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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这世上有些父母会生出怪胎。有的一眼就能看出，脑袋很大或身体很小，畸形得可怕；有的生下来没有手、没有腿；有的生下来有三条手臂；有的生下来长着尾巴或是在奇怪的地方长出了嘴。他们的出生是个意外，不是任何人的错，可以前，人们总觉得这是对某些隐秘的罪恶看得见的惩罚。
既然有身体上的怪胎，那有没有精神上或心理上的怪胎呢？他们的面孔和身体可能是完美的，但既然错乱的基因和畸形的卵子能孕育出身体上的怪胎，同样的原因会不会造就畸形的灵魂呢？
与大众接受的普通标准相比，怪胎的怪异程度有大有小。如果一个孩子可能生下来只有一只手臂，那他就也可能生下来便没有善心和良知。在意外中失去手臂的人必须努力学着适应，可如果一个人生下来便没有双臂，那他的痛苦仅仅来自把他视作怪胎的人。从来没有手臂的人，不可能怀念有手臂的感觉。我们小时候会想象长出翅膀是什么感觉，可我们没有理由假设那就是鸟儿真正的感觉。不，对怪胎来说，正常才是怪异的，而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正常的。对心理上的怪胎来说，这种事一定更加隐晦，因为他没有看得见的东西跟其他人对比。对天生没有良知的人来说，备受灵魂煎熬是很荒谬的事。就像对罪犯来说，坦诚是愚蠢的。你一定不要忘了，怪胎只是种变异，对怪胎来说，正常才是畸形的。
我相信凯茜·艾姆斯生来便带着某些性情，又或者说，缺少了某些性情，这在她一生中都驱使或强迫着她。有些用来平衡的齿轮重量不对了，有些装置比例错了。她跟别人不一样，从出生起便不一样。就像瘸子学会利用自己的缺陷，可以在某些特定领域变得比正常人更有效率一样，凯茜也利用了自己的不同，在她的世界里搅起令人痛苦又无所适从的波澜。
以前，人们会说凯茜这样的姑娘是被魔鬼附了体。人们会给她施法以祛除恶灵，经过多次没有效果的尝试后，人们会为了社会的安宁，把她当作女巫烧死。人们无法原谅女巫，是因为她会蛊惑人心，让人不得安宁，甚至心生妒意。
仿佛是大自然精心布下的陷阱，凯茜从出生起便有一张天真无邪的脸。她有一头可爱的金发，榛子色的眼睛隔得比较开，下垂的上眼皮让她有种神秘的睡意。她的鼻子精致纤细，颧骨又高又宽，再往下是小小的下巴，因此整张脸是心形的。她嘴巴的形状很好看，嘴唇也很好看，但小得不太正常——在以前会被形容是樱桃小嘴。她的耳朵很小，没有耳垂，紧紧贴着脑袋，就算把头发全梳上去，也看不到耳朵的侧面。它们就像贴在头上的两块薄片。
凯茜的身形一直像个小孩，哪怕是成年后，仍身材苗条，双臂和双手都很纤细——手小小的。她的胸部一直没怎么发育。青春期之前，她的乳头是内陷的。十年级时，内陷的乳头让她疼痛难忍，妈妈只能把它们扯出来。她的身形像个小男孩，胯窄腿直，可脚踝又细又直，并不显得纤弱。她的脚很小，圆圆的、粗粗的，脚背胖得简直像小马蹄子。她是个漂亮的小孩，也长成了漂亮的女人。她的声音沙哑柔和，甜美得让人难以抗拒。可她的喉咙里一定有条钢索，因为只要她愿意，她的声音也可以像锉刀一样尖利。
还是孩子时，她就总能吸引别人的目光，那些人把视线转开，可又忍不住转回来，心里被异样的感觉困扰。她的眼里流露出什么，但再看时它便消失了。她举止安静、少言寡语，可无论她走进哪个房间，总会让每个人都把视线投向她。
她让人心神不宁，但又不至于要躲开。男人女人都想审视她，靠近她，想要找出到底是什么让她如此微妙地扰乱人心。一直以来都是如此，所以凯茜也不觉得奇怪了。
凯茜在很多方面和别的孩子不一样，可有一件事让她格外与众不同。绝大多数孩子都是厌恶不同的。他们希望自己的外表、言谈、衣着、举止跟别人一模一样。如果时下的穿衣风格是可笑的，那穿得不可笑的孩子就会悲伤痛苦。如果大家都用排骨做项链，那没戴上排骨项链的孩子就会伤心难过。这种群体的奴性往往会延伸到每一个游戏、每一种实践中，无论是社会方面的还是其他方面的。这是孩子们用来保证安全的保护色。
凯茜却完全不是这样。她从不跟从任何衣着或行为的潮流。她想穿什么就穿什么。结果，其他孩子反而常常效仿她。
