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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业，是现代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血脉和神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商贸流通业逐渐从社会再生产的中间环节变成中心环节（董誉文，2016；向俊峰，2017），所以在我国流通业一方面是联系生产与消费的桥梁和纽带，另一方面又是我国先导性支柱产业，在我国现代化过程中始终扮演着火车头的角色（文启湘，2007；孟雷，2013），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1.流通的定义及组成
流通，从《牛津词典》的释义来看，是信息、金钱或货物等资源要素从一个人传递到另一个人的过程。从概念内涵来看，流通由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四个部分组成。
传统流通业由流通发展而来。对于传统流通业的定义，赵萍（2007）认为流通由不断进行着的亿万次交换构成，是社会产品从生产领域进入消费领域所经过的全部客观经济过程。刘天祥（2010）认为流通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与生产、消费相分离的、专门从事交换的独立的经济活动。而更普遍的观点只是将其简单粗略地定义为商品所有者一切贸易关系的总和，这受时代的约束。而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流通业也在不断发展（张厚珂，2006），王国顺（2014）和张合振（2021）等从商贸流通业的角度入手，认为商贸流通业是组成现代服务业的重要方式，能反映一个区域内的物质发展水平和整体经济发展面貌，同时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扮演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和转换经济模式的角色，其规模与形式会影响未来商贸流通业态新格局。
就流通产业的组成而言，可以从其业务范围的角度将流通产业界定为批发和零售贸易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三大类（徐永锋、吴赟、王志增，2015）。流通现代化，整体包括流通观念的现代化、流通组织的现代化、流通经营的现代化、流通布局的现代化、流通技术的现代化以及流通制度的现代化等（李连英、李崇光，2012；涂洪波，2012）。
2.流通效率
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学者们逐渐发现流通效率可以反映流通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因此学术界逐渐把对流通业的关注重心聚焦到“效率”方面（李骏阳、余鹏，2009；丁俊发，2006），并进行了相关研究。首先，学者们对流通效率给出了相应定义，比如李辉华（2006）认为流通效率是一个衡量流通整体质量的概念，指商品在单位时间内通过流通领域所实现的价值量与流通费用之差。其次，随着流通业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学者们对于流通效率的重视程度也在提升，丁俊发（2006）、赵凯等（2009）认为将流通效率提升有助于构建现代流通体系，促进商贸流通业的结构升级和优化，加快我国流通产业结构调整。最后，学者们更进一步地对影响农产品流通效率的因素进行了相关研究。研究发现：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流通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提升作用（徐永锋等，2015；王利国、顾炜宇，2019）。同时，构建城乡双向商贸流通体系（任保平，2011；任保平、王辛欣，2011）、商贸流通服务业体系（赵凯、宋则，2009；余岭，2014）对于提高流通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流通业的进一步发展，我国现代化水平要求越来越高，对流通业研究的专业度也提出了进一步要求，农产品流通这一与民生相关的问题也逐渐成为实现产品价值、打通整体流通渠道的关键（张浩、雷有春，2015；张晓林，2015）。因此，我国2004—2022年连续19年“中央一号”文件持续关注农产品流通，相关学者也持续从各个方面对农产品流通进行研究（王钰明、燕洁、王双进，2023）。
1.农产品流通的内涵
李瑾和秦向阳（2008）从广义和狭义的角度阐释了何为农产品流通：广义的农产品流通是指在农产品流动的过程中将要经历的一系列环节进行有机整合，来满足用户需求并实现农产品价值增值的过程；而狭义的农产品流通是指农产品收购、运输、储存、销售等一系列过程。张浩、雷有春（2015）从整体框架上进行分析，认为农产品流通是所有基于“收购—批发—零售”这个基本框架的农产品流通过程。另外一些学者从农产品流通体系的角度入手，认为农产品流通体系是农产品流通各环节的流通组织和流通渠道的总称，农产品流通体系是与农产品流通相关的各个要素相互作用形成的有机整体（任博华，2008；刘依林，2017；张杰，2014）。
