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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必须待到我爸爸来了才能走。
一个四岁的姐姐在妈妈生了小宝宝后对观察者这样说。
本章描述了母亲在怀孕或生下二胎之后和她年幼的孩子之间关系的变化。本章内容以对一个两岁女孩的观察（这些观察报告提交到了一个幼儿观察研讨班上）为基础写成。由于这是观察研究中一个相对没有进行充分探究的领域，因此，我们先要介绍一下塔维斯托克培训中这个研讨班的简要历史。然后，我们用一个古希腊花瓶的意象引入了等待新生儿降生的幼儿转向父亲的主题。尤其是本章还将关注点集中到了父亲的角色上，这个父亲角色的建立以观察者为中介，通过幼儿对观察者的移情而实现。本章还特别关注幼儿对于与观察者在一起的私人空间的寻求，在身体上与母亲和她的新生婴儿保持距离，不愿与其建立亲密关系。这种情绪空间为幼儿所体验到的原始情绪提供了一个界限，使得他能够发展出某种自我观察和反省的能力。
幼儿观察本身就是“二胎”。一开始，从1948年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儿童心理治疗培训中还没有独立的观察课程。该培训要持续三年的时间。在从事临床实践前的一年，要做的事情主要包括个人分析、婴儿观察、参加埃丝特·比克的研讨班，以及参加多学科的案例研讨班及塔维斯托克的其他许多培训。当时，还没有幼儿观察研讨班。不过，在马里列本开办了一所塔维斯托克幼儿园。这所幼儿园给在塔维斯托克接受培训的教育心理学家们提供了各种机会来对幼儿进行测试，塔维斯托克中其他学科的受训者也会到这所幼儿园参观。因此，需要有一个研讨班来讨论所观察到的各种现象。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心要求雪莉·霍克斯特（当时是塔维斯托克的教育心理学家）负责幼儿园观察研讨班事宜。最后，到了1969年，弗朗西斯·塔斯廷接管了负责该研讨班的任务（Hoxter，1997）。
大约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安娜·弗洛伊德中心里也出现了相似的发展。在1957年幼儿园创立之后，便开办了幼儿园观察研讨班，其目的之一是：“给在中心接受培训的学员提供机会，让他们可以观察和研究正常的儿童发展”（Brenner，1992）。
最终，塔维斯托克幼儿园关闭了。其间，儿童心理治疗培训在各方面都发展迅速。接受培训的学员更多了，每年招生一次，有四年（后来改成了五年）的课程，还有更为严格、丰富的培训。这就导致了一些类似研讨班的出现，每个班上有五到六名接受培训的学员，同时，每个班上还出现了一些杰出且有抱负的儿童心理治疗师（Hoxter，1997）。
研讨班的名称也发生了变化：从“幼儿园”观察变为“幼儿”观察。每周要观察一次，持续一年的时间。有些人到幼儿家里去观察，有些人在幼儿园或学前机构中观察。有时候，有些人以他们之前的婴儿观察为基础，对婴儿稍微大一点的哥哥姐姐进行观察。作为“二胎”，幼儿观察在培训中不管怎样都只能居于第二位。幼儿观察培训持续的时间只要一年，而且不需要提交观察论文，直到最近文科硕士课程将其设为一个必要部分，才对观察论文做出了要求。不过，在意大利，完成幼儿观察研讨班的培训需要两年的时间。这个变化要追溯到1982年，当时，在罗马课程（Rome Course）上，有一群学员对幼儿观察非常感兴趣，以至于他们自发地要求将培训时间延长至两年（Gianna Williams，私人通信，1997）。
与婴儿观察方面日益增多的文献相比，有关幼儿观察的精神分析文献相对较少，这也进一步证实了幼儿观察比较受忽视的状况。这是不是反映了一种理论姿态呢？有一种由来已久的批评观点认为，克莱茵学派的研究者过于重视生命第一年和母婴之间的二人关系，因而低估了俄狄浦斯情结和三角动力关系的重要性。不过，众所周知，克莱茵扩大了与俄狄浦斯群集（oedipal constellation）相关的范围，并且认为它出现的时间要比生殖器首位（genital primacy）早很多。不过，情况也有可能是这样的：在最近几年，克莱茵学派朝着俄狄浦斯组织的原始形式的方向开展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极大的进展。在理解孤独症儿童和精神病患儿的心理结构和病理学的过程中，这些前俄狄浦斯方面的研究似乎具有特别的重要作用。布里顿（Britton，1989）曾强调，前性器期俄狄浦斯情结中的母亲意象会对性器期俄狄浦斯情结产生深远的影响：尤其会对父亲的意象产生影响。
在图3-1中，一个女人站在那里，左手抱着一个孩子。这个女人的右手向外伸展，她的脸背对着孩子，眼睛看着自己那只空着的手。孩子的身体和脸也是背对着母亲的。他的两只手都举着，手的姿势表明他想要让其他人抱他。强烈的背离动作将母亲和孩子拉了开来。他们的脸上看起来好像都没有表情，但事实上却传达出一种距离感。母子双方都很专注，他们都探出身子，朝向其他某个地方。
这幅画描绘了时间的暂时停止，他们在等待其他演员的进场。身体的接触保证了他们之间的联结，因为虽然母亲看起来好像不能维持亲密关系，但她毕竟还抱着孩子。他们脸所朝的方向和他们手的动作表明母亲和孩子之间存在一种巨大的排斥力。孩子向外伸出的手描绘了留给另一个人的空间，要求那个人在场，并需要其抱持功能。同样。母亲的手也是空着打开的，表明了一个空间的存在和她在等待着什么东西的意义。
希腊花瓶（图3-2）上这样一幅不同寻常的、有着强烈感情色彩的画似乎鲜明地描绘了当母亲快要生二胎和需要父亲在场时，母亲——幼儿关系方面所发生的变化的力度和情节。
图3-1 希腊花瓶上的一幅画
图3-2 希腊花瓶（公元前470—前440，英国国家博物馆）