随着凯茜渐渐长大，这个由孩子随意组成的群体开始有了和大人同样的感受，那就是，凯茜的确是有些与众不同的。没过多久，同一时段里跟她打交道的就只有一个人了。男孩女孩们都躲着她，仿佛她带着某种不可名状的危险。
凯茜撒谎，可她撒谎的方式跟大部分孩子不同。她的谎话不是白日梦式的幻想，她说自己想象的事时，为了让它显得更真实，会把它当作真事来讲，只是和外部的现实略有差异而已。我认为，谎言与故事的区别在于故事是利用真实的伪饰和表象，吸引听众和讲述者的兴趣。故事本身无所谓得失。但谎言是谋利或逃避的手段。我想，如果严格按照这个定义，写故事的作家——如果在经济上获利了的话，那他也是在撒谎。
凯茜的谎言从不单纯。它们的目的是逃避惩罚、劳作或责任，是获取利益。大多数撒谎的人都会出错，要么是因为他们忘记了自己说过的话，要么是因为不容置疑的真相突然摆在了谎言面前。可凯茜从不会忘记自己的谎言，她发展了一套最有效率的撒谎方法。她尽可能地贴近事实，让谁都无法确定。她还知道另外两个办法——要么在谎言中混入事实，要么把事实当作谎言讲述。如果有人指责她说谎，结果却发现她说的是实话，那这种滞后效应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保护更多的谎言。
凯茜是家里唯一的孩子，她的母亲无从对比。她以为所有的孩子都跟自己的孩子差不多。既然所有的家长都爱为孩子操心，所以她也相信，她的朋友们都面对着同样的问题。
凯茜的父亲可就不那么确定了。他在马萨诸塞州的一个镇上经营一家小皮革厂，只要努力工作，便能过上舒适的生活。艾姆斯先生接触过别人家的孩子，他感觉到凯茜和其他孩子不一样。这更像是一种感觉，而不是事实。他为女儿担忧，但又说不上来为什么。
这世上几乎每个人都有欲望和冲动，有一触即发的情绪，有如同孤岛般的自私心理，有隐藏在表面之下的渴求。大多数人要么控制它们，要么偷偷放纵。凯茜不仅知道别人内心的这些冲动，而且知道如何利用它们为自己获利。她很有可能压根就不相信人身上还有其他性情。她在某些方面有着超乎寻常的敏锐，在另一些方面却是完全盲目的。
凯茜在很小的时候就发现，性欲以及与之相伴的一切渴求、痛苦、嫉妒和禁忌是最令人烦扰的冲动。在那个时候，它比现在还要搅乱人心，因为这个话题在当时是不可说也没人说的。每个人都把这小小的恶魔藏在心里，在公开场合假装它不存在——可一旦深陷其中，他就会不知所措。凯茜发现，通过操控和利用人性的这一方面，她几乎可以控制和操纵任何人。它立马成了一种武器和威胁，让人无法抗拒。凯茜似乎从未有过这种盲目的无助，所以，她很可能压根没有这样的冲动，也鄙视有这种冲动的人。从某个角度来想，她是对的。
世间男女无时无刻不被自己的性欲戏弄，饱受折磨，深陷其中而无法自拔，若非如此，他们该多么自由！但那种自由唯一的缺点在于，没有了性欲，人便不再为人，将成为怪物。
凯茜十岁时，便知晓了性冲动的威力，开始冷静地拿它做试验。她策划好一切，预计了各种困难，并做好准备。
孩子们的性游戏一直都存在。我想，一个人，只要是正常人，都曾在树荫暗处、马槽角落、柳树下或马路涵洞里跟女孩玩过——或至少这样想象过。几乎所有的父母迟早都会面临这个问题，要是父母还记得自己的童年经历，那孩子就是幸运的。然而，在凯茜小的时候，这种情况要棘手得多。父母否认自己有过这个阶段，当发现孩子出现这种情况后，他们不免惊骇万分。
一个春天的早晨，伴随着迟来的露水，嫩绿的小草在阳光下高高立起，暖意悄悄钻进大地，黄色的蒲公英向上生长。凯茜的母亲把洗好的衣服晒在晾衣绳上。艾姆斯一家住在小镇边缘，他们的房子后面还有谷仓、马车棚、菜园和关了两匹马的围场。
艾姆斯太太记得自己看到凯茜朝谷仓走去。她叫她的名字，但没有回应，她想也许是看错了。她正打算走进屋时，听到马车棚里传来咯咯的笑声。“凯茜！”她大喊。没有回应。她心中涌起一阵不安。她在脑海中回忆刚刚那个笑声。那不是凯茜的声音。凯茜从不会咯咯地笑。
没人知道做父母的怎么会害怕，为什么会害怕。当然，很多时候，他们是毫无理由地担心。这种情况在独生子女的父母身上最为常见，因为他们总沉溺于失去孩子的噩梦中。
