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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爱是一种正式的社会交往，围绕着家庭和教会施加的性限制而组织起来。在中世纪的法国，求爱是一位骑士（通常是领主的封臣）向一位贵妇小姐（有时甚至正是领主的妻子）做出的正式的仪式性行为。求爱融合了英勇无畏的男性修辞和虔诚而热情的宗教动机
[1]
（在某些形式的爱恋中，求爱的对象甚至是死去的女性，比如彼特拉克和劳拉，或但丁和贝雅特丽齐）。
欧洲的宫廷（court）建立起来之后，“courtship”这个词开始代表廷臣（courtier）在宫廷之中的行为
[2]
，而后才有了更一般的意义——带着性／浪漫的意图，与一位女性进行的仪式性互动。
[3]
文艺复兴时期以后，特别是17世纪和18世纪，法国宫廷中发展出一种关于殷勤（gallantry）的社会系统，就反映了“courtship”意义演变的过程。尼克拉斯·卢曼
把“殷勤”定义为一种“社会交往风格，既适用于欺骗和诱惑行为，也适用于真诚的求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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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勤可以是社交的纯粹表象，也可以是异性交往的美学，它有自己的准则、规范和礼节。它偶尔会避开贞洁至上的观念。作为一种审美化了的互动，殷勤不一定是为婚姻做准备，而是反映着贵族复杂的礼仪规矩，有时甚至会演变为浪荡（libertinage）。
在新教国家，资产阶级对道德的定义拥有更强的掌控。在那里，性的约束对于婚姻的意义，对于人们感知社会秩序的意义，都更加重要。
[5]
在新教国家，求爱并不是为了表现殷勤，而是更明确地与婚姻挂钩。所以，那里的男男女女在求爱的过程中展现了性的道德准则和宗教法则，以及与之相交织的，由他们的阶级所决定的情感表达的话语模式与行为模式。
在18、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求爱反映了劳伦斯·斯通
所描述的一种变化，即中产阶级与贵族中情感个人主义的兴起。
[6]
过去，求爱可以在男女双方获得女方父母的认可之后进行，这代表了家庭原则上同意婚姻并允许这对年轻人发展情感的公开表达。随着社会个性化程度的提高，求爱转变为个人用来确认和探索情感、做出结婚（或不结婚）的决定所依靠的框架。在求爱这个社会框架中，双方根据他们通常知晓的关于表达、互惠或交换的规则，进行组织化、仪式化的情感互动。求爱的结果很明确，只有答应或不答应，但开始求爱这个简单的事实表明，双方都对婚姻感兴趣，求爱也促使他们共同朝向婚姻的目标迈进。在这个意义上，求爱这个框架是为了做出决策，或者是为了确认要不要早早地开始探索以婚姻为导向的情感。
由此，我把求爱定义为一个结构性的社会框架，目的是做出决定，而这里的决定或是情感的（“我爱他吗？”），或是现实的（“我想嫁给他吗？”），或二者兼有。求爱包括一个开端、一套组织其进程的仪式化规则，还包括一个正式的结束（通常是从求爱进展到求婚，但有时也会进展到断绝联系）。因此，求爱是一种决策的文化技能，而要做出一个决定，依靠的是求爱这个社会框架所提供的各种程序——个体的内在性被固定于这套程序之中，并围绕双方共同知晓的规则而变得明确。也就是说，求爱是一种社会结构，在其中，行动者可以在增加确定性（以及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的“本体安全感”
）的社会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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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一个有风险的决定（是否成婚）。
作为一种社会形式，前现代求爱产生了确定性，这并非在于它能保证结果（虽然它确实有助于实现结果），而是在一种双重的意义上：一方面，它没有把未来变成一种问题（因为求爱的目的是被各方知晓且接受的）；另一方面，它依赖于一套明确的规则，这套规则把情感和互动组织为已知的文化路径。情感的确定性——解读自己和他人的感受，并遵循着一系列可预测的事件序列前进——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求爱是以目的论的方式围绕着婚姻这个目标组织起来的。
[1] 关于中世纪法国的恋爱、求爱、性爱，更多讨论请参考E. Jane Burns， Courtly Love Undressed: Reading through Clothes in Medieval French Culture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5）；Laurie A. Finke，“Sexuality in Medieval French Literature：‘Séparés，on est ensemble’，”in Handbook of Medieval Sexuality ，ed. Vern L. Bullough and James A. Brundage（New York/London：Taylor ＆ Francis，1996），345—368；Simon Gaunt， Love and Death in Medieval French and Occitan Courtly Literature: Martyrs to Lov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n Demand，2006）；Robert W. Hanning，“Love and Power in the Twelfth Century，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hrétien de Troyes and Marie de France，”in The Olde Daunce: Love ， Friendship ， Sex ， and Marriage in the Medieval World ，ed. Robert R. Edwards and Stephen Spector（Albany：SUNY Press，1991），87—103。
[2] 正如凯瑟琳·贝茨所论述的：“‘求爱’本身就是一种制造爱意的艺术，因为向异性表达爱意被认为是一套高度复杂的、考验战术战略的言辞程序。伴侣们被看成是两个间隔遥远的个体，而他们之间的交流表现出了难度和压力。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认为，这种情感与爱的行为的转变，是整个‘文明的进程’产生的直接结果，而它来自专制的君主靠压制臣民们自发的暴力或情感的表达，来维持自己对这些情感的垄断。个体被鼓励将自己的欲望升华为崇高的宗教情感，从而持久地将‘文明’的社会行为所提出的要求，转化为对自我的约束。”参见Catherine Bates， The Rhetoric of Courtship in Elizabeth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11。
[3] 关于求爱的历史，更多的讨论参考Catherine Bates， The Rhetoric of Courtship in Elizabeth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atherine Bates， Courtship and Courtliness （PhD diss.，University of Oxford，1989）；Ilona Bell， Elizabethan Women and the Poetry of Courtship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Ellen K. Rothman， Hands and Hearts: A History of Courtship in America （New York：Basic Books，1984）。
[4] Niklas Luhmann， Love as Passion: The Codification of Intimacy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尼克拉斯·卢曼，《作为激情的爱情：关于亲密性编码》，范劲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77（中文出处第189页）。
[5] 关于美国的新教伦理对性规管的历史趋势，请参考John D’Emilio and Estelle B.Freedman， Intimate Matters: A History of Sexuality in America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
[6] Lawrence Stone， Uncertain Unions: Marriage in England ， 1660—1753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8.
[7] Giddens，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