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童年

巴勃罗·毕加索是安达卢西亚马拉加博物馆馆长的儿子，他的天才从小就引起了他父亲的关注。看到他在还未开始阅读时就不断地绘画，这位业余美术爱好者鼓励儿子继续努力创作。这个孩子在不到八岁时就创作出了第一批画作，他父亲堂·何塞·鲁斯认为这些画作相当成熟，他把自己的画纸分享给儿子，1891年他为儿子报名了克洛涅中学，那是他自己担任美术教师的地方。

善良而衰弱的父亲受到抑郁症的困扰，然而他将自己对斗牛与鸽子的爱好遗传给了长子，被儿子以不同形式的速写呈现在画作中。孩子通过模仿汲取了这位前途无望的业余画家的经验，他的进步是如此之快，父亲将自己因眼疾而未能完成的画作交给儿子来完成。比巴勃罗小六岁的妹妹玛利亚患上了白喉病，看到妹妹的痛苦，他向上帝祈求并发誓说如果妹妹被治愈，他将永远不停止绘画。上帝偏爱的是巴勃罗，他只能在妹妹的尸体前再次发誓永不放下画笔。这时巴勃罗只有13岁。

1895年，在看到巴勃罗以无比的精细描绘出一只钉在木板上的鸽爪时，47岁的堂·何塞决定将自己手中的画笔移交给巴勃罗——毕加索长大之后是如此描述他传奇般的早年经历的，并补充说在那个年纪，他的画艺已经能与拉斐尔媲美。实际上，他父亲在后来的时光中仍然坚持绘画和办展，他把儿子当成一个好学生，而非早熟的天才。

堂·何塞被洛加美术设计学校雇佣，这是巴塞罗那一所绝好的学校。巴勃罗通过了入学考试，被破格录取，他的年龄比同级的学生小5岁。作为一个模仿高手兼无数模仿犯的培育者，堂·何塞鼓励儿子频繁地参观博物馆，并为他租借了一个工作室，1896年他主持了画作《科学与慈善》的创作，并自己担任医生一角的模特。但由于视力的严重退化，有天赋和名望的父亲不再担任巴勃罗的老师，而是作为他的个人教练，把自己受挫的野心传递给了儿子：他也许成了儿子的反面教材。

是他的长子将他们家的姓氏发扬光大，如同绘画史上的巴萨诺和勃鲁盖尔。很多他父亲的画像和自画像都是由巴勃罗签名的，比如1896年的《佩帕阿姨的肖像》，之后他被圣费尔南多皇家美术学院录取，这是一家属于西班牙公立美术教育系统的机构。作为一位早熟的、超越了父亲的天才，16岁的巴勃罗·鲁斯·毕加索是西班牙最好的美术学校的最完美的学生。

只有学院派野心的毕加索专注于探索他父亲教给他的叙事性绘画传统。他临摹普拉多美术馆里最伟大的画作，刻苦地汲取以前这些大师的经验，甚至比他们画得更好。1897年他还研习了另一种不太重要的画法“点彩法”，并对印象派表现出极大的轻蔑，终其一生都是如此。

与和他同时代的那些年轻画家相比，他所受的美术教育就这样更早开始了。他不断地质疑现实主义绘画和透视法，就像那些先锋派画家一样。从表现主义象征派画家冯·斯塔克的角度来看，他遵循大师们留下的轨迹耕耘，对于老一辈而言是最有实力的年轻画家之一。

父亲的干涉开始困扰巴勃罗，1898年夏天他出发去了巴塞罗那。他只有16岁，而相比于遗产，逃离父亲的困扰似乎更加重要。马拉加人在接触到加泰罗尼亚首都之后开始变得现代化。这里是繁华的工业大都市和西班牙先锋艺术之都。而堂·何塞的威信由此削弱。因为从未认真地为理想付出过，他更倾向于靠年金生活，他成了某种反面的典型。在画作上签上他走下坡路的父亲鲁斯·布朗科的名字之后，巴勃罗加上了他母亲的名字，毕加索，并在1901年之后只保留这个名字。他最完美的《毕加索自画像》将一种来到巴黎后的解放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尽管他不再见到他父亲，他们的关系却并没有破裂。在整个蓝色时期（1901—1904），堂·何塞继续给他寄画框和颜料，因为毕加索因缺乏材料而时常被迫在同一幅画上改工。和父亲保持距离也产生了美感，他产生了某种隐秘的负罪感。他认为是自己的成就让父亲在事业的道路上退缩，毕加索甚至在这种双重的背弃下看到了一种弑父情结，“在艺术上每个人都必须杀死自己的父亲”，后来他这样说道。

