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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主将而言，“智勇”还包括运用智谋。
在春秋早期，由于各国间的竞争尚不激烈，且主要参战方都是由贵族或国人组成的车兵，因此战争显得相对“温情脉脉”。贵族们需要遵循由周礼演化而来的“军礼”，尚礼尚义。
当时作战，某国将领如果见到敌国君主，必须下战车行礼，而敌国君主还会派人带着礼物前来慰问。有人明明有机会俘虏敌国君主，却主动放弃这一大功，理由是要尊重国君，维护上下尊卑之礼。
有一次，晋、楚两国交战，晋国战车坠入陷坑无法自拔，楚军追到眼前，不是趁机杀死或俘虏晋军，而是上前教晋军怎么摆脱困境。晋军脱身之后，也没觉得有什么大不了，居然还一边撤退一边嘲讽楚军，说：“我们晋国不如你们楚国是大国，屡次三番撤退，撤退的经验已经非常丰富，我们可没这经验呀！”
战场之上如此行事，简直如同儿戏，这是后世不可想象的情景。与此同时，车战的作战方式也很特殊。古车一般只乘两人，乘三人的车出现得较晚。三人车的三人分别是车御、车右、车左，其中一人应是将领甚至国臣，比如前述鲁庄公所乘指挥车那样的配置。不过车上乘将领甚至国君的情况毕竟相对较少，所以多数战车都是仅有车右、车左的两人车：车左负责御车，左右负责持戈和弓箭力战。
在车战过程中，当双方的两辆车相互接近时，各自均应向左调转，称为“左旋”，以便于双方右侧的甲士即车右交锋。也就是说，车战本身就有共同且不变的规则，双方都必须遵循，否则乱打一气，势必沦为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混战。
那些年，两军打仗，较量的主要是实力和勇气，智力并不占据重要位置，国与国之间的交战更像是一次军事演习，甚至是一场别致的打猎游戏。几乎所有战斗过程都有其固定程序，极少变化，武士们在战斗中不过是完成自己已经非常熟悉的任务，唯一的兴奋点可能就是在真刀真枪的较量中真实地衡量自己武艺的高低。
诸侯国开始注意和重视军事智谋，被认为与戎狄部落的侵袭有关。戎狄打仗以取胜为唯一目的，很少会为“信义”所累而放弃行使诈术。正是得益于与戎狄之间频繁的战争，中原各国也逐渐在战争中越来越多地使用权谋诈术。
随着诸侯争霸和兼并战争的愈演愈烈，获胜终于成为诸侯国在战争中所追求的唯一目的。到了春秋中后期，战争已不再是堂堂之阵，面对面的公平对决、“遵守军礼”，至此也全都和与之相伴的温情元素一起，彻底远离战场而去。
在著名的宋楚泓水之战中，宋国国君宋襄公在楚军渡河、布阵完成之前，两次都没有趁机发动攻势，表现出对军礼的严格遵守。宋襄公之举如果放在车战时代理应受到尊重，楚军也很可能会“以礼还礼”，选择放宋军一马，但结果却是楚军毫不留情地痛击了宋军。宋军惨败，宋国人因此都埋怨宋襄公，宋襄公成了人尽皆知的大笑话，他对战场军礼的遵守也被后人定义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时代变了，在你死我活的争夺和厮杀中，人们已经很难再主动遵循原有的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哪一方固执己见，依然不计代价、不折不扣地遵行军礼，哪一方就无异于自讨苦吃。
从此，战争除了比拼实力与勇气外，更成了智力的对决。开战之前，将领必须谋算双方的优势和劣势，这叫“庙算”，或根据敌人的军形和战场态势灵活调整自己的战略战术，这叫“制胜之形”。无论是“庙算”还是“制胜之形”，无一不是智力活动。
两军对决之际，将领要在复杂的军情变化中做出准确的分析判断，并发出正确的指令。这更需要他们具备成熟而冷静的心理素质，以及高超的指挥素养，而这也同样是对智力的极度考验。
仅此还不够，还有其间权谋诈术的登峰造极。相较于西周至春秋早期以正面应敌为主的单调作战方式，出奇制胜更能迅速有效地打击敌人，使己方在战争中获取最大的切实利益。反之，则可能处处受限，蒙受巨大损失。自然而然，权谋诈术便成为善用兵者优先考虑的手段，并在任何认为必要的情况下，被充分运用起来。孙武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军事发展的大趋势，他在《孙子兵法》中明确提出：“兵以诈立。”这一观点的提出，标志着权谋诈术已经对战争的胜败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战争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谋略时代。
谋略时代的兴起，与独立步兵的大量出现也密不可分。车战的一个明显缺陷，是隐蔽性较差。两军从战前准备到列阵，往往需要持续很长时间，成百上千辆兵车轰隆隆地驶过，要想不被敌方发觉，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一旦一方列阵完毕，要想突然对敌方发动攻击，难度也极大。
兵车难以做到的事情，步兵却能够轻松胜任。步兵以灵活轻疾见长，在复杂环境下的隐蔽性和机动性均非兵车所能比拟。如此，指挥者在战场上“脑洞大开”，实施奇袭等各种非常规战术，也就有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