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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区域经济规律发挥作用和区域经济与社会的一体化发展，农业的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受到国内外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
近年来，国外学者对农业发展的研究逐步深入，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概念，但已经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形式做出了相关探讨，主要有三种形式，即绿色农业、现代农业和农业发展质量的提升路径。
部分国外学者对绿色农业和生态农业做了相关研究。凯利·瓦庭顿（Kiley-Worthington M，1981）从生态农业的生产手段、生产要求等层面，阐释了生态农业的理论，并明确指出，在本质上，生态农业是杜绝添加任何人工合成制剂，只依赖农作物和自然人工的生产系统；亨克等（Verhoog Henk et al.，2003）从化学品使用、生产布局、生产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角度论述了绿色农业的概念和自然属性；帕尔维兹（Parviz， 2012）提出，要根据环境状况，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和开展特色生产，才能为发展绿色农业、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和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做出更大的贡献。
有部分学者对现代农业发展进行了分析。安多赫等（Andoh J et al.，2018）探究了特定形式的现代农业集约经营规模扩大所产生的宏观经济问题，认为过度依赖少数高产作物的现代农业会造成全球生物多样性被严重破坏；而查克拉博蒂等（Chakravorty U et al.，2016）通过研究技术创新、经济下行风险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发现在不景气年份，可以从保护生产、降低风险、技术创新三个方面提高正常年份的农业生产率。
内田雄一郎等（Uchida et al.，2004）实证分析了9个农业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农业技术水平与产品质量会影响本国农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并指出应提升农业生产技术来促进农业发展质量；而奈杰尔·基等（Key et al.，2007）研究了美国政府农业扶持政策与农业生产结构的相关性，指出政府应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以促进农业生产结构的优化调整；雷金纳德等（Reganold et al.，2016）则从生产力、经济生存能力、环境影响和社会福祉四个角度测算了有机农业的绩效，指出有机农业系统能够创造出更完善的生态服务系统，并认为应大力发展有机农业，才能产生更高的社会效益，进而提升农业发展质量。
国内学者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内涵、特征、指标体系构建、存在的问题以及发展路径等方面。
从现有文献来看，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有学者提出农业要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观点（顾益康，1985；王孟华，1992）。应转变的原因有二：一是农产品数量上的增长已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二是片面追求量产的生产模式限制了农业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石爱虎、霍学喜，1996）。因此，数量型农业应转变为以产品生产优质化、农业技术现代化、生产经营一体化和资源环境良好化为目标的质量型农业。类似地，在同一时期，为区别于过去用产量作为衡量农业发展水平的唯一依据，还出现了“三高”农业的概念，即高质量、高产量和高效益农业（戴雄武，1992；舒惠国，1992；廖时权，1992）。
（1）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蔡昉（2017）认为，有效解决农民收入增长、生产方式现代化和食品供给问题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农业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包含产业效益高、生产效率高、产品质量高、经营者素质高、经营机制高效完善、农民收入高和国际竞争力高等（韩长赋，2018；钟钰，2018）。柯炳生（2018）认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本质目标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并将其内涵概括为农业产品质量高、农业生态环境好和农业产业结构优；而谷洪波（2019）认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是一种以科技创新为增长动力，产业结构更加合理、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农民收入不断增长的，能够提供更加安全优质农产品的绿色可持续发展；陈明星（2020）提出，农业高质量发展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化一、二、三产业之间的融合，实现供需匹配、要素配置效率提升、公共服务优化以及乡村治理完善的发展；陈晨（2020）则认为除了农业发展质量的提升外，还应该考虑农业绿色发展、数字科技赋能以及产业融合等方面。从农业现代化的角度引入，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应该与农业现代化的三大体系相呼应。结合现代农业生产、经营和产业体系的发展方向，农业高质量应该表现为高品质、高效益、高效率和高素质四个方面（王静，2021）。汪晓文等（2020）则从农业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现实问题着手，提出农业高质量发展应实现农业生产结构优化、消费结构调整、质量效率提升、农民增收以及可持续，而其中的重点在于农产品质量的提高和农业生产结构的优化。