幼儿在面对母亲再次怀孕的事件时，可能会觉得母亲的怀抱太紧了，不能给他提供空间。这种感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幼儿的一种认知，即母亲没有能力“把巢放大”（Gianna Williams， Personal Communication ，1997）并给另一个孩子创造空间。不过，这可能也是幼儿分裂和投射他的攻击性的结果，导致幼儿将母亲的怀抱感知为充满敌意的、不可接近的。
因此，在这样的时刻，幼儿可能就会离开母亲，转而寻求另一个客体（这个客体最好是父亲）给他提供支持和包容，因为他觉得在母亲身上再也找不到这样的支持和包容了。通过这种新建立的关系，幼儿需要从与母亲具有强烈冲突色彩的关系中恢复过来并获得解脱。他还需要支持从而让自己爱的情感保持活力，这种情感能让他再次回到母亲身边。通常在幼儿观察中，观察者会被要求发挥这种对幼儿有益的父亲功能。在幼儿及其家人经历重大的变化（如又一个婴儿的降生）时，观察者和幼儿之间发展起来的这种关系能够在维持幼儿及其家人的心理平衡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弗洛伊德（Freud，1933a）曾写道：“当另一个孩子出现在婴儿室……幼儿（即使年龄差只有11个月）通常能够注意到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会觉得他的权利被罢免、掠夺和侵害了；他会对这个新生的婴儿产生妒忌和敌意，并对不忠诚的母亲感到不满，他往往会通过行为方面令人讨厌的变化来表现这一点。”（p.123）弗洛伊德的这些观察属于一种更为一般的背景，他在这个背景中分析了一个年幼的女孩远离母亲、转向父亲的原因。弟弟或妹妹的出生，通常是小女孩控诉其母亲的诸多原因之一。她的不满（在男孩身上，情况也是一样的）还包括由于口唇受挫和肛门受挫、手淫受到限制，以及阉割焦虑而产生的不满。从根本上说，这些不满都根源于幼儿“对爱的过分要求”（Freud，1933a）。
在梅兰妮·克莱茵（1945）看来，“对新的满足源的寻求”取决于在原始客体（通常是母亲或母亲的替代者）方面所体验到的满足和挫折。对父亲的“新欲求”（Klein，1945）最早出现在婴儿6到12个月期间断奶的时候。父亲成了幼儿投射的“理想的容器”（ideal container，Segal，1989）。幼儿通常期待父亲成为一个理想的满足源，或者“为了与乳房保持一种可以忍受的关系，他将乳房和他自己坏的方面分裂了出来，并创造了第三个坏的形象”（Segal，1989，p.96）。
在前性器阶段，父亲主要被感知为一个部分客体（part-object），而后来的俄狄浦斯情结与被感知为完整客体（whole object）的父母双方有关。西格尔（Segal，1989）指出，克莱茵不断地将俄狄浦斯情结的变迁与抑郁性心态（depressive position）的发展联系到了一起，“与作为一个完整个体的母亲的关系隐含着这样一位母亲：她与婴儿是相分离的……她有她自己的生活，她的生活主要包括与父亲的关系，还有各种‘隐含的’排斥感、妒忌感、猜忌感”（pp.2-3）。但是，与抑郁性心态的联系也意味着：俄狄浦斯情结的开始与最大的施虐倾向阶段没有关系，而是相反，与施虐倾向的减少，强烈的旨在恢复乳房、夫妻以及整个家庭的修复冲动相关。
这个过程可能也表明了一种暂时性的倒退，即退回到那种将好的母亲（乳房）与坏的母亲（生殖器）区分开来的分裂机制。事实上，当“在幼儿的心里，攻击性冲动把他从攻击性幻想的受害者转变为受到了伤害的且想要进行报复的形象……婴儿就越来越会觉得需要一个被爱的和深爱的客体——一个完美的理想客体——来满足他对于获得帮助和安全感的渴求”（Klein，1945，p.379）。因此，对幼儿（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均是如此）来说，父亲既会唤起他们爱的情感，也会唤起他们恨的情感，这种爱恨交织的情感在某种程度上来源于与母亲的关系，而且幼儿在某种程度上会以一种新的方式来体验与父亲的情感。
虽然关于早期心理发展的概念模型不同，但加迪尼（Gaddini，1976，1977）认为，在幼儿的发展中，父亲是以一些相似的有趣方式定型的。当幼儿开始认识到母亲是一个独立于他的个体时，父亲便会出现在心理图景上。一开始，父亲会被幼儿视为母亲的一个副本，是她“两个方面当中的一个”（Gaddini，1977），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与她分化开来。父亲和母亲的真实人格特征可能会对以下情况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婴儿期与母亲的关系中有哪些部分会被分裂开来并代之以与父亲的关系，有哪些部分会一直保持（Gaddini，1977）。
幼儿可能会将所有与和母亲之分离相关的具有冲突的方面都放到父亲身上，目的是与母亲重新建立一种完美的关系，或者，幼儿也可能会尝试“将在第一个人身上失去的所有东西都投注到新的对象上”（Gaddini，1977）。这种大规模的取代可能会达到两种结果：要么发展，要么倒退。在第一种情况下，幼儿能够慢慢地修复由于认识到母亲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产生的变化；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幼儿可能会采取防御的姿态，以免认识到母亲是一个独立个体，并拒绝向后一个阶段发展。
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希腊花瓶上的那幅画，认为它代表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新客体（父亲）的出现植根于与原始客体的关系，并且是在此基础之上的扩展。
