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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看清鼻子底下的事情，你必须不停地进行挣扎。
——乔治·奥威尔，《就在你的鼻子底下》 [1]
关于爱是如何奇迹般地降临于人们的生命，西方文化有无穷无尽的表现方式：被天造地设的缘分击中的那神秘一瞬；期盼一通电话或一封邮件时那亢奋燥热的等待；还有某张面孔浮现在脑海里的时刻，那触电一样扫过脊柱的战栗。陷入爱情就是变得精通柏拉图，要能从一个人身上看到一种“理念”（Idea），完美而整全的“理念”。 [2] 无数小说、诗歌或电影都在教导我们成为柏拉图门生的艺术——去爱我们所爱之人体现出来的完美。可是，我们小心避免爱上某人或者感到爱意消失的时刻，让我们彻夜难眠的人冷漠甩开了我们的时刻，从几个月甚至几个小时前还一起寻欢作乐的人身畔匆匆抽身离去的时刻——这些时刻同样神秘，但一个可以无休无止地谈论爱的文化却对此失语了。这种失语更令人困惑，因为在关系才确立不久就分手，或在感情之路上最终还是撞进了死胡同，这样的例子多得骇人。或许我们的文化不知道如何表现或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生活在故事和戏剧之中，也通过故事和戏剧来理解生活，而“不爱”（unloving）不是一段结构清晰的情节设定。更多的时候，爱不是从一个明确的开端或一个被击中的时刻开始的。相反，有些关系还没好好开始，或开始之后还没多久就已宣告消逝，而有些关系是一段拖沓、漫长、无从理解的死亡过程。 [3] 但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不爱”负载着许多意义，因为它关乎社会纽带的瓦解（unmaking），而自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的巨著《自杀论》（ Suicide ）问世以来， [4] 我们必须把这个问题放在也许是社会学研究 最 核心的位置来理解。不过，在网络化的现代性中，失范（anomie）——社会关系和社会团结的解体——并不以疏离（alienation，或译“异化”）或孤独为主要形式。恰恰相反，亲近和私密纽带（无论是潜在的还是现实中存在的）的 瓦解 似乎与实体的或虚拟的社会网络的增加，与科技，以及与经济规模庞大、为人们提供建议和帮助的咨询产业深度相关。各种流派的心理学家、谈话节目主持人、色情制品与性玩具产业、心理自助产业、购物和消费场所全都在为社会纽带形成与瓦解的过程服务，而这个过程一再反复，无休无止。如果社会学传统把失范归因于孤立，或被某个共同体社群、宗教组织排除了真正的成员资格， [5] 那么当下这门学科必须解释的是，在我们所处的这个超联通的现代性（hyperconnective technology）中，社会纽带所具有的一项更难以捉摸的属性：不稳定性——这些关系哪怕处于紧密的社会网络、超强的技术和消费的包裹与支撑中，仍然很不稳定，而且其不稳定性正是经由这些因素达成的。人们选择从性关系和浪漫关系中抽身而退，已然是这些关系的一项常态了，本书力图探究的正是能够解释它的文化状况和社会状况。而“不爱”正是一块地形有利的阵地，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资本主义、性 [6] 、性别关系和科技之间的交叉如何生成了社会性（或非社会性）的一种新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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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放心地把修复、塑造、指导性生活和浪漫关系的重任托付给心理学家。总体而言，虽然他们非常成功地说服了我们，去相信他们的言语技巧和情感技能可以帮我们过上更好的生活，但对于我们的浪漫生活所共同遭受的集体性困扰，他们其实并没有得出什么洞见。人们在心理咨询的隐私环境里倾诉的各种各样的故事，当然会有重复出现的结构和某些共同的主题，超越了不同故事讲述者的特殊性。我们甚至不难猜到，在不同倾诉场景里所听到的抱怨会有哪些反复出现的主题和结构：“为什么我就是很难建立或维持爱的亲密关系？”“这段关系是在滋养我，还是在消耗我？”“我应不应该跟他离婚？”越来越无孔不入的心理治疗建议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比如心理咨询、情感工作坊或情绪自助读物等，它们都被我们拿来当作生活的指导，但这些建议所直面的反复回响的问题是有一些共同点的：情感生活无休无止地、深深地折磨着我们的 不确定性 ；解读自我和他人感受的无能，和不知道该妥协什么、如何妥协的迷惘；无法判断我们应该为对方做什么以及对方又应该为我们做什么的困惑。对此，心理治疗师莱斯利·贝尔（Leslie Bell）这样描述：“对于年轻女性，在我和她们的谈话以及心理治疗的实践当中，我发现她们前所未有的困惑——不仅仅困惑于 如何 得到她们想要的东西，更困惑于她们想要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 。” [7] 这样的困惑不只在心理咨询室里很常见，走出心理学家的办公室一样到处都是。它们通常被归因于人类心理的矛盾性、延迟进入成年期的心理效应，或是关于女性特质（femininity）的各种相互冲突的文化信息给人造成的心理混乱。然而，本书要向读者展示，爱、浪漫与性的领域中所出现的情感不确定性，是“个体选择”（individual choice）以各种方式装配并植入消费市场、心理治疗产业和互联网技术而产生的直接社会学效应，而这种“个体选择”的意识形态已经成为组织个人自由最主要的文化框架。缠扰各类当代关系的不确定性作为一种社会学现象，并非从古至今一直都有，就算过去存在，也起码没有今天这般严重；它在过去并不普遍，至少不像现在这样比比皆是；它的意涵，今时今日的男男女女所体会到的与过去截然不同；当然，它在过去也不曾引起各门各派的专家、各种知识体系的系统性关注。迷惑、困扰、难以捉摸是许多关系的特征，也会让人在心理上自我欺骗，但它们其实都是关系中普遍化的“不确定性”的一种表达。千千万万种不同的现代生活都展现了同样的不确定性，这并非表示某种矛盾的无意识（conflicted unconscious）在人们心中普遍存在，而指向的是生存境况的全球化。
