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和鱼聊一聊水的存在

沿着泰晤士河划船上行，你会来到河流弯道，看见一栋栋巨大的图腾高耸入云。大块石料被凿成阳具形状。这些奇妙的文化产物来自一个了不起的群体。我们身边都有人来自这一有权有势的群体，但我们极少（甚至从来没有）意识到，他们坐拥权力恰恰因为他们是这特殊群体的一员。

在我看来，我们需要进一步审视这个群体。他们只占总人口的一小部分。在英国，他们大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从世界范围看，或许连百分之一都不到。借用人们对紫杉行动 的经典评价：他们散布在人群之间，藏匿在我们眼前。我对他们感兴趣，是因为他们手握英国乃至西方世界绝大部分权力，却堂而皇之，无人质疑。

他们占据社会金字塔顶端，有心或无意地将自身价值观和偏好强加给其他人。他们脖子上挂着五彩斑斓的阳具形编织物，在政府（百分之七十七的成员）和会议室（富时指数公司百分之七十九的主管、百分之九十二的常务董事）里充当主力军。

毫无疑问，他们就是白人中产阶级异性恋男性，通常是中年人。自古以来，该群体能取得过高的影响力，和其中每一个身份都有关系。我努力想找一个词，既能代表这个群体，又朗朗上口，不会让书页间充斥“白中产中年异男”那样乱码似的缩写。“白色元点”值得考虑，但我最终决定称这类人为“标准男性” 。我喜欢“标准”这个词，因为它不仅代表“不做更改下的默认状态”，还与我即将谈到的某群体在某些方面比较契合，比如“拖欠”和“逃避”。

你可能会觉得，如今英国进入二十一世纪，讲求政治正确，情况已大有改观。但不知怎的，伟大的白人男性雄风不减，继续霸占社会上位高权重、收入丰厚的角色。他们拥有出色的教育背景，举止得体，自信迷人，性吸引力强（我喜欢管这叫“有钱”），轻易将权力纳入囊中。当然了，他们能拥有那些特质，主要靠的是先天身份，而不是后天成就。约翰·斯凯尔兹在自己的博客“管他呢”上写道，做一个白人直男，就像在玩“人生”这款电脑游戏时，将难度调到了“简单”。标准男性就是权力的化身。

无可否认，我在很多方面都符合标准男性的条件。但我觉得，自己出身工人家庭，从事艺术工作，又身为异装癖，所以能在文化认同上与权力之塔保持足够的距离，能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它。

一谈到身份认同，我们很容易立刻联想到与标准格格不入的人，或者说不同寻常的人、特殊的人。标准男性的特殊之处就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就是标准本身。

不知为什么，他们的世界观、社会观都与主流叙事话语高度重合，非常容易混淆。我们无法将他们的思维和感受从“恰当、正确”的社会观念中割裂开来。这就像过去，用上流社会口音、标准发音或BBC腔说话的人坚持说他们没有口音，只有北方人和穷人才有口音。我们的一呼一吸都在标准男性的世界里：难怪他们能取得成功，社会很大程度上就在按他们的规则运作。标准男性的世界观被植入政府、媒体以及商业运作，令社会内部出现偏袒（有时明显，有时相当微妙），从而有利于标准男性的性别、种族和阶级。标准男性推崇利润、效率、自主和志向等务实的目标，将它们置于社会凝聚力、生活质量、文化生活及幸福指数等情感层面的成就之上。父权制几个世纪的改造，令社会已适应并偏好中产阶级男性的视角。要想促进社会平等，就必须将标准男性的思想意识从社会内部分割开来，加入其他相互竞争的视角，从而建立一个公平的世界。

我在自己的电视节目《你是谁？》中和一位标准男性交谈过。他叫克里斯·休恩 （六十二岁，曾入读威斯敏斯特公学，在莫德林学院 就读哲学、政治学及经济学专业，是有自毁倾向的异性恋）。当被问及是否因标准男性的身份受益，或他能否代表这个群体时，他表现出彻底的轻蔑态度。单个标准男性永远不会承认，也无法完全意识到，对他所在的群体来说，这一身份带来了多少益处。当然了，标准男性身为这伟大的资本主义体制的缔造者，是作为个体存在的。

对个体身份的坚持正是问题的核心。身为“个体”意味着他们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源于自身努力。我和金融界几位顶级成功人士交流过，每一次，他们都将自己描述为特立独行、与主流背道而驰的人。他们是不受限制的个体，因此颇能意识到自己打破了什么界限，却意识不到有些界限会将其他人拒之门外。他们认为，得到这份工作是因为自己够出色，而不是因为自己是标准男性，因此在其他标准男性眼里更出色。如果他们做了坏事，那也是个人责任，和他们的性别、种族或阶级无关。如果标准男性犯了罪，绝不是因为，这样说吧，欺诈或性骚扰是他所在群体的通病（咳咳），而是因为他个人品行不端。如果标准男性表现得情绪化，是因为他是个“感情充沛的人”，而一旦这个人是女人，人们往往将这种表现归咎于性别。标准男性不仅看上去中性无色，给人感觉中性无色，他们甚至就是中性无色本身，拥有中性无色的特质。但真实情况永远是，标准男性会打扮成中性无色的样子，骨子里不一定就是如此。如果乔治·奥斯本 在公布预算时打扮得像弗莱斯曼 和死神的结合体，而不是穿公务西装，我们或许能对这位掌管国家财务的高官有更准确的认识。

