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13年出版《普鲁斯特与科克托》时我有些匆忙。这是在我写下关于科克托的传记的十年之后，这本传记长达864页，我在里面盘点了一个最特别的多元化艺术家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害怕重复自己已经写过的内容。有这么多的读者对这充满爱意的友谊转为富有攻击性的竞争而着迷，这令我惊讶。崇拜普鲁斯特的读者在其中发现了某种隐晦的真实——一个喜欢折磨别人的创作者却说自己是别人的牺牲品——这同样让我惊讶。科克托比《追忆》的作者年轻二十岁，是一只他很容易指责的猎物：从他们1910年左右相遇到普鲁斯特1922年去世：普鲁斯特只是责备科克托过着他自己也过了很久的那种生活——直到他离开那种生活去写作。

这种奇异的惊讶让我有了书写科克托和毕加索之间从1915年到1963年的友谊的愿望，这段友谊更残酷，更是宿命一般。毕加索以几乎透明的方式在其中扮演着“刽子手”的角色，他比科克托年长九岁。无疑有虐待狂倾向的他在不掩饰受虐狂倾向的作家身上看到了一个可靠的搭档：需要吸周围人血的他很早就明白了作家的痛苦正是他创作的源动力。强烈的吸引可能和尖锐的恼怒相交替，但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总能组成一对儿。怒火过后，毕加索的每次恶意中伤都会增添科克托靠近他的欲望。

一切似乎都在使一个如此专注的画家毕加索远离一个如此丰富的创作者科克托。他们都妒忌对方的天赋，从来都毫不犹豫地“窃取”对方的发现：很多芭蕾舞和肖像画、布景和服装、序言和文本都诞生于这对边界模糊的组合。这一对组合尽管不平等但是互补，其生命力无穷无尽，他们对20世纪美学的贡献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希腊罗马时代喜欢将战士的生活与演讲者的生活相提并论，使他们各自的优点相得益彰。毕加索和科克托在这令人着迷的面对面中阐释的就是这种逻辑。他们表现出赤裸的源动力，科克托在热忱地恭维毕加索时非常清醒地意识到他是个多产的画家，而毕加索的玩世不恭中也夹带着对聪明而富有创造力的科克托真诚的崇拜。

有时，活在别人的意识里比活在自己的意识里要好；别人的意识不那么沉重、更透明。萨特曾经说过，“走进一个死去的人的世界就像走进一个磨坊”，让我们进入这两个出色的磨坊主的内在世界，他们不断地打磨文字与颜色，相互崇拜又彼此激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