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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性的解放相伴而来的，是法律的变化，这些变化赋予了女性更多权利，赋予了女性的身体更高的自主性和更强的能动性。 [1] 这场法律和政治的革命所仰赖的基础，如我们在上文所见，正是经济的革命 [2] ，在这场经济革命中，消费市场大大渗透并重组了人们的身份认同与自我观念。 [3] 由于性自由主要是在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司法案例中得到重组的，而这些案例所高举的大旗是“消极自由”——人们在自己的卧室里可以为所欲为，所以性自由成为了消极自由（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为所欲为）的一个载体。通过阿克塞尔·霍耐特所说的“反思自由”（reflexive freedom），消费市场（后来又得到了技术的助力）和心理治疗就能占据并殖民消极自由所开辟出的空地。 [4] “反思自由”要求行动者去思考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去审视自己的意志。它关乎欲望和主体性的自我决定、自我实现。霍耐特认为，反思自由分为两种：康德理性主义的反思自由（它追问自己：是否依循理性的目的，是否争取达成自主），和黑格尔浪漫主义的反思自由（它追问自己：是否表达出了真正的自我）。以社会学的角度对之考察可以发现，浪漫主义的反思自由已经在消费市场及其各种技术化身中被强有力地组织起来了（使真实的希求、欲望、冲动、需要能够无穷无尽地得到表达）。而理性主义的那一面，则体现在心理治疗之中——在自主性的理想的指引下，心理治疗所构成的庞大制度组织起了人的意志，并对其做出仔细的审视。而消费市场与心理学结合在一起，就拥有了一种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很类似彼得·布朗（Peter Brown）归诸基督宗教的力量。布朗笔下的那种力量能让“意志战胜宇宙”， [5] 而心理学和消费市场则用“（个体的）欲望”替换了布朗所说的“意志”，让性欲望成为其他各种形式的欲望的根源模式，让性本身具有了道德层面的意义，并提供了一整套的技法和实践给人们去解放和完成性欲望。作为女权主义者和同性恋者最主要政治阵地之一的性，却变成了一片在政治上无比混乱的阵地——它既是铲除父权制之根基的场所，又是陈列各式各样消费行为的转盘。这些不同的社会力量改变了性在亲属关系、婚姻，以及比它们更广阔的自我概念中的位置。
性革命的第一个重大影响，也是让这个词在哲学意义上真正具有现代性的，是它彻底地转向了内在性（immanence）。性革命让性摆脱了亲属关系的系统，摆脱了将性与宗教绑定在一起的那种宇宙观。亲属关系的规则定义了世系，定义了人的祖先后代和各种亲缘族属。但更关键的是，这些规则将性绑定在文化上，让生物学在决定各种亲疏远近的关系时只扮演次要的角色（如在有些部落中，孩子母亲的兄弟也被视为孩子的母亲）。
[6]
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把亲属关系定义为“人的相互性：本然地关涉着彼此存在的人们”。
[7]
在这个意义上，受亲属关系的规则所约束的性，就处于一个相互性的系统内部，并由这个系统组织起来。不止如此，就像恩里奇·波克雷斯（Enric Porqueres）和热罗姆·维尔戈（Jérôme Wilgaux）所指出的那样，“信奉基督的人们，通过阅读‘保罗书信’（Epistles of Saint Paul）以及同时期犹太人的《塔木德》（
Talmud
）而严肃地相信，夫妻二人由性爱合为‘
一体
’”。
[8]
这里的合为“一体”既是一种比喻，也是字面意义上的两个身体的结合。
前现代的基督教对性的观念将灵魂与身体的结合奉为圣事。作为圣礼的性所表达的，是人们对那个将他们彼此联结起来的文化宇宙的参与。
让性脱离亲属系统，也就是脱离大多数的内婚制规则，脱离想象男人、女人、性和宇宙共同形成一个统一体的宇宙观念，脱离认为已婚配偶的身体合为“一体”的认识，由此，“自由”或“解放”的性就创造出了一个新的内在层面，在这个层面上，人的性身体成为其本身自我指涉（self-referential）的参照点，与其他人、其他身体断开了连接。如果性曾经是一种“自然本能”，那么性身体就能成为纯粹生理学的身体，受荷尔蒙和神经末梢控制。它在科学的理性凝视下，经历了自然所经历过的同样的过程：它所具有的那些把人格性（personhood）连接到更宏大的宇宙观或关乎自我的道德概念的意义全都被清空了，身体变成了一种物质，但它同样被赋予了自身的能动性，并以实现自身的愉悦为目的，而它自身的愉悦现在被视作一种生物力量（或一种驱力），一种独立的个体所具有的属性。说得更确切一点，这种自我指涉的性身体，在消费市场和心理治疗为之提供的本真性、愉悦和自我肯定中追寻着意义。
性革命开启的第二项变革是，人一生中伴侣的数量显著改变了，性体验和性探索成为不同社会经济群体中的许多人乃至大多数人重要而独立的一个面向。历史学家巴里·雷伊（Barry Reay）这样描述道：