然而对于这个患有抑郁症的失败者，毕加索保留了某种亲情。他尽量在物质上帮助他，在困难的时候竭尽全力地去弥补堂·何塞为了帮助他而遭受的损失：毕加索自身的成功是最好的报答。在战后，他甚至说当和平运动在发达世界的每堵墙上画满鸽子时，他用这些鸽子充分地报偿了他的父亲。

不过，这里没有遗传，更没有四手合作的画作：毕加索认为自己的父亲美学观念太过消极，他否认自己从他那儿继承了什么东西。他父亲把火炬交给了他，接下来，这团自他到巴黎以来一直在烧灼他的火焰就由他独自照管。从蒙马特到亚捷，他以令人惊讶的好奇心观察周围的一切。他不仅在美术馆和工作室里寻找灵感，如同在西班牙那样，而且在城市里，在大街上，在大自然的核心地带寻找它们。如同印象派所宣称的那样：“我在枫丹白露森林里漫步。我融化在绿色中，情不自已。我必须在画布上呈现这一切。绿色是主色调。”

这位爱好艺术的父亲仍然对他有些影响，但这种影响却是空虚的。堂·何塞留下的些许痕迹让他相信只有在狂热的坚持之下才能取得一定地位。“在绘画方面不存在有天赋的孩子”，正如他对他的摄影师朋友布拉塞所说的那样，而他还曾向阿波利奈尔透露他只相信工作，这就使人们对他“是一个天才”的评价没有意义了，尽管他做出一切努力来保留天才的名声。他做出各种努力来证明自己的创造性，动力也正来源于此。他强迫自己保留了从7岁到71岁所画的所有速写和他在地球上留下的一切微小痕迹——邀请函、电影票、用餐小票——也不枉为一位博物馆馆长的儿子了。如同这每一件纪念品都有父亲的任何一幅画作都无法匹敌的价值。他已经准备好采取任何方式来战胜威胁着每位艺术家的被遗忘的命运。

堂·何塞从而有了比榜样更好的角色：一个理想的陪衬。他可能代表了他儿子无论如何不愿成为的那类人，这样的角色比一位成功的父亲更能释放儿子的潜能。这位失败的父亲反倒鼓励儿子不要满足于任何事，甚至不要满足于成功。毕加索不仅将与父亲传承给他的那些绘画法则作战，还要与他美化和理想化的倾向——那种优美、香气弥漫的风格作战，他将一直见证这些直到蓝色时期。他从未偏离这套反面教程，即便是在他可以和古典主义达成某种和解的时期。在1913年堂·何塞去世以前很久，他就与美、传统和情感彻底割裂，他完美地隐藏了他家人认为他不具有的情感。这种隐藏像是将他背负的债务一笔勾销了。

让·科克托也属于这类一取得了自我意识就决心摆脱寂寂无名状况的人。他也是一位艺术爱好者的儿子，他的父亲——温柔而忧郁的乔治·科克托，是一位得益于法郎的稳定利率而可以在19世纪80年代悠闲地靠年金生活的商业律师。这位律师整天在画架前度日，在亲家勒孔特家族在迈松拉斐特的住宅里，或者在他岳父借给他的陈旧的酒店二楼。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使他在两处奔波，像一个多余的人。

乔治·科克托与堂·何塞相比更优柔寡断。他负责保管岳父收集的大量德拉克洛瓦和安格尔的画作，这让他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他从未画过一幅完整的画作，只画些水彩画。他为妻子欧仁妮和另一个儿子保罗画的肖像也只在家族内流传。

学习成绩不佳的小科克托每天放学后就看着这位阴郁的父亲不知疲倦地作画，然后清洗他的画笔，将比自己自信许多的妻子带去看歌剧和音乐会。他是儿子绘画的启蒙老师，为血气方刚的儿子画了几幅铅笔和木炭肖像画。在这位以画笔疗治抑郁的父亲引导下，小科克托开始为周围人和来家里举办小型音乐会的音乐家画像。他很有天赋，早期的画作都被外祖父购买和收藏起来，给他换一些零花钱。他会临摹父亲的画，但被他看作榜样的是他的母亲，而不是这位可怜的、违心的“女王的丈夫”，他训诫他时总是缺乏威信。

《科学与慈善》，毕加索创作这幅画时年仅15岁

小科克托当时已经在绘画方面展现出了真正的才华，他的画作灵动又酷肖原型。他用剪刀、胶水和纸板来做家庭戏剧的布景，并从报刊上的漫画中得到启发，来给来访者画素描。他的早熟伴随着某种神经质，这对一个有艺术梦想的资产阶级家庭而言是难以接受的，这使他的家人担忧。对色彩天生的敏感使小科克托可以捕捉他看到的任何东西的颜色，每个人都鼓励他：模仿大师被认为是达成任何美术造诣的关键的第一步。欧洲各国每年都会派最好的学生到罗马的美术协会临摹拉斐尔和普桑，临摹《法尔内塞大力神》和《拉奥孔》。公认的是，如果现代画家留下一幅名作，他可以获得和古代画家齐名的声誉，但临摹仍然是所有优点的来源。如果说米开朗琪罗是绝对的大师，那是因为他借鉴了收藏家收藏的古代大师的作品并临摹得惟妙惟肖、超越原作，他将这些仿作也保存了下来。天生的才华在对过去作品的复制中得到了验证。