一个狭小的空间
接下来的观察证明了在有些情形下，二胎的诞生有可能会导致蹒跚学步的幼儿及整个家庭出现倒退倾向，而不是发展倾向。当与母亲的原始关系至今依然充满了早期的焦虑，而幼儿的内心世界里没有牢固建立好乳房的意象，那么，结果便会是“幼儿没有能力忍受由于对母亲的对抗、憎恨等俄狄浦斯情感而产生的额外的焦虑和内疚”（Klein，1945，p.370）。除此以外，父亲还可能是缺失的。事实上，正如罗森菲尔德（Rosenfeld，1992）所指出的，“父亲人在家里并不能保证他就一定扮演了父亲的角色。对幼儿自我（Self）的真正滋养是情绪方面的关注和心理方面的关注”（p.768）。如果父亲不在一边支持母亲、接管孩子、整合母亲的功能，那么，幼儿就找不到从母亲怀抱到父亲怀抱的安全通道，之后也体验不到对爱恨情感的可能的容纳度和流动性的增强。相反，幼儿所体验到的是容纳的缺失和从母亲的怀抱中跌落下来。这种缺失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暂时的，其时间的长短取决于父亲和幼儿之间发展关系的可能性，以及唤起家庭环境中其他人的父亲功能的可能性。另外，幼儿宣称其自身需要的强度和坚持性，对于决定一个幼儿是否在心理上被抱持在某个人怀中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接下来，我们将描述在为期两年的幼儿观察环境中所看到的一个幼儿的情况。该观察是尤金妮亚·玛丽亚·马尔扎诺（Eugenia Maria Marzano）在意大利进行的，她在观察第一年与本章的作者就观察到的现象进行了探讨，第二年与西莫内塔·M.G. 阿达莫一起进行了讨论。
观察开始的时候，这个幼儿的母亲怀了二胎两个月。观察的幼儿叫露西娅（Lucia），两岁两个月大，刚刚上幼儿园。露西娅的父母在婚姻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母亲认为露西娅父亲没有给她足够的支持。
露西娅，两岁两个月
露西娅的母亲在第一次见到观察者的时候，便抱怨说房子太小了，她不知道生下二胎后他们该怎么办。而事实上，露西娅的玩具扔得家里到处都是。而且，这个母亲的内心好像充满了对露西娅的担忧。她说她是为了露西娅才要肚子里这个孩子的，但同时她又觉得自己对露西娅不忠诚。她非常担心她的女儿，因为露西娅已经表现出了各种痛苦的迹象，包括很难与她分离、睡眠障碍、梦魇、强迫性手淫、口吃等。据这位母亲说，她和她的丈夫都非常喜欢露西娅，尤其是她的丈夫，他“总是把露西娅说的每一个字都放在心上”。
一开始，我们就遇到了一个空间的问题。在这个家庭中，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好像都太小了，不足以容纳全家人的所有焦虑。其部分原因可能在于父母功能的支持性不够，且相当有限。母亲把她的丈夫描述为只知道说好话，但却软弱无能，他“总是把露西娅说的每一个字都放在心上”，这种描述可能很好地反映了她的内在父亲的品质。
在随后的几个月中，他们的婚姻问题更为明显了。母亲经常跟观察者诉说他们严重的婚姻问题，还有露西娅的外公外婆把她往回拉的举动，他们希望她回娘家。对于父母的争吵和小宝宝的即将诞生，露西娅看起来好像很不安。有时候，她会把自己完全等同于她的母亲，假装她也怀孕了，如果其他人没有注意到她和她母亲的腹部，她就会非常生气。而有时候，她又会威胁说，小弟弟一出生她就把他杀死。
接下来，母亲重新安排了家里的空间布置，暂时睡到了露西娅的房间。这个时候，露西娅似乎更能够忍受与母亲某种程度的分离了。她睡觉的时候不用再抱着母亲，相反，她会对母亲说：“我们以后要结婚。事实上，我们已经结婚了，因为你快要生宝宝了。”而在其他时候，露西娅会说，当小宝宝出生的时候，她就会变小，她会躲到桌子底下，假装自己已经变小了。在尝试获得某种空间的过程中，母亲设法去上了一门产前准备课，目的是让她自己能够拥有“不被露西娅干扰的时间和空间”来考虑即将出生的宝宝的事情。
露西娅，两岁六个月
在一次观察中（当时母亲已经怀孕六个月），露西娅拼命地试图把一个大箱子里的一些玩具放到另一个小得多的箱子里。当完成不了这项任务时，她开始对母亲大发雷霆，把她推到一边，嘴里还说着，“你走，你是坏人……我不想要这个妈妈……我想要爸爸”。
在这次观察中，露西娅似乎正努力应对自己对肚子里有一个小宝宝的母亲的妒忌情绪。她的应对方法是，先否认自己与母亲之间有任何的差异（小箱子和大箱子是一样的）。接下来，当她发现否认小女孩与母亲之间的差异站不住脚时，便开始对母亲大发雷霆，并试图通过转向父亲来缓解这些愤怒情绪。
在小宝宝出生前的一个月，这种转向父亲的尝试似乎被进一步巩固了。母亲松了口气，说现在这个孩子晚上只要她的父亲了，她还补充说：“露西娅终于变得越来越依恋她的父亲了。很可能是因为她已经理解我以后还必须要照顾小宝宝。”
在同一次观察中，露西娅单独和观察者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她怀里抱着一个洋娃娃，然后把洋娃娃交给观察者，并要求观察者抱着洋娃娃。接着，她说这个可怜的娃娃在夜里会非常害怕，因为有一条龙会跑到篮子里来吓唬所有的动物。她还补充说，小弟弟出生后，她会跟他一起玩，因为他太小了什么都做不了。但是，在那之后，小弟弟会长大，长得像鳄鱼一样大。露西娅贴着观察者的耳朵小声地嘀咕，就好像在说着什么秘密，她说她自己是“一个漂亮的小妈妈”。然后，她笑了，并纠正自己的话，说：“我是个一丁点大的小妈妈，我也是个一丁点大的小女孩。”