（2）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特征
夏英等（2018）提出实现绿色与发展、供给与需求、政府与市场、质与量的对立统一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特征。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以粮食安全得到保障为基础，以可持续发展方式为手段，以资源合理利用及环境保护为核心，以提高产品质量为根本，以设立合理的标准体系为指导，以对内和对外双向市场为导向（于法稳，2019），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目的，以新发展理念为原则，以增质、增效为导向（王兴国，2020），这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特征。孙江超（2019）认为农业高质量发展应体现为农业供给要满足多元化的市场需求，农产品附加值高和农业经营效益高，发展绿色高效农业，农业向可持续发展深入转型。
国内学者基于我国经济发展实际，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人口、农业发展、农村城镇化、农业支持保护力度、农业可持续发展、农业增长效率、产业结构、发展稳定性及社会福利等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熵值法、主成分分析法、层次分析法、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等方法对我国县域、各省份的农业发展质量、农业现代化、农业可持续发展以及农业高质量增长水平及时空特征进行评估，且从总体来看，我国农业发展不均衡（辛岭等，2014；韩海彬等，2017；赵丹丹等，2018；郝一帆等，2019）。
此外，国内学者还结合新时代我国农业发展实际，基于农业高质量发展包含的要素、新发展理念的视角、农业高质量发展是提升农业综合效益的原则、农业高质量发展特征的角度，从规模化生产、产业融合、绿色发展、供给端质量提升、发展效益、创新水平、结构优化、社会福利进步、产品质量、生产效率、产业绩效、经营者才能、可持续发展、收入分配、出口竞争力、农产品供给、经营主体培育、产业融合、物质装备、科技创新、发展成果、经济效益、生态环境、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农村发展水平等方面构建了多样化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并利用某一年的截面数据或者某几年的面板数据，对某一省份、某一区域或者全国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辛玲等，2019；谷洪波等，2019；黎新伍等，2020；黄修杰等，2020；周心昊，2020；郭楚月、曾福生，2021；徐光平等，2021）。此外，龚锐等（2020）采用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表示农业高质量发展，遗憾的是，他们测算时所使用的指标只涵盖了农业的投入与产出，无法体现农业除生产外的其他方面的实际发展水平。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极其丰富，涵盖范围广，需要对其进行全面的衡量，为此，大多数学者选择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来衡量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这是进行定性、定量研究的基础，同时还需要在测度基础上对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差异、影响因素和实现路径等进行研究。
农业高质量发展还存在较多问题，如产业结构升级速度缓慢、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农产品及相关产业缺乏国际竞争力、农业发展成果的分享机制不完善、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融合路径不通畅、科技支撑能力弱、土地流转交易障碍多、农业经营者整体素质不高、城乡及农村内部收入差距过大、人口与产业流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健全、企业经营困难和农民增收受限等问题（姜长云等，2017；夏显力等，2019；陈明星，2020），影响了农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进程。
目前，学者们基于我国农业发展现状与现存问题，从转换农业发展观念、完善农业公共资源配置、发展绿色农业市场、培育农业农村新产品新业态等方面提出了推进农业高质量的路径（李国祥，2017）。寇建平（2018）和宋洪远（2018）都提出，必须坚持质量第一和效益优先的原则，提高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而要实现农业的高质量发展，需遵循稳中求进的基本原则，坚持优化农业粮食结构，注重农村实体经济的发展，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强化政策保障体系；需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提高产品质量、产业效益等，在工作方法上实现由行政推动向市场引导转型；需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市场为导向调节要素流动、完善公共服务和促进产业融合为原则，坚持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农业创新，注重金融保险服务发展和财政扶持；需从推动农业标准化生产、产业融合发展、发展开放型农业产业体系以及壮大新型农业市场主体等多条路径协同发力；还需从农业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出发，促进产业融合发展，注重农业生态效益，推动农业挖掘（丁声俊，2018；韩长赋，2018；孙江超，2019；黄修杰等，2020；谢艳乐等，2020）。
