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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的确定性（normative certainty）与人们在互动中感知到的规范和价值观的清晰度有关。在一场互动当中，越容易识别（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被人们识别到）的规范，就越有力度，而那场互动也就越可被预测（例如，在第三次约会时，穿戴整齐就要比买花更可被预测）。
在完全进入20世纪以前，对妇女贞洁的保护一直都是传统求爱中最基本的准则之一。女性必须保护自己在性上的纯洁，而男性则要为任何违反性行为准则的越轨行为担负责任。 [1] 比如，哲学家亚瑟·叔本华有一个妹妹阿黛勒，她思想开通，对哥哥一向全心崇敬。可当她发现哥哥居然让他们家的管家怀孕时，她气得写道：“我觉得很恶心。”亚瑟逃跑了，但那个时期的规则和惯例要求，他必须“搞定”这个局面，而他只能（不合礼节地）求妹妹，替他给自己孩子的母亲施以金钱的援手，来代他收拾这个烂摊子。 [2]
社会经济条件较差的女性往往是社会阶层较高的男性发起性掠夺（sexual predation）的受害者（比如，在她们以女仆身份工作的宅子里，这种情况多有发生），而且发起这种行为的男性大多不会受到惩罚。但由于性行为的规范为当时的道德准则，所以男人们必须表现出尊重这些准则的样子，这就意味着，有大量不合规范的性行为，或是被遮掩了起来，或是用婚姻的承诺甚至表面的婚姻来挡过去。例如，在17世纪早期的英格兰，“大量存在的婚前性行为并不表示普通人肆无忌惮地拒绝遵守道德规范，相反，它出于一种普遍的信念：双方一旦决定彼此相许，就能跨越不合法与合法性行为之间的界限”。 [3] 就像一个人会通过弹琴、骑马、写信的能力来展示自己的修养一样，他也通过显示自己得体地尊重求爱的规则和在性上的节制，还有对行为规范的适当尊重，来展示自己的修养。数不胜数的例子可以显示，人们对合乎体统的行为规范的意识，已经内化于求爱之中了。
19世纪的约翰·米勒牧师（Rev. John Miller）和萨莉·麦克道尔（Sally McDowell）经历了一场漫长的求爱过程。在这期间，他们不得不克服许多障碍。1854年9月，此时他们还处在互通书信的最初阶段，米勒牧师在信中诉说了他对自己情感的苦苦求索：“我用最轻、最匆忙的脚步，踏进了你私人历史的圣殿。在这座圣殿中，我 诚惶诚恐，害怕做出什么品行不端之事来…… 我是出于 如此痛苦的动机才表现体面的 ，而你一直 对我那样好，认为我是主动想要举止规范的 ，认为我或许不可能会故意品行不端。”
“我真希望这就是事实，也祈求你把也许会怪我轻率不检的地方，归罪于我缺乏头脑。” [4] “痛苦的动机才表现体面”清楚地表明，这个男人宁愿让对方以为自己是傻瓜（“缺乏头脑”），也不想被她认为品行不端，缺乏尊重女性的得体举止和准则。所以，在浪漫互动中，表现出尊重社会规范的能力，对人的自我感（sense of self）来说非常重要。遵守由阶级与道德共同决定的特定行为准则，就表示他够格爱别人，也值得被爱。爱，完全浸没于规范性之中。
另一个例子：乔治·赫伯特·帕尔默（George Herbert Palmer）在追求艾丽斯·弗里曼（Alice Freeman）的时候， [5] 女方对这段求爱的过程是否合乎体统犹疑不决。于是1887年，帕尔默写了一封信，来回应她的担忧：“当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迎娶伊丽莎白·巴雷特（Elizabeth Barrett）的时候，世人看到了一对天造地设的璧人，看到了新生活的富足，所以为他们感到喜悦。而我们也可以带给彼此新的生命，比他们的还要更登对更互补。世人也会感觉得到的。我们的自豪他们也会感同身受，那会是世人对我们结为连理的认可。我对世人的慷慨充满信心，相信 他们有能力看到什么才是相配的，而不会认为我们的结合应该被批评 。” [6] 勃朗宁夫妇这对诗人爱侣选择了私奔，来抗拒女方的父亲不许她嫁给男方的禁令。而帕尔默在这里引用这段佳话，是为了安抚艾丽斯，让她相信，“世人”会对他们未来的求爱关系给予规范性的认可。这样的安抚表明，二人都深深在意世人的评判，都希望能获得世人的认可。情感是经由将外在的、规范性的社会评判内在化的过程而被体验到的（玛丽·劳里正是如此）。帕尔默并没有因为艾丽斯竟然担忧得不到社会的认可，而怀疑她究竟爱不爱他。相反，她的担忧和他的安抚恰恰证明了，他们都在试着把自己的情感锚定于他们共同知晓的社会规范之中，而正是这些规范构成了组织情感的正当途径。
[1] 参见Anthony Fletcher，“Manhood，the Male Body，Courtship and the Household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History 84，no. 275（1999）：419—436；Marie H. Loughlin， Hymeneutics: Interpreting Virginity on the Early Modern Stage （Lewisburg，PA：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Kim M. Phillips and Barry Reay， Sex before Sexuality:A Premodern History （Cambridge：Polity Press，2011）；Ulrike Strasser， State of Virginity: Gender ， Religion ， and Politics in an Early Modern Catholic State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4）。
[2] Adele Schopenhauer，引自Diethe Carol， Towards Emancipation: German Women Writer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Oxford：Berghahn Books，1998），55. Victoria Gairin depicts the episode in“Comment devient-on-misogyne，”in Le Point Hors-série 21（2016）：S. 23。
[3] Richard Godbeer， Sexual Revolution in Early America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2），3.
[4] Thomas E. Buckley，ed.“If You Love That Lady Don’t Marry Her，” The Courtship Letters of Sally McDowell and John Miller ， 1854—1856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2000，6），emphasis added.
[5] 乔治·赫伯特·帕尔默是美国学者、作家，翻译了许多经典著作，如《奥德赛》（ The Odyssey ，1884）等。艾丽斯·弗里曼是美国教育家，一生倡导女性接受大学教育，曾任卫斯理女子学院（Wellesley College）院长。
[6] 引自M. A. DeWolfe Howe，“An Academic Courtship：Letters of Alice Freeman Palmer and George Herbert Palmer，” The New England Quarterly 14，no. 1（March 1941）：153—155，emphasis add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