我们必须注意，道德和实践都会因时而变。……怀默霆（Martin King Whyte）《1984年底特律地区调查》发现，1925—1944年出生的那一批女性，（平均）约会过4—7名男性；婴儿潮一代、在1945—1964年结婚的那一批女性，约会过10—14名男性；而最年轻的一批、在1965—1984年结婚的女性，大约有12—15名潜在的婚前性伙伴。各组中婚前发生过性行为的比例，从24%（1925—1944）一直到72%（1965—1984）。但如果我们将最后一组再细分的话，这个比例就变成56%（1965—1969）、67%（1970—1974）、85%（1975—1979）和88%（1980—1984）了。 [9]
也就是说，婚前性行为越来越正当化了，并且从拥有第一位伴侣到选出固定配偶之间的时间跨度越长，人们倾向于积累性经验的可能性就越大。 [10] 这意味着人们现在认为，性就等于积累性接触、约会许多性伴侣的经验。在这个背景下，性也就变成了地位和能力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虽然在过去，贞操是社会声名和社会价值的指标，并且具有平等主义（equalitarian）的性质（在所有处女的贞操都是等价的这个意义上），但如今的“性感”“性表现”成为一个人在性领域中所处位置的标志，而性领域中的等级和地位的分布是不平等的。
性革命带来的第三大影响是，它在三种不同的文化逻辑、制度和话语——婚姻市场、情感体验和性实践——之间，从内部让浪漫邂逅分裂了。情感的、婚姻的、性的文化结构分别存在于不同的文化层面上，每一种都具有不同乃至相冲突的现象学结构和规范结构。比如说，在性市场上，一个人可以和别人发生性关系，而不认为自己有道德义务和那个人保持联系；但在情感和婚姻市场上，人们则更有可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11]
情感、婚姻、性这三条路径的自主化，意味着性本身已经变成了一个自成一体的行动领域，独立于情感交往或家庭生活。这三个不同的行动领域，虽然彼此相互关联，但仍然遵循着各自的文化逻辑，而用法国社会学家吕克·波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和劳伦·泰弗诺（Laurent Thévenot）的说法，这每一个行动领域形成了一套“行动机制”（regime of action）。
情感邂逅与性接触分裂成不同的行动机制，是性自由带来的主要影响。性自由带来的另一个巨大影响是，它让男性和女性的互动变得更加不确定了（我将在第三章进一步讨论）。虽然男女都拥抱了性革命，但这场巨变却把他们扔上了以社会学的视角来说截然不同的道路，从此用不同的方式来把控情感、婚姻和性（参见第四章、第五章）。就像人们常常说的那样，男性一般要比女性更容易将性与情感分别看待，而女性一般认为自己拥有远远超过男性的情感能力（参见第五章、第六章）。
最后，性自由的出现，要求人们先拥有自由意志，能够达成社会关系的契约式定义，并能重新界定性道德的内涵。性自由主义者盖尔·卢宾（Gayle Rubin）认为，对性来说，道德层面最大的邪恶，就是不平等和双重标准。卢宾将传统的性道德比作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认为它让某一个群体可以宣称自己占据性美德的高点，而把不具有那种美德的人贬斥到一种低等的、道德上具有威胁的地位。卢宾提出了一种性道德的替代方案：
民主的道德应当用下列标准来评判性行为：伴侣对待彼此的方式，相互关心的程度，有没有强迫性，以及性所提供的愉悦的次数与质量。无论性行为是同性恋的还是异性恋的，是一对一的还是群体的，是裸体的还是穿内衣的，是商业性的还是不要钱的，是被录像的还是没有被录像的，都不关道德的事。 [12]
卢宾对性道德的重新定义，很好地反映出人类的性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所经历的历史性变革，这个变革带来的影响所向披靡：通过引入微弱的、程序性的规范性，它把性与浪漫的阵地从也许可以形容为严密的规范性中解脱了出来。严密的规范性里包含了细节繁复的故事和规例，它们把人的行动定义成好的和坏的、道德和不道德的、纯洁和不纯洁的、可耻的和值得歌颂的、品行端正的和卑鄙下流的，从而把人类的行为与同样包含好坏善恶的文化宇宙观、宏大的集体叙事（比如原罪或性善论这样的叙事）联系在一起。反之，微弱的、程序性的道德则赋予个体选择的权利，让他们来决定个人偏好所具有的道德意涵，并且将重点聚焦在规则和程序上，以确保尊重个体的精神自主与身体自主。因此相对来说，它对每种行为的道德含量不加过问，而是根据各种行为有多尊重主体的自主性、有多尊重主体体验愉悦的能力来评价它们。虽然性很明显依然是激烈的道德、政治、社会斗争的焦点，但斗争的重心已经转移了：困扰当代人的不再是性的纯洁或罪恶的问题，而是有关性平等、性同意的问题，如强奸、堕胎、色情业、性骚扰、少女怀孕等，这样的问题变成了社会公共讨论的核心。关于前文中论及的关键产业中女性身体形象的约束问题、性骚扰问题、约会强奸的问题等，往深里说，都是关于同意的问题（女性是否能够／应该同意涉足那些贬抑她们或商品化她们的产业和实践？在性交之前，究竟一个人要把取得许可的请求说得多明白无误？）。“同意”的问题源自一种基于身体的认识论（因为身体是独立的，所以是不可侵犯的），并把关系视为一连串的接触，因为从原则上说，在每一次接触中，都必须确保同意。把同意设定为最主要的伦理话语，意味着约束性的主体间性（sexual intersubjectivity）的道德与伦理话语经历了一场深度变革，并对各种关系的进入过程产生了深刻影响——进入关系的基础开始变成主体的意志和欲望（参见第五章）。
