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说到底，要是问我们这一代作家代表了什么，要是有什么东西是我们曾为之而斗争的话，那便是一场性革命。
——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 [1]
安东尼·特罗洛普
1884年的小说《一位老人的爱》（
An Old Man
’
s Love
）是一个绝佳的文学文本的例子，使读者可以看到在19世纪，情感是要向婚姻的社会规范看齐的。小说的主人公，年幼的玛丽·劳里是个孤儿，被老惠特尔斯塔夫先生带回家里养大。因为惠特尔斯塔夫先生一生未婚，玛丽便在心中预演，如果他来向自己求婚的话，她必然要做出的决定。她是这么考虑的：
她对自己说，他有许多优秀的品质。而且，就像她在这世上见识过的那样，要是有什么年长的男人“想要她”，她的生活会有多大的改变啊！这个男人身上有多少是她知道自己可以学着去爱的东西呢？她绝不会觉得他让自己丢了脸，因为他是一位看上去非常得体的绅士，举止潇洒，相貌堂堂。她得有多幸运啊，居然真的成了惠特尔斯塔夫太太——世人会这样说她吗？……她细细思量了一个小时，终于觉得，自己要嫁给惠特尔斯塔夫先生。 [2]
她心中所考量的，并不是她和惠特尔斯塔夫先生的感受将会如何。其实，她很 确定 他会来求婚，哪怕他以前并没有明确地表示过。而她为这场脑子里推演的求婚所做出的决定也很清楚。在一个小时以内，玛丽就决定了自己婚姻的未来，靠的只是在脑子里提出几个接受求婚会带来的问题，再排演一下问题的答案，而这些问题几乎全都是关于对方的品质，和自己想象的，如果真的成了他的妻子，“世人会这样说”的话。她在他身上看到的品质和世人所看到的品质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个人的判断与集体的判断是重叠的。玛丽的决定符合社会学的“镜中自我”（looking-glass self）理论 [3] ， [4] 她把世人的看法纳入了自己的选择过程中。她对惠特尔斯塔夫先生的评价和好感都是建立在大众共同的标准之上，因此可以说，她对他的评价以及世人对他的评价，都是被人所共知的好男人的社会脚本，被婚姻的规范和得体女性的成规所塑造的。她做决定的过程就是在参与这个人们都知晓其规范的共同世界。她的感受和决定综合了她的情感、婚姻的经济价值，以及一个处于她这种地位的女人的社会期望。感受与规范组成了单一的文化矩阵，并直接影响了她的决策。
可是，当读者读到玛丽在三年前就已经把芳心许给了约翰·戈登时，她的决定和她对惠特尔斯塔夫先生的婚诺一下子就陷入了两难。玛丽和戈登这两位年轻人虽然只有几次短暂的交往，但已经足以使他们约定等他从南非淘金归来后就结为连理。可三年来，他没有消息，于是玛丽·劳里放弃了对他的承诺，答应了惠特尔斯塔夫先生的求婚。小说情节的冲突就开始于戈登重新出现的那一刻，玛丽不得不面临第二次，也是更戏剧性的选择——两个男人、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感，该如何选？她尤其需要面对的，是选择背弃对她有好感的那位“老先生”的承诺，还是履行自己对三年前就爱上的那个小伙子许下的情感誓言。因为信守承诺是19世纪英格兰中产阶级士绅最基本的价值，所以她做出了庄严的决定，没有背离她对惠特尔斯塔夫先生的承诺。
如果把这部小说构造的困境看成人们在情感的决定与理性的决定之间、社会责任与个体激情之间所面临的两难，是很有吸引力的。但这样做只是混淆了心理学和社会学。玛丽的两种抉择都是出于情感的——无论是好感还是爱——也都符合她所处环境的规范。无论她如何选，她的情感都是向一种规范性的秩序紧密看齐的。嫁给她只见过三面、没有发生过性关系的男人，或是嫁给“老”惠特尔斯塔夫，在当时的世人看来都一样得体。因此，这两个不同的情感选项其实最终通向了同一条婚姻的道德与社会路径。在两种选择下，玛丽的情感都是在一个等级化的道德宇宙中运作的。并且实际上，正是通过她的情感，她才得以沉浸于19世纪婚姻的规范性宇宙之中。
从社会学而不是心理学的角度看，玛丽对惠特尔斯塔夫先生充满理性的好感、她对戈登一见倾心的爱，以及她的个人情感和社会习惯，共同组成了一个单一的矩阵。并且，无论玛丽或其他角色有多苦恼，他们都很清楚，对方的犹豫不决是为了什么。在那个世界里，每个人都共享着同一套个体的偏好和规范性的要求，应该按何种优先级来排列的规范信息。其实到最后，恰恰是因为惠特尔斯塔夫先生知道限制玛丽的规范是什么，他才选择放手，把玛丽从她自己的承诺中解脱了出来。信守承诺和婚姻制度是一种规范性秩序，这种秩序渗透着欲望与爱恋，并从内部组织它们。
*
人们也许认可，是埃米尔·涂尔干第一个把握到了这种情感的、规范的、制度的秩序崩塌究竟意味着什么。
[5]
但不常被社会学家们注意到的是，在涂尔干已被奉为典范的对自杀的社会学研究中，他所提出的
失范
的概念在多大程度上与性和婚姻的欲望相关。涂尔干用极具先见之明的话描述了法国社会中新出现的一种社会类型——独身男子——的情感结构：
如果他［已婚男子］的享乐是限定的，那么这种享乐就是有保证的，而且这种可靠性构成了他的精神基态。独身者的情况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因为独身者有权爱慕任何他所喜欢的人，所以他渴望一切，但什么都不能使他满足。这种追求无限的病态渴望永远伴随着失范，并可能伤害我们的这部分意识，就像伤害我们意识的任何其他部分一样；它往往表现为一种缪塞（Musset）所描写的性行为方式。一个人一旦不受任何约束，他就不会自我约束。在已经体验过的欢乐之外，他还想象并希望得到其他欢乐；如果他几乎尝试过可能的一切范围，他就会梦想着尝一尝不可能得到的东西，他就渴望得到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在这种无休止的追求中，感情怎么会不激化呢？为了使感情达到这种程度，他甚至不需要像唐璜那样无限地增加爱情和生活的体验，普通独身者的平庸生活就已经足够了。新的希望不断地产生和落空，留下的是厌倦和幻灭。而且，既然欲望没有把握能留住吸引它的东西，它又怎能一成不变；因为失范具有两重性：正像一个人不能无限享受一样，他也没有任何绝对属于他的东西。未来的不确定性加上他自身的不确定性，使他处于永久的变动之中。这一切产生了一种心神不定、骚动和不满的状态，这种状态必然增加自杀的可能性。 [6]