在科克托还不到8岁时，家里来了一位画家。约瑟夫·温克尔原来是火警主管吉约姆的学生，他频繁地光顾迈松拉斐特的小型家庭音乐会。他成为科克托母亲的朋友，并购买了她的两幅肖像画。这位自信而有野心的画家的到来让小科克托看到了自己父亲的局限性。父亲失去了最后的威信，在精神生活中退隐起来。1898年4月5日，从家里传出的一声尖叫打断了小科克托与表亲的散步：他刚刚55岁的父亲已经在他的婚床上长眠了。

乔治·科克托总是信守承诺，小科克托拒绝相信头一天还答应帮他修理相机的父亲突然离世。他开始装作一切都没有发生，就像勒孔特家族在掩饰了这场自杀之后，为这位绝望的死者举办了宗教葬礼仪式，人们循规蹈矩、很好地办了后事，很快就没有人再提自杀之事。乔治·科克托是否怀疑妻子和另一位画家有染？在匿名写作的《白皮书》——一本来自一名自豪的同性恋者的忏悔中，科克托在1928年暗示说他父亲的取向与他自己类似。“他可能不知道自己在走下坡路，而是在继续爬上另一座山坡，他不清楚为什么自己如此吃力”，然后他说，“在他那个年代，自杀也许是为了更微不足道的一点事。”

他后来很少提到这位没留下一句话就离开的父亲。就像他题献给他兄弟的《简单的故事》中那个寂静的幽灵一样小心，乔治·科克托就这样待在他记忆的死角：他不再和母亲提到他，直到1950年才在日记中提到往事。直到他自己也濒临死亡时，他才允许自己提到他父亲在婚房里饮弹自尽或割喉自杀的往事。“如果我们抹去弗莱斯迪尔先生（他的自传《遥远的距离》中主角的父亲），那是因为他将自己抹杀了。在很年轻时，他就被困扰杰克的魔鬼所困扰。他通过学习和婚姻打败了这个魔鬼。但是魔鬼最终是很难战胜的。”

乔治·科克托有一张典型的法国面孔，当他的儿子在镜中看到自己的黑发、茶褐色的脸和椭圆形的眼睛——这些让他看上去有点像印度和阿拉伯人的特征，他会这样问自己道：“我怎么会有一个如此谨慎小心的父亲，出生在来自勒阿弗尔的经纪人家庭？怎么会生出这么奇怪的我来？”他宁愿相信自己是在波斯挖掘古物的考古学家的儿子，或一位遥远的东方王子的弃儿。这样，他在精神上再次杀死了这个靠年金生活的他的法定父亲。是一只来自舍赫拉扎德的鹳将他放在了迈松拉斐特的女贞树上吗？这一切在这个热爱故事和传奇的人看来都是可能的，这一时期他着迷地阅读《一千零一夜》，并经常参加裁缝保罗·普瓦雷家的波斯舞会。驱使他重造自己生活的创造性心理机制也使他倾向于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寻常的人，他可以有很多种存在方式，而不仅仅是1905年的一个小巴黎人。这个善变的人在母亲身边取代了自杀者的位置，陪同她听歌剧和音乐会。

在整个余生中他都感到对父亲的去世负有间接的责任。他含蓄地自责，认为自己将乔治·科克托从家族中驱逐了出去，以偷取他的社会生活。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对平庸的父亲和毫无界限感的儿子的描述，他们也经常有自杀的企图。他其实没有直接导致他父亲的自杀，但这在他心里留下了针扎似的创伤。他被俄狄浦斯的形象困扰，这个瞎眼的弑父娶母的继承人。

与毕加索相反，他没有从有意识的弑父中汲取力量，毕加索则将个人的发展和对堂·何塞象征性的谋杀联系在一起。

乔治·科克托的自杀成了儿子的宝贵财富。毕业考三次不及格的、年轻的科克托决定弃学去做他父亲梦想成为的画家，也成为他母亲经常来往的那些作家，他啃着他们写的书。和毕加索一样，他知道父亲缺乏将理想付诸实践的坚定意志，他没有成为像父亲那样的艺术爱好者，而是不停地画画和写作、废寝忘食地工作，即便是在最艰难的时候。在六十年的时间里，他以毕加索在画作上签名那样的坚持在他自己的书上题字、在他住所的外墙上涂鸦。他不惜一切代价地努力生活，来反驳他不认为生命有任何价值的父亲。

