法和思路，皆在其允许和鼓励的范围之内。

《孙子兵法》毫无疑问是谋略时代的产物，但孙武毕竟仍是春秋时期的人，他当时所面对的主要战争是大国诸侯间的争霸战争，这些战争虽比春秋早期激烈，但与后来的战争相比，依旧显得温和，战场形势也没有那么复杂。这使孙武的思想中多少仍带有一点车战时代的理想主义气息。比如《孙子兵法》虽然承认战争的残酷性和复杂性，但同时又认为战争可以化解一切困难和危险，甚至还为此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境界。又如，《孙子兵法》提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但却似乎忽略了其中的一个悖论：如果敌方也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那么最后谁能赢呢？

尽管吴起与孙武在时间上仅相隔百余年，然而已分别处于春秋和战国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在吴起所处的战国，战争的规模、频率、持续时间和激烈、复杂、残酷程度，都大大超过了孙武所处的春秋时期。各国之间动辄动员几十万人参战，战场上常见的情景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交战方稍有不慎，即有可能面临着覆军杀将、国破家亡的下场。

生死存亡的现实威胁对作战指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在客观上推动着以吴起为代表的新一代兵家，在继承孙子谋略思想的基础上做出自己新的发展和贡献。 djuzEJTDIRGUkqbnY45HIwCA8g6AGOWmtNc4NVhENmjrJG04FkhKJZabgoIkGr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