大约就是在露西娅开始转向父亲的时候，她还开始以特别的方式利用起了观察者。观察者在情感上介入了这个家庭，但又不是这个家庭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样一个事实看起来好像有助于露西娅思考她内心所发生的变化。通过与观察者共处的私人空间，露西娅发展出了某种自我观察的能力。她发现，她可以通过对玩具动物的投射，来谈论她在夜晚的恐惧。她还有能力恢复过来，在作为幼儿的同一性（identity）和对她母亲的投射性认同之间来回转换。
布里顿（1989）描述了原始的家庭三角关系是怎样为幼儿提供两种联结（即他与父亲和母亲的联系），并让他面对父母之间的关系的：
如果父母之间的关系……在幼儿的心里是可以忍受的，那么，这种关系就为第三种客体关系提供了原型，在这第三种客体关系中，他是见证者，而不是参与者。于是，第三种关系状态就形成了，我们从中可以观察到客体关系……这就为个体提供了观察自己如何与他人互动、在保持自己观点的同时接受他人的观点，以及在保持自我的同时反思自我的能力。（p.87）
通过和观察者的单独相处，跟观察者谈论自己的梦魇，通过在观察者的耳边低语，露西娅开始划定一个私人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她可以尝试性地去建立这第三种关系状态。
不过，这种内在的发展是非常不确定的。在小宝宝快要出生的那些天，难以融洽相处的家庭情境再次出现了。母亲在观察者面前表现得非常紧张、疲惫，她总是抱怨她的丈夫不能给她任何的支持。她非常生露西娅的气，觉得露西娅是在挑战她做一个好母亲的能力。但与此同时，她又觉得非常内疚，因为她不能成功地保护露西娅免受父母争吵的影响。
露西娅经常生病，只能待在家里，不能去上幼儿园。她常常会把纸张剪成碎片，扔到地板上，她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她的破碎感。在其他时间，她会用橡皮泥捏成人像，还会给它装上性器官，这传达了她长期以来所专注的事情。
露西娅还告诉观察者，她很害怕自己被狼或狮子吃掉，但有一天在喝橘子汁的时候，她突然大声叫了起来：“我要喝掉弟弟，我要把他吃掉！”紧接着，她又马上安慰和爱抚起了自己肚子里的“小宝宝”，并哄他睡觉。母亲告诉观察者，露西娅经常会“引诱”她的父亲，叫他“老公”，而且晚上会喊他。而在其他时候，露西娅又经常对父亲生气，排斥他。
小宝宝即将出生的事实好像让露西娅越来越崩溃，她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心理发展消失了。她想利用父亲来获得某种宽慰，好让自己在与怀孕母亲之间的关系中所体验到的焦虑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减轻，但她的这种意图却很可能因为一些同时出现的因素而不能实现。这些因素包括她自己的俄狄浦斯妒忌，以及她公开地想与父亲建立具有性欲色彩关系的倾向，而与这同时存在的还有父母之间强烈的敌意。母亲和父亲之间的冲突支持了露西娅的想法，即父亲是母亲的敌人。
一艘装满了危险的鱼的小船/一个装满了危险的鱼的怀抱露西娅，两岁十个月
小宝宝出生后不久，露西娅就向观察者抱怨：“家里所有空间都被那个东西（意指小宝宝）占满了。”后来，当母亲给小宝宝喂奶时，露西娅就坐在旁边，她要求父亲给她拿一个小船形状的盆来。当父亲把盆放到露西娅的旁边时，她爬了进去，假装自己是一条鱼。她只拿那些体型大且具有威胁性的玩具——即鲨鱼、鲸鱼、剑鱼等。这些玩具都被她放到了小船形状的盆里，就放在她身旁。接着，露西娅假装自己遇到了一场可怕的暴风雨。海面上风浪非常大，以至于露西娅好几次从小船上摔下来。再后来，她拿起了一辆玩具小汽车，给她正在吃奶的小弟弟看，然后，她用手里的小汽车在小弟弟的脸颊上敲了好几下。
露西娅的“装满了危险的鱼的小船”生动形象地描述了这一点，即“母亲的内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危险的地方”（Klein，1945）。在她看来，妈妈的小船/怀抱已经完全被危险的东西占据了，这些危险的东西既包括父亲的阴茎，也包括她刚刚出生的小弟弟。她认为他们具有非常大的威胁，因为他们身上充满了她分裂出来且投射出去的口唇施虐倾向（oral sadism）。露西娅想要吞噬母亲的所有空间，想喝掉、吃掉她的弟弟和母亲内在的所有东西，这个愿望使她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她的父亲和弟弟都已经变成了具有报复性、毁灭性和攻击性的东西。
由于不能转向第二个客体，露西娅感觉自己从母亲的怀抱中摔落了下来，因为母亲的怀抱已经遭到了攻击和伤害，因此已经变成了一个危险之地，不再是她的安全港湾。 1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这个家庭即将面临瓦解的潜在危险甚至变得更为明显了。露西娅对弟弟的攻击性逐步地升级。母亲似乎也不再那么急切地保护弟弟。母亲之所以选择退让，是因为她害怕她保护弟弟的表现会激化露西娅的妒忌心，从而使她更有可能做出不好的，甚至更多伤害弟弟的举动。因此，母亲试图通过减少或隐藏她自己与二胎之间的联结，来规避露西娅的妒忌心和愤怒感。例如，母亲早上会假装去上班，而不是和小宝宝一起待在家里。但这种小把戏并没有什么用，她发现在自己面前的是一个非常退缩的女儿和一个被忽视的小儿子。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母亲告诉观察者，她曾对丈夫说她非常担心他们卧室的地板，因为地板上堆了非常多的东西，她担心地板会坍塌，会压到人。她跟丈夫说，他们有必要“再加一根梁”来支撑地板。