我们或许可以将这类主题的研究称为欲望与情感决策的社会学，而涂尔干在此提供了一种绝妙的思路：有些欲望可以转化为直接的决策，有些则不行。独身男子的欲望是失范型的（anomic），因为它损害了出于一个明确的目的而欲求某一个客体（对象）的能力。失范型欲望既非抑郁，也非无感，恰恰相反，它是处于心中涌动难平、激发过度、永远在追求着某种东西的状态，这种状态甚至被涂尔干称为“病态”。这种欲望永远无法导向婚姻，因为它无法创造 希求 （want）某个单一客体的心理状况。这种欲望彻底缺乏某个客体，而正因为这样，它就永远无法得到满足。于是，它创造出了一种特殊的行动形式——永远处在变动的状态当中（从一个客体转移到另一个客体），缺乏总体的行动目的。
所以，根据涂尔干的理论，失范型欲望有以下几个特点：（1）它不包含目的论（teleology），也就是说，它缺乏一种目的。它自由地飘浮着、游荡着。（2）它没有目的论的原因，在于它缺乏一个内在的规范性锚点，因而无法围绕着这个锚点建立起一个总体的叙事结构。（3）对于独身男子来说，未来是不确定的，因此不能为当下引导方向。而已婚男子通过规范性的知识和对规范的参与，拥有一个已知的、确定的未来：他知道有哪些愉悦在等着他，而且通过婚姻这种制度，他可以持续拥有它们。独身男子则不同，他无法想象未来，他被困在只蕴含着
希望性
（hopefulness，法语
espérance
）的现在之中。通过
希望性
——一种远比人们对未来的投射要更加模糊不定的情感——人们思量着某种新的愉悦的潜在可能，而那些愉悦很可能只会骤然而逝。这种形式的欲望显示出了
失范
的性质：它不能被社会整合（因为它并非来源于社会规范），而抱持这种欲望的人也不把参与一个社会单元作为他的目标。（4）最后，在失范型欲望中，主体的内在生命——涂尔干说的“精神基态”——变得不确定，不断地从一个客体转移到另一个客体上，因而他的行动永远处在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之下，他会因为不能把欲望固定在某一个人、某一种制度之上，而无法做出决定。已婚男子从定义上说，就是已经做出决定的人，而单身男子只能无限期地积累经验，积累欲望和伴侣。不确定性、积累
、变动、无力（或无意愿）去想象未来——这些都构成了涂尔干所认为的无法适应社会规范、无法认同各种制度的失范型欲望的本质。失范型欲望存在于一个水平等价的位面上，而非像特罗洛普的故事那样，是由一个等级化的规范性目的论宇宙组织起来的。
因此，性失范同时代表了许多东西：从脱离社会规范的自我当中形成的那种过度的欲望，以及由于自我脱离了社会规范而形成的某种犹豫不定、无法固定在一个客体上的状态。在此，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主体性并没有明确的需求和欲望，而正相反，这种主体性是散漫的、模糊的、矛盾的、无目的的。因为这种主体性无法感知明晰的情感，它就不能驱策自我沿着一条叙事性和规范性的路途一直前进。我来换一种说法吧：一个涂尔干所描述的那种独身男子无法达成决策，因为他的“精神基态”不是围绕着确定性而组织起来的。那么，对于涂尔干来说，只有当情感建立在一个清晰的规范性结构之上时，它才可以成为确定性的来源和决策的出发点。
在此，涂尔干为欲望与情感决策的社会学奠定了理论的根基，也帮助我们阐明了社会纽带与情感选择的两套语法：一种是欲望源于主体性，一路自由漂流，没有终点；另一种是欲望通过外在于自我的事物，诸如经济利益、婚姻规范、性别角色等组织起来。这两套语法帮我们阐明了性解放的核心悖论：从规范性限制和仪式性结构中解放出来的欲望，却阻碍了人们的情感选择。本章剩下的部分将探讨这两套语法。
[1] The Realist ，no.40（December 1962），15。转引自Charles I. Glicksberg， The Sex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American Literature （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1971），4。
[2] Anthony Trollope， An Old Man's Love （1884；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1），33.
[3] 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霍顿·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在《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 Human N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 ）中提出，人们在与周围人的交往中，把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与认知当成一面镜子，让人们从中来认知自己，也就是说，我们的自我认知中充满了他人的意见。