一谈到身份认同，我们通常想到坐轮椅的黑人穆斯林女同性恋这类群体。这是因为，人们似乎只在身份认同受到挑战或威胁时，才将它作为议题提上日程。若我们的身份认同不会带来任何麻烦，我们就不会去关注它；若我们不得已因性别、种族或阶级而遭受不快，往往意味着体制内存在偏见。我们的老牌标准男性极少受到存在层面的威胁。他们无忧无虑，从来不需要主动为自己争取权利、捍卫领地。几千年来，男性力量影响着我们生长的社会，塑造了一个有利于标准男性的体制，并使所有人相信，这个体制是自然而普遍的事实。可事实恰恰相反。问题就在，很多男人自以为完全理性，却没有意识到自己那套行事准则正好是高度利己的。

标准男性将自己作为参照点，用以评判其他人的价值观和文化。或许他们自己都没发现，他们把自身当成了身份认同坐标的零度经线。

标准男性按照自己的形象锻造社会，时至今日，甚至影响了其余群体的观念和感受。这些群体接受了他们的价值观，因为那些观点就来自我们的长辈、教育体系、政府和媒体。在塑造我们内心的想法方面，标准男性的办法不计其数。我们努力想达成的、理想化的自我形象，都被他们一手塑造，以符合他们的需求。我们脑中都有一个男子气概部，里面有个办公室，塞满标准男性，他们不断往我们的潜意识里输送信息。标准男性赞扬的东西就一定好，批判的东西就一定坏。于是最后，一些人开始厌恶自己，只因脑中的标准男性斥责他们是女人、同性恋、黑人、蠢蛋或野人。

几个世纪以来，标准男性深深影响了我们的文化，要想将这些影响剔除绝不简单。有一次，一位朋友搭乘从埃及起飞的航班，飞机即将降落在伦敦希思罗机场时，他低下头，看见了伦敦西部富人区一排排仿都铎风格的房子。他指给身边的埃及人看，并说：“哦，好吧，又回到无趣的老英格兰了。”埃及人回答：“啊，但我觉得它们非常有异域风情。”他说的没错。对世界大部分地区来说，标准英国人不过是一个滑稽的外国符号，头戴圆顶礼帽，身着萨维尔街 西服，一口休·格兰特 式口音，像雷吉·佩林 那样住在舒适的郊区半独立式住宅里。然而，这些民族服饰和传统却超越其他文化，成为全球权力精英的形象代表。领袖们穿这样的衣服、说这样的语言、接受这种模式才是社会“应有的样子”。

多个世纪以来，经验主义和思辨能力都被打上标准男性的烙印。这不一定是他们有意而为之，但他们才是被赋予合适时机、受教育机会、闲暇时间和权力，将自身想法散布给全世界的人。在人们脑海中，教授长什么样子？法官长什么样子？领导长什么样子？

要等很长一段时间，卡通片里法官的经典形象才会变成索尼娅·索托马约尔 ，领导的经典形象才会变成安格拉·默克尔 。

标准男性还垄断了正式场合的审美。这世上，若有人想在政治、商业或媒体领域受人重视，基本都会打扮得像标准男性，身穿两件套灰色西服。“权威打扮”不是无缘无故变成这样的。我们都见过各国领导人的曝光照：着装颜色和款式都过时得惊人。结果就是，许多女人也接受了这副朴素的不起眼的衣甲。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女人安格拉·默克尔的着装合情合理，朴实无华，整个一个女版的男士装扮。希拉里·克林顿竞选总统时，也采用了相似风格。在某些商界女性口中，这种消减自身女性特征的行为叫作“变为第三性”。

标准男性的身份认同无孔不入的原因，也在于它巧妙地将自己伪装成了“正常”，而“正常”和“自然”一样，都是危险的词汇，常常是仇恨和偏见的根源。少数群体受到压迫，就经常被“你这样子不正常”的句子公然指责。此类攻击背后的思维方式，也在塑造我们最传统的日常生活模式。我们要持续关注看似微小的不公，原因在于，消灭这些习以为常的干扰，就像关掉一台嗡嗡作响的排气扇，我们可能会发现，生活就此愉悦多了。正如谢尔·布尔格·卡特 在《优质女人》（ High-Octane Women ）一书中所写的那样：

如今的职业女性，尤其是就职于传统男性支配领域的女性，不再面临第一代性别歧视（有意识地排挤女性），而面临一支更难识破的敌人：第二代性别歧视。这种歧视阻碍她们进步，徒增她们生活的压力。根据机构中的性别研究中心 的定义，第二代性别歧视是“某种职场文化和行事方法，表面看上去中性自然”，实质反映了男性价值观及生活方式，因为在传统工作安排的发展历程中，男人始终占主导地位。