母亲提出“再加一根梁”的要求一开始是对她丈夫说的，然后又对观察者说起了这个要求。不过，所有幼儿研讨班成员在观察期间都必须扩大关注的范围，要抱持观察对象的心理痛苦，给家庭成员以理解，并给他们发展的希望。在观察期间经常发生的情况是，观察者发现自己到的时候幼儿却不在家。她的时间因而被分割成了两部分：一部分用来听母亲说，另一部分用来观察幼儿。接受母亲想要获得支持的要求，而且，在母亲不在的时候，如果露西娅出现试图伤害弟弟的行为就主动制止她，这些都是给这个家庭提供“另一根梁”的必要方法，在小宝宝降生后和婚姻关系恶化的情况下，这些方法可以用来帮助“支撑”这个家庭所承受的越来越重的情绪负担。
观察者的艰巨任务包括接受这个家庭的婴儿期焦虑和投射，但只有在公开要求或非常必要的时候才会这样做。同样，当母亲把小宝宝交给观察者抱（这是家庭婴儿期情感的一种具体表征），观察者会把小宝宝抱在怀里，不过，她过一会儿便会找个借口温柔地把孩子交还给他母亲。观察者用这种方式保持她作为一个观察者的角色，同时又接受这个家庭对她的能力的需要，即需要她帮助承受一些情绪负担。观察者并不像治疗师一样需要扮演明确解释者的角色，但隐含在她接纳这个家庭的工作过程中的是她无声的理解，这就是她接纳这个家庭成员之间沟通的方式，也是她对他们采取的行为方式。
露西娅，三岁
在暑假前最后一次去他们家时，露西娅迫切地想与观察者建立和维持亲密的情感联系。她非常喜欢观察者送给她的生日礼物——一本书，并要求妈妈读给她听。但就在她非常开心地与母亲亲密接触时，小弟弟突然醒了，打断了她们。露西娅很快站了起来，要求观察者陪她去游戏室，帮助她把一些积木搭好，她自己之前总是搭不好。
此时，在露西娅的身上，一种更为原始的焦虑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就像马加尼亚（Magagna，1987）所指出的，幼儿在内心与之斗争的并不只有妒忌感。当和父母在一起时，幼儿会感觉到自己是他们的孩子，他们爱他。当他感觉到妈妈肚子里有一个小宝宝、看到爸爸或妈妈怀里抱着小宝宝，或者看到爸爸妈妈一起陪着小宝宝玩游戏或洗澡时，幼儿就会觉得这个小宝宝夺走了属于他的身份。当幼儿不能确定自己是一个哥哥或姐姐的身份（即他不需要和小宝宝或父亲一模一样），幼儿对于母亲怀抱中的小宝宝的认同感就会受到强烈的动摇。
露西娅，三岁三个月
暑假之后的许多周，“摔（falling）”成了一个核心问题。露西娅常常会爬到她五个月大的弟弟的游戏床上。她和弟弟玩耍的方式非常刺激，以至于一会儿就会把弟弟吓哭。母亲因此常常责备露西娅，而露西娅的反应是哈哈大笑，并趴在游戏床的边沿上，这非常危险。观察者注意到，露西娅这样做有非常严重的风险，她可能会头朝下摔下来。接下来那个礼拜，露西娅就戴了一个颈托，观察者听说，她被送去医院了，因为她从床上摔了下来。
“摔”似乎与露西娅的感受有非常大的关联，露西娅觉得自己已经滚出了妈妈的怀抱，已经失去了作为“妈妈怀里的小宝宝”的身份。露西娅似乎并不觉得父亲能够帮助她适应这种引发焦虑的变化，即从一个小宝宝变为家中已经能够蹒跚走路的幼儿；她经常跟观察者说，她的父亲或者她的“丈夫”已经死了。有一天，她哭着从幼儿园回到了家，说同班的小朋友们告诉她：她是一个没有爸爸、没有妈妈的孩子。
提供一个私人空间
不过，在这种关键的情境中，有些事情发生了。戴维·罗森菲尔德（David Rosenfeld，1992）曾写道：“父亲的角色有时候也可能是孩子指定的。”在孩子转向乳房或离开乳房时，可以采用需要或拒绝母亲照顾的方式，要求获得或拒绝父亲的照顾，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孩子让父亲扮演起了某种特定的角色。现在，露西娅在寻找某个人来扮演这个未被扮演的角色的过程中，她把目标指向了观察者。在随后的几周中，露西娅坚定不移地保护着她与观察者在一起的时光。“他们告诉我，你会来和我一起待一个小时。”她对观察者说。还有一次，当母亲与观察者正说着话时，露西娅表示反对，她说：“她只和小孩说话。”此外，与观察者在一起的空间必须是一个特殊的空间，必须与弟弟的空间或弟弟和妈妈在一起的空间分离开来，并且要保护起来不受他们的干扰。她对观察者解释说：“就我们单独玩，就我们两个人一起玩，这个游戏才好玩。”
露西娅的游戏总是围绕同一个主题：通常要求观察者当爸爸，而她自己当妈妈。因为扮演的是一对夫妻，所以他们必须将他们无数生病的、受苦的孩子送到医院，给他们治疗，给他们提供营养，并保护他们。虽然露西娅在照顾这些“小宝宝”上非常马虎，并表现出了较高程度的矛盾心理，但这种在私人空间进行的游戏好像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露西娅和观察者在一起的私人空间通过允许她将对弟弟的攻击性以象征性的方式表达出来，从而为她提供了安全感。通过这样一个私人空间，露西娅的内心产生了一个分裂的过程。这个过程使得她能够慢慢地看到自己重新产生了对母亲的爱，还有对弟弟的关心。这一点在接下来的两个场景中得到了证实。
露西娅，三岁七个月
这是一个冬天。露西娅现在三岁七个月，她的弟弟也已经九个月大了。露西娅坐在观察者旁边玩涂色游戏。当时，她母亲正同她弟弟说着话。注意到这一点之后，露西娅马上站了起来，一把把弟弟抱了起来，亲吻他，并非常大声地对他说着“充满爱意的”话，以至于她听起来好像是在大喊大叫。与此同时，她抱着弟弟走得非常快，差点摔倒。弟弟受到了惊吓，几乎要哭了。母亲抓住了弟弟，把他抱了回来。母亲同时也扶住了露西娅，以免她摔倒。母亲还非常严厉地警告了露西娅，说她早晚有一天会把弟弟的腿摔断，这样他就不能走路了。
当母亲走出房间时，露西娅推了站在椅子旁边的弟弟一把。弟弟摔倒在了地板上。接着，她马上要求观察者“离开”，用手指着她的房间。她要求观察者跟她继续玩她们的“老游戏”。当她们到她房间的时候，露西娅把她的洋娃娃都放进了婴儿车里，她说她只拿生病的娃娃。她用毛毯把这些洋娃娃盖了起来，说要保护他们不被吉卜赛人抓走，“这些吉卜赛人专门偷小孩和所有人的珍贵物品”。接着，露西娅把她最喜欢的小男孩娃娃放进了弟弟吃饭时坐的高脚椅子里，并给他喂饭。喂完饭以后，她就把他放到了弟弟的床上“睡觉”。