艾姆斯太太一动不动地站着，聆听动静。她听到轻柔的窃窃私语声，悄悄朝马车棚走去。两扇门都是关着的，从里面传来喃喃细语，可她听不出凯茜的声音。她飞快地跨出一大步，把门拉开，明亮的阳光倾泻而入。她见到眼前的一切，张大嘴巴，惊呆了。凯茜躺在地上，裙子被拉了起来，腰以下是全裸的，两个十四岁左右的男孩跪在她旁边。突如其来的光线让他们也惊呆了。凯茜吓得两眼茫然。艾姆斯太太认识这两个男孩，也认识他们的父母。
一个男孩突然跳起来，从艾姆斯太太旁边冲出去，跑过房子转角。另一个男孩无助地慢慢往后退，接着大叫一声，也朝门口冲去。艾姆斯太太揪住他的外套，可手一滑，还是让他跑了。她听到他在外面狂奔的脚步声。
艾姆斯太太想说话，可她的声音又哑又细：“起来！”
凯茜抬起头呆呆地望着她，一动不动。艾姆斯太太这才看到，凯茜两只手腕上都绑着粗粗的绳子。她尖叫着扑到地上，笨手笨脚地解开绳结。她把凯茜抱回屋，放到床上。
家庭医生给凯茜做了检查，没有找到被侵犯的证据。“你能及时赶到，真该感谢上帝。”他一遍又一遍地对艾姆斯太太这样说。
凯茜很久没有说话。医生说，她是受了惊吓。但等她从惊吓中恢复过来后，她还是不想说话。别人问她话时，她双眼圆瞪，瞳孔周围发白，同时屏住了呼吸，全身僵硬，脸颊由于憋气而涨得通红。
威廉姆斯医生参加了凯茜父母和那两个男孩父母的会面。艾姆斯先生大部分时候都保持沉默。他拿着绑过凯茜手腕的绳子，眼神充满困惑。有些事情他无法理解，可他没有提起。
艾姆斯太太从头到尾都是歇斯底里的。她当时就在现场。她目睹了一切。她是最终的权威。在她的歇斯底里中，流露出一种虐待狂的恶毒。她要复仇。她享受着自己提出的惩罚的要求。我们必须保护这个小镇、这片地区。她把整件事放在了这样的基础上。她这次是及时赶到了，谢天谢地。可下一次，她也许就不能了。别的妈妈们会怎么想？凯茜还只有十岁呢。
当时对这种事的惩罚比现在的要野蛮得多。人们衷心相信鞭子是造就美德的工具。两个男孩先是分别被鞭打，接着又一起被打，直到打得皮开肉绽。
他们的行为已足够恶劣，可他们的谎话证明，就连鞭笞也未能驱赶他们心中的恶魔。他们的辩解从一开始就很荒谬。他们说，是凯茜挑起了整件事，他们每人给了她五分钱。他们没有绑她的手。他们只说，记得她自己拿着绳子把玩。
艾姆斯太太首先发了话，洪亮的声音在全镇回荡：“他们是想说是凯茜自己绑住了自己的双手吗？一个十岁的孩子能这样？”
要是这两个男孩承认了错误，也许还能逃避部分惩罚。可他们的抵赖不仅让执鞭的两位父亲加倍毒打他们，还引来了整个社区的暴怒。在经过父母同意后，两个男孩都被送进了少管所。
“她被这件事弄得魔怔了，”艾姆斯太太对邻居们说，“要是她能开口说说，也许会好点。可我一问她——那件事好像又回来了，她会再次惊厥。”
艾姆斯一家再也没有当着她的面提过那件事。这个话题结束了。艾姆斯先生很快就忘记了萦绕心头的困惑。要是两个男孩因为自己没有做过的事被关进了少管所，那他会内疚的。
凯茜从惊恐中完全恢复后，别的男孩女孩先是远远地观察她，接着向她靠近，为她着迷。她不像十二三岁的普通女孩那样，对同龄女孩充满欣赏或喜欢。男孩们也不想冒着被朋友们嘲笑的风险，跟她一起从学校走路回家。可她对这些男孩和女孩有着一种强大的影响力。男孩单独遇到她，就会发现有一种无法理喻也无法控制的力量，将自己吸引到她身边。
她娇小甜美，说话轻声细语。她一个人走很远的路去散步，要是有哪次没碰到从小树林里突然钻出来跟她偶遇的男孩，那可是很罕见的。流言蜚语很多，但谁也不知道凯茜做了什么。就算真的发生了什么事，事后也只有含糊的传言。在那个年代，这种事本身就很不寻常，只是秘密虽多，但也没有哪一桩会一直持续下去，以至于掀起波澜。
凯茜练就了一种微笑，仅仅是一抹笑意而已。她习惯性看向侧下方，向孤独的男孩暗示，他们可以来分享她的秘密。
在凯茜父亲的心里，另一个问题烦扰着他，他把它深深压了下去，哪怕是想一下，他都觉得自己不够正派。凯茜在捡东西方面有着非比寻常的好运——黄金饰物、钱、丝绸小荷包、镶着据说是红宝石的银十字架等。她捡了很多东西，父亲在《信使》周报上刊登了十字架的失物招领广告，可没人来认领。