当然了，这些白人男性个性怪异，数量稀少，莫名占据主导地位，却只可能是正常的。卡尔·荣格 曾说：“正常是失败人士的终极目标。”这些男性权力滔天，却酷爱低调行事：权力越大，西装领带的样式越无趣，选车越喜欢奔驰而不是劳斯莱斯，就是一个其貌不扬的老男人，在小报编辑的婚礼上和首相们聊家常。

当我们谈身份群体时，“社群”（community）这个词经常冒出来。总有一个（男性）“社群领袖”分别代表着工人社群、男同性恋社群、黑人社群或穆斯林社群。我们鲜少，甚至从未听过白人中产阶级社群的说法。标准男性定义了自己眼中的“社群”。社群似乎成为低等弱势群体的委婉说法。社群是“他者”。

劳拉·马尔维 在一九七五年发表的论文《视觉快感和叙事电影》（ 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 ）中提出“男性凝视”一词。她在文中写道，电影镜头的凝视方法，反映了异性恋男导演的视角。（现在亦如此，二〇一五年，好莱坞电影二百五十强里只有百分之七出自女导演之手，百分之二出于女摄影师之手。）

标准男性凝视不仅掌控影视界，还像《指环王》中的索隆之眼一样凝视着整个社会，将其他身份群体都他者化。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晚期至八十年代早期，我在艺术学院读书。当时女性主义者的口号之一便是“客观视角就是男性的主观视角”。这句话巧妙而精简，诠释了男性力量如何嵌入日常用语，从底层辐射影响力。男人（尤其是标准男性）的视角有失偏颇，高度情绪化，却莫名被他们自己标榜为“理性”，更顾全大局，更适合帮助伴侣“冷静情绪”。人们似乎依旧普遍相信男人是理性的，而女人横竖就是控制不好情绪。网站“日常性别歧视集合” 的某位记者在一篇带恶搞标题的文章中提到，有同事使用“女士逻辑”一词，以表达对女人观点及感受的不屑。

然而，正如二〇一〇年汉娜·罗辛 刊登在《大西洋》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所写：

多年来，研究者不时夸大性别差异，他们声称女人拥有特殊才能，实际只是在粗暴地制造性别刻板印象，如女人同理心更强，更擅长达成共识，更擅长横向思考；女人为茹毛饮血的商界引入了高级道德观。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种女性主义商界理论显得牵强附会。但最近一次金融危机过后，越来越多人对此产生了共鸣。研究者开始探究睾丸素与不必要风险之间的关系，了解在仅考虑激素影响的情况下，男人是否会鼓励彼此做出鲁莽决策。这与传统性别印象截然相反：男人和市场站在了非理性、被情绪支配的一侧，女人则站在了稳健、头脑冷静的一侧。

女人和“异域风情”的少数族裔常常被描述为“充满激情”或“情绪化”，仿佛标准男性就拥有独特能力，能透过最私人的视角全面看待事物，哪怕私人视角总是会被情绪支配。标准男性生来就能依靠经验冷静客观地看待世界，其他人则受情感波动、情绪失控的支配。这成功解释了为何“他者”对世界的看法总与标准男性相对，做不到后者所谓的冷静分析。这里的“他者”，恰好是社会上情商高、重视自身及他人感受的那部分人，是更关心他人而非纠结自己正确的人，是有机会比标准男性更好地领导世界的人。

长期以来，标准男性统治了大半世界。他们做出的贡献不少，但是时候让出统治地位了。我相信，政权构成多元化只会令社会更美好。女人和少数族裔能带来相当不同的生活经验，对决策产生影响。

情况在变化。女性主义者的言论在进一步渗入主流话语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平等。甚至男人也开始思考，若让女人拥有同等机会，世界兴许能更加美好。

一场革命正在发生。我不愿使用“革”开头的这个词，因为它让人联想到留胡子的年轻人（男人确实更喜欢付诸此类行动），容易令人感觉突如其来、暴力激进。可这不过是又一有害无利的印象。根据我的体会，真正造成深远变革的革命，往往诞生于和平年代，且在深思熟虑下发起。

标准男性长期统治的局面开始动摇，但进展缓慢。全球范围内，政治正确已从“疯话”演变为常识。人们谈论平等时，不能再有危机感，而要认识到它的必要性，轻松自如地去面对。我们要重新构建男子气概，才能让男人适应平等社会。有人会争论说，男子气概骨子里就包含统治的冲动，必然与现代思想及其构建的公平社会相违。或许男子气概本质上就是有不民主的一面。男人需要审视，他们的性别力量遭遇最严重的衰退到底是因为什么，再询问自己，这衰退与构建和谐的现代社会有什么关联。