观察者在看到一个小宝宝摔倒在地时应该怎么办？这个难以处理的问题虽然一直萦绕在观察者的心头，但在这里却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在与观察者一起玩耍时，露西娅要求她们换到另一个房间，这是一个独立的地理空间，代表了一个不同的心理空间。为了实现这种改变，露西娅必须能够让自己与她的原始感觉以及她原先的表达方式保持距离。在一个象征领域中，一个事物可以代表另一个事物，洋娃娃可以代表母亲新生的宝宝。这种保持距离还使得她可以思考已经造成的伤害，因为所有的“小宝宝”都生病了。
在她和观察者一起的私人空间里，露西娅才有可能重新获得这样一种体验，即她在观察者的心里有一个独享的空间。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归属地，必须在内心世界里对其加以保护。从每个孩子都有权利觉得他在父母的心里和生活中有一个独特的、不可取代的位置这个意义上说，露西娅通过一种具体实际的方式重现了“离开以及和观察者单独相处”，以此表达了她的需要，即她需要重新确认在自己与母亲之间的独特关系中所存在的信任感。这个空间似乎缓解了露西娅的妒忌感，从而为她建立三元关系提供了可能。于是，修复“受伤的孩子”的可能性就出现了。
不过，在接下来的这个礼拜，露西娅内心充满了对弟弟的可怕的愤怒，甚至可以说是狂怒。她用许多方式折磨弟弟，而这导致母亲总是责备她。一听到母亲的责备，露西娅就跑出房间，不过她很快又会回去，跑到母亲抱着的弟弟旁边，用牙齿咬着他的衣服不停地拉扯。在这之后，露西娅回到了她自己的房间，要求观察者陪她一起玩。在这个私人空间里，露西娅想让观察者扮演生病的小孩，而她自己扮演的是妈妈，她看到自己的孩子发了高烧，就去给她治疗。在扮演了这段情节之后，露西娅要求观察者跟她调换角色，这一次露西娅扮演生病的小孩，而观察者扮演一位女医生，成功地治好了她的病。
在这个与观察者独处的私人空间里，露西娅由于母亲抱着弟弟而产生的强烈妒忌感和憎恨感，被象征性地看作一种情绪高温，即一种让人痛苦的疾病，需要进行治疗。这个治疗出现在了接下来的一次观察中，这次观察正好是在观察者答应每周去露西娅家一次的约定快要结束前。
治疗还是杀死小宝宝
露西娅，四岁
在不耐烦地等待来访者的到来时，露西娅为她们两个人建了一个“洞穴”。她说，在“洞穴”外面，一切都被覆盖上了冰雪，而且，周围有很多狼。因此，她努力地在洞穴所有可能的出口处都围起了栅栏。露西娅说，她和观察者将成为两只臭鼬，她们很快就要进入冬眠了。
她描述说，“洞穴”的内部有一部分很温暖舒适，里面有很多鲜花，还有给两只臭鼬以及它们的许多孩子准备的食物。露西娅在“洞穴”的一个角落待了一会儿，用嘴巴吮吸着自己的T恤衫。她不让她的弟弟进入“洞穴”，并向观察者透露说，她之所以想跟观察者单独待在一起，是因为她非常爱她（观察者）。接着，露西娅把她在树林附近发现的许多受伤的流浪小狗都带进了“洞穴”里。她给它们喂食，并帮它们治疗，但与此同时，她也会询问它们的年龄，而答案无一例外都是一岁，即她弟弟的年龄。她还会询问它们到底哪里不舒服。后来，露西娅焦虑地跟观察者说，她的肚子也受伤了，不过，她突然又把这种担忧扔到了一边，她说：“不管怎样，我都不在意，我非常勇敢。”
过了一会儿，露西娅的注意力就转移到了她抱着爱抚的一个男洋娃娃身上，她不断跟他说着爱的话语。随后，她停了下来，看着他，并问道：“你怎么啦？你冷吗？我知道怎么治好你。”虽然她兴奋地大声笑着，但很快就粗鲁地把“小宝宝”扔到了地板上。
片刻之后，露西娅又捡起“小宝宝”，深情地把他抱在怀里，她看起来更加忧郁了。但接着，“小宝宝”总是抱怨，说他某个地方疼或者需要什么东西。每次“小宝宝”一这么说，露西娅就会大打出手，再次重重地把他扔到地板上。然后，她匆匆做了决定，她“一定要治好他”。她温柔地把他放到了床上。她手拿一把塑料刀，假装把他切成碎片，然后煮熟了吃。露西娅看着观察者，大声笑着，继续吃着被她切碎了的“小宝宝”的碎片。
就在这个时候，母亲走进了房间，并谈到了观察结束的事宜。露西娅强行试图加固入口处的障碍物。母亲的反应是：假装她是一只想偷偷潜入“洞穴”的狼，露西娅“开枪打死了”她。
在这之后，露西娅的情绪再一次发生了变化，她决定让她弟弟进到“洞穴”里来，但她明确提出，他只能当一只小臭鼬，只能当观察者的小弟弟。
在这次观察中，露西娅拼命地想给自己的心理设置栅栏，以免自己想到即将来临的与观察者的可怕分离，伴随这种恐惧感而来的还有寒冷以及狼群的破坏性。这种否认使得露西娅可以维持与观察者的关系，并将其视为一种理想的关系，充满温暖、非常美丽且给幼儿提供营养的“洞穴”表现出了这一点。不过，退回到“洞穴”之中“冬眠”也表明了一种心不在焉的状态和发展的暂停。
不过，露西娅也提到，“洞穴”里有些东西闻起来不好闻。此外，露西娅还在她内心的某个“角落”保持着这样一种意识，即她即将要与观察者分离。通过吮吸T恤衫这个动作，露西娅表明，即将到来的分离使得她退回到了把自己等同于内心的婴儿部分，她必须用自己内心已经长大的部分（等同于一个母亲）来喂养、安抚这个婴儿部分。
