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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逐渐从宗教中获得解放的过程，实则要归因于强大的经济力量和文化力量，这些力量慢慢隐蔽地改造了性的意义。最早出动改变性定义的社会力量，是在法庭上发力的。19世纪中期，把性当作私人事务，认为它不应受到公众的审视或作为惩罚的对象，这种观念已经开始流行。
“独处的权利”（the right to be alone）这个概念，就表达了这个已经深入人心的观点。“独处的权利”是美国著名律师塞缪尔·沃伦（Samuel Warren）和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在一篇题为“隐私的权利”（The Right to Privacy）的文章中提出来的：“总的目标是要保护私人生活的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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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先例非常重要，人们用它来划定私人生活的界限，让性可以在界限之内远离社群的监视或监督。“独处的权利”在当时的人那里意味着：一个人有权使自己脱离他人的注目，有权处在一个免遭审视的隐私环境中。这个早期的法律概念——免遭审视的自由——为后来保障性自由的法律观点奠定了基础，也为这样一种文化观点铺平了道路，即性是个体私人选择的特权，因此是自由的。
现代性发展的历史上，另一个重要的转变是19世纪末性科学（sexual science）
的出现。从前人们认为，女人的身体只是男人身体不完美的仿制品，是作为人类这个种属一般范本的男性身体的一种性器官内缩式的简化版。但性科学把男人和女人变成了在性与生物学的层面上本体迥异的生物。
[2]
男女之间的差别变成了生物学的差别，刻写在他们不同的性别身体（sexed body）的物质实体上，昭然可见。这也为人们带来了一个新的观点，那就是性别不仅是不同的，而且是对立的。“男人女人现在截然有别，优劣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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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性是一种生物驱力，那就意味着它是自然而然的，没有蒙染什么原罪。 [4] 而如果它是无罪的，那就很容易把性身体（sexual body）想象成纵欲享乐之体，欢愉满足之场。弗洛伊德流派的革命也进一步推动了一些人把这样的观点奉为圭臬：性作为一种愉悦原则，虽然为社会所压抑，但无时无刻不在意识的潜流中暗涌，从而把精神分析的主体送上了一条征途，去追寻解放这种被压抑的愉悦。第三种大型文化力量，即消费者休闲领域，也开始把生物学的享乐身体变成自己要攻占的对象和目标。 [5] 随着城市化的扩张和消费者休闲领域的兴起，性变成了一种娱乐，是为了快乐而不是为了生殖，在各种消费场所中探索和实现着“不被压抑”的自我。 [6]
因此，我们可以小结一下性所经历的几个重大而且相互影响的文化变迁：经由法律领域，性被私人化了，变成了个体的特权；经由生物学对身体考察的观点，性被科学化了，也因此逃离了宗教的道德；最后，通过弗洛伊德主义，也通过消费文化，性身体被改造为一种享乐的单元。性变成了大众消费文化和视觉文化的中心主题，变成了对人（男人和女人）身体的科学研究的中心主题，也变成了艺术和文学的中心主题； [7] 它重新定义了良好生活的内涵——现在，性是要从社会规范的枷锁中被解放出来的健康自我所必备的一项基本属性。 [8] 从19世纪到20世纪，这些变化不断发生着，而它们之所以能迅速在社会上波及开来，是因为它们至少一直在被各种社会文化精英实践着，甚至也许是宣扬着，哪怕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就是如此了。这些过着“声名狼藉的生活”的名人包括：演员（离婚的英格丽·褒曼）、知识分子（西蒙娜·德·波伏瓦和让—保罗·萨特）、作家（D. H.劳伦斯、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亨利·米勒、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阿那伊斯·宁等）、艺术家和先锋分子们， [9] 还有许多科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阿尔弗雷德·金赛 [10] 、威廉·马斯特斯 [11] 、弗吉尼亚·约翰逊和玛格丽特·米德 [12] ）。他们都重新定义了自由的性：一种典型的现代产物，一种自由而非罪恶的生物冲动，一种精英生活方式的迷人属性。这种全新的性的模式主要还是被电影演员、时尚模特和艺术家们，也就是那些公共关系和“美貌产业”的从业者们推动的，他们同时在休闲领域培育着消费者对性吸引力、美貌，以及对一种情色—浪漫生活的品位偏好。 [13] 通过打造身体的外观与“外形”（look），他们设立并传播了一种同时囊括时装、性和休闲商品在内的新的性规范。
整个20世纪，一个越来越明显的事实是，为了获得魅力、吸引力，获得幸福与亲密，现在该轮到每一位个体来打造自己的性了。为此，消费文化提供了最主要的文化资源。它通过好几种方式达成了这一点。
[1] Samuel D. Warren and Louis D. Brandeis，“The Right to Privacy，” Harvard Law Review 4，no. 5（December 1，1890）：5；193—220（路易斯·D.布兰代斯、塞缪尔·D.沃伦等著，《隐私权》，宦盛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2] Mary Beth Oliver and Janet Shibley Hyde，“Gender Differences in Sexuality：A Meta analy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4，no. 1（1993）：29—51；Mottier， Sexuality .