在这里，我想讨论的核心话题之一，以及本书名为《男人的衰落》的原因正是：随着女人获得应有的权力，部分男人的地位会下滑。那些发现自己能力不足，从而遭遗弃或走下坡路的男人必然会愤怒。他们要承受矫正的阵痛期，但矫正势在必行。他们也许会埋怨女人，但绝大多数情况下，造成伤害的将是他们自身无益的男子气概，还有统治精英队伍里的其他男人。那些政坛、会议室、媒体、文化界和学校的领袖，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就将影响人们如何思考。如今权力阶层加入了新面孔，开始比过去更能反映真实的社会面貌，但要其真正达到与现实相近，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我们在媒体上看见的女性形象越来越正面，尽管实际上她们并不总是拥有话语权。能看见女新闻播报员，见到她和女首席政治记者讨论今日大事件，而且察觉到该现象越来越普遍，我备受鼓舞。今日社会的变革速度，取决于人类原始抵御机制改变的速度。我听过很多“理性”（即男性）言论，反对给弱势群体提供机会配额，反对照顾性地区别对待弱势群体，但我认为，在不远的未来，这些治标不治本的对策也能推动社会往公正方向变革。按如今的变革速度，要让英国议会里女性议员占百分之五十，还需花上一百年。我很乐意活着见证那一天。

那些反对照顾性地差别对待弱势群体的人，实际是在哀叹自己的特权惨遭取消。为了让有才华的黑人、女性和工人阶级民众在有限的权力圈谋得应有一席，部分标准男性必须让出座位。问题在于，我无法想象男人会像坐地铁为孕妇让座那样，有风度地放弃权位。他们不会说：“我明白你比我更聪明，更有同理心，请务必坐上我在董事会的位置。”不过这倒不是说地铁上通常是男人让座。

人们不禁好奇，每当一位女性，不管在什么情境之下，因为性别歧视被权力圈拒之门外时，是否就有一个男人晋升到他并不胜任的岗位呢？在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中，男人的处境将会如何？人们在权势群体中呼吁平等时，极少关注因此失势的那些人。权力顶端的位置有限，呼吁平等，必然淘汰一些仅凭先天“领导特质”走运的人，比如白人、中产阶级，以及最重要的：长阴茎的人。我们要想办法解决男人衰落的问题，为那些跌落高位的人提供某种补偿。

在我看来，社会进步至今，歧视已无法阻挡有特殊才能的人。才华横溢的人去谋求社会工作或大学教职，大可以凭实力熠熠发光，遮蔽选拔者眼中的偏见。他们的性别、种族和阶级都将沦为背景，成为其出众能力的陪衬。歧视往往发生在以下情况：选拔者面前有两个竞选者，能力中等，但都过关。这个时候，男性、白人或中产阶级的身份就起作用了。真正的平等应该是，资质平庸的女性、黑人或工人阶级白人在就业时，能和同样平庸的中产阶级白人获得均等机会。

机会配额甚至算不上是平权措施。要是有人建议在政府及商界实行按照人种占比来招收标准男性的方案，这些标准男性就会意识到他们反对机会配额有多么荒谬。我们完全是在浪费人才。毕竟，在法律等诸多相关领域，女性毕业生占了大多数。

人们常说女人无法掌权，问题在于缺乏自信。但一项研究显示，女性做完数学测试后估分，平均估高了百分之十五。问题在于，男性平均估高了百分之三十。

英国议会拥有百分之二十九的女议员，达到全球的平均水平。我们和巴基斯坦一样呢！建立一个能代表不同群体、多元化的议会至关重要，对社会各界都将带来影响。有些人不一定能代表我们，但和我们有相似之处，他们露面发声带来的效应不应被低估。如此，议会的这一举措便可为所有权力结构树立榜样，进一步让平等成为标准。若议会能代表不同群体，人们就有希望不再看到议员为有损一方性别权益的法案投票，比如近期通过的对女性不利的财政缩减。政权构成多元化，相当于在政权内部安置不同的声音。

女人也可能像男人一样不称职或腐败，但我相信，若女性占到议会半数席位，领导文化将焕然一新。新文化不再关注喧嚣吵闹、相互攻击的政治活动，而关注达成共识、务实辩论和推己及人。如今在英国，女性也许能和男性同等享有接受正式教育的权利，但两者带来的社会及潜意识层面的教育有所不同。我们被白人中产阶级男性统治了太久，而他们以为自己的世界观就公正不阿。不能一说“情绪化”就联想到“眼泪汪汪”。对所有人来说，一天中任何时刻都是情绪化的，我们不可能关掉自己的情绪。大体来说，男人情绪敏感度更低，反而将自己易怒、刻薄、好斗的世界观描绘成理智客观的。女人则能在总体上提高政府情商，让我们离理想中的理性政权更近一步，离如今首相问答 中常见的恃强欺弱、针锋相对的行为更远一点。首相问答让人有机会直接与政权对质，重要性不言而喻，却时常沦为男子气概玩笑的比拼。这一传统无疑要怪罪英国公立学校荒芜的情感面貌。