2.农产品流通的特征
一方面，伴随我国社会的发展，我国农产品流通呈现出鲜明的特征。中国国土面积广阔，农产品具有在各地区、各季节分散成熟的供给特征，因此我国农产品流通也具有区域异质性的特点（林海英等，2023）。同样地，因为我国各地不同发展情况，我国农村商贸流通市场（陈君，2015）和农产品流通销售策略（李胜博，2022）也在向着多元化、信息化、多业态等新形式发展。
另一方面，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人口的不断扩张，我国城镇农产品加工业呈现出“井喷式”发展态势（李永，2015；洪岚，2015），这大大促进了我国农产品流通的发展。此外，农产品流通距离不断变长、中间周转率持续提高，使得农产品流通过程中出现大量中间商，而为其提供交易场所的多级批发市场发挥着主渠道的作用（马增俊，2015；谢莉娟，2015）；同时，这也导致流通整体利润在各流通主体之间的分配不均衡，与农民相比中间商往往获取相对较高的利润（孙侠、张闯，2008）。但总体来说，我国农产品流通组织已在发生变革，基础设施也有所改善，综合管理水平有所提高（翟岁兵，2017）。
3.农产品流通的组成
对于农产品流通的组成，不同学者从不同观测视角进行了划分。刘天祥（2010）认为农产品流通涉及几个基本要素，具体包括流通的主体、流通的客体、流通的载体、流通的运行机制、流通的监控体制。王广斌、冉维龙（2005）做了更进一步的研究，将当代农产品流通主体划分为国有企业、流通组织、个体农户。此外，纪良纲（2006）从农产品流通体制方面进行研究，认为农产品流通体制主要由农产品市场建设、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以及农产品流通的宏观调控三个层面的内容组成。而陈静（2016）则从农产品流通渠道的视角将其分为渠道主体、渠道客体与渠道环境。
农产品流通实现了生产与消费的连接，对于激活农村流通、繁荣农村市场、促进农民增收，进而推动农业产业现代化转型和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程国强，2007；戴明华、王官伟、高语晗，2023）。所以我国近几年出现了大量对农产品流通的相关研究，且大多集中在农产品流通体系、农产品流通模式和渠道、农产品流通效率三个方面。
1.对农产品流通体系的研究
王家旭（2013）首先从其含义出发，认为农产品流通体系由流通主体、流通客体、流通载体、流通环境、流通模式五大类要素构成。任保平（2011）和孟雷（2013）通过构建城乡双向商贸流通体系，发现其对提高流通效率、降低流通成本、扩大内需、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贾燕（2022）提出：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是连接农业生产端和消费端的关键环节，未来应通过畅通流通渠道、改善流通环境等措施优化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而冯丹萌、许天成（2021）通过回顾农产品流通发展历程，提出了新时代背景下发展绿色农产品流通体系构想。另外一些学者通过对美国、日本和法国的农产品流通体系的研究对中国农产品流通体系给出了参考意见（许军，2010；孙本川、李松，2015）。
2.对农产品流通模式和渠道的研究
韩喜艳、高志峰、刘伟（2019）和于海龙（2020）分别提出利用农业全产业链模式和各类创新型短链模式来对农产品流通体系进行重构和优化，以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减少流通环节，从而加强农产品流通物流标准化建设。王新利、李世武（2008）提出通过渠道结构信息化、主体组织化及联盟化的思想主导农产品流通渠道模式变革，构建以“合作组织”和“第三方物流”为纽带的农产品流通渠道模式。另一方面，赵晓飞、付中麒（2012）从农产品销售渠道的内外作用力方面对农产品流通进行研究，发现农产品流通销售端受到经济、法律、文化环境和交易成本变化、渠道权力变迁等内外作用力的影响。
3.对农产品流通效率的研究
对农产品流通效率的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多，但总体来说大致可以分为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通过对文献进一步整理可以较为清晰地发现，在宏观层面我国各地区都在采取一定的措施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但是都存在一定的区域异质性。比如万凤娇等（2022）对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农产品流通效率进行测度，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农产品的流通效率在全国排名前列，且呈上升趋势。