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现代性的社会学家认为,从16世纪到20世纪,所有社会群体普遍都在培育新形式的关系,这些关系包括基于爱情的婚姻、不涉及私利的友情、对陌生人的同情心以及国民团结等。这些关系都可以说是新的社会关系、新制度与新情感的合而为一,而且它们都依赖于选择。因此,早期的情感现代性是这样一种现代性,(选择的)自由在其中被制度化,而个体通过情感体验在日益精进的选择实践中体验他们的自由。“友谊”“浪漫之爱”“婚姻”或“离婚”等纽带都是自足的、界限分明的社会形式,它们各自所包含的情感都是明确的,每一种情感也都拥有确定的名称;这些纽带能被明确地定义,且比较稳定,社会学将它们作为经验性的、现象学的关系来研究。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代超联通的现代性似乎以准关系(quasi-proxy)或消极纽带的形成作为标志:一夜情、速交、约炮、走点心的约炮(fling)、炮友(fuck buddy)、能打炮的朋友(friends with benefits)、不经心性爱、不经心约会、网络性爱等。这里列举出来的这些名词只是短暂关系的代表,这样的关系基本不触及人的自我,通常缺乏情感,包含一种自我享乐主义,且把性行为当作主要且唯一的目标。在这种网络化的现代性中,不形成纽带这个事实本身变成了社会学现象,变成了社会范畴与认识论范畴。 [1] 如果早期现代性和盛期现代性(high modernity)以争取某种形式的社交性为特点,在这种社交性中,爱、友谊、性能够摆脱道德和社会的束缚,那么在网络化的现代性中,情感经验则似乎在拼命逃避从关系更稳固的时代继承下来的、对情感与关系的命名。当代关系的终结、断裂、黯淡、消失,遵循着一套由积极选择和消极选择共同构成的动力学,而这种动力学把纽带与非纽带(non-bonds)交织在了一起。
我在本书中试图阐明的正是这种动力学,因而延续了我先前对爱、选择和资本主义文化交互作用的关注。 [2] 在我之前的研究里,我阐明了“选择伴侣”的观念与结构的变化,但在本书里,我关注的是选择的一个新的范畴:选择“不选”(unchoose)——经过两百年各种追求自由的斗争之后出现的一种选择形式。如果在现代性的形成阶段,行动者争取的是不受社群或社会约束的性权利,那么在当代现代性中,他们已经理所当然地把性看成一种选择、一种权利,根本无须质疑,也无从质疑(也许同性婚姻除外,这是争取性自由的悠久斗争最新的战线)。在当下,人们不断行使自由,靠的是有权利不参与某些关系,或从某些关系中脱离,这个过程我们也许可以称为“选择不选”(choice to unchoose):在关系的任何阶段选择抽身而退。
资本主义的历史与各种浪漫形式的历史,这二者之间的类比相似得惊人,但我并非在暗示这是一种直接的因果关系。在资本主义发展到现代化的时期,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国际金融市场、商业合同等诸多不同的样态是它在经济上的形式。在这些经济形式中,等级、控制与契约处在核心的位置。这些要素都反映在把爱视作一种契约关系的观点里:可以自由进入,受承诺(commitment)的伦理规则约束,产出明显的回报并要求长期的情感策略与投资。保险公司是化解风险的关键机构,作为两个缔约方之间的第三方,它增加了商业契约的可靠性。这种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逐渐进化,演变为分支遍布全球的网络,所有权和控制权分散各处。如今,通过弹性工时、劳务外包等手段,它实践着各种新形式的“不承诺”(non-commitment),也几乎不提供社会安全网,还在割裂劳工与资方在法律和实践中的各种纽带,让企业对员工的承诺大大减少。同时,当代资本主义也发展出了各种利用不确定性来牟利的工具,比如金融衍生产品,甚至让特定商品的价值变得不确定,从而创造出商品价格随需求不断调整的“现货市场”(spot markets),一边创造出不确定性,一边又在利用不确定性赚取利润。“不承诺”和“不选择”的各种实践让企业可以即时退出某项交易,或即时调整商品价格,使得企业可以即时地创造出人们对它的忠诚,又即时地打碎它。同时,企业还能迅速更新迭代产品线,无所阻碍地开除劳动力。这些都是“不选择”的实践。选择,这个原本“坚若磐石的资本主义”早期高举的信条,在当下已经演变成“不选择”,即“随时随地”地调整自己的偏好,不介入、不追求、不承诺一般意义上的关系,不管是经济关系还是浪漫关系。而这些不选择的实践又与风险评估的密集计算策略紧紧捆绑在一起。
传统的社会学——尤其是符号互动论——总是理所当然地关注社会纽带形成的微观机制,因而从定义上说,它就难以理解关系如何结束、崩塌、消散或蒸发这种更加模糊不明的机制。在网络化的现代性中,更恰当的研究对象转变成了纽带的瓦解,而这种瓦解本身又被视为一种新的社会形式。关系的瓦解并非经由关系的直接破裂——异化、物化、工具化、剥削——而发生,而是通过一些道德强制令发生的。这些道德强制令构成了资本主义主体性的核心想象,它们包括:要变得自由自主;要改变自我,让自己变得更好,实现自我的潜能;要让愉悦、健康和生产力最大化。正是这种要求生产和最优化自我的积极强制令
塑造了“消极选择”。我将会向读者展示,“选择不选”是当下的主体性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形态,而让“选择不选”得以实现的是一系列的制度变革:无过错离婚让人们因为主观的情感理由退出婚姻变得更容易了;避孕药让人们更容易地发生性关系而不用承担婚姻这个制度性代价,因此也就无须做出情感承诺;休闲娱乐的消费市场提供了大量的见面场所以及源源不断的性伴侣供给;互联网提供的技术,特别是Tinder(一款手机交友软件)或“百合姻缘网”(Match.com)这类约会网站提供的技术把主体变成了性爱与情感的消费者,让他们能够随意使用或丢弃这种特定商品;Facebook(脸谱网)这类平台在世界范围内的成功既让关系网络成倍增长,又让人们能够在软件上享受快速“解除好友”这一技术功能等。以上这些因素,再加上本书记录下来的其他更加隐蔽的文化特性,让“选择不选”成为网络化现代性与当代社会——以商品化发达、性选择倍增、经济理性渗透各个领域为特征——中的主体性的主要形态。