与观察者的分离通常与这样一种想法相关联，即露西娅认为，观察者会像母亲一样转向另一个孩子。对露西娅来说，为了保存她对观察者的爱的感觉，她必须将有关另一个孩子（具体表现为她的弟弟）的想法从脑海中剔除出去。而且，她还必须将那只狼（父亲）剔除出去，因为露西娅将那些与分离的母亲以及导致她自己的愤怒有关的东西都分离了出来，并投射到了狼（父亲）的身上。不过，受伤的小狗被露西娅带回了“洞穴”，也带进了露西娅的心里，这就为她思考过去和将来的伤害提供了可能性。随着露西娅以一种相当杂乱、随意的方式照顾小狗，“洞穴”中有关游戏的叙事就展开了。露西娅开始询问小狗它们是怎样受伤的。当她残忍地击打小狗并把它扔到地板上时，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出现了。但是，露西娅不能一直保持对自身攻击性的痛苦意识，她很快就“杀死了”这种洞察，她把自己等同于一个残忍的对象，兴奋地把“小宝宝”切成碎片。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对即将到来的分离的恐惧损害了露西娅残存的、脆弱的自我观察、反省和关注的能力。不过，通过在游戏这个安全的象征性框架结构中将这些幻想情节扮演出来，她对小宝宝和狼（父亲）的凶残念头减少了。露西娅急切地等着观察者出现，这样就有人接受她的破坏性幻想，而她也就不需要将这些幻想都具体实施出来了。游戏使得她可以在自己的爱恨这两种情感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从迫害性内疚到抑郁性焦虑，再发展到修复性活动。由此，露西娅进入了一种有质的差别的心理状态。之前她是禁止她的弟弟进入她的“洞穴”的，但现在她允许他进去了，接着，她还开始对母亲热情起来。在与充满爱意的好母亲重新建立联系之后，露西娅开始向她索要食物。这让我们看到了露西娅未来心理发展的某种希望。
露西娅要求与观察者独处的私人空间的特点，以及这个空间对于幼儿及其家庭而言的功能，需要我们做更进一步的探究。通常情况下，幼儿观察中总是充满了竞争、排斥、秘密这样一些俄狄浦斯主题。有时候，幼儿会试图与观察者建立一种排他性的关系，将母亲排除在外。这样做有时候好像是为了摆脱在父母亲之间、母亲和弟弟之间、观察者和母亲之间（观察者和母亲之间的谈话会引发幼儿的妒忌）等二元关系中所体验到的妒忌感。与幼儿经常试图通过在观察期间将妒忌投射出去从而回避俄狄浦斯焦虑的做法不同，露西娅对私人空间的追求则主要是为了探究和反思由于小宝宝的出生而产生的焦虑和变化。因此，这个私人空间所发挥的是一种发展性的功能，而非防御性功能。
母亲肚子里的胎儿让母亲的身体和心理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正如罗漫娜·内格里（1988）在观察案例研究（这个案例是玛莎·哈里斯督导的）中用优美的语言所证明的，对于幼儿来说，小弟弟/妹妹的出生有可能不仅是一种对追求知识的本能（epistemophilic instinct）的刺激，还是一种促进其心理发展的巨大刺激。不过，为了让幼儿能够获得成长（而不是倒退），我们需要在幼儿内在的梦的舞台上给他们留出实施攻击性、报复性行为以及爱的幻想的空间，并让他们在游戏中表现出来。
观察者有时候可以提供“一个单独的怀抱”，在由于小宝宝的出生而带来的各种变化之间架起桥梁。露西娅似乎生活在一片到处都是危险的鱼，还有一条龙的海洋里，直到观察者驾驶的安全的小船（怀抱）出现，让她上了岸。在弟弟出生后，露西娅最先对观察者说的话中充满了抱怨，她说家里所有空间都被那个东西占满了。在盆——小船的游戏中，露西娅觉得，这艘小船由于她的俄狄浦斯竞争者（即她的父亲和弟弟）具有威胁性的存在而遭到了毁坏，这就表明，她需要在她的内心恢复一片安宁的区域 2 ，在其中她可以体验到自己对母亲的爱。她努力地尝试恢复这样一片区域，她想找到一个人，让她可以将她对已失去的深爱的母亲的渴望，以及对她自己已失去的充满爱的自我的渴望移植到这个人身上。因此，她一开始转向了她的父亲，但很快又退了回来，因为这种关系中由于父亲的诱惑而日益增强的性欲色彩让她很焦虑。“转向父亲”还让她充满了担忧，因为当她发现父亲和母亲之间如此冲突的关系时，她就很难与父亲建立亲密的关系。
不幸的是，在露西娅的环境中，好像没有其他人可以让她修通由于弟弟的出生而带来的各种变化。这不仅仅指的是必须具备的母亲的包容。如果在母亲之外没有一个父亲的空间，而是与母亲联系在一起，不能够接收投射性认同，那么，幼儿便不能内投父母之间相互合作的机能。重要的是，露西娅不仅向观察者提出了要求，而且成功地从观察者那里获得了这样一个空间。
加迪尼（1977）曾经强调过，尽管父亲的意象来自最初对父母亲之间关系的感觉，但父亲也会慢慢地为这种关系的塑造做出越来越多的贡献，因此，最终出现的便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父亲意象。从这个意义上说，观察者所发挥的功能在决定将会形成哪种父亲功能（paternal constellation）方面非常关键。
众所周知，在婴儿观察中，“观察者为母亲提供了一个另外的‘反省性空间’”（M. J. Rustin，1997）。而在幼儿观察中，除此以外，由于幼儿对观察者的认同，观察者还能够帮助幼儿强化他的观察和反省姿态，以及他审视家庭外部关系和内部关系的能力。在露西娅与观察者独处的私人空间里，她能够“走侧步”，完成“横向水平运动”，这“使她具有了能力……能够在做自己的同时，自我反省”（Britton，1989）。一方面，这样一种可能性让露西娅获得了极大的解脱，不管什么时候，她都能够和观察者一起“离开”，关上门，再次创造这个私人空间。另一方面，每一次当她不被允许拥有这样一个独立的空间，她就会对弟弟做出暴力行为，且暴力行为的等级会大幅度升高。
“极端的情况会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观察者立场的不确定性”（M. E. Rustin，1988）。许多学者都讨论过这个问题：当被观察的家庭遭遇了悲惨的境地，或者某个家庭成员有了危险时，移情和反移情感受会对观察者产生怎样的特定影响？至少在幻想的层面上，“观察者在某些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在一些更团结的社区中通常由配偶、兄弟姐妹、父母、邻居扮演的角色”（M. J. Rustin，1997）。在这些情况下，观察者的中立态度的意义似乎尤其具有争议性，而观察者需要竭尽全力忍受由于“因自己怯懦、困惑或未经思考的共谋而有可能违背幼儿或家长之最大利益”（M. E. Rustin，1988，p.12）而产生的焦虑感。布伦纳（1992）曾写过一篇论文来论述幼儿园观察在安娜·弗洛伊德培训中的地位，她在这篇论文中谈到了观察记录的重要性，她把观察记录视为观察者和幼儿进行“一次私人访问”的机会，使观察者和幼儿之间的关系得以深化。研讨班还给观察者提供了一个私人的空间，使他能够完成双重任务：一是观察幼儿在家庭中的互动，二是理解他自己被引发的无意识过程的深度和复杂性。