在性别平等的世界中，男人也许能潜移默化培养出良好的习惯。他们有机会认识到，自己在职场或家庭都受到了不良世界观的阻挠，这种世界观不仅歧视他人，还限制男人自己活得圆满。他们如果明白自己的信念和动机不过是主观情感，或许能更好地理解它们，提升工作效率，增加幸福指数。

标准男性的日子所剩无几了。现在看来，他们的很多习惯往好了说叫老派守旧，往糟了说就可能是迂腐、危险甚至违法。他们肩扛一堆历史遗留的无益习惯与观念：肾上腺素上瘾、势利眼、情绪便秘、渴望确定性，以及过分强烈的权力意识。事实证明，这些习惯与观念会危害社会，也会阻碍可怜的标准男性实现人生价值。

我在伦敦南岸中心的男人节 上发表过有关男性主义的演讲，题目为“男人们，让出权力吧！”。标题很滑稽，没错，但它旨在传达这样一个严肃的观点：放弃手中的部分权力，对男人（特别是标准男性）或许有实质好处。标准男性打造了一件束身衣，并非所有其他群体的成员都能适应：很多人备受煎熬，只因不擅长领导他人、养家糊口、追求社会地位、在两性关系上进攻，或者做一位典型的尊贵直男赢家。有些男人成就高、性生活丰富、野心爆棚，兴许会满足现状。那些社会地位稍低一等的男人，则极有可能从顶层控制的制度和偏袒中获利，从而乐意将父权制维持下去。顶层赏赐的小恩小惠，足够抵消他们低人一等的羞辱感。而那些无法拥有男子气概部所给予的权力或不愿接受它的人，不会因变革蒙受任何损失。若他们能正确认识标准男性的权力，他们会站在女人和少数族裔那边，一同崛起，营造未来，那些不符合男子气概部要求的人也能收获自己的成功，找到自己的幸福。

在我眼里，撕去标准男性身份，对标准男性自己也有好处。这个群体不再需要永远“正确”或掌控局面，过去这种压力增加了得心脏病的风险。他们能生活在一个人人平等的世界，不再是关注的焦点，服装款式会有更多选择，也能让他人承担罪责，自己偷着乐。或许真正的好处是，当他们不再“标准”，他们就不再隐没于标准之中，对情绪愈加敏锐，对感情愈加投入，人际关系因而愈加融洽——这就是幸福的真谛，对吧？

目前为止，本书只聚焦一部分标准男性的权力，这些人都负责掌控我们的公共生活。但男性权力和机构权力是不同的概念。机构权力有关政府、军队和法律，直到最近，这些机构里才出现女性的声音，因此很难将其中的权力与男性权力做明显的区分。工业革命巩固了男性的统治地位。工业革命发生前，男人大多在离家不远处工作，如今他们千里迢迢去上班；结果便是，公共区域与男人和男子气概的联系越加紧密，而家庭成了女人和女性气质的地盘。有人在为男性权益疾呼时指出，如今男人越来越女性化，要怪男孩大多数时间都由女人抚养。但他们碰巧忘记了一点：工业革命深刻改变了社会，而革命的构思者、推动者和掌权者呢，毫无悬念，都是男人。

我认为，我们大可以假设男性权力无处不在；它可能藏在每个选择、每个价值判断、每个体系中，令它们或多或少染上了性别歧视的污点。二〇一五年，一份研究引发强烈反响。研究显示，空调也有性别歧视，它永远被设置在男人的舒适温度上，而非女人的舒适温度（女性偏好更温暖的环境）。这就像寓言里风与太阳的故事 ，要让男性脱下权力的外衣，或许无须强硬手段，只需将空调温度调高一点，让他自行脱下即可。

男性权力的背后有深远的历史根源。正因如此，人们很难区分某样事物是为助长男性力量而存在，还仅是因为出现在特殊历史时期才和男性权力联系起来的。十九世纪的妇女装扮，比如束胸衣和衬裙，显然含有控制女人的意味，但十九世纪的哥特复兴建筑风格呢？这会是性别歧视吗？男建筑师运用这种风格，建造由男性统治的建筑，令人回想起男人掌权的旧时代，联想到男性主宰的教堂。所以，其实可以从性别歧视角度看待它。但那些建筑本质上是性别歧视吗？还有很多建筑装潢花俏，比如众议院大楼、圣潘克拉斯火车站，反而具备我们眼中的女性化特质。我还是把这个问题留给性别研究机构吧。

男性权力无处不在。男洗手间极少需要排队。公共场合的女洗手间几乎总是不够。为什么？因为几乎所有建筑师都是男性。

直至近年，大多数建筑师也还是男性。他们容易患上“我是顾客”综合征，即以典型的男性思维思考，不懂考虑普通顾客，尤其是女性顾客的需求。要想辨别是否是厌女症或性别歧视行为，看看这几种便一目了然：建筑工人在脚手架上吹口哨挑逗女性，地铁上的咸猪手，差别对待男孩和女孩的教育，预设女人是秘书而不是老板……上述种种外加其他事件，组成了女性日常生活中的磨难。但随着我们一步步攀上闪亮的权力大楼之巅，父权制连同大楼一道消失在云端，模糊不清。男人掌权太久，由他们建立的世界能精准适应他们，男子气概已渗入社会内部。我发现自己开始质疑一切：这个垃圾桶是不是性别歧视？交通规则是反女性的吗？女建筑师会设计哪种公共建筑？男子气概已成为常识、功能性设计和正义的一部分。长期以来，男人有能力详尽定义事物的模样，因此反驳“事情就是这样，宝贝”的说法相当困难。