威廉·艾姆斯先生，凯茜的父亲，是个内敛的人。他很少说出内心的想法。他不敢将自己暴露在邻居们审视的目光下。他将疑惑的小小苗头藏在心里。他什么都不知道反而更好、更安全、更明智，也更轻松。至于凯茜的母亲，她扭曲着，被牢牢束缚在一层茧中，这层茧是由凯茜半真半假的谎言、歪曲的真相和暗示组成的，所以，即便真相摆到了她面前，她也不知道怎么看待。
与此同时，凯茜出落得越发可爱。她的皮肤细腻光洁，生着一头金发，间隔较宽的眼睛显得很谦虚，又充满希望，从小巧的嘴巴里说出的都是甜言蜜语，总能引人注意，让人着迷。她在文法学校读完八年级时，成绩相当好，父母把她送进一所规模不大的中学。在当时，女孩很少有能继续学习的。可凯茜说了，她想当老师，这让父母非常开心，对生于小康而非富贵人家的女孩来说，这是个体面的职业。女儿当老师，父母脸上也有光。
凯茜十四岁进入中学。她一直是父母的宝贝，可随着她进入代数和拉丁文的高端领域，她就像是爬上了父母无法追随的云端。他们失去了她。他们感觉到她已经进入了更高的层次。
教拉丁文的老师是个脸色苍白、性格严肃的年轻人，他在神学院考试不及格，不过所受的教育足以让他教学生们必修的语法、恺撒
和西塞罗
的课程。他是个安静的年轻人，始终心怀挫败感。他从内心深处感觉到上帝抛弃了自己，并且是有原因的。
有一段时间，大家发现詹姆斯·格鲁的心中仿佛燃起了一团火，眼中也闪耀着某种力量。从未有人见过他跟凯茜在一起，也从未有人怀疑他们的关系。
詹姆斯·格鲁长成了男子汉。他踮着脚尖走路，自己对自己唱歌。他给神学院的主任们写了一封又一封极具说服力的信，想让他们对自己另眼相看，甚至允许他重新入学。
可突然间，那火又熄灭了。原本高高挺起的肩膀沮丧地耷拉下来。他眼神焦躁，双手抽搐。有人看见他深夜还在教堂，双膝跪地，默默念着祷告。他不来学校上课，并让人捎话说他生病了，可大家都知道，他正独自行走在镇子外的山里。
一天晚上，夜深了，他敲响艾姆斯家的门。艾姆斯先生抱怨着从床上爬起来，点燃蜡烛，在睡衣外面披了件外套，走到门口。站在他面前的正是发了疯一样的詹姆斯·格鲁，他双目炯炯有神，全身剧烈颤抖着。
“我一定要来见你。”他用嘶哑的声音对艾姆斯先生说。
“现在都过了半夜十二点了。”艾姆斯先生严肃地说。
“我一定要跟你单独见面。你穿上衣服到外面来。我有话必须跟你说。”
“年轻人，我想你是醉了，要不就是病了。回家睡会儿吧。现在都过了半夜十二点了。”
“我等不了了。我有话必须跟你说。”
“那就早上去皮革厂说。”艾姆斯先生说完，当着这位摇摇晃晃的来访者的面，把门紧紧关上，然后，他站在门里聆听动静。他听到悲伤的哭号：“我等不了了。我等不了了。”接着，是缓缓走下台阶的脚步声。
艾姆斯先生用手遮住照在眼睛上的烛光，回到床上。他觉得他好像看到凯茜的房门悄无声息地关上了，可也许是跳跃的烛光让他看花了眼，因为门帘似乎也动了一下。
“到底什么事？”他一回到床边，妻子就发问了。
艾姆斯先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回答——也许是为了省点口舌吧。“是个酒鬼，”他说，“走错了。”
“真不知道这世道是怎么了。”艾姆斯太太说。
蜡烛熄灭后，艾姆斯先生躺在黑暗中，眼里还能看到烛火留下的绿色光圈，在那旋转跳动的画面中，他看到了詹姆斯·格鲁疯狂哀怨的眼睛。他过了很久很久都没有睡着。
早上，流言便传遍了小镇，经过各种添油加醋之后变得面目全非，可到了下午，整件事就得以澄清。教堂司事发现詹姆斯·格鲁四脚摊开，躺在圣坛前的地板上。他整个头顶都被打破了。他旁边放着一支霰弹枪，枪旁边是他用来扣动扳机的小棍。离他不远的地板上有一支从圣坛上拿来的烛台。三根蜡烛中有一根还在燃烧。另外两根没有点亮过。地板上有两本书，是《赞美诗》和《祷告书》，交叠放着。根据司事的推测，詹姆斯·格鲁是将枪管架在两本书上，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开枪时的后坐力让枪从书上掉了下去。