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在研究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文化是如何改变我们的情感生活与浪漫关系的，而这本书代表了又一项阶段性的成果。我对情感二十多年的研究始终秉持着一个信念，那就是对私人的、亲密的生活失组织化（disorganization）的讨论，绝不能只有心理学的声音。社会学一直坚信：各种心理体验——需求、强迫、矛盾、欲望、焦虑——都是集体生活的戏码的反复展演；同时，我们的主体经验反映和延展着社会结构，它们实际上
就是
实实在在的、具体的、活生生的结构。因此，社会学可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做出很多贡献。其实，从非心理学的角度对内心生活做出分析，反而是更加迫切的要求，因为资本主义市场和消费文化迫使行动者把自己的内在性（interiority），即他们的主体经验，当作唯一真实可感的存在位面（plane of existence），让他们把各种形式的自主
、自由和愉悦当作指引内在性的行动指南。
[8]
我们也许确实有过这样的经验——退避于个体性、情感性和内在性的堡垒中，把它们
当作
自我壮大（self-empowerment
）的地盘。但讽刺的是，这恰恰是在践行和操演着会导向以经济为考量的资本主义主体性的前提预设，而正是这种资本主义主体性把社会世界变得支离破碎，让其原本真实可感的客观性显得虚无缥缈。这就是为什么，性与情感的社会学批判对批判资本主义本身至关重要。
我对情感生活、资本主义和现代性多年来的研究，得到本书的初步结论，靠的是更深入地探讨 那个 从19世纪以来就一直摆在自由主义哲学台面上的问题：自由是否损害了有意义、有约束力的纽带——在本书中，特别指浪漫关系的纽带——形成的可能性？过去的两百年间，在共同体消亡而市场经济关系崛起的背景下， [9] 这个问题的一般形式不断地被人们提出，但在情感领域却很少被问及，哪怕情感自由已经事实上完全颠覆了主体性和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定义，而它在现代性中扮演的角色也并不逊于其他各种形式的自由。而且，相比其他自由，情感自由的模糊和难解（aporia）之处一点也不少。
[1] George Orwell，“In Front of Your Nose，” The Collected Essays ， Journalism and Letters of George Orwell （1946；New York：Harcourt，Brace ＆ World，1968；中译引自：乔治·奥威尔，《就在你的鼻子底下》，《奥威尔杂文全集（下）》，陈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第1206页）。
[2] 关于柏拉图理念论（theory of forms）的更多讨论，参见Russell M. Dancy， Plato's Introduction of Form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Gail Fine， Plato on Knowledge and Forms: Selected Essay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3] 本段摘自我讨论“不爱”的文章“The Thrill Is Gone：Why Do We Fall Out of Love？” Haaretz ，September 7，2013，https：//www.haaretz.com/premium-why-do-we fall-out-of-love-1.5329206。
[4] Émile Durkheim， Suicide: A Study in Sociology ，trans. John A. Spaulding and George Simpson（1897；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7；埃米尔·迪尔凯姆，《自杀论：社会学研究》，冯韵文译，商务印书馆，1996）。
[5] Wendell Bell，“Anomie，Social Isolation，and the Class Structure，” Sociometry 20，no. 2（1957）：105—116；Durkheim， Suicide ；Claude S. Fischer，“On Urban Alienations and Anomie：Powerlessness and Social Isol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8，no. 3（1973）：311—326；Robert D. Putnam，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01）；Frank Louis Rusciano，“‘Surfing Alone’：The Relationships among Internet Communities，Public Opinion，Anomie，and Civic Participation，” Studies in Sociology of Science 5，no. 3（2014）：1—8；Melvin Seeman，“On the Meaning of Alien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4，no. 6（1959），783—791；Bryan Turner，“Social Capital，Inequality and Health：The Durkheimian Revival，” Social Theory and Health 1，no. 1（2003）：4—20.