[4] 参见Charles Horton Cooley， Human N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 （1902；Pisataway，NJ：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2；查尔斯·霍顿·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包凡一、王湲译，华夏出版社，2015），184（中文出处第129页）；David D. Franks and Viktor Gecas，“Autonomy and Conformity in Cooley’s Self theory：The Looking-glass Self and Beyond，” Symbolic Interaction 15，no. 1（1992）：49—68；George. H. Mead，“Cooley’s Contribution to American Social Though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5，no. 5（1930）：693—706；George H. Mead， Mind ， Self and Society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4；乔治·H.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赵月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J. Sidney Shrauger and Thomas J. Schoeneman，“Symbolic Interactionist View of Self-concept：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Darkly，” Psychological bulletin 86，no. 3（1979）：549—573；Dianne M. Tice，“Self-concept Change and Self-presentation：The Looking Glass Self Is Also a Magnifying Gla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3，no. 3（1992）：435—451。
[5] Durkheim， Suicide.
[6] 法语原文：Si ses jouissances［de l’homme marie］sont définies，elles sont assurées，et cette certitude consolide son assiette mentale. Tout autre est la situation du célibataire.Comme il peut légitimement s’attacher à ce qui lui plaît，il aspire à tout et rien ne le contente. Ce mal de l’infini，que l’anomie apporte partout avec elle，peut tout aussi bien atteindre cette partie de notre conscience que toute autre；il prend très souvent une forme sexuelle que Musset a décrite（1）. Du moment qu’on n’est arrêté par rien，on ne saurait s’arrêter soi-même. Au delà des plaisirs dont on a fait l’expérience，on en imagine et on en veut d’autres；s’il arrive qu’on ait à peu près parcouru tout le cercle du possible，on rêve à l’impossible；on a soif de ce qui n’est pas（2）. Comment la sensibilité ne s’exaspérerait-elle pas dans cette poursuite qui ne peut pas aboutir？Pour quelle en vienne à ce point，il n’est même pas nécessaire qu’on ait multiplié à l’infini les expériences amoureuses et vécu en Don Juan. L’existence médiocre du célibataire vulgaire suffit pour cela. Ce sont sans cesse des espérances nouvelles qui s’éveillent et qui sont déçues，laissant derrière elles une impression de fatigue et de désenchantement. Comment，d’ailleurs，le désir pourrait-il se fixer，puisqu’il n’est pas sûr de pouvoir garder ce qui l’attire；car l’anomie est double. De même que le sujet ne se donne pas définitivement，il ne possède rien à titre définitif. L’incertitude de l’avenir，jointe à sa propre indétermination，le condamne donc à une perpétuelle mobilité.De tout cela résulte un état de trouble，d’agitation et de mécontentement qui accroît nécessairement les chances de suicide.”Durkheim， Suicide ，234；Émile Durkheim， Le suicide: Étude de sociologie （Paris：F. Alcan，1897），304—305（中译引自：涂尔干，《自杀论》，第291—2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