在国外，关于农业一体化研究的成果颇丰。哈佛大学教授戴维斯（Davis）及其助手戈德堡（Goldberg）在1957年发表的《关于农工商一体化的概念》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农业一体化”的理念，并把从事农业综合经营的组织机构称为“农业综合企业”或“农业综合体”。而农业一体化理论可以追溯到交易成本理论出现的初期。科斯（Coase， 1937）从交易成本角度探讨了企业性质与企业边界问题。Mighell和Jones （1963）两位美国学者较早依据农业生产阶段性的特点，对农业一体化进行了定义，即农业生产会经历数个阶段，如果某个农业企业在实际生产中经历了多个生产阶段，其实质上就完成了一体化。Riordan （1985）、Zuurbier （1999）、Lieger （1999）认为农业一体化的实现形式是在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之间建立起的一种契约关系，并通过相互协调各种契约关系，对其不断调整的过程。Bylund （2011）进一步提出，农业一体化不仅仅依靠契约的建立，还需要构建不同阶段之间的长期契约关系。
随后，大量学者对农业一体化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威廉姆森（Williamson， 1975）从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的视角，对交易成本的产生以及企业内部化与治理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Purcell（1973）在对美国牛肉产业生产运营过程的研究中指出，消费者偏好等信息在一体化企业内部的传播效率远高于企业市场价格信号传导机制，因此一体化企业对市场变化的反应更加灵敏，可以更快地对产业链上的各个生产环节进行调整，并获得丰厚利润。Marion （1973）通过对俄亥俄州农业数据的分析，认为纵向一体化的农业企业可以更好地控制最终产品的质量，从而平滑市场风险。Hal （2008）则通过对巴西某农业企业个案的分析，得出纵向一体化可以提高农业企业的科研能力，增强其市场竞争力的结论。
随着对农业一体化的深入了解，不少学者对农业一体化所带来的优劣点进行了分析。从优点来看，纵向一体化农业企业可以避免市场价格波动，减少交易成本，以提高生产效率；可以更好地提高产品质量和抵抗市场风险；还具有信息优势，使企业内部的信息传导速度快；可以更好地提高产品质量和抵抗市场风险（Mighell、Jones，1963；Purcell，1973；Marion、Arthur，1973）。Eddy （2004）、Hall （2008）和Ouden （1996）在对区域内企业案例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发现纵向一体化的农业企业能够推动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发展，并且还具有更强的科研力量和竞争力。但农业一体化发展也有弊端，即农业本身特性和农产品的市场结构，使得农业一体化企业在上游生产阶段出现生产过剩时，一体化农业企业容易出现巨额亏损。
随着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也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学习发达国家的农业一体化经营方式，同时，我国学者结合我国的国情和农情，对农业一体化也展开了一定的讨论。
刘颖娴（2015）认为，实施一体化的合作社可以通过将组织的外部市场交易内部行政化的方式，来克服不确定性的影响。叶祥松（2015）认为，我国农业生产面临农业生产规模小、农业企业规模小和现有农业制度不完善等问题，而一体化不仅可以扩大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同时可以降低农业生产的经营成本，对我国农业生产具有借鉴意义。孙芳（2016）通过对比中、日家庭农场的发展状况，认为我国家庭农场需要创新规模化经营模式，并认为家庭农场纵向一体化是解决目前家庭农场污染大、成本高、风险大等问题的一种理想的并且有效的模式。韩一军（2017）认为，农业纵向一体化可以在控制成本的同时增加产品附加值，是解决我国农业效率低问题的重要手段。韩喜艳（2019）利用Foley模型证明农业企业一体化可以降低交易费用，并通过理论分析认为一体化模式可以提高农产品的流通速度并提高消费者福利。于亢亢（2020）利用上市公司二手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认为一体化可以显著影响产品质量认证，并且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越高，其影响越明显。叶敬忠（2021）在恰亚诺夫主义视角下验证了小农经济农业生产的合理性，认为小农经济农业生产方式不会消失，其未来发展方向是以家庭农场为基础的适度规模经营以及产销一体的一体化。盛楚雯（2021）深入剖析了我国渔业产业化发展的增效机制，认为一体化可以为渔业生产运营带来范围经济、规模经济、分工经济以及聚合经济效应，这些由一体化带来的经济效应是我国渔业产业化发展的重要增效机制，即通过将不同生产运营环节的经营主体组织起来，可以在信息、品牌、技术等关键生产要素共享的基础上，优化要素配置、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交易成本。
上述是我国学者将中外农业产业进行对比佐证之后的一些想法和结论。不少国内学者对农业纵向一体化产业组织案例进行了深入分析，如对我国牛羊养殖户纵向协作形式选择以及产业组织模式与运行机制（王桂霞，2008；张莹，2015），乳品产业链纵向组织模式与组织关系（侯淑霞，2008；杨伟民，2009），“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家禽产业化的经营模式和组织运行方式（孙艳华，2007；万俊毅，2008；黎荣秋、黄继发，2017），生猪养殖组织发展形式与治理机制（吴学兵，2014；傅琳琳，2016），蔬菜产业组织模式、效率与影响因素（虢佳花，2008；吕美晔，2008），茶油产业主体协作行为与纵向整合（程剑，2011；管曦，2012），中药材产业组织模式与企业组织绩效研究（丰志培，2010），丝绸产业链纵向合作关系（刘峰，2011）等进行了研究。而孙艳华（2007）、万俊毅（2008）等基于肉鸡公司案例对农业一体化组织模式选择、垂直协作关系与治理进行了探讨。此外，在农业一体化产业模式划分方面，牛若峰、夏英（1996）划分为专业化生产加工企业、农业工商企业集团、“公司＋农户”、“专业协会＋农户”四种形式；赵爱英、吕学山（1998）则将其分为市场导向型、龙头企业带动型、中介联结型三种。随后，黄祖辉、郭红东（1999）和牛若峰、夏英（2000）又将其划分为龙头企业带动型、合作经济组织带动型、中介组织带动型、主导产业带动型以及市场带动型五种组织模式。