很多人记得在天亮前听到了一声枪响。詹姆斯·格鲁没有留下遗书。谁也猜不出来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艾姆斯先生的第一个冲动就是去找验尸官，把詹姆斯·格鲁半夜来访的事告诉他。可他转念一想，说了又有什么用呢？假如我知道情况，也许会不一样。可我什么也不知道啊。他觉得五脏六腑恶心难受。他一遍又一遍告诉自己，这不是我的错。我能帮上什么忙呢？我都不知道他想干什么。可他还是感到内疚和痛苦。
晚餐时，妻子说起詹姆斯自杀的事，他吃不下饭了。凯茜安静地坐着，可她平时也是这么安静。她优雅地小口吃着东西，时不时用餐巾擦擦嘴巴。
艾姆斯太太详细说起了尸体的状况和枪的事。“有件事我一直想说，”她说，“昨天晚上来敲门的酒鬼——有没有可能就是小格鲁？”
“不是。”他飞快地说。
“你确定吗？那么黑，你能看见他？”
“我有蜡烛呀，”他尖刻地说，“一点儿都不像，那人留着大胡子呢。”
“也用不着凶我吧，”她说，“我只是好奇问问。”
凯茜擦了擦嘴巴，等她把餐巾放回腿上时，她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艾姆斯太太朝女儿转过头。“你每天在学校都见到他，凯茜。他最近很伤心吗？你有没有注意到什么——”
凯茜低头看着自己的餐盘，接着抬起头。“我想他是生病了，”她说，“是的，他看起来状态挺差的。今天大家在学校都议论呢。还有人——我不记得是谁了——说格鲁老师在波士顿惹了什么麻烦。我没听到是什么麻烦。我们都很喜欢格鲁老师的。”她动作优雅地擦了擦嘴巴。
这就是凯茜的伎俩。还没等第二天过完，镇上每个人都知道詹姆斯·格鲁在波士顿惹了麻烦。没人想到是凯茜杜撰了整个故事，就连艾姆斯太太也忘了自己是从哪儿听来的了。
十六岁生日后不久，凯茜有了变化。一天早上，她没有起床去上学。妈妈走进她的房间，发现她正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快点，要迟到了。快九点了。”
“我不去。”她的语气非常平淡。
“你生病了吗？”
“没有。”
“那就快点，起床。”
“我不去。”
“你一定是生病了。你以前从不缺课的。”
“我不去上学了，”凯茜平静地说，“我再也不去上学了。”
妈妈张大嘴巴说：“你这是什么意思？”
“再也不去了。”凯茜继续盯着天花板。
“哼，那我们就看看你爸爸怎么说吧！我们费了那么多力气，花了那么多钱，还有两年你就能拿到文凭了！”说完，她又走近了温柔地问：“你该不会是想结婚了吧？”
“不是。”
“你藏的那是什么书？”
“给你！我才没有藏呢。”
“哦！是《爱丽丝梦游仙境》。你这么大了还看这种书。”
凯茜说：“我也可以变得 很小很小 ，小到你看不见我。”
“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没人能找到我。”
妈妈生气了。“别开玩笑了。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幻想小姐到底想要干什么？”
“我还不知道，”凯茜说，“我想我会离开这里。”
“哦，那你就躺着吧，幻想小姐，等你爸爸回来，他会跟你讲讲道理的。”
凯茜非常缓慢地转过头，盯着妈妈。她的眼神空洞而冰冷。突然间，艾姆斯太太害怕起自己的女儿来。她悄悄走出去，关上房门。在厨房里，她坐下来，双手紧握着放在腿上，盯着窗户外那间饱经风吹日晒的马车棚。
对她而言，女儿成了陌生人。跟大部分父母迟早都会感觉到的一样，她感觉自己正失去对女儿的控制，原本她手中用来掌控凯茜的缰绳正从指缝间溜走。可她并不知道的是，她从来就没能控制过凯茜。一直以来，都是凯茜为着自己的目的在利用她。过了一会儿，艾姆斯太太戴上帽子，去了皮革厂。她想在家以外的地方跟丈夫谈谈。
下午，凯茜没精打采地从床上起来，在镜子前捣鼓了很久。
那天傍晚，尽管艾姆斯先生极不情愿，但他还是对女儿说教了一番。他说到了她的职责、她的义务，以及她对父母天生的爱。演说快要结束时，他意识到，她压根没听。这让他火冒三丈，说起了威胁的话。他说上帝赋予他管束子女的权威，这种天生的权威是有国家支持的。此时，他终于引起了她的注意。她直视他的双眼，嘴角微微笑着，眼睛却似乎一眨不眨。最后，他不得不转开视线，这让他更加愤怒。他命令她停止胡闹。他含糊其词地威胁她，要是她不服从命令，只怕就会挨一顿鞭子了。
