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才培育：机制与路径最新章节_马杰著

第一节
劳动经济理论

劳动经济理论是研究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影响机理及其相互作用关系的经济学分支。其核心内容包括劳动力供给、劳动力需求、就业与失业、工资、人力资本投资、收入分配等方面。劳动经济学关注劳动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以及研究劳动这一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效益及相关的社会经济问题。

一、劳动经济理论发展脉络

劳动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方法涵盖了人口特征分析、劳动供给与需求、人力资本、健康与发展、收入与分配等多个方面。通过案例分析，劳动经济学展示了劳动市场的运作机制、劳动力供求关系以及劳动者的决策行为。

马克思的劳动观对劳动经济学有着深远的影响。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概念，尽管萨缪尔森等人对其进行了批判，但马克思仍认为劳动是人类获得生存意义的首要前提，并将劳动提升到人类本质的高度。

马克思通过分析劳动的异化现象，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批判，并将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劳动相联系。他指出，在资本主义体系下，资本家为了无限扩大资本和获取利润，只能雇佣劳动者，使得劳动者与其劳动产品、劳动过程以及其他劳动者产生了异化。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是在19世纪初期的资本主义发展浪潮中形成的。当时，随着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劳动过程经历了显著变化，这些变化带来了劳动者的异化问题。马克思通过对这一时期资本与劳动的历史性关系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多维异化现象。

现代劳动经济学吸纳了经典研究成果，运用了大量政策实例和案例研究方法，揭示了劳动经济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例如，奥利·阿申费尔特在劳动力市场制度结构、社会项目定量评价以及劳动供给理论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和一般规律，对于理解和分析现代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劳动价值论为正确理解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劳动价值论与时俱进，开始适应新的经济现象和研究新的问题。例如，非生产性劳动在当今经济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种变化对财富的最终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需要结合新时代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进行创新和拓展，以保持其理论的生命力和实践的指导性。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仅在国内具有重要影响，对国际经济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对劳动者现实的观察和考察，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潜藏着的不平等与剥削现象，这一理论对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全球经济政策的制定都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劳动价值论还可以用来解释和解决各种经济学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特别是那些传统政治经济学难以解决的问题。通过应用劳动价值论，可以为政府制定更加合理的经济政策提供理论支持。

在劳动力市场制度结构研究方面，奥利·阿申费尔特对劳动经济学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和理论发展，其在劳动力市场制度结构、社会项目定量评价以及劳动供给理论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他的工作涉及研究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理论，撰写工人经济学专著（尝试为劳动者和工人权益提供经济学依据）等。此外，阿申费尔特还参与编写了《劳动经济学手册》，该书涵盖了美国工资结构的变化、劳动力市场租金和劳动力市场制度等多个方面。

阿申费尔特的研究不仅限于理论层面，他还与艾伦·B．克鲁格一起发现了许多主流品牌特许经营公司要求员工遵守禁止挖人协议，这一发现揭示了劳动力市场中的实际问题。此外，他的研究还涉及内部劳动力市场理论在政府组织中的适用性，探讨了劳动力市场的长期雇佣关系、工资制度和内部晋升机制等特征。

阿申费尔特在劳动力市场制度结构研究方面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他对劳动经济学理论的深入研究、对工人经济学的贡献，以及实际应用和对政策分析方面。

二、劳动力市场的新变化再审视

劳动力市场的新变化，是当代社会经济转型和技术进步的直观反映。这些变化重塑了就业市场的格局，改变了劳动者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未来职业规划发展方向。

一是就业市场出现结构性变革。近年来，自动化、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技术的迅猛发展，催生就业市场出现结构性变革：越来越多的传统行业开始与科技融合。在新兴岗位如数据分析师、 AI工程师、用户体验设计师等不断涌现的同时，传统岗位逐渐减少甚至消失，这种“新旧更替”的劳动力市场变化特点，深刻影响着就业市场结构。

二是就业结构开始加速调整。近十年来，中国的就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第一产业就业比例急剧下降，第二产业就业比例在略有上升后逐渐下降，第三产业就业比例则显著增长。这种就业结构调整，反映了技术进步对各产业的影响程度不一。技术进步既创造了新的工作机会，又带来了技术性失业现象。举例来说，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可能导致一些低技能工作被机器替代，但同时也会创造出新的高技能职位。我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了极化现象，表现为市场格局呈现南北差异、就业岗位创造能力异质化、“时”和“空”边界不断变化、地域空间逐渐重构、城乡劳动力市场融合度提高、回旋空间扩大以及国际空间不断扩展。

三是技术进步、经济增长放缓等将影响未来5年全球就业形势。技术应用和数字化发展，可能引发劳动力市场的剧烈波动，但整体上对创造就业岗位产生积极影响。信息技术正在重塑传统产业格局，导致就业需求激烈变化。到2030年，生成式人工智能将协助美国和欧洲近三分之一的工作实现自动化。

四是职业规划越来越重要。在快速变化的就业环境中，明确职业规划显得尤为重要。展望未来，我们要了解行业发展趋势和职业需求，制定出符合兴趣和能力的职业目标，通过不断学习和实践，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和竞争力，为实现梦想做好准备。

