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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的确定性会带来另一种确定性，我称之为存在的确定性（existential certainty），也就是一个人能感知到，他的主体性与客体性（社会）经验是契合的。存在的确定性让人能够轻易地回答这样的问题：在这个情境里，我是谁？对我来说，谁是我的他者？由此，人们也很容易回应这样的问题：在这个情境里，我应该要为这个人做些什么？在求爱的系统中，性别分野和性别差异对这个系统的可预测性至关重要。求爱所针对的客体是一位女性，她必须决定是否回应由男方发起的情感或行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求爱的结构是被性别角色的截然两分所塑造的。就像简·奥斯丁在《诺桑觉寺》（ Northanger Abbey ）里借亨利·蒂尔尼之口说的：“男人有挑选的便利，女人只有拒绝的权利。” [1] 一旦男人选定了求爱的对象，女人就得做出接受还是拒绝的决定了。再然后，求爱的过程就会沿着一条构建了情感交换、情感体验和情感沟通的路径走下去。女性是男性欲望的客体而非自己欲望的主体，这个事实是以截然两分的性别为基础的，而性别的两分反过来又实现了求爱的形式化。我们能够识别互动的意义框架，并且清楚我们在框架中的位置与角色——存在的确定性正是由此而产生的。它在阶级和性别界限非常明确且相对来说无法调和的互动中逐渐积累，从而让人产生一种“位置感”。
可以参考下面这个例子，看看一对得克萨斯州农民是怎么求爱的。1892年，戴维·费恩（David Fain）给初识的杰西·布莱索（Jessie Bledsoe）写了这样的信：
亲爱的小姐，我希望你能原谅我的失礼，居然放肆给你写这封短笺，因为我曾以为，在离开谢泼德前能有机会与你再次晤面相谈。我要跟你相谈的事情非常严肃，需要我们都认真考虑，因为这是关于婚姻的大事。 [2]
费恩还不怎么认识布莱索，却能这般迅速地把婚姻的问题摆上台面，正是因为他可以扮演男性的角色（男性是可以提出求婚的人）。在这个例子里，向她提议缔结婚姻，也是提议由她来照顾他（亡妻留下）的孩子。也就是说，求婚就等于提议一个明确的角色，让女性选择是否接受。所以，他这么迅速地提出结婚的问题，并不会有损他的男性特质或良好名声。
[1] 引自John Mullan， Courtship ， Love and Marriage in Jane Austen's Novels: Discovering Literature ， Romantics and Victorians ，British Library，May 15，2017，http：//www.bl.uk/romantics-and-victorians/articles/courtship-love-and-marriage-in-jane-austens novels（中译引自：奥斯丁，《诺桑觉寺》，金绍禹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第81页）。
[2] Marilyn Ferris Motz，“Thou Art My Last Love：The Courtship and Remarriage of a Rural Texas Couple in 1892，” The Southwestern Historical Quarterly 93，no. 4（1990）：457—474，esp. 4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