此外，相比于长江经济带，王世波等（2022）和王钰明、燕洁、王双进（2023）运用BCC模型分别对黑龙江省和河北省的农产品流通效率进行测度，结果显示两省的农产品流通效率整体不高且地区间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但更多的学者将目光聚焦于影响农产品流通效率的微观因素，运用各种DEA模型和菲尔德模型等分析模型进行研究，发现使农产品流通效率提升的因素较多：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有相关政府部门对农产品流通的支持、引导和公共服务供给（宋则、常东亮、丁宁，2010；任兴洲，2012；郭艳、王家旭、仲深，2014）；从市场的角度来说，要求市场有效发挥价格主导作用，形成良好的购物环境（陈耀庭、戴俊玉、管曦，2015；庞增荣、马李丽，2017）；从设施的角度来说，包括交通、仓储等在内的农产品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欧阳小迅、黄福华，2011；金赛美，2016；司增绰，2011）；从流通渠道来说，流通渠道的建立、完善与探究（Hameri and Palsson，2003；Subhendu，2012）；从数字经济的角度来说，数字经济与农产品流通的深度融合，驱动农产品流通向自动化、智能化和智慧化转型升级（杨海丽、向能、罗越月，2022；谢晓军，2023；丁志帆，2020；许恒、张一林、曹雨佳，2020）；从农户合作的角度来说，农户之间合作关系状态、合作组织的建立、农户好感度评价（成福伟，2016；徐振宇，2007；肖艳丽，2012）——这些都是导致农产品流通效率提升的因素。但是另一方面，也有降低农产品流通效率的因素，如：中国对外开放程度不够、农产品国际贸易率较低（陈宇峰、章武滨，2015；邢小军、周德群，2011），农产品的周转率较低、库存率较高（唐国斌、赵婉婷，2020）。
1.农产品流通现代化的内涵及定义
农产品流通整体的发展研究对于促进农业产业现代化转型和农业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戴明华、王官伟、高语晗，2023），但同时现代化又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概念，只有掌握好农产品流通现代化的内涵，才能更进一步地对其进行研究。
目前，对流通现代化内涵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流通现代化是一个适应经济发展的动态变化的过程（晏维龙，2002；宋则，2003；张得银，2008）；流通现代化是由观念、管理、技术等多个要素构成的系统（金桂英，2007；刘建凤，2008）；农产品流通业是一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流通体制（宋则、张弘，2003），且流通现代化分为前期的流通现代化与后期的流通现代化（唐国芬，2008）。另一方面，一些学者从农产品流通现代化的某些特征入手，对其内涵进行定义，如高煜、曹大勇（2011）从现代化流通业的特点出发展开研究，认为现代化流通业以流通技术现代化为基础，由流通需求差异化推动，并以流通经营模式创新为主要内容。而王广深、马安勤（2007）侧重于其现代化的营销方法和理念，认为“农产品流通现代化是指把现代技术、现代营销方法和营销理念应用到农产品流通过程中，建立一个高效、发达、顺畅的现代化农产品流通体系，以提高农产品流通速度，促进农产品流通的发展”。而夏春玉、瞿春玲、李飞（2011）结合多类现代流通业的相关文献，将学术界不同的观点进行归纳，将其较为全面地总结为状态说、动态说、综合说和现代说。
2.农产品流通现代化路径
作为国家重点关注的民生问题，农产品流通现代化一直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自2004年起，国家连续19年在“中央一号”文件针对发展我国农产品流通和保障农产品供给提出相关政策（王钰明、燕洁、王双进，2023），要求进一步完善我国农产品流通法律法规，保障我国农产品流通的基础设施建设（王利国、顾炜宇，2019），以符合我国现代化国家的战略要求。
构建农村现代流通体系，作为开拓农村市场、建设新农村与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必要条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启湘，2007）。同时，应我国高质量发展中数字化的要求，数字技术在我国农产品流通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数字技术赋能农产品流通现代化这一研究方向已激发众多学者的浓厚兴趣，他们提出了各种基于数字技术的农产品流通现代化路径。但与此同时，也有小部分学者找到了数字技术以外的其他路径。一些学者认为在互联网的赋能下，当代农产品流通业正从多方面进行数字化变革，以减少农产品流通层级（李超凡，2021），完善流通网络基础设施、降低流通成本、提高流通效率（杨海丽，2013；王小兵、康春鹏、董春岩，2018；李美羽、王成敏，2019）。另一些学者认为电子商务的发展和应用从多方面提升了农产品流通水平。一方面，利用数字技术建立商务信息平台以更高效地配置资源（胡瑜杰，2018；樊西峰，2013），进一步调节农村组织结构（李志刚，2007），开展各种经济合作形式来降低农村商品流通成本（刘芳，2008）。另一方面，电子商务进农村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农村交通运输、仓储等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张喜才，2015），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进而改善了消费结构。