许多看似“中性”的建筑都优先考虑男性，为男性品位负责。每次我晃进某家公司大堂，见到满屋子纯黑皮革和米黄大理石，不时撞上的古怪柱状雕塑，都感觉身处一间巨型单身公寓。看见墙上挂着法拉利海报，角落放着一副高尔夫球杆，我也不会感到惊奇。还有一个例子能证明男设计师受限于自身世界观：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现代主义公共住房，似乎都过分强调房屋“生存机器”的属性，而忽略了各类基本的社交或空间层面的需求，结果收效甚微。

设计师还大多有点极客倾向：我们都有搞不懂电视遥控器或中央取暖机的时候。技术极客设计它们时，忘记考虑非极客人群的感受了。苹果公司的成功秘诀正是全方位人性化设计产品，而非只顾逻辑。

但这并不意味说，所有设计或生活元素只要带上男性统治的历史烙印就一定不堪；只是，我们如果想发出挑战，就要深入观察体制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质问负面的性别偏见是否已经渗透万物。对此，解决方法不会简单，需要落实在每个动作、想法、言论和行动中。要去反思、观察并提醒人们男性权力的存在，再以合适的方法与之对质。

男性意识已悄无声息融入人们的日常观念，罗兰·巴特 将这一现象称之为“观念易名”。和男人谈论男子气概，经常让我感觉像和鱼谈论水。男人活在男人的世界里，接受不了其他可能。他们许多人因为迷恋控制的感觉，很长时间都接受不了无人驾驶汽车，甚至连自动变速杆都不愿尝试。很多时候，向男人描述一个没有父权制歧视的世界，就像描述一个没有地心引力的世界。性别歧视深深扎根于他们眼中的现实。

妇女解放运动经历过挫折感最强的事，就是试图向男人（特别是白人男性）框定、描述男性特质和白人特质。白人男性势力成为参考资料的后果之一，便是他们将自己的身份中性化，并以此衡量他人。而女性主义者和民权运动者让白人男性“显形”，不再作为中性存在。他们将标准的统治群体同样他者化，白人男性当然不喜欢这样。这种显形的感觉，把白人男性提到受害者的位置，即本属于受压迫群体的位置。父权制察觉自己的地位摇摇欲坠，向平等跌落，就开始高声疾呼，仿佛自己地位下降过分，已经低于那些依然受其压迫的群体。男人感觉自己像被拖到女校长面前狠揍了一顿，太不公平。他们意识不到自己拥有的种种特权，将女性主义视作对自己身份认同的攻击，而非对平等的呼唤。男权群体现在的行动方向，用心理医生的话说就是：加害者扮成受害者。

另外，男人和男孩们经常将性别、性政治、防性骚扰和两性关系视为女性话题。男性的性别是无形的，在主观意识支配下，男性习惯将这些问题通通划给“他者”，远离自己所在的群体。他们拥有男性特权，因而缺少动力去讨论这些话题。有一次我问，做男人好在哪里，其中一位男士回答：“很自由，有种随心所欲的感觉。”他怎么会愿意放弃自由呢？不难想象，一个男人若难以适应二十一世纪男子气概的要求，就会意淫传统男子气概卷土重来，因为那种模式乐趣更多。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 曾在二〇一一年五月吹嘘：“问她们想不想和我上床时，百分之三十的女人会说‘好呀’，剩下的百分之七十会回答：‘什么，又来？’”

向当代男性罗列他们涉嫌性别歧视的不端行为，会被他们看成一种羞辱。性别平等似乎让双方都有损失。在我看来，若想让男人全身心投入变革，只能从他们的角度出发，将变革描绘成对他们、对社会都有利。男性的性别角色怎样侵蚀了他们的幸福？身为传统男性有什么损失？

男人身为男人，察觉不到被男性角色限制是什么感受；就算察觉了，他们也可能把它压抑在心，就算想谈谈男性角色的劣势，他们也很难找到地方自在讨论。况且，真正需要探讨男性角色劣势的人，是那些独裁者、企业大亨、政治寡头、暴君、霸凌者和军阀，他们大多活在传统社会中，或将持续受到自身根深蒂固的男性主义的伤害。但他们愿意坐下来，研究如何放手身为男性的巨大特权吗？他们会说“嘿，我真的觉得，这打打杀杀的行当对女人特别不利。我们要研究一下后果，尝试改善男人残酷掠夺性的那一面。我表现出的暴戾行径，其实反映了我对自己的态度。你知道，我对自己很严厉”吗？不会的。

