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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使命是站在希望之门前，而不是谨慎的乐观之门前，乐观之门稍微狭窄一些。希望之门不是人们以为的坚固的常识之门；不是因人们愤怒地摩擦铰链而发出刺耳声音的大门（人们在那里听不到我们的声音，因为他们无法通过这扇门）；也不是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这种让人愉悦但（实际上是）脆弱的信念的花园大门。希望之门是一个孤独但可以真实地讲述你的灵魂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世界真实和充满可能性的一面，又可以看到未来；在这里，人们不仅可以看到奋斗，还能看到奋斗带来的喜悦。我们站在希望之门前，告诉人们我们看到的，并询问他们看到了什么。
——维多利亚·萨福德（Victoria Saford）
，《走向黎明》（
Walking Toward Morning
）和《有蜡烛与否》（
With or Without Candlelight
）的作者
希望是经济学中一个很少被研究的概念，但它很重要。正如上面这首诗歌所指出的，它比关注可预见的未来的乐观主义更加开放。这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情感，与先天的人格特质相互作用。尽管如此，仍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答。希望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基因决定的，因此是一种持久的特质，它能够抵抗负面冲击吗？我想起了上面的“奋斗带来的喜悦”这句话。或者，就像五大人格特质一样，它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具有更强的可塑性？希望与意愿相关，而意愿与具体目标联系在一起。希望是更崇高的概念，是比具体意愿所追求的更广泛、更不明确的目标。当意愿没有得到满足时，希望会被削弱吗？
为什么要写一本关于希望和绝望的书，而不仅仅是其中之一呢？没有希望不是绝望的完整定义，没有绝望也不是希望的完整定义，它们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文献中对这两者都有精确的定义。我以此为基础，强调能动性
（包括韧性）是希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作为一名学者，我认为厘清这些定义很重要。作为美国社会的一员，我越来越担心美国的绝望程度可能会破坏美国的社会、公共卫生，甚至社会体制。
我们所知道的是，希望对未来的结果很重要。我写这本书是基于我从对希望与未来结果的联系及其发生路径的研究中学到的东西（格雷厄姆等，2004；格雷厄姆和平托，2019；奥康纳和格雷厄姆，2019）。我们知道，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积极的特质，可以帮助个人应对甚至欣赏生活中的挑战。对于那些缺乏手段和优势来应对这些挑战的人来说，希望尤其重要。
事实上，我最显著但违反直觉的发现之一是，最弱势群体往往比更有特权的群体更有希望和韧性，例如二十多年前我在秘鲁发现的快乐的农民和沮丧的成就者［格雷厄姆和佩蒂纳托（Pettinato），2002］。最近我的发现是，与美国低收入白人的绝望情绪相比，低收入美国黑人的乐观程度更高（格雷厄姆和平托，2019）。目前尚不清楚这些情况是乐观还是希望导致的，但对各个人群的韧性以及最近对后者长期追踪的一些研究表明，这更有可能是希望而不是乐观。
希望是精神障碍康复概念的核心。卡尔·门宁格（Karl Menninger，1995）认为希望是精神病学专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于触发治疗性变化、增强学习和改善个人幸福的意愿非常重要。精神病学文献至少提供了三个理由来解释为什么希望是心理健康实践中的一个重要变量。首先，它既是恢复过程的触发因素，也是维持因素；其次，它是韧性概念的核心；最后，它是人类适应环境和心理治疗中促进患者改变的核心，患者和治疗师一致认为它是心理治疗的关键因素。
然而，这个概念本身及其临床和研究意义在精神病学领域很少受到关注，在这个领域，希望存在与否可能会产生特别深远的影响。
我不是精神病学家或心理学家，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我是从一位研究幸福的经济学家的角度出发的，研究发现幸福包含希望和绝望这两个极端的概念。在将近年来美国的绝望和相关死亡情况，与我早期关于贫困地区穷人的幸福、希望和韧性的研究进行比较时，我越来越意识到缺乏希望是美国的一个主要问题。虽然这种情况并不适用于所有人，但缺乏希望是美国日益增长的明显绝望的人群的特征。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为何如此绝望？我们缺少什么？
当下美国的绝望情绪是振兴劳动力市场和发展生产力的障碍。它危及我们的幸福、寿命、家庭和社区，甚至国家安全。尽管新冠疫情带来了冲击，但它只是加剧了本已日益严重的绝望问题。
这种绝望部分源于白人工人阶级的衰落。它导致美国的地理流动性下降，并产生政治溢出效应，例如最近极右翼激进主义的滋长。与此同时，其他人群也由于不同原因而遭受苦难。例如，在过去几年中，少数族裔青年的自杀率有所上升，2019—2020年，生活在城市的黑人男性过量吸毒率有所提高（起点低于白人，但增速更快）。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引入了芬太尼
（一种致命的阿片类衍生物），但也有部分原因是由于受新冠疫情冲击，人们的焦虑率上升。
存在许多潜在的长期问题：失业和/或劳动力流失；吸毒成瘾；健康状况不佳；缺乏足够的安全网和人们负担得起的医疗服务；针对快速变化的劳动力市场的教育资源不足。所有这些都是政策问题，都有可行的解决方案，但在我看来，没有希望就无法解决这些问题。未能解决的绝望情绪体现在因绝望而死亡的人数不断上升，劳动力流失率高企，以及分裂和激进的政治。
令人绝望的原因之一是在美国“失败”的代价是如此之高。令人望而却步的医疗保健费用，以及失业率处于历史最高水平，这些都是人们在面对失败时希望破灭的关键因素。受访者对于绝望的感受中描述了许多对自己的生或死的矛盾感。这种困境会增加个体的冒险行为，例如危及健康和寿命的行为。
在面临艰难的选择和变革时，整个社区的人都感觉到无助。他们常常陷入两个世界：一个是曾经有意义的旧方式正在消失，另一个是在缺乏支持的情况下，成功所需的变革似乎是不可能的。死亡（缓慢或快速的）成为止痛的最简单选择。吸毒和自杀是这种现象的内在表现，而痛苦、沮丧和愤怒——这些现象普遍存在时会影响社会安定——是外在表现。
我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是否可以让已经失去希望的人群重拾希望。这对于下一代来说尤其重要。那些已经陷入绝望的孩子们需要重拾希望，避免重蹈父母的覆辙。
在中低技能就业领域及劳动力市场迅速变化的背景下，仅靠传统的高中教育，人们已无法过上体面的生活或拥有稳定的工作。尽管大学教育以外的某些教育选择可以帮助人们在未来的劳动力市场上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但如果没有希望——也没有能够支持这种希望和指明方向的导师——下一代的许多人最终将缺乏必要的技能。我对密苏里州低收入青少年的调查（在第四章中详细讨论）使这一悲惨的现实变得更加清晰。了解如何为这些人群带来希望，让他们相信并投资自己的未来，是避免下一代陷入绝望的关键。
[1] 正如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的《论人》（ An Essay on Man ，1733）中的“希望在人类胸中永恒涌现”的例子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