近几年来，在我国高质量发展及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号召下，我国农产品流通取得长足进步，但是其具体发展水平是怎样的、是否与我国经济发展各方面匹配，都需要建立评价体系进行评估。对此，我国相关指标评价体系主要集中于农产品流通效率、农产品流通水平、农产品流通现代化三个方面。
1.农产品流通效率
李骏阳（2009）和孙剑（2011）等通过建立我国流通效率测度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我国流通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我国流通效率趋势进行了研究。此外，茹永梅（2017）和车小英（2016）利用DEA评价模型，建立相似的指标评价体系，对农产品流通供应链运行效率、差异化流通模式的农产品流通效率进行了分析。李丽、胡紫容（2019）和王世波等（2022）用Malmqusit指数分析法构建农产品流通体系，分别对京津冀农产品流通体系和黑龙江省农产品流通效率进行了动态评价。而岳一姬和肖亚成（2021）借助DEA模型与DEA窗口分析，对我国农产品整体的批发、零售环节的流通效率进行了一系列估算分析。王利国、顾炜宇（2019）和张永强、张晓飞、刘慧宇（2017），基于流通成本、流通速度、流通规模和流通效益等构建我国农产品流通效率评价指标体系。何小洲、刘丹（2018）考虑互联网时代农产品流通的新特点，加入农产品电子商务产值、信息化投入水平等指标，构建了互联网时代农产品流通效率新体系。张磊、向南、陈红华（2022）和陈宇晗（2013）分别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建立包括时间、人力资源等成本与花费等方面的评价指标体系，对各环节的流通效率进行了评价。
2.农产品流通水平
任保平（2011）和刘维芝（2016）分别从商流一体化、物流一体化和信息流一体化三个方面构建了测度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的指标体系，对中国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的水平进行了测量。对于商贸流通一体化，黄漫宇、李纪桦（2019）则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分别以商流一体化、物流一体化、信息流一体化为主体，构建了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的指标体系来测度电子商务赋能农产品流通的水平。任保平和王辛欣（2011）选取市场环境、基础设施水平等6个一级指标构建指标评价体系，对各地区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进行评价。一些学者（石忆邵、朱卫锋，2004；宗颖，2008；王永培、宣烨，2008）选取与地区流通力相关的指标，用主成分分析法等方法将产业竞争力细化，以建立商贸流通业竞争力综合评价模型，对地区间商贸流通竞争力进行评价。孙薇（2005）基于因子分析法，结合我国地区流通现状构建了地区流通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对地区流通力水平进行测度。杨增凡（2016）则通过构建供应链模式的农产品流通企业绩效评价体系，采取模糊综合评价法和专家打分法进行指标体系量化，对供应链模式下农产品流通企业进行绩效评价。
3.农产品流通现代化
李飞、刘明葳（2005）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商品流通现代化的构成要素、评价意义、评价指标、指标标准、指标权重做了系统研究，并对每一个指标的选择理由、数据采集渠道做了详细说明。涂洪波（2012）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对相关理论指标集逐一进行操作性验证，最终建立了人均农产品流通业总产值、农产品流通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等11个指标的指标体系，对农产品流通现代化进行评价。赵晓飞、田野（2014）在构建农产品流通现代化评价指标与评价标准基础上，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我国2011年省域农产品流通现代化水平进行了评价。翟春玲（2012）通过构建相关指标体系对我国2007年一般商品流通现代化水平进行了测度，发现商品流通现代化与其区域位置、总体经济实力密切相关。王伟新和祁春节（2013）通过8个层面的准则指标以及23项个体指标构建农产品流通现代化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综合评价法和熵值法，对我国农产品流通现代化发展水平进行了测算。宋则和张弘（2003）从评价流通现代化入手，设计出了包括11个系统、50个一级指标和30个二级指标的指标体系框架，从各个角度和层次来评价我国流通现代化发展的整体水平，并利用其中一部分指标对中外流通现代化水平进行了实证研究，该研究也在领域内受到学者们的重视。