男人在潜意识中不断提醒自己生而掌权。在著作《男人与男性主义研究》（ The Study of Men and Masculinity ）中，大卫·布赫宾德 谈到阴茎就像一张彩票，自带中大奖的机会。长了一根阴茎，就有机会赢得权位；还有暗示说，就算赢不来头奖，还有数百万个小奖在等你。而真相是，只有少数男人会中大奖：中奖梦能兜售给所有人，但男子气概的大奖只能落入少数特权人士的口袋。许多男人熟知男性统治的叙事话语，却活在挫折与奴役之中。难怪他们会愤怒。

有些男人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在政治及文化领域权力有限，确实倾向在更原始、更强调体力的地方寻求权力，比如肌肉力量、音量大小、暴力行为或在公共场合大笔消费。长一根阴茎，就像有张虚幻的奖券在你面前晃荡。它象征了天经地义的权力、尊重和自尊。那些受到过男子气概的拒绝和承诺、深感无力的男人，可以从他们认为的低等人中榨出一点尊重。低等人即达不到特定男性标准的人、不符合男性模式的人，还有就是：女人。

很显然，大多数男人不是随意发泄暴力倾向的恶棍，就算是恶棍，大多数时间里他们也举止文明，却藏不住自己对高人一等的渴望。无论什么行业，男人都会在言语间进行王牌对决，我把它叫作“狗儿互闻底细的谈话”。一位三十岁的男士参加中产阶级下层的婚礼时，会询问同伴开什么车来；艺术家会互问：“你在哪里办展？”；骑手在路上相遇，会顺口问：“骑了很久吗？”这些问题都暗含挑战：你有多成功，多有钱？你活得有多正派？身体有多健康？

和男人聊天的过程中，我经常会感觉到他们的攀比意识。最初级的男性对话，是男孩间攀比谁的爸爸有最好的工作，开最好的车；而十七岁的男生吹嘘自己骑过哪种摩托，去过哪些主题公园，擅长玩哪些电子游戏。随着教育和收入水平提高，对话也将产生不同版本。他们兴许会在谈话中提及近期的铁人三项赛事，或强行提到某样奢侈品的价格。研究艺术的学者会扯上一个冷门艺术家或作品，作为某种文化炫耀。如果把谈话比作纸牌游戏，所有男人都希望手握王牌，击倒他人，自己笑到最后。

所有受教育程度高、聪明友善、举止得体、讲究政治正确的男士都会声称他们没做过这种事。但男人这个品种向来具有超强的自我意识，有时候，他们的得分举动只是稍显含蓄：认定自己偏爱的咖啡店一定最好；你称赞一部外语电影，他们一定看过原声版（自然也是更佳的一版）。而且，看在上帝的分儿上，若他们的小宝宝把你收藏的唱片扔到地上，千万别责难，因为他们信奉“散养”的育儿哲学，认为遵循这一点，就能登上好爸爸竞赛领奖台的最高一级。他们比的不是掰手腕，而是你学识多少，品位如何，是否跟得上时代精神。有没有遇到过和人共进晚餐时，对方一直用iPad展示他的作品，中途不忘提到各种名字的情况？男子气概的核心正是渴望占据高位，打动他人。人们总会以不同方式表达这种渴望。

很多时候，炫耀或攀比不知不觉就发生了。有一次我正准备离开晚宴时，坐在我隔壁的女士把我介绍给她丈夫。“啊，对，”他说，“之前见到你差点儿骑不上珀西·瑟克斯街。”我笑了，但“骑不上”这个词精准打击了我的自尊。不管他知不知道，自行车一直是我最引以为傲的运动领域。我身材匀称，是个强壮的骑手。每当我骑车上山，看见另一位骑手在我前方，我就必须在登顶前赶超他。快追上时，我会蹬慢几步，等自己喘过气，再挂上一副轻快笑容，和他打声招呼，气都不喘地将其甩在身后。我曾和中年车友打趣说，我们应该把自己的年龄贴在背上，这样超越年轻骑手时就能羞辱他们一番。我绝不会“差点儿骑不上”珀西·瑟克斯街（真的是街名，不是色情表演），他说这种话不是代入了自己的车技，就是下意识在贬低我。我立刻将各式人格代入那张老鹰般的英俊面孔：自大而脆弱、无赖卑鄙、洋洋自得，很可能爱穿牛仔靴和白衬衫，皮肤晒得黝黑，典型的中产阶级上层傻瓜，对凡事都想当然。这倒不是说我——一位生活放浪的工人阶级娘娘腔——遇事会斤斤计较。

每次踏出自己的权力圈（艺术圈和一小部分媒体圈），我都感觉暴露而脆弱。如果周围没有一个人认识我，我便会开始嘲笑其他男人的力量：我的力量比你们更优越/高级/稀有/精致！他们只有人猿一样的肌肉、玩具一样的轿车，只懂商业欺诈和政治献媚，而我将他们看在眼里，大肆嘲弄。我以这种方式强大内心。