他带着一丝示弱的语气结束了谈话：“我希望你向我保证，明天早上你会去上学，不再胡闹了。”
她面无表情。小嘴抿成一条线。“好吧。”她说。
那天晚上，尽管艾姆斯先生毫无把握，但他还是语气肯定地对妻子说：“你看，只需要拿出一点威严就行了。也许我们对她太放纵了。可她一直是个好孩子。我想她只是忘了这家里谁是老大。稍微严格点对大家都好。”他多希望自己内心能像这番话一样自信啊。
到了早上，她已经走了。她的草编旅行箱和她最好的衣服都不见了。她的床铺得整整齐齐的。房间不带任何个人色彩——完全看不出有个女孩在这里长大，没有照片，没有纪念品，没有普通小孩成长过程中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凯茜从不玩洋娃娃。这个房间里没有任何凯茜生活过的痕迹。
艾姆斯先生自有他的聪明之处。他立马戴上圆顶礼帽，走到了火车站。车站工作人员非常确定，凯茜是坐清早的火车走的。她买了去波士顿的车票。工作人员帮艾姆斯先生给波士顿警方发去电报。艾姆斯先生买好往返车票，赶上了九点五十分开往波士顿的火车。危急关头，他做得很好。
当天晚上，艾姆斯太太坐在关着门的厨房里，脸色惨白，双手紧紧抓着桌子，想要控制自己不再颤抖。可声音还是穿过紧闭的房门清清楚楚地传到她耳边，一开始是鞭打声，接着是尖叫声。
艾姆斯先生不擅长用鞭子打人，因为他之前从没这么做过。他用赶马车的鞭子抽着凯茜的两条腿，凯茜默默站着，用冷冰冰的眼神平静地盯着他，这让他彻底失控了。头几鞭是试探性的，畏畏缩缩的，可她竟然没有哭，于是他下了狠手去抽她的侧身和肩膀。鞭子所到之处，皆留下累累伤痕。暴怒中，有很多次他都没有打到她，要不就是隔得太近，鞭子缠住了她的身体。
凯茜学得很快。她摸清了他的脾气，看穿了他，等她一明白过来，她便开始了尖叫、打滚、哭号和哀求，感觉到落在身上的鞭子立刻轻了很多，她很满意。
艾姆斯先生被她的哭叫和自己所造成的伤害吓到了。他停了手。凯茜扑到床上，呜咽啜泣。要是父亲能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她眼中并无泪水，只是脖子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太阳穴下方有两块凸起，那是她咬紧牙关的缘故。
他说：“好了，你以后还敢吗？”
“不敢了，哎呀，不敢了！原谅我吧。”凯茜说。她在床上翻了个身，避免父亲看到自己脸上的冷漠。
“看来你还记得自己是谁。也别忘了我是谁。”
凯茜的声音哽住了。她挤出一声干巴巴的抽噎。“我不会忘的。”她说。
厨房里，艾姆斯太太正用力绞着双手。丈夫把手放到她肩上。
“我也不想这样，”他说，“可我不得不这么做。我想这对她有好处。我看她好像变了。也许我们管得还不够。我们都不忍心打她。也许我们真的错了。”他很清楚，尽管是他妻子坚持要用鞭子，尽管是她强迫他去打的凯茜，可他真打以后，她却是恨他的。绝望笼罩在他心头。
看起来，凯茜还真是需要这次教训。就像艾姆斯先生说的那样，“那像是让她开了窍”。一直以来，她都很温顺，现在变得更体贴了。接下来几周的时间里，她在厨房给母亲打下手，格外主动地帮忙。她开始给母亲织毛毯，很大的一条毛毯，需要织几个月。艾姆斯太太对邻居们说：“她选的颜色太有品位了——是锈红色和黄色的。她已经织好了三个正方形。”
在父亲面前，凯茜时刻保持微笑。父亲回家时，她帮他挂好帽子，把他的椅子转向灯光的方向，方便他看书。
就连在学校，她也有了变化。她一直是个好学生，而现在，她更是开始为未来做计划了。她找校长说起教师资格考试的事，大概是想要提早一年。校长看了她的成绩，认为她很有成功考过的希望，不妨一试。校长还特地去皮革厂找艾姆斯先生商议。
“她完全没跟我们说过这件事。”艾姆斯先生骄傲地说。
“哦，那也许我不应该告诉你。希望我没有破坏她想给你们的惊喜。”
艾姆斯夫妇觉得自己如有神助，所有的问题竟都得到了解决。他们将这归于一种为人父母者才会有的潜意识里的智慧。“我这辈子从没见过谁能这样洗心革面。”艾姆斯先生说。
“可她一直就是个好孩子呀。”他妻子说，“还有，你发现她越来越漂亮了吗？哎呀，简直是个美人了。她的脸那么粉嫩。”
