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第一部分包括四个章节的内容,从多个角度探讨了发展性问题。这些内容与幼儿观察实践的历史发展及对幼儿发展的精神分析取向理解有关,这是一个再次激活婴儿期焦虑的过程,并为进一步的心理成长提供了机会。玛莎·哈里斯和伊斯卡·威滕伯格在促进整个精神分析观察领域的发展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提出了对幼儿进行想象性共情(imaginative empathy)的方法,而且,他们抓住了精神分析何以能够丰富我们的理解的核心所在。
第一章是伊斯卡·威滕伯格撰写的,其内容主要是依据父母和幼儿园老师偶尔但非常细致的观察而写成。这篇文章最初是为一场幼儿园教师培训项目的开幕会而写。这些观察通常与那些敏感的、了解精神分析的父母所做的观察,以及专业人士早期所做的精神分析直接观察更为相似(A. Freud,1951)。对一个孩子来说,上幼儿园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转变,其所产生的影响可以与第一次重大转变(出生)所产生的影响相比。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有关感觉过度刺激的评论。幼儿在这个新环境中听到的噪声对他来说或许是一种无法忍受的狂轰滥炸,很可能与一个婴儿离开母亲的子宫,来到这个全新的世界时所体验的一切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关注幼儿,并将其在家和在园的不同行为表现和情绪状态做比较,可以帮助家长和专业人士透过表象,从实际的综合表现中区分出幼儿是服从、顺从、抑郁还是适应困难。
在第二章,我们进入了更为熟悉的适当观察的领域。本书能收录这样一个章节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玛莎·哈里斯和唐纳德·梅尔策向我们展示了他们是怎样处理罗漫娜·内格里(Romana Negri)有关一个三岁幼儿的观察资料的。本章内容像童话故事般轻巧,同时这也增强了它的独创性,且不会影响其深度。故事开始于胎儿最初形态的重构。这里所强调的重点主要在于一个幼儿在他成长旅程中所能遇到的“朋友”。幼儿人格中自恋与自我全能感成了他们面对成长过程中的挣扎和失落,以及人格中依赖于他人等方面的冲突时的支撑。就像对刚刚进入幼儿园的幼儿进行的观察所表明的,这种冲突在所有转变时期都会激化。研究者在对西莫内(Simone)进行幼儿园观察之前,已经在他家里观察了很长一段时间(Negri,1988)。因此,我们在这里(同第十章,作者:伊丽莎白·丹尼斯)将它作为混合观察的一个例子——混合观察通常指的是在家或者在幼儿园进行的观察,包括偶尔到其中的另一个环境中观察。在这样的情况下,观察者往往代表了家与幼儿园之间的一种联结,而幼儿与观察者建立关联的方式就表明了他建立关系的能力或者在建立关系方面存在的困难。在罗漫娜·内格里所描述的情境中,西莫内之所以完全忽略了观察者,很可能就像玛莎·哈里斯所提出的那样,他正“努力回避自己有关家和离开家的感受和想法”。观察者常常被幼儿用来分裂好母亲和坏母亲的投射,他会将“送他上幼儿园的坏母亲”投射到观察者身上,目的是保护“留在家里”的好母亲的投射。
在伊丽莎白·丹尼斯撰写的第十章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境,观察的连续性使得我们可以追踪幼儿与观察者之间关系的进展。那个小女孩由于害怕被父母遗忘甚至是抛弃,因而紧紧地黏着观察者。她第一次见到观察者是在家中,因此,观察者对她来说就代表了一种脐带联结或者是安全地带,她可以用观察者来对抗对在“一个没有任何情感可言的”(A. Freud,1943)真空中迷失的恐惧,以及如一个五岁的小男孩所说的“只有自己”( A. Freud,1943)的感受。
“幼儿观察本身就是‘二胎’”——这是西莫内塔·M. G. 阿达莫和珍妮·马加尼亚撰写的第三章“俄狄浦斯焦虑:二胎的诞生,观察者的角色”中的一个句子——这是第一篇公开发表的专门针对目前普遍实践的幼儿观察而写的文章。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第三章所探究的范围之广。这些内容包括一些有关幼儿观察在塔维斯托克培训中的地位的历史信息(这些历史信息是从一些儿童心理治疗师的私人通信那里获得的)、由于二胎的出生而导致的与父母亲之间关系的变化、有关父亲的角色的理论思考,以及一些与对这个年纪的幼儿进行观察的观察者角色相关的技术性问题。将与父亲角色相关的一些方面投射到观察者身上的现象,也是本章所要探讨的一个问题。事实上,这种观察让幼儿得以拥有一个特殊的“私人”空间,当她因为母亲与新生儿之间的关系而感觉自己要被强烈的情绪体验压倒时,她便可以进入这个空间。这个“私人的”空间与原始关系领域相邻,但又并不相同,它是一个象征性的空间,在其中,想象可以代替实际行动。这样,强烈的、矛盾的、原始的焦虑情绪便可得到处理,用于内在和外在的沟通,并在一开始便可对其加以探索。
玛吉·费根撰写的具有独创性的章节(第四章)介绍了一种新的视角,她指出:家有幼儿的家庭对观察者的特定体验方式往往由他们观察幼儿的体验引发。虽然接近在家庭和幼儿园环境中玩游戏的幼儿,会引发意识和无意识层面的回忆,并能形成强有力的认同,但在婴儿观察中,“感受的记忆”(memories in feeling,Klein,1957)却常常出现在无意识层面。此外,对大多数观察者来说,幼儿观察通常在一年或更长时间的婴儿观察之后进行,而且持续的时间往往比婴儿观察要短一些,这一事实有可能会导致幼儿观察的地位不如婴儿观察,或者可能会导致观察者将这两种观察看作是相互对立的,而幼儿观察常常被视为后来者,是不被认可的。玛吉·费根讨论了研讨班领导者所要承担的特殊责任,即认识到小组内存在的这些潜在的动态。她还对理论在观察研讨班上的地位作了一些有趣的思考,扩展了有关儿童发展的研究文献,从而使这个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了。这样一来就突出了一种风险:关注点集中在规范标准(从而也聚焦于病理学之上)上,而不是集中在对个体复杂情况所作出的共情性关注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