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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服务是指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形成及所维持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效用。它不仅给人类提供了生存所必需的食物、工农业生产的原料等，而且还是维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命支持系统，具有丰富的市场价值和非市场价值。目前，生态系统服务经过多年发展已经成为生态学、经济学、地理学等多学科领域的研究热点，国内外学者采用不同方法从国家、区域、流域等不同空间尺度对多种生态系统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展开了评估。
从不同的空间尺度上看，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的研究区域在全球、国家、区域、流域等不同空间尺度上均有涉及。如1997年，Costanza对全球多种生态系统服务进行了详细评估，极大推动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研究进展。Sutton等（2002）对全球生态系统的市场价值和非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将研究结果与各国GDP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Pattanayak（2004）评价了印度尼西亚Manggarai流域生态系统在减轻旱灾方面的经济价值。Vitor Dias（2015）研究了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湿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得出水质生态服务的价值为4290万加元。我国学者欧阳志云等结合价值量法和物质量法评估了全国陆地、森林和草地等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并提出了我国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方法框架。谢高地等以我国草地、森林、农田等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并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动态测评，评估了青藏高原、陕西、武汉等多个地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体系。对于推动生态保护和补偿机制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重新整合为九大类。
从不同的生态系统看，大多数学者将研究对象集中在森林、草地、农田、湖泊和湿地等生态系统。如Seidl（2000）应用Costanza等人的分类体系详细评估了巴西潘塔纳尔湿地次生区域Nhecolandia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Jayalath等（2021）调查了美国墨西哥湾沿岸平原和欧扎克景观保护区土地所有者对保护草地生态系统服务的支付意愿，结果显示土地所有者愿意接受的平均补偿额度为每年每英亩290.10美元。谢高地等（2001）人对我国不同草地类型的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进行了评估，得到全国草地生态系统每年的服务价值为1497.9亿美元。赵同谦等（2004）将中国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划分为13类，得出森林所提供的间接价值是直接价值的4.6倍。苏浩等（2014）将当量因子法与能值生态足迹法相结合，计算了2012年河南省耕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并构建了河南省的生态补偿标准。
从不同的研究方法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是在劳动价值理论和效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从货币价值量的角度对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价值展开定量评估，评估方法大体上可分为当量因子法和功能价值法两大类。当量因子法主要是根据各种生态系统服务的当量价值，结合生态系统覆盖面积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评估。2003年，谢高地等在Costanza提出的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框架的基础上，整合了200位专家问卷的结果后提出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的生态服务价值当量表，建立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当量因子法。该方法以单位面积农田食物生产的经济价值作为参考，通过当量因子表计算其他生态系统类型的资产价值。功能价值法是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量和功能量的单位价格得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方法，根据是否在市场流通以及市场是否有替代品又可分为直接市场价值法、替代市场价值法和模拟市场价值法。薛达元等（1999）采用费用支出法、旅行费用法和条件价值法估算了长白山地区生物多样性的国内旅游价值和国外旅游价值。辛琨（2002）使用了市场价值法、影子工程法、条件价值法和旅行费用法等7种方法对辽河三角洲盘锦地区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进行了估算，研究得出该地区的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为62.13亿元，是当地国民生产总值的1.2倍。
随着工业、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剧增，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强烈干扰导致人工生态系统面积迅速增加，而自然生态系统面积急剧减少，全球生态系统格局发生巨大变化。再加上大量的环境污染物进入生态系统，极大地超出了其环境承载力，生态系统服务结构与功能受到严重的破坏。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利用超过界限，导致生态平衡被破坏进而影响人类发展的事例层出不穷。例如位于克里特岛地区的弥诺斯文明，其持续时间为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1100年，它是欧洲地区海盗商贸文明的先祖，也是传说中被大海啸吞没的亚特兰蒂斯的原型猜想之一。弥诺斯文明擅于海上军事和贸易的特征使得他们长期需要大量木材来建造船只，木材同时也是他们最为重要的经济交易产品类型。再加上农业和畜牧业的快速发展，各种需求的累加导致其长期、大量地进行森林砍伐。当森林资源耗尽时，克里特岛不但遭受了土地退化、水土流失和山洪暴发的严重打击，还从公元前1450年左右开始持续遭受了几个世纪强烈而频繁的厄尔尼诺现象，这导致弥诺斯人不得不搬迁或关闭各项生产设施。这种自然挑战很可能就是弥诺斯文明逐渐消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最后的海啸和迈锡尼人的入侵则给了已经岌岌可危的弥诺斯文明最后一击（昀文，2013）。又如约1600年前的楼兰古国如今仅是一座被荒废在一望无际荒原之中的废墟古城，曾经它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在魏晋时期是中原王朝管理西域的最高行政与军事首脑西域长史的驻地，是中原王朝在西域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全盛时期的楼兰地势平坦、河湖密布，是植被茂密的绿洲。楼兰文明的消失，是森林的消亡和生态环境变化导致的区域性人类文明消失的又一具体例证（张星梅，2004）。
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人类征服及改造自然的能力进一步加强，人类利用机械对生态系统所提供的服务的使用规模也越来越大，干预也变得简便了起来，人类通过机械采伐森林、开发湿地、采掘矿产等资源，实质性地改变了人类使用生态系统服务的格局。人类活动急剧增加，这对生态系统造成很大影响，资源分配、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都出现了严重问题，从而降低了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影响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具有极大的直接或潜在价值，然而长期以来由于该价值并未完全地进入市场，这就容易使人们在经济活动决策过程中忽略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是构建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理论依据，是确立生态补偿标准的价值基础。生态补偿的目的是保护和可持续地利用生态系统服务。人类主要通过经济手段来调节相关者的利益关系。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来确定生态补偿标准的核心内容，是采用环境经济学方法估算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并利用估算出的价值进一步确定生态补偿标准。在具体的案例研究中，人们依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确立的补偿金额可以作为生态补偿标准的上限标准。
生态补偿的基本原则就是受益者付费，生态保护者获益，从而实现利益均衡。《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指出：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理论上，生态补偿的标准下限应为生态保护者因放弃开发利用损失的机会成本与新增的生态管理成本之和，标准上限为受益者因此获得的所有收益。实际在补偿实践中，由于人们对补偿区外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难以准确评估，而当地土地使用者的机会成本相对容易评估，因此在有限预算的约束下，补偿标准通常是设定在略高于土地使用机会成本的水平。例如，2011年8月22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农业部发布《关于完善退牧还草政策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规定：“从2011年起，不再安排饲料粮补助，在工程区内全面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对实行禁牧封育的草原，中央财政按照每亩每年补助6元的测算标准对牧民给予禁牧补助”。该《意见》主要以退牧草地的单位面积净收益（以供给服务为依据）来衡量牧民损失的机会成本，并未参考受益者获得的收益，即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中流向生态保护者的部分。在生态补偿政策制定过程中，补偿标准可通过受益者和生态保护者“讨价还价”而达成，生态保护者的谈判能力越高，所能获得的生态补偿标准越高。但由于政府实施的生态补偿项目中，生态保护者往往不具备相应的谈判能力，这种情况下建立的生态补偿标准往往违背了社会正义的原则。如果当地政府承担了一定的补偿任务，那么剩余的部分就需要区外的受益者进行补偿。因此，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既能确定生态保护者损失的机会成本，又能量化受益者的收益，可为生态补偿标准和补偿对象的确定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