“我看凭她的长相，她不会教很久书的。”艾姆斯先生说。
凯茜确实是容光焕发。她忙着做准备时，嘴上总是挂着孩童般的笑容。她不慌不忙。她把地窖打扫干净，用纸堵上缝隙以免漏风。厨房门吱呀作响，她便给铰链上油，门锁很难转动，她就给锁也上了油，趁着拿出油罐，她还顺便给前门铰链上了油。她把给煤油灯加油和保持灯罩干净当作自己的责任。她发明了一个擦洗灯罩的方法，那就是把它泡在她在地下室里存放的一大罐煤油里。
“你们只有亲眼看到了才会相信的。”她的父亲说。
她的变化不仅限于在家。她忍着皮革厂难闻的气味，去厂里看望父亲。她才刚满十六岁，父亲自然把她当小孩，可她提出的关于经商的问题已经让父亲刮目相看了。
“她比我认识的有些男人还聪明，”他对工头说，“也许有一天她能管这厂子呢。”
她不仅对制革流程颇感兴趣，对商业经营也是兴致勃勃。父亲跟她解释了什么是贷款、付款、账单和工资单。他向她展示怎么开保险柜，并且很高兴看到她只试了一次就记住了密码。
“我看事情就是这样，”他对妻子说，“我们所有人心里都有点小小的邪恶。我也不想要个一点聪明劲儿都没有的孩子。依我看，这就是一种能量。要是你能控制好，它就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凯茜补好自己所有的衣服，并将各种物品归置整齐。
五月的一天，她放学回家，立刻拿起了织毛毯的针。母亲穿好衣服，正要出门。“我得去一趟圣坛协会，”她说，“是关于下周蛋糕义卖的事。我是主席。你爸爸问你能不能去一下银行，把要发工资的钱取出来，拿到皮革厂去。我跟他说了蛋糕义卖的事，我是去不成了。”
“我可以去。”凯茜说。
“他们会把钱放在袋子里，等你去拿。”艾姆斯太太说完就匆匆出门了。
凯茜迅速行动起来，毫不慌乱。她系上旧围裙，遮好身上的衣服。她在地下室里找到一个带盖子的果酱罐，把它拿到放工具的马车棚里。她从鸡窝里抓来只小母鸡，拿到砧板上砍掉了它的脑袋，把还在扭动着的鸡脖子凑到果酱罐口，接了半罐血。然后，她将颤抖中的小母鸡拿到肥料堆，深深埋了进去。回到厨房，她脱掉围裙，塞进火炉，拨动火炭，直到火苗从衣服上蹿起来。她洗了手，检查鞋子和袜子，擦掉右脚鞋尖上一个深色的小点。她看着镜子中自己的脸，那张脸明艳动人，两只眼睛闪闪发亮，嘴角向上翘起，露出孩子般的微笑。出门时，她将果酱罐子藏在厨房台阶的最下面。这时，离她母亲出门还不到十分钟。
凯茜绕过屋子，走上大街，脚步轻快得简直像在跳舞。树枝萌发新叶，几朵早发的蒲公英在草坪上开出黄色的花朵。凯茜喜气洋洋地朝小镇中心的银行走去。她是那么青春靓丽，所经之处，人们纷纷转身侧目，还想再看看她的背影。
火是在凌晨三点左右烧起来的。火苗蹿起，火光闪耀，咆哮着吞噬了一切，几乎还没等人发现，整座房子便被烧毁了。志愿者拖来水车时，早已回天乏术，只能浇浇邻居家的屋顶，避免火势蔓延。
艾姆斯家的房子像发射出去的火箭般消失了。志愿者和被大火吸引来的普通围观者四下打量火光中的面孔，想要找到艾姆斯夫妇和他们的女儿。可大家立刻发现，他们并不在这里。人们盯着巨大的火堆余烬，仿佛看到了自己和自己的孩子置身火场的情形，他们的心都揪了起来，堵到了嗓子眼。志愿者开始往火堆上浇水，像是想尽最后的努力，救出一点这家人的残骸。恐怖的流言传遍小镇，说艾姆斯全家都葬身火海了。
日出前，镇上每个人都紧紧围绕在那堆冒烟的黑炭旁。前排的人还得用手挡着扑面而来的热浪。志愿者继续浇水，让焦黑的废墟冷却下来。到了中午，验尸官终于能铺上浸过水的木板，走在上面，拿着铁锹在湿漉漉的焦炭堆里到处翻找了。艾姆斯夫妇残留的遗骸足以证实两具尸体的存在。附近邻居指出了凯茜房间的大致位置，可验尸官和拿着草耙的一众助手们翻了个遍，也没能找到一颗牙齿或一根骨头。
与此同时，志愿者队长找到了门把手和厨房门锁。他看着被烧黑的金属，很是困惑，但又不太清楚到底在困惑什么。他借来验尸官的耙子，忙活起来。他走到前门所在的位置，用耙子翻找，终于找到了一把锁，锁已扭曲变形，烧化了一半。这时，他也有了自己的一小群围观者，他们问：“你在找什么呢，乔治？”还有人问：“你找到什么了，乔治？”
