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作为性的无意识

从20世纪初开始，视觉产业（电影和广告）就在传送着美丽性身体的图像，挑动着观看者的欲望。通过视觉文化，性变成了自我基本属性的一项可以被观看的特质。性不再是一个人的内在最秘密的部分，也不再是一种只能在心理分析师私密的咨询室里才能被释放出来的羞耻认同，而是变成了一种视觉的表演，附丽于为众人所见的消费对象之上，而不是栖身在（罪恶的）念头和欲望之中。 ^[1] 这样的性以消费品为介质（如时装或化妆品），并经由对故事和图像的消费（如在电影院中）被展演出来。性表现为一种行为的视觉体制 ^[2] ，通过各种消费品公开展示的具有性吸引力的身体图像而为人们所消费（参见第四章）。性吸引力把性层面的吸引力和消费层面的吸引力混为一体。在19世纪末出现的视觉消费领域，因其把性身份转化成了以消费品 ^[3] 为媒介的视觉表演，把性解放转化成了以一系列视觉能指、符码和风格为标志的文化实践，而在整个20世纪获得了非比寻常的文化力量与经济能量。并且，性接触越来越多地发生在休闲消费的场地，变成了一种非直接的商品，通过一系列直接的消费行为（如在酒吧、舞厅、夜店、餐厅、咖啡馆、度假区、海滩等场所中的消费行为）被人们消费着。

性还以第三种方式变成消费文化的一个元素：性在脱离了宗教的约束之后，就意味着空出了一个让性指导（sexual guidance）可以兴盛发展的市场空间。性指导市场大体上可以分为四大类产业：第一种，治疗—药物服务产业［在心理治疗、性学（sexology）和药物辅助等方面提供服务］；第二种，用于帮助或增进性表现的性玩具产业；第三种，广告与电影产业综合体，这个产业为性态度、性诱惑、性行为、性互动提供指导；第四种产业则是色情业，它以最明显的方式使用着男女裸露的性身体。所有这些产业同时为性“解放”着、塑造着、供应着新的视觉指南。对治疗师们来说，自由的性现在是身份认同和心理健康的一项指标，要通过仔细检查一个人的心理状态来精心打造。对视觉产业综合体的从业者来说，不受约束的性能帮助他们创造更多视觉内容，能通过把软色情和诱人的消费品的景观（spectacle）结合在一起，来丰富电影的情节与叙事。 ^[4] 对性玩具产业来说，要增进人们的性，只不过就是使用物品或技术设备来增强性愉悦和性表现的问题而已。而在色情产品中，性兴奋本身就是那个商品。在这些市场中，性变成了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幸福和愉悦而去消费的商品。

性与消费文化无缝衔接在一起，通过那些在诱导出性情绪（sexual mood）方面开始起重要作用的文化客体，共同化为了人们的实践。约翰·加尼翁（John Gagnon）在他对“一战”后性欲望转型的研究中，（无意中）描绘了这个景象：

这几十年同样也是欲望的全新社会形式被创造出来的时期，对年轻人来说尤是如此。独立的女孩子们露着大腿、剪着一头短发；年轻人跳着爵士，又跳起摇摆舞；两对情侣一边在车里搞着四人约会，一边听着格伦·米勒（Glenn Miller）和盖伊·隆巴多（Guy Lombardo）的音乐；还有偷偷地解开扣子、互相爱抚，禁忌又危险，却能给人带来微妙而强烈的愉悦和紧张——这些都是这一时期的发明。 ^[5]

加尼翁这里展示的性、性欲望、性解放与消费客体交织在一起，且都是由消费客体所诱导、引发出来的，这些消费客体包括裸露的腿、短发、爵士歌手、收音机、汽车等，它们都笼罩在一种情欲的氛围之中。在1968年的动荡 之后第二年举办的伍德斯托克（Woodstock）音乐节就是一个例子，说明了“酷”的、解放的文化商品，是如何与性关联在一起的。

20世纪60年代以后，市场上“固态”的、标准化的商品已近饱和，资本主义面对着要扩张边界的需求，此时，在构建情欲氛围的任务上，客体的重要性愈加突出。资本主义靠着将触角伸向人们的自我，伸向亲密生活，伸向情感，得到了扩张，而自我、亲密生活和情感全都开始变得高度商业化了。 ^[6] 沃尔夫冈·施特雷克这样论述道：

社会生活的商业化……旨在将资本主义从分水岭年月 之后出现的市场饱和这个幽灵的手中拯救出来。……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也是传统家庭和社群的权威急速失落的时期，这给市场创造了机会，来填补这个迅速扩大的真空，而当代的解放派理论家们还曾误以为那个真空会开启一个自主和解放的新时代呢。 ^[7]

经历了从福特主义消费经济向后福特主义消费经济的缓慢变迁 ，得到解放的性通过使用描绘着真实的、有趣的、“酷”的和愉悦的图像和理想，扩散到了大多数社会阶级。性作为最关键的文化价值和文化实践，把各种“真实的”解放方案与社会生活的商业化连接起来。 ^[8] “解放”变成了一个消费的细分市场，一种消费的风格。比如，美国女权主义活动家苏茜·布赖特（Susie Bright）写过一本性回忆录，讲述了她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性觉醒。讲到90年代时，她写道：“去年夏天，在木板路上，最时髦的就是穿着紧身白裤子，留着一大蓬头发（或不留头发），胸前的文身一直延伸到乳沟里面去。不是每个人都‘漂亮’，但差不多每个人都很性感。我都感受得到空气里弥漫的骚劲儿。” ^[9] 美丽不是谁都有的东西，因为它是娘胎里带来的，但性感却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因为它只关乎着装风格和身体上的印记。在媒体和广告文化，还有时尚和美妆产业无远弗届的影响下，消费欲望通过性欲望流转；反之也是如此，性欲望是固定在客体之上的（见第四章）。苏茜·布赖特在她的性宣言里还提到：

