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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基督教世界的性有什么特殊，我们或许可以简要地将其与古希腊世界做一个对比。在古希腊，性行为不是从关系的层面来理解的，也不是“反映亲密情感的共同体验，而是一种单方面的插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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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行为反映并表现了权力的关系与男性的地位。对年轻或稍微年长一些的男性来说，性行为就像战事行为一样，有“光荣”或“耻辱”之分。在这个意义上，性是被男性的政治法则与社会法则所组织起来的，并且是一个人公共地位和政治地位的直接延伸。正是基督教逐渐把性转变为一种异性恋的关系纽带，让它既表达也约束着主体的内在性，将性与灵魂的精神行为联系在一起。奥古斯丁定下了原罪的教义，让后世遵守。根据教义，淫欲的存在就是在不断地提醒着人类的局限性，因而淫欲就是原罪烙印在人类身上的永恒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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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把性行为转化为诱惑的问题，转化为心中所犯的罪孽，奥古斯丁的教义也把性行为转移到了思想、意念、私人欲望的内在领域。性由此标志着一个人有德（或堕落）的“灵魂”的内容与边界，因而成为人的内在生命这片领域的核心所在，它被永不停歇地仔细审查和监控着，以满足把救赎押注在性纯洁上的宗教对信徒们的精神要求。在基督教中，性既具有深刻的道德意义（它是罪孽与拯救发生的场所），也具有深刻的情感意义（它是意念、情感与欲望发生的场所）。总体而言，爱与愉悦是实现美好灵魂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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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逐渐意识到，它无法要求所有人都保持禁欲和纯洁，
于是开始以婚姻这种自带节欲理想的制度作为一种妥协，并越来越多地以婚姻的要求来划定性的合法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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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性行为只有发生在已婚的夫妻之间才能算合法，那么通奸、婚前性行为就不可避免地成了非法行为。大多数欧洲社会都拥有“一套精细的司法系统，来惩治通奸者（adulterer）、私奸者（fornicator）
，还有妓女和生下私生子的人。成文法、习惯法、庄园和自治区的风俗，以及教会的法庭全都积极地维护着一套惩治非法性行为的规则，来禁绝这种绝对无法见容于世的公共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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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性规范的逾越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常见，但这种行为被视为对整个共同体的威胁。当基督教全面掌控了性实践之后，性开始反映且包含了深刻的宗教意义。如“私通”等概念，就包含了对于人类灵魂本质的宗教信念，并且隐隐指向一些相当宏大崇高的问题，比如世界的起源，或允许性逾越的个体与群体的灵魂被罚入地狱或得到拯救的问题等。就像历史学家理查德·戈德比尔（Richard Godbeer）指出的：“早期的美国人为性爱所烦扰，因为他们坚信，性行为真的体现了他们的身份认同和价值，无论是个体层面的还是集体层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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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对性的关注以政治斗争的形式在英格兰教会（英国国教会）中一再上演，而性是教会非常喜欢用来展现自己权威的阵地。
美国建国之初，也是靠尝试管控性行为来与这个新生国家的政治动荡相对抗的。因此，对一个信仰基督教的人来说，性是他所栖身的整个道德世界、整个形而上世界的关键，因为是性把自我与包含拯救、救赎、堕落、原罪和灵修的一整套宏大叙事连接了起来。这种对性的观念深受神学信仰的影响，并从根本上受其制约，如婚姻结合的圣礼（sacrament）就是一个例子。而反过来，这一套宏大叙事又把自己转化为对基督教信仰者来说最重要的情感，比如羞耻、罪咎、诱惑和节制等。
18世纪开始，这种情况开始改变，对性的宽容放纵和世俗主义兴起，标志着与过去发生了“决定性的断裂”
。就像在其他领域一样，启蒙观念也给性带来了许多重要的改变，虽然它们并没有从根本上挑战性和身体应该被约束的想法（浪荡派的精英们是例外，他们确实挑战了这个想法）。大卫·休谟和伊曼努尔·康德也许原本在关于道德基础的观点上针锋相对，但他们二人都强烈反对松绑性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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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甚至认为，性行为与道德是相互背反的，因为性行为所带来的愉悦会让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玷污人们的关系。“性欲之爱让被爱的人沦为欲望的客体；当欲望得到满足，那个人就会像一只被吸干汁水的柠檬一样被丢到一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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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康德来说，性欲之爱“不过是欲望而已”，而且“是人性的堕落”。
然而，康德理论最大的新异之处在于，他把性行为当作对另一个人类的侮慢，而非对神的亵渎，由此，他就把性从神学带入了人类道德的领域。19世纪那些浪荡派的精英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对自由恋爱的拥护，以及早期女权主义者对婚姻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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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进一步质疑了教会对性的强力掌控。然而，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宣扬性宽容，但在完全进入20世纪之前，婚前性行为仍然受到约束（直到20世纪60年代，一位“名节有亏”的女性只能指望男方“负起责任”）。因此，在规范性秩序如此严格的约束之下，性往往要遵循求爱——这个年轻人参与浪漫互动的“平台”——所要求的明确道德和社会语法。
[1] Véronique Mottier， Sexualit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韦罗妮克·莫捷，《性存在（牛津通识读本）》，刘露译，译林出版社，2015），5（中文出处第6页）。
[2] 参见William. E. Mann，“Augustine on Evil and Original Sin，”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ugustine ，ed. Eleonore Stump and Norman Kretzman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40—48；Marjorie Hewitt Suchocki， The Fall to Violence:Original Sin in Relational Theology （New York：Continuum，1994）。
[3] 参见John Giles Milhaven，“Thomas Aquinas on Sexual Pleasure，” The Journal of Religious Ethics 5，no. 2（1977）：157—181。
[4] 参见Jack Good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amily and Marriage i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hilip Lyndon Reynolds， Marriage in the Western Church: The Christianization of Marriage during the Patristic and Early Medieval Periods ，vol. 24（Leiden: Brill， 1994 ）。
[5] Faramerz Dabhoiwala，“Lust and Liberty，” Past ＆ Present 207，no. 1（2010）：89—179，esp. 90.
[6] Richard Godbeer， Sexual Revolution in Early America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2），10—11.
[7] 关于西方性道德的历史回顾，参见Posner， Sex and Reason ，37—65。
[8] Immanuel Kant，“Duties to the Body and Crimes against Nature，”in D. P. Verene， Sexual Love and Western Morality （1972；Boston：Jones and Bartlett，1995），110［中文译文参考了Immanuel Kant，eds.，and trans. Peter Heath， Lectures on Eth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156］。
[9] 参见Ann Heilmann，“Mona Caird（1854—1932）：Wild Woman，New Woman，and Early Radical Feminist Critic of Marriage and Motherhood，” Women's History Review 5，no. 1（1996）：67—95；Joanne E. Passet， Sex Radicals and the Quest for Women's Equality ，vol. 112（Urbana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