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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的确定性（evaluative certainty）在于有能力收集有关他人的可靠信息，或知道该如何根据既有的评估标准和规范来对他人进行评估，或是两种能力的兼备。在前现代的求爱中，要达成这个任务，就只能靠从贴近自己的社会网络中来选择未来的伴侣。“伴侣要么来自同一个村、同一个镇，或者工作的时候住在同一个地方。许多夫妻在结婚之前就非常了解彼此了，而这是通过他们所属的宗教团体或共同社群而实现的。当时的许多婚姻发生于住在同一个宅子里的仆人、学徒之间。” [1] 当时，大多数人都对他们的婚配对象很了解，要么是通过村子、镇子，要么是通过对方在共同体中传播开来的声名。在这种信息收集模式下，评估既是私人行为，也是集体的行为，而声名在择偶中起了很大作用。当然，这种信息收集模式并不比现代的、更加个体化的信息收集模式更加可靠。不过，进入20世纪以后，这种模式还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1932年的一项关于住所的地域在婚姻选择中所起作用的研究，有一个相当让人吃惊的发现：在登记结婚的1万人中，有超过6000人婚前的住所与后来的配偶原先住的地方相距不到20个街区，而这当中更有超过一半的人，住得离对方只有5个街区不到。 [2] 甚至到20世纪60年代末，空间上的同类婚制（spatial homogamy）——在居住于同地域的人群中选择伴侣——仍然是在择偶时最能预测到的因素，也是收集对方信息的一个工具，因为空间上的相近极可能意味着他们共享一个同类相交的（homophilic）社会网络。也就是说，哪怕在家庭不能直接控制择偶的时候，空间上的同类婚制依然可以确保，那个配偶的选择能够在为人所知的社会网络中追溯得到。这减少了评估的不确定性，也减少了规范的不确定性。哪怕个体的喜好在择偶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当然，个体喜好确实起了作用——喜好仍然依赖于邻近的社会网络，所以反过来又巩固了评估的确定性。
[1] Richard Bulcroft，Kris Bulcroft，Karen Bradley，and Carl Simpson，“The Management and Production of Risk in Romantic Relationships：A Postmodern Paradox，” 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25，no. 1（2000）：63—92，esp. 69.
[2] James H. S. Bossard，“Residential Propinquity as a Factor in Marriage Sele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8，no. 2（1932）：219—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