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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涉及多方面悖论的解释很复杂，这些解释来自许多学者和不同学科。如上所述，我们的研究发现，美国黑人是唯一一个在老年时期仍保持高度乐观的群体。
大多数群体在进入老年时期对未来不抱太大希望，但美国黑人仍然保持稳定水平。对此的解释为更广泛的悖论提供了一些线索。例如，已故社会学家詹姆斯·杰克逊（James Jackson）将老年黑人中的这一趋势归因于“摆脱困难的角色”，由于黑人在传统上一直从事较差的和令人不愉快的工作，退休是一种解脱，也是他们希望的源泉，即使这样的日子不长。
历史学家南希·伊森伯格（Nancy Isenberg）比较了历史上贫困的美国黑人与贫困白人的韧性。在后奴隶制时期的南方，种植园主更有可能雇用贫困黑人而不是贫困白人在农场工作。人们认为前者工作更努力，生病的可能性更小，这既表明了美国黑人的韧性，也暗示了一个不太积极的故事，即对在奴隶制中幸存下来的美国黑人存在选择偏见——适者生存。
在巴尔的摩伯利恒钢铁厂工人的故事中，社会学家安德鲁·切尔林（Andrew Cherlin）描述了20世纪50年代通过一项特殊计划从北卡罗来纳州来到工厂的黑人工人如何居住在隔离的住房中，并受到影响。即使在民权法案修订之后，他们也被剥夺了与白人工人同等的晋升机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仍然比同龄白人工人拥有更多存款，表现也更好。
事实上，工厂关闭后，白人工人的成年子女往往留在邓多克，从事零工经济中不太理想的工作，而大多数黑人工人的子女则上大学并搬出社区，去城北更好的地方。对于这个故事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倾向于回到同一个社区［HBO电视剧《火线》（
The Wire
）的拍摄地］的教堂参与活动并回馈社区。
戴维斯和吴（Davis and Wu）发现，不平等对黑人社区和白人社区的影响不同。群体内中位数收入水平提高会对白人的生活满意度产生负面影响，这与群体内部地位的偏好一致；但它对黑人有积极影响，当他们看到群体内的中位数收入增加时，即使他们的水平远低于中位数，他们也会视其为一个积极的信号，这表明他们的社区发展得更好。这种基于社区团结的影响对于收入水平较低的人和黑人学生来说更大，这解释了为什么低收入黑人的乐观程度高于平均水平。（2014）
对未来的持久希望、对教育在取得成功方面的价值的信念以及社区的强大作用，这些因素在我们上述数据研究以及对秘鲁和密苏里州低收入青少年的调查中都显而易见。它们是构成本书的希望概念的核心。与黑人的高水平希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低收入白人的希望已经丧失。如何才能让他们重拾希望？
有许多相关的解释，尤其是蓝领工作的可获得性和待遇的永久性下降，与不断克服逆境所产生的韧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个群体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稳定性随之下降。长期以来，美国梦的叙事基础是努力工作会让你获得成功，人们往往认为那些落后的人是因为缺乏努力。但是，就像著名的霍雷肖·阿尔杰神话（Horatio Alger myth）
忽略了霍雷肖有一个资助人这一重要事实一样，“努力工作，你就会成功”的叙事也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白人在获得可用资源方面和最好的蓝领工作（如在钢铁厂工作）上比少数族裔具有明显优势。
低收入白人面临两种不同类型的衰退。第一，由于美国收入不平等的显著加剧和代际流动性的下降，低收入白人和富裕白人之间的收入和生活方式的绝对差异扩大，缩小这些差距并让他们的孩子生活得更好的机会也减少了；第二，他们和传统上比他们处境更糟糕的少数族裔在收入、教育和健康方面的差距相对缩小。