被消费市场和互联网科技所恢复的性身体的内在性、以性经验的积累为基础的经验范畴的形成、异性恋的性接触在不同路径上的分裂、向基于同意的程序性伦理的转变——处在性解放进程当中的这四大变革，构成了异性恋关系形成的一片新的阵地。所有这些变革都让性被市场的价值、词汇和语法高度渗透，让它变成了一片自我肯定的领域，变成了男女之间斗争的阵地。
性的这些特点与变化都把性互动中的仪式属性剥离掉了，让性关系中弥漫着不确定性和消极的社会性，在这种消极的社会性中，男男女女频繁又迅速地从关系中抽身而退。在接下来的几章中，我将对让性的社会关系转变为我所谓“消极”的机制，做出更细致的分析。
[1] 参见Barbara A. Brown，Thomas I. Emerson，Gail Falk，and Ann E. Freedman，“The Equal Rights Amendment：A Constitutional Basis for Equal Rights for Women，” The Yale Law Journal 80，no. 5（1971）：871—985；Nicola Lacey，“Feminist Legal Theories and the Rights of Women，” Gender and Human Rights: Collected Courses of the Academy of European Law （ XII/2 ），ed. Karen Knop（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13—56；Diane Richardson，“Constructing Sexual Citizenship：Theorizing Sexual Rights，” Critical Social Policy 20，no. 1（2000）：105—135。
[2] 参见Ester Boserup， Woman's Rol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Routledge：Abingdon-on Thames，2007）；Derek H. C. Chen，“Gender Equa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Role for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3285（Washington，DC，2004）；Matthias Doepke，Michèle Tertilt，and Alessandra Voena，“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Women’s Rights，”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4，no. 1（2012）：339—372；Esther Duflo，“Women Empower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50，no. 4（2012）：1051—1079；Ronald F. Inglehart，“Changing Values among Western Publics from 1970 to 2006，” West European Politics 31，nos. 1—2（2008）：130—146。
[3] 参见Robert G. Dunn，“Identity，Commodification，and Consumer Culture，”in Identity and Social Change ，ed. Joseph E. Davis（New York：Routledge，2000），109—134；Yiannis Gabriel and Tim Lang， The Unmanageable Consumer （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15）；Margaret K. Hogg and Paul C. N. Michell，“Identity，Self and Consumption：A Conceptual Framework，” Journal of Marketing Management 12，no. 7（1996）：629—644；Alan Tomlinson，ed.， Consumption ， Identity and Style:Marketing ， Meanings ， and the Packaging of Pleasure （New York：Routledge，2006）。
[4] Honneth， Freedom's Right .