[3] Lisa Wade， American Hookup: The New Culture of Sex on Campus （New York：W. W.Norton ＆ Company，2017），57.
[4] 对这个观点的回顾，请参考Mari Jo Buhle， Feminism and Its Discontents: A Century of Struggle with Psychoanalysis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Thea Cacchioni，“The Medicalization of Sexual Deviance，Reproduction，and Functioning，”in Handbook of the Sociology of Sexualities ，ed. John DeLamater and Rebecca F. Plante（New York：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2015），435—452；Eva Illouz， Saving the Modern Soul: Therapy Emotions ， and the Culture of Self-help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8）；Janice M. Irvine， Disorders of Desire:Sexuality and Gender in Modern American Sexology （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2005）；Jeffrey Weeks， Sexuality and Its Discontents: Meanings ， Myths ， and Modern Sexualities （New York：Routledge，2002）。
[5] T.J. Jackson Lears， No Place of Grace: Antimodern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 1880—1920 （Chicago/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Lawrence Birken， Consuming Desire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8.
[6] David Allyn， Make Love ， Not War: The Sexual Revolution: An Unfettered History （London：Routledge，2016）；Attwood Feona and Clarissa Smith，“More Sex！Better Sex！Sex Is Fucking Brilliant！Sex，Sex，Sex，SEX，” Routledge Handbookof Leisure Studies ，ed. Tony Blackshaw（London：Routledge，2013），325—336。亦参见Jay A. Mancini and Dennis K. Orthner，“Recreational Sexuality Preferences among Middle-class Husbands and Wives，”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14，no. 2（1978）：96—106；Edward O. Laumann，John H. Gagnon，Robert T. Michael，and Stuart Michael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Sexuality: Sexual Pract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
[7] Charles I. Glicksberg， The Sex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American Literature （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1971）；Charles I. Glicksberg，“The Sexual Revolution and the Modern Drama，”in The Sex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English Literature （The Hague：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1973），43—70.
[8] 要参考对欧洲性革命的一个分析，见“Pleasure and Rebellion 1965 to 1980”in Dagmar Herzog， Sexuality in Europe: A Twentieth-century History ，vol. 45（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
[9] John Levi Martin，“Structuring the Sexual Revolution，” Theory and Society 25，no. 1（February 1996）：105—151.
[10] 阿尔弗雷德·金赛（Alfred Kinsey，1894—1956），美国著名的动物行为学家，印第安纳大学性研究所的创建者，其出版的两本著作《人类男性的性行为》（ 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Male ，1948）及《人类女性的性行为》（ 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Female ，1953）以“金赛性学报告”的合称闻名于世。
[11] 威廉·马斯特斯（William Masters，1915—2001），美国妇科医生和性行为学研究者。与其助手维吉尼亚·约翰逊（Virginia Johnson）著有《人类性反应》（ Human Sexual Response ，1966）等作品。其故事2013年被改编成美国电视剧《性爱大师》（ Masters of Sex ）。
[12] 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1901—1978），美国人类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其著作《萨摩亚人的成年》（ Coming of Age in Samoa ，1928）和《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 Sex and Temperament in Three Primitive Societies ，1935）等研究了人类的性与性别的文化建构。
[13] 参见Richard Dyer， Heavenly Bodies: Film Stars and Society （London：Psychology Press，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