虽然美国黑人也受到制造业衰退的负面影响——失业、贫困和家庭稳定等方面的严重打击
——但他们更习惯于应对负面冲击。因此，这似乎并没有破坏他们的整体叙事和目的感。此外，正是由于有过应对逆境的历史，美国黑人和其他少数群体，如拉丁裔，建立了一些被我称为“同理心社区”的东西，这是基于社区支持系统的非正式安全网——将家庭扩大到教堂——有助于支持那些落后的人，这与白人工人阶级对贫困的污名化形成鲜明对比。白人工人阶级叙事的另一部分——与稳定工作相伴的稳定家庭——也和工作一起瓦解了。
当然，白人希望破灭的背后还有许多其他原因：阿片类药物的流行、肥胖和其他可能加剧身体和心理痛苦的因素的增加，以及种族之间日益加剧的分歧，最终是文化裂痕。一方面，美国和其他大都市地区经济呈现多样化且充满活力；另一方面，大部分中心地带的经济活动减少和人口密度不断下降。还有无数其他相关解释，例如公民活动的减少和受教育程度下降，宗教活动以及狮子会
这样的组织成员的减少，以及曾经作为一种规范的低收入白人的婚姻的瓦解（而对于富有和受过教育的人来说，结婚率有所上升）。最后，社交媒体和假新闻的兴起破坏了公正的非政治性新闻媒体的声誉和经济基础，这些媒体代表了对真相的共识。
美国黑人的希望悖论也有消极的一面。虽然这不是一种盲目乐观的心态，但它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承认不公正现象永远存在，并且打破不公是种族和文化自豪感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美国黑人的自杀率比白人低得多，部分原因是美国黑人的自杀耻辱文化。事实上，2019—2020年，抑郁症状对全因死亡风险增加的影响（白人的全因死亡率很高）才在黑人中显现，但仍比白人低得多。
蒂芙尼·福特（Tiffany Ford，2021）强调了中低收入黑人女性的一个相关悖论。她利用盖洛普数据发现，中低收入黑人女性群体是最乐观的群体，但这种乐观情绪与高压力和糖尿病、心脏病等疾病并存。
谢尔文·阿萨里（Shervin Assari）就这些主题撰写了大量文章，并发现，由于黑人的高度乐观和坚韧，与白人相比，健康和教育对保持他们的幸福/心理健康的作用较小。
他还指出，因为黑人已经拥有更高水平的希望和韧性，这可能会改变长期以来社会经济地位和健康在抑郁症状与死亡率中发挥的保护作用。例如，发表在《预防医学》（
Preventive Medicine
）上的一项研究发现，控制社会人口因素和抑郁状况的变量后，高度乐观可以降低美国黑人男性的死亡率，但对女性则不然。事实上，这是一个需要更多解释的悖论。
对于受过更多教育和更富有的年轻美国黑人来说，相信这种叙事可能更加困难，这可能反映在最近受过良好教育的少数族裔青少年自杀率的提高上。
阿萨里的研究表明，生活在白人社区会使高收入美国黑人青少年的抑郁状况恶化。随着这些年轻人受教育程度和认知水平的提高，他们也可能意识到美国黑人的发展仍然存在玻璃天花板。
问题出现了：希望在什么时候体现出韧性和能动性？什么时候希望反映的只是（也许是悲剧性的）乐观主义？麦金托什等（McIntosh et al.）通过研究得出了一个见解，他们发现包括美国黑人和拉丁裔在内的少数种族和族裔，对心理困扰的容忍度较低，世俗希望也较低，他们比非拉丁裔白人同龄人更认同宗教和精神希望。
少数族裔能否因非世俗的希望而获得更高的心理困扰容忍度，目前尚不清楚。
麦格拉思等（McGrath et al.）在一项针对18岁以上人群（样本量2875，其中14.2%为黑人、15.4%为拉丁裔、67.3%为非拉丁裔白人）的全国性调查中，分析了他们的自我报告中对宗教/精神的希望、世俗希望、心理困扰容忍度和其他几种社会心理和社会人口统计学变量的认可度。总体而言，较高水平的宗教/精神希望和世俗希望预示着更大的心理困扰容忍度。反过来，更大的心理困扰容忍度与程度较低的身心痛苦有关。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宗教/精神希望反映的是少数群体的主观能动性和韧性，还是天真的乐观主义？数据中的其他趋势表明是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