最后，验尸官朝他走来。“你在想什么，乔治？”
“锁里面没有钥匙。”队长不安地说。
“也许是掉出来了。”
“怎么掉的？”
“也许是烧化了。”
“可锁没有化。”
“也许是比尔·艾姆斯把它抽出来了。”
“从里面抽出来的？”他举起自己的战利品。两边的锁闩都是伸出来的。
由于老板的房子起火，而老板显然已被烧死，所以皮革厂的员工们出于尊重，都没有去上班。他们聚集在被烧毁的房子周围，想竭尽所能地帮点忙，可无论是官方还是群众，都觉得他们颇为碍事。
直到下午，工头乔尔·罗宾逊才去了皮革厂。他发现保险柜开着，文件散落一地。小偷显然是打碎了窗玻璃进来的。
到了这时，整件事起了变化。原来，这不是一场意外。恐惧取代了激动和悲伤，而与恐惧相伴的愤怒悄悄钻进人们心里。人群开始散开。
他们不用走很远。马车棚里就有所谓的“挣扎痕迹”——破了的箱子、被打碎的马车煤油灯、灰土中刮擦的痕迹，还有地板上的稻草。要不是地板上大量的血迹，旁观者大概也不知道这些是挣扎的痕迹。
警长接管了现场。这是他的管辖区。他把大家都推着赶出了马车棚。“想把所有的线索都破坏掉吗？”他冲着他们嚷道，“你们都待在外面吧。”
他搜查了整个房间，捡起了一些东西，又在角落发现了别的东西。他走到门口，手里拿着找到的线索——一条沾了血迹的蓝色发带和一个镶着红宝石的十字架。“有人认识这些东西吗？”他问。
在一个人人都相互认识的小镇上，没人能想象杀人凶手会是身边的熟人。正因为如此，如果不是证据有着特别明显的指向，那大家都会倾向于认为凶手是外来者，是从会发生这种事的外面世界来的流浪汉。于是，警察突袭搜查了流浪汉聚集的营地，逮捕了几个无业游民，还仔细检查了旅店的住客登记簿。没人认识的人自动成了犯罪嫌疑人。别忘了，当时是五月，流民刚刚上路，温暖的天气让他们能在任何水源附近，就地铺开毛毯休息。吉卜赛人也出来了——不到五英里之外就有一整支车队。这些可怜的吉卜赛人真是不走运！
人们搜查了方圆数英里的土地，看有没有新翻动过的泥土，可能藏匿凯茜尸体的池塘也都搜过了。“她那么漂亮。”每个人都这么说，意思是他们能理解为什么有人会拐走她。最后，一个笨手笨脚、体毛茂密的蠢货终于被抓来审问了。他是接受绞刑的合适人选，因为他不仅没有不在场证明，而且也不记得他这辈子做过的任何事情了。他迟钝的脑袋能感觉到这些人问他问题是想从他身上得到些什么，而天性友善的他也尽量配合着。当一个精心设计的问题像诱饵一样被抛给他时，他开心地走进了陷阱，警察看起来很高兴，他也就高兴了。他努力取悦这些高人一等的人。他人很好。他供词的唯一问题在于，他在太多事情上都坦白得太多了。而且，需要有人不断提醒他应该做过什么。当严肃而震惊的陪审团终于决定指控他时，他非常高兴。他感觉自己终于有点成就了。
以前有、现在也有这样的人，他们成为法官是因为他们热爱法律，想要促进公平正义，这种爱就像他们对女人的爱一样强烈。在犯罪嫌疑人抗辩前主持审问的法官正是这样的人——他是那么纯真善良，足以抵消他生活中的种种罪恶。他发现犯罪嫌疑人在没有了习以为常的提示之后，给出的供词完全是一派胡言。法官向他提问，却发现他尽管努力地遵从指令，可压根就不记得自己做过什么，杀了谁，怎么杀的，以及为什么要杀。法官疲惫地叹了口气，挥手让他离开法庭，并朝警长勾了勾手指。
“听我说，迈克，”他说，“你不应该做这种事。要是那个可怜的家伙再聪明一丁点，你说不定已经让他上绞刑台了。”
“他说了是他干的。”警长很难受，因为他是个有良心的人。
“你就是让他承认是他爬上金楼梯，用保龄球割开了圣彼得的喉咙，他也会承认的。”法官说，“要多加小心啊，迈克。法律应该是用来拯救人的，而不是毁灭。”
在所有小地方发生的悲剧中，时间就像水彩画上蘸了水的笔触，让清晰的边缘变得模糊，让伤痛消失。各种颜色融合到一起，一团灰色从众多分散的线条中出现了。不到一个月，就没有绞死谁的必要了；不到两个月，几乎所有人都发现，并没有针对任何人的真凭实据。要是凯茜没有被杀，火灾和抢劫也许只是巧合。接着，大家又反应过来，没有找到凯茜的尸体，哪怕你认为她已经死了，你也无法证明。
凯茜只在身后留下了一缕余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