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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经济学家来说，这是一个不寻常的话题，而我的研究从定义上来说是探索性的。我试图扩展既定参数，并结合使用大样本调查数据的计量经济学分析以及深入实地调查。我还参考了其他学科，尤其是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不过，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展示将希望纳入经济分析（包括幸福分析）的潜在好处。虽然这是一个相对未知的领域，但实证的证据表明希望可以改善人们的生活，而绝望可以摧毁人们的生活，这些证据足够有力，值得进行更深入的探索。
这方面的研究仍有许多未能解答的问题。例如，什么导致了什么？与先天幸福水平相关的基因（例如5-HTTLPR
血清素转运基因）是否也与希望相关？希望是否会促使个体与环境形成更积极的互动，就像那些血清素递质水平较高的人会更积极地与他人互动一样，从而支持该基因的代代相传？
这些社会心理特质的持久性如何？它们是否能够抵御个体遭遇的负面冲击？它们是否像智商一样在成年后一直稳定，还是像五大人格特质一样可以随着年龄增长而改变？
尽管我们距离回答这些问题还很远，但我们初步的研究结果是具有启发性的。
我还从我们和其他人的研究中了解到，文化和社区影响在某些人群中的希望感中持续存在并发挥作用。在美国，黑人比其他种族更加乐观，尤其是低收入黑人，他们与低收入白人相比差距尤其大。德内夫及其同事（2012）还发现，美国黑人的血清素转运基因（5-HTTLPR）功能多态性水平高于白人、拉丁裔及亚裔。同一项研究还发现，5-HTTLPR可以预防压力导致的抑郁，这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何某一群体具有非凡的恢复能力。虽然这些发现是新的并且有待进一步验证，但它们可能是答案的一部分。
我们最近的研究发现，即使在新冠疫情期间，美国黑人的乐观精神和韧性，以及与其他群体相比的差距，受到的影响并不成比例。我们的调查研究（以及其他一些调查研究）还发现，与低收入白人相比，美国黑人更有可能相信高等教育的价值，尽管他们通常更难实现（接受高等教育）这一目标。
与此同时，拉丁裔美国人普遍比与其收入水平相似的其他地区的受访者更加快乐和乐观，在控制了许多其他潜在的混杂影响（例如宗教、犯罪率和不平等因素）后，这些特质仍然存在。我们对低收入社区的秘鲁年轻人进行调查发现，他们有着令人诧异的高水平的希望感和接受教育的意愿，这使得他们在教育、卫生和社会领域有更好的未来。
虽然对特定人群和/或种族进行概括是困难的，而且往往不准确，但驱动因素是这两个群体的高水平的希望，以及它与一个人克服障碍（例如歧视）和改变自己的处境的决心之间的紧密联系。因此，它还是一个包括能动性和韧性的概念。
另一个问题是希望（和乐观主义）是否总是好的。一方面，希望和韧性是应对逆境的重要工具。某些幸福标志，例如面对极度贫困时的保持高度愉悦和日常幸福，可能有助于保持心理健康。但另一方面，这些品质与低期望值和难以适应的不良制度安排及条件有关，例如高度歧视、高犯罪率和腐败率。
我们可以通过实证检验这一点吗？
与这个问题相关的问题是长期的希望以及相关的意愿是否与原始的乐观主义不同。虽然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我们已尽我们所能对其进行了探索。那些表现出高度乐观情绪的低收入美国黑人受访者也表示，他们对自己的财务状况和所居住的城市的满意度较低，结果表明这并不是“盲目乐观”效应。与此同时，在秘鲁的调查中，我们在年轻的成年受访者中测试了三种不同类型的意愿——教育、职业和迁移（迁移到有更好的机会的地方），发现希望和意愿的运作方式与乐观主义的运作方式不同，这反映了自尊、不耐烦（impatience）和参与危险行为的倾向等特质的差异。原始乐观情绪与我们的衡量结果之间的关联性不强。下一章讨论的其他一些学者的工作证实了这些发现。
我们还利用秘鲁研究的纵向性质来探究三年期间个人的意愿如何持续，我们的受访者年龄为18—21岁。虽然时间相对较短，但它也是一个变化的时期，青少年正向成年人角色过渡，并做出许多可能永久影响他们未来的关键选择。
我们发现，意愿确实具有“粘性”，并且具有强烈意愿的受访者有望在第二轮调查中实现他们的教育目标。最后，除了探索意愿如何随人格特质而变化外，我们拥有关于他们的童年经历和家庭特征（包括他们与父母的关系）的大量信息，并探究这些信息如何影响他们对未来的希望。
这项希望研究的框架是幸福经济学（economics of well-being），这是我很早就投身研究的领域。它已经从对个人和社会幸福决定因素的研究发展成为一门更复杂的科学，它融合了包括生物科学在内的多个学科的方法，并重在探索先天特质和环境与幸福（well-being）的相互作用。我们现在衡量幸福的几个不同维度，从经验/享乐幸福（瞬间）到评价性幸福（整个生命历程），再到幸福（生命的意义和目的）。越来越多的研究除了关注什么促使人们获得幸福之外，还探讨了幸福感的影响。
我们衡量希望的经验较少。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依赖于大样本调查中的可用数据，例如盖洛普数据（Gallup data）。
在盖洛普数据中，有一项是坎特里尔生活阶梯（Cantril Ladder of Life）