只有12岁的科克托为他遇到的每位名人画像，技术堪比美好时代的著名漫画家山姆和卡佩罗，并在钢琴方面也显示出惊人的才华。他四周满是混凝纸做的模型、绸纱裙子的图样，他什么都尝试去创作，短小的喜剧、街边戏剧、微型戏剧——任何一种形式都满足不了他强烈而敏感的表达欲望。在月明之夜他的心火燃烧着，只要他一出现在公众面前，他就心潮澎湃。在他成功时，他感觉自己就是天选之人。如果他不受欢迎，他就感觉脚下仿佛踏空一样。

他对得到承认有种病态的渴望。他甚至希望自己口中长出百合花来证明自己的与众不同。他钢琴家般灵巧的双手让母亲的朋友们十分赞赏，他们都希望有这样才能出众的孩子，但是受欢迎已无法让他满足，他需要去征服：15岁时，他在一周时间内学会了特里斯坦·贝尔纳《三重拍》中子爵这个角色的表演，在一家瑞士的酒店里受到住客们的好评。一年以后，他完成了自己第一部大戏的创作，他在18岁时计划写一部关于米达斯的悲剧，而毕加索经常被与这位点石成金之王相提并论。

像堂·何塞一样，让的母亲欧仁妮也只看重功成名就的艺术家。她喜欢极老的圣人，如萨拉·伯恩哈特——她在年近70岁的时候还出演《英雄拿破仑》。享有尊荣对于她而言，是有兰德鲁那样的胡子和满脸沟壑纵横的皱纹。年轻的科克托的文学偶像，比如阿纳托尔·法朗士，比他大了50多岁；而著名的安娜·德·诺阿伊和尚未成名的马塞尔·普鲁斯特一样，在年龄上可以做他母亲，她的写作方式使她紧密地与逝去的19世纪连接着。他20岁时写的诗集《轻浮的王子》再早20年也可以被创作出来：科克托如毕加索一样度过了漫长的青春时光，艺术上的青春时光。

他模仿前辈绘画和写作的方式，其能力使他不受任何羞怯情绪的困扰。在拜安娜·德·诺阿伊为师六个月之后，他写出了水平相当的诗歌，他用同样的蓝紫色墨水模仿着她的笔迹。他甚至可以仿造罗伯特·孟德斯鸠伯爵那可怕的写法，或者普鲁斯特无病呻吟的反唇相讥，而他以和偶像匹敌为乐。他只要模仿就能学会，并自信超越了这些大师：水彩画家让·雨果曾经看到他花费数小时的时间用透明纸描1930年代杂志上的走样的插图。

他的模仿能力是如此具有说服力，当作品被当成他想象中的偶像之作时他会非常高兴，他认为自己可以成为任何人。他父亲就断然变得毫无价值了吗？在他母亲和别人眼里，他就是一切。他像俄尔甫斯那样吸引着人和兽，而俄尔甫斯这位吟游诗人则是他的终极偶像。当他在这方面超人的天赋不被认可时，他会暴跳如雷或保持着倨傲。神灵难道不是在这种无休止的变形中隐藏着么？

同时，他身上的一切都是古怪的。他的头发乱七八糟，他的牙齿横七竖八，他患有过敏症、口腔溃疡和顽固的、医生也治不好的失眠。气压的一丁点变化就会让他的血管不舒服，让他情绪失控。“与埃菲尔铁塔同年（1889年）诞生的他捕捉到了时代的脉搏，总是机灵地传递给别人他自己灵机一动所感受到的东西”，艺术评论家安德鲁·费尔米耶后来这样写道。无法捉摸、不可预见的他让人想到线圈做的人：在需要时可以自行解开重塑。

“如果说科克托对他人的开放性使他可以借鉴所有的艺术形式，他却没有保留其中任何一种。他站在对话者的角度思考，感知别人的弱点、缺失和丑陋”，侏儒皮拉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这被科克托拍进了《永恒的回忆》中。“他参与别人的生活如此之深，他成了婚礼上的新娘、受洗礼的孩子、朋友葬礼上的逝者”，音乐家亨利·索凯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这是不是因为他被人们所吸引，被一个马童带到了迈松拉斐特的马厩里？他认为自己与他的小伙伴们相比是如此不同，自己甚至好像是向圣母玛利亚伸出预告着好消息的百合花枝的加百列。

他拥有能潜入别人头脑中、模仿别人的语言和动作的天赋；他的狂热在古代世界是能体现神意的表达者的特征，他在写作、绘画和跳舞时进入一种焦虑状态。他是从造世主身上脱落下来的一块碎片，是他在地上的器官，造物主就通过这些器官思考着：如何使地上的一切变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