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本书是我二十年来参与经济和政策领域幸福研究的经验结晶。与此同时，这本书也反映了我对美国所面临的严峻挑战的担忧，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也是世界上最分裂的国家之一。二十年来，我一直积极为日益成熟和前景广阔的幸福科学（science of well-being）做贡献，特别关注它对经济和公共政策的贡献，我也意识到了不同领域之间的分歧，美国的这种分歧日益加剧。这些分歧存在于富人和穷人之间、种族群体之间、政党之间以及社会的不同部门之间。

长期以来，我对公众和政界对跨种族和社会经济领域机会差距日益扩大以及其他分歧缺乏关注感到困惑。我在最近的著作《所有人的幸福？美国梦追求中的不平等希望和生活》（ Happiness for All? Unequal Hopes and Lives in Pursuit of the American Dream ）中探讨了这些分歧如何反映在我们社会幸福的差异上，以及它们如何体现在不同程度的希望和绝望中。在我看来，相较于听到基尼系数增加到0.437（尽管这个数字反映出美国——所谓的机遇之地——正进入世界上最不平等国家的行列），人们在得知希望的不平等时会产生更多的共鸣。

毫不意外，我最初的研究发现，富人和穷人在许多不同的幸福指标上存在高度不平等，从生活满意度到压力，再到相信努力工作可以让个人获得成功。更重要和更令人惊讶的是，最突出的标志不是幸福，而是对未来的希望。这种不平等不仅体现于富人和穷人之间（美国的情况比拉丁美洲更严重），而且体现于种族之间。相较于其他低收入群体，美国黑人是迄今为止最乐观的群体，其与白人的差距最大［从那时起我就和我出色的合著者塞尔吉奥·平托（Sergio Pinto）一直在研究这一问题］。

我在2015年年中就发现了这些情况——当时我们还不知道绝望死亡危机。当安妮·凯斯（Anne Case）和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在2015年首次发表记录这些死亡的研究成果时，我意识到我所发现的幸福模式与实际死亡率相匹配，并且幸福指标可能是一种跟踪工具，甚至是一种预防性工具。我还与凯尔西·奥康纳（Kelsey O’Connor）一起深入研究了乐观主义的历史趋势，我们发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当制造业首次萎缩时，受教育程度为大学以下的白人的绝望情绪开始增加。随着性别权利和公民权利的改善，女性和美国黑人的乐观情绪呈上升趋势。（2019）

从那时起，我就专注于我们可以从日益发展的幸福科学中学到什么，以对抗绝望，并创建以幸福指标作为跟踪工具的机制。我在这方面做出颇多努力，感谢许多优秀的同事，所有的道路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即促使那些失去希望的人们重拾希望。也许就像堂吉诃德与风车搏斗一样，在这本书中，我的目标是让那些一开始不相信的人——经济学家、政策制定者和流行病学家等——相信希望与多种结果相关，以至于我们应该定期衡量它，并将其纳入我们的统计数据和研究工作中。

我当然没有说服所有怀疑论者，但人们对于幸福科学的关注度日益提升。其他国家也取得了一些相关的进展，例如，自2012年，英国将幸福指标纳入国家统计数据，最近又将减少幸福不平等作为其升级（Leveling Up）倡议计划的框架目标。与此同时，新西兰现在以幸福为框架来确定其预算和政策优先事项。一些进展也反映在美国主流基金会的工作中，例如美国最大的健康研究资助机构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Robert Wood Johnson Foundation），该基金会现在通常为幸福和希望研究提供资助（包括我自己的研究）。与此同时，国家艺术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正在资助以艺术恢复社区希望和幸福的研究。一些进展也体现在全国各地从业者的不懈努力中，他们每天都在努力让绝望情绪蔓延和衰落的社区重拾希望。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并为认识这些努力的人而感到自豪。

同样重要的是，我的（也许是固执的）个人信念驱使着我，即我们不能让希望在美国消失。我出生在秘鲁，从小往返于秘鲁和美国，很早就开始学习希望方面的知识。这种学习主要是观察我父亲和他在营养研究所开展的工作。我父亲创立了这个研究所，专注于儿童营养不良的研究，研究发现极端贫困可能对人们的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我也感受到了许多穷人在面对严峻的挑战时所表现出的非凡的韧性。在我生命的最初几十年里，往返于两国之间时，包括在秘鲁遭受恶性通货膨胀困扰的时候，我曾认为美国是民主的灯塔，拥有稳定的社会体系。

然而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想知道为什么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存在如此多的绝望和对社会的不信任，以及为什么拉丁美洲的穷人在面对持续的挑战时仍然保持着希望和韧性。还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贫困少数族裔——传统上面临歧视和不公正——比贫困白人对未来更抱有希望。我不能说我知道所有答案，但我认为我获得了一些答案，以及一些经验——希望和韧性可以跨越国界和人群。我还越来越相信，尤其是因为新冠疫情给全世界的人的心理健康和幸福带来了挑战，现在是时候调整我们的公共政策目标，从单纯的经济进步转向社会幸福了。我们现在拥有有效的衡量方法和充足的政策经验来做到这一点。

本书总结了我们从关于希望和幸福的实证研究中所了解到的知识；这也是对当前紧迫情形的警告。我不仅对当下人们的绝望情绪感到担忧，我还担心子孙后代会产生绝望情绪，他们既无法追求能赚钱和有意义的工作，也无法为自己和他们的孩子创造更美好的未来。当前的危机威胁着我们健康和幸福、我们的社会，甚至我们的国家安全。失去希望是造成这个局面的重要原因，我们必须找到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