我在收音机里听到的排行榜前四十大金曲要远比一百张裸图更加性感。 摇滚乐就是性爱 ，那些我迷得不行的小说和电影也是，因为这些东西确实具有性的创造力，而它们的创作者们，在第一次冒出灵感的瞬间，那种被击中的感觉大概跟我一样。

牛仔裤、音乐、媒体上传播的图像都在性化着男男女女。所有这些客体在一种解放和自由的氛围中相互配合，发挥出了协同的效应。客体被情欲化了，而情欲又依附在消费客体上流通开来。布赖特在此展示了文化制品和消费制品与性爱和性感紧密交织的状态，二者的结合又产生出了新的性氛围与文化氛围。

性为资本主义的扩张提供了非比寻常的机会，因为性要求人们无休无止地自我打造，而且为创造性感氛围提供了无穷的可能。性是一个文化平台，通过它人们可以消费“固态”的、标准化的商品［例如胸罩、内衣、万艾可（Viagra，即伟哥），或保妥适（Botox，即肉毒毒素）］，体验类的商品（例如咖啡馆、“单身”酒吧，或裸体爱好者聚会的天体营），更加不依靠实体的商品（例如为增强性体验和性能力所给出的治疗建议），视觉商品（例如女性杂志或色情制品），还有用来诱发性感氛围的我所谓的“氛围感商品”。于是，性变成了一种多样态的消费客体，同时充斥于消费文化和私人的身份认同这两个层面之中：它是一种在媒体产业里广泛传播的展示美丽自我的图像；它是一种有求于玩具、专家建议或药品的能力；它是一种在消费场所里展演的实践；它还是某种依赖各式各样消费客体的自我打造。简而言之，性是一项消费工程，它的目标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消费实践，来实现一个人最深层次的自我和人生规划。有趣的是，并非性成了消费文化的无意识，而是消费文化成了构建性的无意识驱力。

[1] 参见Elizabeth Goren，“America’s Love Affair with Technology：The Transformation of Sexuality and the Self over the Twentieth Century，” Psychoanalytic Psychology 20，no. 3（2003）：487—508；Brian McNair， Striptease Culture: Sex ， Media and the Democratization of Desire （London：Psychology Press，2002）。

[2] 视觉体制（scopic regime），或译“观视机制”。最早是电影符号学者克里斯蒂安·麦茨（Christian Metz）在《想象的能指：精神分析与电影》（ The Imaginary Signifier: Psychoanalysis and the Cinema ）中提出的概念，后被视觉文化研究者马丁·杰伊在他的著名文章《现代性的视觉体制》（ Scopic Regimes of Modernity ）中阐发，指围绕作为现代社会主导感官的视觉而建立起来的一套文化规则，它不仅影响人的认知活动，更是作用于文化和社会实践。

[3] 参见Heather Addison，“Hollywood，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Rise of‘Body Shaping’，”in Hollywood Goes Shopping ，ed. David Desser and Garth Jowett（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0），3—33；Mike Featherstone，“The Body in Consumer Culture，” Theory ， Culture ＆ Society 1，no. 2（1982）：18—33；Valerie Steele， Fashion and Eroticism: Ideals of Feminine Beauty from the Victorian Era to the Jazz Age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Elizabeth Wilson， Adorned in Dreams: Fashion and Modernity （1985；London：IB Tauris，2003；伊丽莎白·威尔逊，《梦想的装扮：时尚与现代性》，孟雅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20）。

[4] 参见Peter Biskind， Easy Riders Raging Bulls: How the Sex-Drugs-and-Rock ’ n ’ Roll Generation Saved Hollywoo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1999）；Thomas Doherty， Pre-Code Hollywood: Sex ， Immorality ， and Insurrection in American Cinema ， 1930—193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Juliann Sivulka， Soap ， Sex ， and Cigarettes: A Cultural History of American Advertising （Boston: Cengage Learning，2011）。

[5] 引自Esteban Buch， La musique fait l’amour: Une enquête sur la bande-son de la vie sexuelle （submitted for publication），7。

[6] 参见Eva Illouz，ed.， Emotions as Commodities （London：Routledge，2018）。

[7] Wolfgang Streeck，“Citizens as Customers：Considerations on the New Politics of Consumption，” New Left Review 76（2012）：27—47，esp. 33（参考：沃尔夫冈·施特雷克，“作为顾客的公民：新消费政治学的思考”，《资本主义将如何终结》，贾拥民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第129—151页）。

[8] 参见Stuart Hall， The Hard Road to Renewal: Thatcher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Left （London: Verso，1988）。亦参见Thomas Frank， The Conquest of Cool: Business Culture ， Counterculture ， and the Rise of Hip Consumer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7）。

[9] Susie Bright， Full Exposure: Opening Up to Sexual Creativity and Erotic Expression （New York: HarperCollins，2009），52—53. X88osADlpoNGDl4Tt52e+7P1JEjcD+xsa+acHxCQfecZcvtZ4A134BSnPcd3B9Z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