[3]
行动者如何以及为何会结束、脱离、无视或忽略他们的各种关系,这个问题才是更有趣的,因为有非常强的经验证据表明,行动者普遍都是“损失规避”(loss averse)型的,这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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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会花大力气避免失去他们已经拥有或可以拥有的东西。实际上,正如第二章和第三章所显示的,在超联通政体中,借由市场、技术和消费力量的融合,行动者可以轻易地克服损失规避,而且也常常这样做。对身处超联通现代性中的人们来说,“消极选择”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且紧贴时代,正如在现代性的形成阶段,人们往往会积极选择与他人形成纽带或关系一样。
在许多重要的方面,消极选择带来的社会效应都十分明显。第一个方面的影响体现在以下事实中:因为出生率下降,许多国家已经难以维持人口数量了。比如,年轻的日本人在“婚配”上遇到了巨大的困境,结果造成了“生育率急跌,一名日本女性在一生当中可以期望拥有的孩子数量,从1970年的2.13个,跌至现在的1.4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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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和大部分西欧地区,人口增长率已经变成负值。出生率的下跌不仅仅影响人口比例,更会影响经济。人口萎缩会产生一连串政治和经济冲击,比如移民潮、养老基金难以保障或老年人口的赡养困难等。如果资本主义扩张的前提是人口的增长以及家庭持续充当经济与社会的中介结构,那么当下新形式的资本主义正日益瓦解着人口与家庭、资本主义扩张之间的关联。作为生产商品的机器,资本主义几乎无坚不摧、无往不利,但要保证再生产(reproduction)的社会需要,它的力量已经捉襟见肘了,这也就是哲学家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说的,资本主义的“照护危机”(crisis of care)。
[6]
现代的男男女女们或有意识地决定,或无意识地实践着不进入稳定的纽带,不生孩子,一人户(single-household)在过去的20年间也显著增加,
这些事实都是消极关系明白无误的体现。第二个方面的影响是离婚率的增加。例如在美国,从1960年到1980年,离婚率几乎翻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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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结婚的人口,到了2014年,这个人群的离婚率已经超过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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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对于相当大比例的人口来说,离婚属于相当可能发生的事件。第三个方面的影响在于,更多的人处于多边爱(polyamorous)或其他类型的多重关系之中,这为单偶婚制(monogamy)以及附属于这个制度的忠诚、长期承诺等价值的重要性打上了一个问号。越来越多的人在他们的一生中都处于流动的状态,离开又进入、进入又离开越来越多的关系。第四个方面的影响是自婚制(sologamy)的出现,这个令人困惑的现象看起来似乎刚好与多边爱完全相反,(主要)发生在女性群体中。她们选择嫁给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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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宣告她们对自我的爱,并肯定单身的价值。最后,消极选择在某种意义上与某位评论者所说的“孤独流行病”有关:“根据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的研究,约有4260万45岁以上的美国人在遭受慢性孤独的折磨,这显著增加了他们过早死亡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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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研究者说
[11]
孤独流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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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健康的威胁尤甚于肥胖。”
[13]
孤独流行病还有另一种形态。琼·特文格(Jean Twenge,圣迭戈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表示,“我”一代