[6] 本书所有单独出现的作为名词的“性”，几乎均指代英文的“sexuality”，而“sex”则视语境翻译为“性爱”“性生活”“性行为”等。“Sexuality”指从人类的性活动（sex）出发的与之相关的一切社会、政治等各方面的存在，通常被译为性相（李康译法）、性存在或全性（潘绥铭译法）、性经验（佘碧平对福柯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的译法）等。关于“sex”与“sexuality”的含义与译法讨论，参见黄盈盈、潘绥铭，“第四章：性的基本概念；第一节：性的基本定义：从sex到sexuality”，《性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第36—37页；黄盈盈，“Sexuality的翻译与‘性’的概念框架”，《性别、身体与故事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第6—11页。
[7] Leslie C. Bell， Hard to Get: Twenty-Something and the Paradox of Sexual Freedom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3）.
[8] 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rans. Richard Nic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刘晖译，商务印书馆，2015）；Mary Douglas and Baron Isherwood， The World of Goods: Towards an Anthropology of Consumption ，vol.6（1979；London：Psychology Press，2002）；Mike Featherstone， Consumer Culture and Postmodernism （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7）；Eva Illouz， Consuming the Romantic Utopia: Love and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Eva Illouz， Cold Intimacies: The Making of Emotional Capitalism （Cambridge：Polity Press，2007；伊娃·易洛思，《冷亲密》，汪丽译，湖南人民出版社，2023）；Arlie Russell Hochschild， 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心灵的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成伯清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20）；Arlie Russell Hochschild，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Intimate Life: Notes from Home and Work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Axel Honneth，“Organized Self-realization：Some Paradoxes of Individualiz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7，no. 4（2004）：463—478；Micki McGee， Self-help ， Inc.: Makeover Culture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Ann Swidler， Talk of Love: How Culture Matters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3）。
[9] Milton Friedman， Capitalism and Freedom （1962；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9；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张瑞玉译，商务印书馆，2004）；Friedrich August 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Text and Documents ， The Definitive Edition ，ed. Bruce Caldwell（1944；New York：Routledge，2014；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1944；Boston：Beacon Press，1944；卡尔·波兰尼，《巨变》，黄树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