现代男性永远处在危机之中，是不是因为他们本能地想高人一等，而背离了现代社会自启蒙运动以来的核心理念：人生而平等？如果真是这样，那就麻烦了。

这种矛盾是男性主义不稳定的关键原因。现代社会讲求平等、技术进步和人权，大大打击了旧时男性凭生理优势统治的局面。大脑作为帮助人类制胜的器官，可能早已设定人类走向民主与现代进程，走向传统男性主义的对立面。男性的统治地位和文化霸权诞生于古代，那时体力胜过一切智慧和情感。但即便在如今的计算机、自动化生产和机动战争领域，人们依旧在意男人是否进化得更高更壮。我认为到了如今这个时代，为了星球的利益，人们或许要与千百年来的进化结果对着干。我们要孕育更小、情感更丰富的男人。给加雷斯·马龙 造个精子银行吧！

我重申一遍：只有让男人看见变革的益处，他们才会参与进来。同样是平衡权力，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对一些人来说，这意味着公平，对其他人而言则是损失。社会要伸手搂住男人，安慰他们说：“你看，我知道这不容易，你已经成功地用你健壮的男性身躯统治世界、守卫国土、养家糊口，但时代在变。我们依然爱你，但我们不那么需要你了，你现在可以去享受其他事了。”我担心的是，这个提议就像建议足球迷改学织毛衣。男子气概在很多方面已经过时，但我们不能就这样把它扔到废物堆里（尽管听上去很诱惑人）。我们要想个创造性的方法来利用这躁动不安的男性能量。

汉娜·罗辛认为，未来十年间有发展潜力的十五个工种里，男人只在两个中占主导地位：计算机工程和安保。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他们正在丧失对男孩的偏好。随着经济繁荣现代化，他们不难意识到，经济发展越来越需要女性技能。男孩和男人们需要改变，改善自身心理健康，不仅为促进社会公平，也为自己能在电子时代更好地生存。

人们围绕男子气概危机展开辩论时，总会有一方反复强调，男子气概有“适应大自然”的一面，这一面将永盛不衰；它不过是头出身高贵的野兽，呼唤着被现代社会欺骗的当代男性回归原始，时刻准备解救或重塑女性化的男性群体。这种男子气概经常能在贝尔·格里尔斯或雷·米尔斯 主持的节目里看到。他们教我们如何野外求生，给死鹿扒皮，或用树枝建个庇护所。我倒想看他们如何试着在伦敦找间租得起的公寓，或为孩子挑家好的公立学校。这些才是在二十一世纪真正有用的生存技能。

男人不是第一天为世界末日到来、所有人回归自给自足的社会做准备了。他们一向习惯过度武装自己。过去，这意味着摆放华丽的剑具，哪怕永无机会让它出鞘，或选择配有庄严围栏的房屋；现在，这变成了购买能在五秒内加速至时速一百六十公里的跑车，哪怕它声音刺耳，不够舒适，而且没地方装行李；或是买一辆重达七千克的自行车，哪怕主人的啤酒肚都不止十五千克。只有面临生死威胁或严酷竞争的家伙，才会买这些东西。

我联想到在公路上开车的情景，那是人类最后一块塞伦盖蒂草原 。在那里，现代男性尽情释放进化遗留的本能的渣滓：自尊心，保卫领土的欲望，对狩猎的狂热。汽车构造决定了我们极少有机会直视其他驾驶员，我们读不出他们的真实意图。如果一辆车危险地超车，我们会愤怒，然后质疑驾驶员的动机是否同样出于愤怒。愤怒的男人认为其他驾驶员也在愤怒行事，一场领土保卫战随即发生，结局可能是一方坚持不变道，或开始鸣笛，或陷入火力全开的斗殴。

男子气概深陷危机早已不是新鲜的论调。在历史长河中，普世的男性形象曾多次遭到质疑，并做出相应改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士兵患上弹震症 ，心理界不得不重新评估“男人天生拥有情绪弹性 ”这一理念。在那之前，工业革命爆发，机械崛起，有人担心白人男性体质会渐弱。两百年后，机械工业衰落，工人又陷入同样的焦虑。甚至更早时，在十七世纪，男性主义的理念就因英国内战 以及资本主义、殖民主义、早期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而遭受打击。或许可以说，这里有一条规律：男子气概的理念常常与人类文明中的社会与科技的进步相冲突。男子气概似乎注定属于过去——只是时间长短不同而已。

那么，男人将何去何从？我认识的很多男人都说自己是女性主义者，但出于大男子的愤世嫉俗观，我有时觉得，女性主义和其他政见一样，只不过让男人有机会证明自己是对的。如能借此贬低其他男人，就更具诱惑力了。男人喜欢被当成领导，而在当下，女人可能最不需要这一点。记者海伦·路易斯在《卫报》中写道，男人想当女性主义者很简单：拿起一块抹布就行了。 KHMOWcvco/7/hmuKvTL3Gb5SghAJCod7kvStA/Aj2a4/2lzsQpzqOGC98Oo9QVY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