劳动力市场的新变化不仅体现在技术进步对就业结构的影响，还包括全球就业形势的波动、产业变革对就业需求的影响、劳动力市场的极化现象以及灵活就业群体的增加等多个方面。

三、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力市场供需机制

数字经济深刻影响劳动力市场供需结构及其变化趋势。

首先，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催生大量新兴职业，带来充足就业机会。智联招聘发布的《2023雇佣关系趋势报告——新功能驱动下的新职场》指出，新制造、新能源、新消费等新兴领域释放了海量用人需求，产业变迁引领了就业新方向。数字经济通过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种路径，催生出许多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带动新就业岗位和新就业形态快速增长。

其次，数字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企业的运营方式，不仅提升了生产效率，还开创了新的市场机会和工作形式。这些变革不仅为劳动力市场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企业需要不断适应数字化变革。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高技能人才需求持续增加。沿着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变革路径，数字化人才来源虽然变得多元化，但数字化人才需求缺口依然持续扩大。根据《数字经济就业影响研究报告》相关数据，2020年中国数字化人才缺口接近1 100万人，而《产业数字人才研究与发展报告（2023）》显示，我国数字化人才缺口已上升到2 500万至3 000万人。这表明，数字化不仅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且引导现有劳动力的技能结构契合劳动力市场需求。

再次，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将重塑劳动力市场的职业结构和技能需求，促进劳动力在不同行业和地区之间流动，进而优化资源配置，缓解一些地区或行业所面临的人才短缺问题。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普及导致劳动力市场呈现两极分化趋势。一方面，高技能和高薪岗位难以匹配合适的人才；另一方面，低技能岗位被自动化技术所替代。这种分化现象进一步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结构矛盾。

最后，新兴劳动形态，如零工经济（ gig economy）和数字员工，发展了传统劳动经济学理论。传统劳动经济学理论通常假设员工与企业的雇佣关系稳定，存在长期合同关系。然而，在零工经济中，自由职业者通过互联网进行短期、灵活的工作匹配，打破了传统的雇佣关系，导致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缺乏长期稳定联系。

零工经济强调时间和空间的灵活性。自由职业者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选择工作，企业则根据需求快速匹配劳动力。自由职业者缺乏传统雇佣关系中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这种灵活就业方式使劳动者不需要固定的上班时间和地点，因此无法融入传统社会保障制度体系，背离了传统劳动经济学基本假设。数字员工通过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等技术实现自动化、智能化工作，这种新型的劳动形态突破了传统的劳动价值观念——劳动是创造物质财富的主要手段。数字员工提高工作效率、降低成本，但其劳动过程并非由人类直接控制。

零工经济和数字员工的出现使劳动力市场复杂多变。企业招聘综合更多变量如技术发展、市场需求等因素，使劳动力供需关系频繁波动且不确定，这异于传统劳动经济学理论的市场需求相对稳定性假设，因此，新兴劳动形态对传统劳动经济学理论提出了多方面的挑战。这些挑战涵盖了劳动关系的变化、劳动市场的灵活性、劳动价值的重塑、社会保障和福利问题以及劳动市场的不确定性等方面。

综上，数字化技术创造了新兴职业、派生了新兴劳动形态、改变了技能需求、加剧了市场两极分化、提高了劳动力流动性以及提升了生产率和市场机会，深刻地改变了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关系。

四、数字人才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化机理

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增加了劳动收入份额，这主要是通过提高平均工资而非显著提升劳动生产率。这种转型不仅提升了劳动者的市场价值，还改善了劳动条件和工作环境。数字化转型与劳动力之间存在互补效应，该效应经过了稳健性检验验证。

数字化转型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并非所有企业都能从中受益，一些非国企、服务业企业和高融资约束企业可能会面临劳动收入份额减少的风险。但是，在高度数字化的行业、资本密集型企业、非国有企业、市场集中度高的行业以及大型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员工工资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工资水平。研究显示，数字化进程显著降低了企业的人工成本总规模、人工成本所占份额，但通过提高生产率效应改善了企业绩效，提高了劳动报酬的整体水平。这显示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类型和行业特性的影响的差异。

数字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企业的雇佣结构。偏好雇佣高技能员工，导致整体劳动力工资水平上涨。这种趋势在高度数字化的行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市场集中度高的行业以及大型企业中尤为显著。数字化转型通过生产率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提高工资水平，进而影响企业间的收入差距。尽管数字化转型可能引发收入分配问题，但其主要作用是通过提升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来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完成数字化转型的“灯塔工厂”对周边企业产生了行业引导效应，进而推动了整个行业的工资水平的提升。

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多种机制提升了劳动者的平均工资和市场价值，尤其在高技能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中更为显著。考虑到这一现象，劳动经济学需要深入研究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分配的影响机理，探索通过政策调整来优化收入分配的路径。例如，可以通过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和创业培训等方式支持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活动，拓宽劳动者收入来源，实现更合理和公平的收入分配格局。

尽管存在一些争议，但总体而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论在理论模型中得到了支持，并在实证分析中得到了验证。

五、数字化转型与劳动力互补效应的机制

一是高技能劳动力的互补效应。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高技能劳动力参与的互补效应尤为明显。高等技能劳动力适应和利用数字技术，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

二是劳动力配置效率提升。数字化转型通过优化劳动力配置，提高了企业的运营效率。这不仅涉及对现有员工进行再培训，以提升他们的专业技能，而且还包括应用自动化和智能化技术，减少对低技能劳动力的依赖。因此高技能劳动力在企业中的作用更加凸显。

三是产业内部效应。数字化转型通过非对称地改变要素生产效率，从而影响产业内的要素收入分配。具体来说，有偏技术进步改变了资本和劳动相互替代的程度，从而影响了它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对重要性，进而影响了劳动收入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