(千禧一代之后的一代人)要比前两代人拥有更少的性伴侣,这个事实让性的匮乏反而变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现象。我认为,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是文化在向消极选择、向从关系中迅速抽身而退或根本不形成关系的风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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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亲密关系的领域中,选择是在一种相当不同于皮埃尔·别祖霍夫所处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在《战争与和平》中,选择通常意味着要面对两条明确的、截然不同的路。而在新技术平台的巨大影响之下,自由创造出了太多的可能性,浪漫选择的情感条件与认知条件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由此,这里需要提出的问题是,让人们修改、撤销、拒绝、回避关系——无论是自愿的还是非自愿的——背后的文化机制和情感机制究竟是什么?让偏好改变(离开一段已经身处其中的关系)的情感动力学又是什么?虽然在今天,许多人或者大多数人仍然处在某种令人满意的伴侣关系当中(或暂时的性安排与情感安排中),但本书所要讨论的,是许多人达到这一点所跋涉的艰难 历程 ,以及许多人——无论是出于“选择”还是“不选择”——并没有处在一段稳定关系当中的事实。本书不是要去批驳伴侣关系的理想形态,也不是在呼吁我们回归更稳定的结成伴侣的方式,而是要描述性自由这个看上去很美的概念是如何被资本主义劫持的,还要揭示在性关系和浪漫关系变得无常易逝得令人困惑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到底是如何牵连其中的。
大部分社会学研究都是关于有规律的、例行性的日常生活的常态结构,并围绕着这种研究旨趣发展出了大量令人惊叹的方法。但当下的时代也许在要求另一种类型的社会学,我暂且称之为研究危机与不确定性的学问。对大部分人来说,现代制度的秩序性(orderliness)和可预测性(predictability)已然开始动荡;与循规蹈矩的常规结构共存于我们的生命中的,是普遍而且没完没了的不确定感和不安全感。如果保一辈子的饭碗不再靠得住了,日益动荡的市场回报指望不上了,婚姻的稳定、地缘的稳定也都成了大问题,那么许多传统的社会学概念是时候结束它们的时代使命了。现在,我们应该听听“不爱”这种新文化的实践者们是怎么说的。因此,我在法国、英国、德国、以色列与美国等地访谈了年龄从19岁到72岁的男女共92人,
这些人的故事让本书在经验材料上有了可靠的支柱。他们身上全都带着劳伦·贝兰特
所说的“庸常性危机”(crisis of ordinariness)的印痕,也就是说,身处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行动者,以低调的方式与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细微戏码斗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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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与我所说的消极关系的各种特性斗争着。在不同阶级、不同国家的框架之下,各种不同的消极关系显然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但这些关系包含了一些反复体现的元素:它们体现了经济与技术的特性;它们没有固化为一种稳定的社会形式,而是被人们
评估
为短暂的、易逝的;哪怕会带来丧失和痛苦,它们依然被人们实践着。我们将会在本书接下来的部分看到,无论带来的是愉悦还是痛苦,这两种过程都构成了
“不爱”
(unloving),而在这里,前缀“不”(un-)既表达了对既有事物的有意撤销或解除,比如“解开”(untying)一个结,也表达了对于实现某些目标的力所不及,比如“不能”(unable)。某些形式的不爱必然出现于爱之前(例如一夜情),而某些形式的不爱则会出现在爱之后(例如离婚)。但这两种情况都让我们得以理解,在这个以激进个人自由为标志的时代中,人们的情感与关系的状况。我在本书里要拨开的,正是这种状况的层层迷雾。
[1] 参见Manuel Castells,“The Net and the Self:Working Notes for a Critical Theory of the Informational Society,” Critique of Anthropology 16,no. 1(1996):9—38。
[2] Eva Illouz, Why Love Hurts (Cambridge:Polity Press,2012;伊娃·易洛思,《爱,为什么痛?》,叶嵘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3] 参见Wolfgang Streeck,“How to Study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Archives Européennes de Sociologie 53,no. 1(2012):1—28(沃尔夫冈·施特雷克,“应该怎样研究当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将如何终结》,贾拥民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第262—294页)。