问题，该问题要求受访者将他们的生活与他们可能的最佳生活进行比较。该问题让受访者将生活状态划分为一个十一级的阶梯（评估他们当前的生活状态在这个梯子上的位置）。然后，受访者被要求将他们预期五年后的生活状态置于同一阶梯上评估。虽然这可能不是一个完美的问题，但它似乎抓住了希望的两个要素：相信事情在未来会变好，以及有能力为未来做点什么。第一个要素是问题的一部分，第二要素就像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未来阶梯上得分较高的人往往在受访后的几年里表现得更好。虽然这可能是出于现实的期望，但这并不能解释低收入美国黑人等贫困人口（在未来阶梯上）的高分。
其他关于希望的问题只是询问受访者是否对未来充满希望，即使不完全相同，也有类似的回答范围。对未来是否充满希望也经常出现在一系列问题中，以了解青少年是否抑郁，例如流行病学研究中心的抑郁量表，询问受访者是否一直对未来充满希望，通常（回答是）“有时候”或者“从不”。尽管问题存在差异，但受访者对未来行为的回答模式是类似的。事实上，在对秘鲁和密苏里州低收入青少年的调查中，我们纳入了两种不同的关于希望的问题
并发现两者的回答模式相似。
我最近的研究探索了幸福和幸福不平等如何以及为何对个人结果产生重要影响，以及低幸福水平（尤其是缺乏希望）的后果。这项工作最初是由我在秘鲁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工作的经历触发的，我每次回国后都注意到，美国的贫困人群似乎比那些生活在物质上更加匮乏的地方的人群更加绝望。这似乎源于我们收入和机会的不平等程度越来越高。美国梦包括强烈的个人职业道德、对高度不平等的容忍，以及经常使穷人和落后者蒙受耻辱。
我开始了我的实证探索，除了对收入和机会进行比较，我还比较了美国富人和穷人的幸福水平。我的研究结果很显著，比如说，美国的富人和穷人在压力和微笑方面的差距是拉丁美洲的两倍，其中美国穷人是四个群体中最不可能微笑的群体，也是最有可能承受压力的群体。在相信努力工作的信念方面，美国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距比拉丁美洲大得多，拉丁美洲人认为他们没有显著的收入差异（格雷厄姆，2017）。
我更深入地研究了美国不同收入群体的差异，重点关注贫困群体。我们意识到未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会因绝望而死亡。在坎特里尔生活阶梯上，贫穷的黑人的乐观程度是贫穷的白人的三倍，拉丁裔美国人则介于两者之间。贫穷的黑人在某一天感到压力的可能性也只有贫穷的白人的一半，而且感到疼痛的可能性更低。鉴于前者的客观条件要糟糕得多，研究结果既反映了现实，也反映了黑人的韧性。这些结果并不是报告或规模偏差造成的，因为同样的低收入黑人受访者关于财务状况和生活条件的自我评估比白人更糟糕。
我探究了这些差异的历史和文化基础。社区的作用是少数群体韧性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浸信会教堂倾向于强调集体而不是个人，是许多美国黑人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家庭和天主教堂对于拉丁裔群体来说也发挥着类似的作用。许多社区都是建立在共情的基础上的，因为少数群体必须团结起来与歧视和不公正的制度作斗争。我们对壮年男性劳动力（25—54岁）的健康状况进行研究（壮年男性是一个阿片类药物摄入量高、客观健康指标差的绝望群体）时发现，美国黑人男性在这一群体中脱颖而出，他们以回馈社区为荣（格雷厄姆和平托，2021）。
准确衡量社区的影响力是很困难的。例如，我们发现美国黑人是最有可能认为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很重要的群体。尽管我们在回归分析中控制了宗教信仰这个变量，以确保它不会影响我们对乐观这个变量的研究，但有许多与宗教信仰相关的不可观察的变量是我们无法控制的。这些因素很可能对乐观和韧性的故事及其在更广泛的社区中传播很重要。
因绝望而死亡的数据（凯斯和迪顿，2015）显示，这种死亡现象在低收入白人中比在其他群体中更普遍。我们将数据中有关缺乏希望、压力和担忧的模式，以及来自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关于这类死亡的县级数据进行了匹配。我们发现，我们的标记点（缺乏希望）在个人、种族和地点层面上与绝望死亡的倾向之间存在很强的关联性（格雷厄姆和平托，2019）。直到现在这些模式仍然很稳健，这证明了幸福指标作为测量社会温度的有力工具的潜力，它可以作为潜在危机的预警指标。
我们的最新研究探讨了新冠疫情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以及对绝望死亡趋势的影响［在获得更新的CDC数据之前，我们使用的是紧急医疗服务（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s，EMS）急救人员数据］。我们发现服药过量和相关死亡人数几乎翻了一番，自杀死亡人数增幅较小（多布森、格雷厄姆、华和平托，2022）。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新冠疫情期间，美国黑人依旧保持乐观精神和韧性。低收入美国黑人仍然是希望水平最高的群体，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比低收入的白人和拉丁裔美国人更好。