对露西娅的观察者来说，要认识到她母亲作为父母的优势和困境，需要从认同于露西娅的婴儿期情感转变为接近她的母亲，为她的担忧提供情感空间，并理解她的焦虑，这一点尤其重要。在这么做的时候，观察者就充当了父亲的角色，即在母亲和幼儿的关系中发挥“支持性桥梁”作用的第三个人。有时候，观察者也需要得到研讨班的帮助，以找到“一种说话方式”（Crick，1997），好让他自己的声音被听到（甚至在缺乏一种解释性功能的情况下，也能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并找到一种如何对别人所说的话做出反应的方式。
在有关幼儿对弟弟或妹妹的攻击性，以及如何处理幼儿与家人分离的问题中，我们可以非常敏锐地察觉到这些问题。露西娅的世界充满了原始的幻想和感觉，她经常将这些幻想和感觉表现为针对她的弟弟。观察者对此没有什么反应，这被露西娅和她的弟弟解读为：她是一个被动的家长（Isaacs，1933）。如果观察者被视为一个被动的家长，那么，幼儿要么可能会认为观察者支持破坏性和伤害，要么内心会承受对报复的恐惧。这种恐惧迟早会导致幼儿做出某种自我毁灭的行为。因此，我们通常鼓励观察者在小宝宝一个人（没有父母陪伴）的时候，保护小宝宝。
鉴于上面描述的最后一次观察，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观察者与这个家庭的突然分离会让露西娅产生强烈的痛苦感受，并且还有可能会让她做出破坏性的举动。这一点非常明显，因为与观察者的关系对幼儿、母亲以及其他家庭成员来说都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觉得，严格地坚守两年前预先假定的观察结论是不妥当的。因此，这个家庭需要有一个逐渐离开观察者的“断奶”过程。这个过程包括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每月一次的观察，以及在这之后更为零星的一些拜访。在后来的这些会面中，有一次，母亲终于能够开口向观察者求助，请求观察者帮助她找一些心理治疗方法来更好地解决她在婚姻方面遇到的困境。露西娅也会打电话给观察者，这样，她的记忆中就一直有“她的朋友”以及她们一起度过的时光。
在较为有利的环境中，观察者的角色会简单许多。可以说，他只要舒服地坐在他的位子上，仅仅通过他的共情性关注参与正在发生的事件即可。不过，情况也并非总是这样。有时候，所需要的“演员阵容”不完整，有些“演员”角色是缺失的，这个时候，观察者就会更为直接地被喊到“舞台”上去。不过，“舞台”毕竟不是现实的生活。
在本章描述的这个家庭中，从一开始，母亲和幼儿都将一股强大的趋同性压力放到了观察者身上，要求她扮演起某种缺失的父亲角色。当然，观察者并不能代替真正的父亲。但是，她利用自己作为观察者的角色，对幼儿及其母亲作出反应的方式能够为她们提供一个救援空间，还有支持和理解，而且事实上，她也确实做到了。
致谢： 感谢弗朗西丝卡·韦尔代利（Francesca Verdelli）女士允许我们引用她的观察，还要特别感谢尤金妮亚·玛丽亚夫人慷慨大方地允许我们大段引用她作为观察者的作品中的材料，这些材料是我们思考本章主题的基础。另外，我们还要对雪莉·霍克斯特夫人与我们分享幼儿观察的发展史深表感谢。
本章的作者对有关观察的评论承担全部责任。
本章内容最早是在第二届国际塔维斯托克幼儿观察大会（伦敦，1997年9月1—4日）上提交的论文。
1.我们在对其他幼儿的观察中也可以经常看到露西娅游戏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如我们在以下片段的生动描述中所看到的：
丽塔（Rita），四岁六个月；乔治奥（Giorgio），两个月
乔治奥醒了，现在，妈妈一手抱着乔治奥，一手端饭给丽塔。丽塔说：“我想吃乔治奥。你能把他切成一片一片的给我吃吗？”她用手比画着切的姿势，还补充说：“把他切切，然后我们把他烧了吃。他是一只小臭鼬。”
妈妈阻止了她：“不许说了。你这样对弟弟不友好。”丽塔的反应是“呸”了妈妈一声，并向妈妈吐口水。妈妈斥责了她。过了一会儿，丽塔爬到了观察者的膝盖上，要求观察者“像昨天那样跟她一起玩”。观察者明白，她必须重复她们经常玩的一个“游戏”：让丽塔坐到她的腿上，然后观察者拉开她们两个人之间的距离，让丽塔往后摔。观察者对丽塔解释说，如果在丽塔往后倒的时候她没有抓住，丽塔就会真的摔得很惨。观察者很困惑：为什么丽塔会不停地抱怨说她不想被抓住。
在思考这个观察片段时，有一点好像很明显：丽塔在一次又一次地表达一种想法，即如果她想把弟弟乔治奥切成碎片吃掉，那他将不会再出现在妈妈的怀抱里。但是，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那么，由于她将自己认同于弟弟，且根据以牙还牙的法则，丽塔也将被赶出妈妈的怀抱。
2.有人可能会想到梅兰妮·克莱茵（Melanie Klein，1945）所描述的她的患者理查德（Richard）画的画：描绘了蓝色的母系帝国的情形。其中，有些国家更为自由、安宁，而有些国家让人觉得很危险，被坏爸爸、弟弟，还有理查德自己所代表的军队给占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