理论方面：方晓红（2020）研究了长三角地区农业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必要性，并指出长三角农业一体化发展存在标准体系不完善、产业布局不合理、缺少统一市场和高素质人才不足等问题；洪俊（2022）在辨析了长三角农业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内涵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江苏省涉农高职教育对长三角农业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影响；刘远（2011）深入分析了现代农业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核心机制，总结了发达国家在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信息化、生态化等方面发展现代农业的主要路径，并提出了以现代农业的发展推动城乡一体化的相关策略；牟锦毅等（2022）建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基于问题导向，明晰新时代区域农业协同发展的战略选择，通过创设区域农业政策协同机制、推动农业科技创新联盟落地落实、着力夯实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区域农业人才联合培养机制，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农业朝着更高质量协同发展前进；马洌扬（2022）基于《水肥一体化技术指导意见》和《推进水肥一体化实施方案》等指导文件，认为河南要立足“一控两减三基本”的发展总目标，在全省范围内推动水肥一体化，对保障粮食安全、推动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高伟（2021）介绍了当前农产品发展领域的特点，分析了供应链一体化发展视域下农产品物流体系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基于供应链一体化的农产品物流整合模式，对农产品物流整合优化的可行路径展开了探讨。
实证方面：张峰（2021）基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及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要求，构建了农业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指数加权汇总和产业变异系数测度方法，通过对长三角与京津冀等相关区域定量对比分析得出结论，3省1市应基于问题导向，着力在农业科技创新、市场开放等方面加强协作，补齐短板，协同推进农业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打造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引领区；樊晶慧等（2022）基于UNComtrade数据库2013—2018年HS2位贸易数据，采用进口依赖系数分析中、美两国农产品对日本出口现状，发现日本对中国加工农产品依赖程度逐年上升，但在畜产品、谷物产品及动植物油脂产品方面，中国的优势小于美国，并提出了加快推进我国农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加快提升我国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加快由初级粗放型向精深加工型转变，出口产品优先序上先拉长“长板”后补齐“短板”，在国际贸易策略布局上要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建议；王欣等（2022）利用CiteSpace软件，系统梳理了知识图谱，分析了从2004年到2019年国家及省部级科学技术奖励中的农业绿色科技成果数据，提出要促进农业绿色产业技术与绿色乡村综合发展技术一体化发展，推进政策引导与市场拉动结合的农业绿色技术协同，强化区域性绿色农业技术特色，促进农业绿色技术结构优化升级。
从农业高质量发展方面来看，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内涵、存在的问题、评价指标及应对措施等方面。但总体来看，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还略显不足，表现在：①关于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研究较多，但其概念的界定角度多为问题导向型，内涵界定不够全面、清晰，缺乏对核心特征的概括与提炼。②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科学的农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且大多从省级角度出发，较少从市、县级层面进行分析，不利于根据各地区实际因地制宜提出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③农业高质量发展缺乏案例分析和具体模式的研究，在实践层面的探索有待进一步深化。
从农业一体化方面来看，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形式、特征、动因、优缺点、农业一体化发展的运行与维持、优化与治理以及农业企业构建的长期契约、稳定的合作关系，已经基本形成了稳定的理论体系。而我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产业的组织模式、组织主体行为选择、组织利益机制等方面，相关理论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需进一步加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