虽然与2019年相比，2020年少数族裔的焦虑和抑郁程度有所提升，但这种提升并没有转化为希望水平的下降。
这些希望的差异似乎转化为不同的信仰结构。例如，低收入美国黑人和拉丁裔美国人比低收入白人更有可能相信高等教育的价值。最近对美国传统黑人学院与大学的研究表明，与其他公立和私立大学的学生相比，这些学生在资源少得可怜的情况下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部分原因是这些黑人学院与大学在提供榜样和导师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这些榜样和导师有助于学生增强希望和自尊。与此同时，我们对密苏里州白人和黑人社区的低收入青少年进行调查发现，尽管以美国黑人学生为主的学校的毕业率较低，但那些毕业的学生比白人更有可能接受高等教育。
与这种希望和韧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全国范围内衰落的社区中，受教育程度为大学以下的白人中绝望和相关死亡的比例很高。这种高度的绝望在从前以制造业和矿业为中心的地区最为突出。这些社区（主要是白人）的劳动力流失率很高，通常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的壮年男性劳动力流失率）。
我们的研究发现，这一群体的精神和身体状况不佳，阿片类药物消费量较大。与其他劳动力群体相比，劳动力中的壮年男性在退出劳动力市场后，留在父母家中或人口普查区的比例更高，这是造成美国地理流动性下降的原因之一。
由于身体状况不佳，而且对未来不抱希望或缺乏意愿，这些人不太可能搬到工作地点，即使工作地点离他们相当接近。这是工人阶级衰落的最明显表现，且他们似乎很容易受到媒体操纵，以及受本土主义和种族主义信息的影响。
这些模式表明，要消除这场公共卫生危机，理解希望与理解绝望同样重要（这一点在我在2021年的布鲁金斯学会关于绝望和复苏的报告中有详细记录）。
需要注意的是，乐观主义者可能只是做出了错误的预测，或者是一味盲目乐观。
或者他们可能只是在适应艰苦的环境，因为他们别无选择。我早期关于贫困地区人口幸福的大部分研究表明，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十几年前我将其称为“快乐的农民与沮丧的成就者问题”（格雷厄姆，2009）。
然而，现在有更复杂的方法使我们能够区分瞬时情绪（momentary moods）和情感（sentiments）（例如满足感），以及进行生命历程认知评估
，我们发现同一群体的分数存在巨大差异。非常贫困的人可能会报告前一种意义上的“幸福”，也许是因为他们那天见到了朋友或者吃得足够多，但当被问及他们的整体生活满意度或其他评价性问题时，同样的受访者得分低得多，这些分数准确地反映了他们缺乏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的能力。因此，“快乐的农民”可能暂时幸福，但整体生活并不幸福。这与希望不同，尽管正如我上面提到的，秘鲁贫困人口的高水平韧性、他们对教育价值的肯定，以及让孩子们过上更好的生活的信念也反映了希望的一些因素。由于这项研究于1990年进行，我们没有询问具体问题来探讨他们当时的希望程度，因为当时关于幸福的研究还处于早期阶段。
最近，我的研究结果——包括希望带来更好的结果和更长的寿命，以及与绝望相关的可怕结果——表明，一般而言，希望并不是一种转瞬即逝的特质，也不是对未来的错误预测；而是一种生活结果的驱动力［奥康纳和格雷厄姆，2019；格雷厄姆和鲁伊斯-波苏埃洛（Ruiz-Pozuelo），2021］。不可避免地，可能仍然存在与现实脱节的永远的乐观主义者，但他们很可能是个例而不是常态。
本书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可以用这些知识做什么？我们能否让那些已经失去希望的人们重拾希望？乐观和坚韧人群的经验教训是否可以推广到其他人群？干预措施能否增强希望？
我们有一些证据表明答案是肯定的。例如，豪斯霍费尔和费尔（Haushofer and Fehr）发现，在非常贫困的地方进行简单的干预——例如为家庭提供像牛这样的小资产——一年后会产生更好的结果（驱动因素是希望）。（2014）霍尔、赵和沙菲尔（Hall，Zhao，and Shafir）在新泽西州特伦敦的流动厨房进行的一项实验发现，那些被引导去回忆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刻的参与者比那些没有收到提示的参与者表现更好。在这个简单的游戏设置中，被提示的参与者在游戏中的努力程度提高了。（2013）受环境影响，研究者没有提供关于其干预措施的积极影响持续时间的数据。最近，出现了一系列更广泛的幸福干预措施，如英国的幸福促进中心（What Works Centre for Wellbeing）和圣莫尼卡幸福项目（Santa Monica Well-Being Project）表明，让孤立的受访者参与社区有目的的活动中的简单活动可以对个人和社区幸福产生重大影响。
所有这些都表明有必要探索希望的因果属性，它是否具有作为一个独特的幸福维度的潜力，以及对于那些缺乏希望的人群和社区而言，是否有必要学习（如何获得）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