[5] Peter Brown，“Rome：Sex and Freedom，”review of From Shame to Sin: The Christian Transformation of Sexual Morality in Late Antiquity ，by Kyle Harper，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December 9，2013，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2013/12/19/rome-sex-freedom/ .
[6] Hauzel Kamkhenthang， The Paite: A Transborder Tribe of India and Burma （New Delhi：Mittal Publications，1988），161.
[7] Marshall Sahlins， What Kinship Is—and Is Not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3；司马少林，《亲属关系是什么，不是什么》，陈波译，商务印书馆，2018），2（中文出处第1页）。
[8] Enric Porqueres i Gené and Jérôme Wilgaux，“Incest，Embodiment，Genes and Kinship，” European Kinship in the Age of Biotechnology ，ed. Jeanette Edwards and Carles Salazar（New York，Oxford：Berghahn，2009），112—127，esp. 122，emphasis added.
[9] Martin King Whyte， Dating Mating ， and Marriage （Berlin：Aldine de Gruyter，1990），22—24，引自Barry Reay，“Promiscuous Intimacies：Rethinking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Casual Sex，”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27 ，no. 1（2014）：1—24，esp. 5。
[10] 曼宁（Manning）等（原出处第116页）认为，因为美国首次结婚时的年龄处在历史高点（男性的初婚年龄平均为27.6岁，女性为25.9岁），新一代的成年人就有更多时间来体验各种婚前的关系。1992年的一项调查了8450名14—22岁男女的研究显示，初次发生性关系时年龄越低，在过去三个月内，有两个及以上伴侣的概率就会增加，而结婚后多伴侣的概率就会降低。此外，另一项研究还发现，31.1%的21岁女性、45%的21岁男性有过六个及以上的性伴侣［John S. Santelli，Nancy D. Brener，Richard Lowry，Amita Bhatt，and Laurie S.Zabin，“Multiple Sexual Partners among US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 FamilyPlanning Perspectives 30，no. 6（1998）：271—275，esp. 271］。在劳曼（Laumann）的经典研究中，作者发现在1963年至1974年间出生的人群中，有20.9%的男性和8.2%的女性在正式婚姻之前有过至少五个性伴侣。参见Edward O.Lauman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Sexuality: Sexual Pract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208；Wendy D. Manning，Jessica A. Cohen，and Pamela J. Smock，“The Role of Romantic Partners，Family，and Peer Networks in Dating Couples Views about Cohabitation，” Journal of Adolescent Research 26，no. 1（2011）：115—149。
[11] 对正当化（justification）过程的更多讨论，参见Luc Boltanski and Laurent Thévenot， On Justifcation: Economies of Worth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
[12] Gayle Rubin， Deviations: A Gayle Rubin Reader （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2011），154（中译引自：盖尔·卢宾，“关于性的思考：性政治学激进理论的笔记”，李银河译，《女权主义理论读本》，佩吉·麦克拉肯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4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