[4] 可参考Peter Brooks and Horst Zank,“Loss Averse Behavior,” 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 31,no. 3(2005):301—325;Matthew Rabin,“Psychology and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6,no. 1(1998):11—46;Colin F. Camerer,“Prospect Theory in the Wild:Evidence from the Field,”in Choices , Values , and Frames ,ed. Daniel Kahneman and Amos Tversk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288—300。
[5] “I Don’t,” The Economist ,September 1,2016,http://www.economist.com/news/asia/21706321-most-japanese-want-be-married-are-finding-it-hard-i-dont.
[6] Nancy Fraser,“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and Care,” New Left Review ,June-July,2016,99—117.
[7] W. Bradford Wilcox,“The Evolution of Divorce,” National Affairs (Fall 2009),http://nationalaffairs.com/publications/detail/the-evolution-of-divorce.
[8] 克莱尔·凯恩·米勒(Claire Cain Miller)根据美国“收入与项目参与调查”(Survey of Income and Program Participation,SIPP)的数据报告的结论。同时值得重视的是,米勒指出,经过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离婚率高峰之后,90年代以后结婚的人群中,离婚率在下降。Claire Cain Miller,“The Divorce Surge Is Over,but the Myth Lives On,”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4,2014,http://www.nytimes.com/2014/12/02/upshot/the-divorce-surge-is-over-but-the-myth-lives-on.html。
[9] Charlotte Lytton,“I Me Wed:Why Are More Women Choosing to Marry Themselves?” The Telegraph ,September 28,2017 http://www.telegraph.co.uk/women/life/women-choosing-marry/.
[10] G. Oscar Anderson, Loneliness among Older Adults: A National Survey of Adults 45 +. Washington,DC:AARP Research,September 2010,https://doi.org/10.26419/res.00064.001 .
[11] Julianne Hol t-Lunstad,“So Lonely I Could Di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ugust 5,2017,https://www.apa.org/news/press/releases/2017/08/lonely-die.aspx.
[12] Jane E. Brody,“The Surprising Effects of Loneliness on Health,”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1,2017,https://www.nytimes.com/2017/12/11/well/mind/how loneliness-affects-our-health.html .
[13] Anna Goldfarb,“How to Maintain Friendships,”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8,2018,https://www.nytimes.com/2018/01/18/smarter-living/how-to-maintain-friends.html.
[14] Julian,Kate,“Why Are Young People Having So Little Sex?” The Atlantic ,December 2018,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8/12/the-sex recession/573949/.
[15] Lauren Berlant,“Slow Death(Sovereignty,Obesity,Lateral Agency),” Critical Inquiry 33,no. 4(2007):754—7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